十二五定调二次转型

　　要通过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并大力提升内需

　　《财经》特约作者 王毕强

　　2010年是第十一个五年发展规划(下称“十一五”)实施的收官之年，亦是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2011年－2015年，下称“十二五”)紧锣密鼓制定之年。

　　国家发改委分管“十二五”规划起草工作的副主任徐宪平对记者表示，目前正在加紧起草制定“十二五”规划。一些地方发改委参与“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官员介绍，国家发改委此前曾数次召集地方发改委研讨编制中央和地方“十二五”规划，并为“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初步定调。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表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较快的增长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王一鸣主持或参与了多个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研究课题。

　　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将要失去，加之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革，这些因素都迫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迎来改革开放30年后的第二次转型。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发生转变”，主持或参与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各课题组的多位官员和学者对此观点一致。

　　如何二次转型

　　“中国‘十二五’时期发展是在‘十一五’时期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十一五’发展的延续，‘十一五’发展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十二五’的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京文主持了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中国“十二五”时期发展方向、主要任务及政策取向》的课题研究。

　　李京文表示，要想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就要先对“十一五”规划的执行情况作出科学的总结。

　　承担发改委“十二五”规划《“十一五”后期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研究》课题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表示，从实施情况看，“十一五”规划在经济增长方面进展顺利，但经济结构指标不够理想。

　　刘伟在课题报告中预计，“十一五”规划所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将能超额完成，期间年均和人均GDP增长率将分别达到10.1%和9.6%，分别比预期目标高出2.6%和3%。

　　但与此同时，在“十一五”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产业结构、投资和消费结构、内需和外需结构的失衡。因此，应该在“十一五”后期和“十二五”时期加以逐步改善。

　　“事实上，中国经济调整要早于金融危机的冲击。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逐季下降，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增速大幅回调有内生的结构性因素，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既有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王一鸣说。

　　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务院“十二五”规划研究课题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则进一步表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中低增长的时代总会来到。

　　刘世锦表示，中国是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即当增速保持在10%以上的时候，大部分企业的盈利情况会很好；当经济增速保持在8%到9%时，大部分企业是可以盈利的；但是当经济增速低于7%时，多数企业就是亏损的。而在发达经济体中，大部分企业即便是在3%以下的经济增长率下，仍然可以盈利。

　　参与“十二五”规划课题的学者们认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模式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推进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从而为中国经济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学者们表示，中国经济将由此迎来第二次转型，即通过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并大力提升内需，为中国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

　　相较于过去30年间以引入市场机制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转型，二次转型的任务要更加艰巨。

　　抛弃GDP偏执

　　经济指标一直是观察中国国民经济五年规划最直观的窗口。

　　刘伟在上述课题报告中指出，与以往的各个五年计划或规划相比，“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大进步在于对更多的指标进行了量化，“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仅仅关注GDP的增长，也注重其他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在“十二五”规划中，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量化指标体系还应该继续完善。

　　刘伟认为，从方法上看，首先应该适当地增加量化指标；其次在指标的选择上应该注意经济和社会指标的代表性、关联性和可操作性；第三要加强政府、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应该在每年的统计公报和年鉴上用专门的章节加以公布，而不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知情。

　　综合几个课题来看，学者们对“十二五”期间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看法基本一致。

　　李京文在课题报告中预计，中国“十二五”期间GDP年均增长率将达到8%左右，“十二五”期末GDP总量将超过42万亿元，人均GDP将超过3000美元约合439.5元，中国将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将分别下降到10%和45%左右，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会上升到45%左右。

　　刘伟在其课题报告中建议，年均经济增长率定在7.5%较为合适，在实际执行即确定每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时，可以略有提高，以8%左右为宜。消费价格指数每年的涨幅应控制在2%－4%，年均增长3%左右；在国家收支基本平衡的条件下，商品进出口(主要是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应该和经济增长大体一致。

　　王一鸣则预计，在外部需求难以成为经济提速的主要动力、增加的内部需求难以完全抵补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速将有可能回落到8%左右的增长速度，而且经济增长将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

　　“从目前情况看，GDP增长目标已经实现，不宜再把GDP增长目标列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也不宜再提‘保八’等政策口号，更不宜将GDP增长目标作为地方政策的目标和干部考核的惟一依据。”李京文认为，长久以来政府对于GDP的片面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对于“十二五”规划中结构调整的主要指标设置，刘伟认为，首先要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投资消费结构的调整，可以把服务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提高的幅度增加到4个百分点。这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十一五”期间结构调整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

　　刘伟特别指出，可以以支出法GDP为依据，规定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至少应该要求在最终需求中，最终消费所占的比重不再下降。

　　至于近两年越来越被国际社会重视的绿色经济指标，李京文表示，到“十二五”期末，煤炭总产量将达到33亿吨以上，石油2亿吨以上，天然气16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100亿立方米。

　　李京文建议，“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耗应再提高10%，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0%。在政策上，应强化重点行业环保与节能减排政策，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一步提高行业环保准入制度，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环保节能技术进步。建立宏观重大决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公共参与制度。

　　改革战略选择

　　对于实现“十二五”规划指标的战略选择，徐宪平给出了一个大方向，即“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努力扩大内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改善民生，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解决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王一鸣认为，该战略需辅之以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改革。

　　在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王一鸣建议，应注重就业与居民收入的改善。在“十二五”期间，可以考虑适度增加新增就业规模。同时，应考虑将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进一步提高，如提高到6%，应该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使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略高于城镇居民。

　　王一鸣表示，应完善职工薪酬制度，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类扣除制度，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提高居民财产新收入，完善财产性收入税收制度。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和政府红利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

　　在财税制度改革方面，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认为，“十二五”期间是推动财政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由于外需不振，一些地区的一般财政收入和“土地财政”收入都出现减少，甚至发生困难，应加快增值税转型，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还要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使财政预算更加公开透明。

　　王一鸣则建议，应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范围，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应明确中央和地方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管理责权，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金融、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

　　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改革方面，李京文表示，应以建立现在产权制度为契机，继续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载体，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根治国有股“一股独大”，努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以探索“党管企业干部”新形势为突破口，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推进企业经营管理者职业化；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重点，实现政企分开，切实减轻国有企业背负的社会负担。

　　王一鸣建议，应加快推进铁路、电力、市政公用事业(2299.868,-11.35,-0.49%)等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门槛，清理、取消各种限制性、歧视性规定。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与此同时，积极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大力发展为民间投资服务的中小型金融机构，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地方性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加快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继续提高金融市场的民营化程度，加快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

　　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方面，王一鸣认为，应在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价格水平较低的有利时机，继续推进天然气、电力、供水和污水处理价格改革。

　　王一鸣建议，研究建立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推行市场化的资源节约新机制，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有利于节能减排的资源环境税收制度。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转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王一鸣表示，由于工业化尚未完成，城市化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仍需要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大的投资规模和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这就要求战略选择上，既要体现经济转型的要求，也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