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 谁是幕后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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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之死：血衣残片入葬 谁是幕后元凶

雪灯笼

　　墓座上的波澜

　　老舍一周年忌日时，太平湖畔出现一截小碑，上刻“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辞世处”，署“许林邨敬立”。许林邨是一位画家，住在距太平湖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后来他回忆道，由于老街坊们暗中保护，“文革”中他未因此闯祸。刻碑时，“每天深夜干。背着家里人，更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不敢出大响动”。

　　1967年8月24日凌晨，许林邨扛着碑来到太平湖畔，与一位朋友将它立下，然后默哀，“只当是给老舍先生开了个有两个人出席的追悼会”。

　　老舍之友、日本作家井上靖1970年写了一篇题为《壶》的文章怀念老舍，说他终于领悟了老舍曾讲给他们听的中国人宁肯把价值连城的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给富人去保存的故事。日本作家开高健以老舍之死为题材写了一篇题为《玉碎》的小说，获1979年川端康成奖。

　　1970年，地铁要修车辆段，北京西北城墙外的太平湖就势被城墙的灰土填平。在“文革”中，许多人步老舍后尘，投太平湖自尽。

　　一次舒乙和冰心聊天，冰心说:“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舒乙问:“您怎么知道？”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一位作家的命运，与他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相连，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舒乙在父亲逝世2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文章:“由老舍先生投湖自尽时算起，整整20年过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澜，竟会越来越大，至今，只见那波澜还在一圈一圈地扩展，君不见描写老舍之死的作品最近不是又出了好几部吗？这——由一个人的死所引发的延绵不断的愈演愈烈的波澜，说明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确是永不停息的。”

　　舒乙就把这一圈圈波澜刻在了父亲的墓座上。去年3月6日在荷兰上演的歌剧《太平湖的记忆》，是这波澜中的一环，剧作家曾力与傅光明联手，与旅法作曲家许舒亚合作，将“老舍之死”搬上欧洲舞台。荷兰歌唱家以中文完成演出，观众被剧中情节感动落泪。

　　关于老舍之死，舒乙说：浩然在说谎

　　《天津日报》刊登了宋安娜等三人对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的访谈录——《关于老舍之死》。说是“文革”初期担任北京文联革委会主任的浩然如是说:“老舍夫人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后，反应冷淡，说死了就死了呗！”

　　舒乙说:浩然在说谎！实际上是浩然心里有鬼！想掩饰他个人的责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红卫兵的摧残和侮辱，当晚是我母亲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家的，为他脱下了血迹斑斑的上衣。投湖辞世，事也是母亲和我操办的。老舍失踪，母亲让我去找周总理。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父亲的血衣穿在里面，连夜赶到国务院，一位接待我的军官看了血衣。回家后，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着急，将派人尽力寻找先生。家属对先生焦急的程度，绝不像浩然所讲的那样。另外，浩然还提到草明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得了美金。于是导致了红卫兵对老舍的迫害。当时年轻的中学生，以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肮脏钱；他们哪里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难道要拿蒋介石的坑害了几亿中国人的该死的金元券吗？那时还没有人民币呢。

　　舒乙认为对老舍之死，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忏悔。作为革委会主任，浩然的责任，他怎么一点儿也不谈？反说家属麻木；我们要控诉他，甚至要起诉他！他用造谣的方式，无耻地攻击95岁的老舍夫人。作为家属，我们很宽容，我现在原谅草明，她已经老了。但浩然和浩然们(这个复数词——“们”，舒乙用得好，真切而传神)，没有任何自谴的能力，他们对这场民族大劫难，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向上一推了事；这已成了一个可悲的通病。

　　舒乙在1988年初曾经赠我一部由他主编的《老舍之死》。这是一部饱含着血泪、怀念和反思的沉重的书。最早写纪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国人，而是1967年由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写的《蟋蟀葫芦》(文洁若译)。中国最早写怀念老舍文章的是在12年之后的1979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随想录》。巴金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的悲剧式的死亡，他们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为老舍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1978年6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1977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巴老还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说，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

　　《蟋蟀葫芦》中有一段话讲得耐人寻味，水上勉说:“中国封建贵族设专人饲养蟋蟀，并且以蟋蟀之间互相残忍的恶斗死咬，来解闷取乐。”

　　中国作家里，有没有靠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或解闷取乐，或博得虚名，或保存自己，从而进行政治赌博的伪币犯呢？我不敢妄断。因为历史档案，尚未解密。但像康生、姚文元那样的职业杀手和金棍子梁效、罗思鼎那样被江青豢养的御用文人，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家破人亡的血和泪来领教其残忍和兽性的。江青的宠臣和给他写效忠信和劝进表的人，早已解密，其尊姓大名，白纸黑字，赖是赖不掉的。不过这些人的作品，几乎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那点小聪明，都在诬隐、投机、告密和整人的心术中用得干干净净，等到动手创作时，江郎才尽了。他们还没有一边出杰作，一边充当刽子手那个本领。

　　我个人不能代表任何一个读者表示对哪一个作家的好恶。我只知道我自己。中学时代就看过《骆驼祥子》、《离婚》……老舍的若干代表作。他的良知、幽默、情趣、京味儿、语言和勤奋……特别是那可亲可爱的平民骨气(例如丁二爷、常四爷、老赵……他笔下的警察，也多是穿官家衣服的善良的平民)，令人由衷叹服！他一再叮嘱新凤霞给发配到北大荒的吴祖光写信，充满了豪侠气和人情味。风格即人。像《茶馆》那样的经典，浩然们有几人能写得出来？

　　谁是批斗老舍的幕后元凶？

　　浩然和杨沫曾分别发表文章，明确指认侯文正在“8.23”那天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出来；亲自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被从孔庙拉回文联以后，已是晚7点多钟，但侯文正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一轮的批斗。侯文正则郑重声明，他们所指责的这些活动都是不存在的。而且，三个他都不认识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词，也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侯文正始终觉得，在“老舍之死”这件事上，他一直蒙受着不白之冤。在1984年到1985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调查了17个月之久，“四次赴京，一次赴长治，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到过35个单位，走访了67位同志，证明材料30件，有关文件、复印件7件，基本查清了侯文正同志的问题”。最后，在做出的审查结论材料中，认为“8.23”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可以说，对侯文正的揭发最后是以组织结论的形式被否定了。而“8.23”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萧军的女儿萧耘，从父亲留下的两份弥足珍贵的资料《“文革”中萧军致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信件(摘录)》和《“文革”中“专政组”指令萧军写出的〈我的再一次检查和自我批判〉(摘录)》分析判断，“认为‘8.23’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