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第四章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3:45:23

第四章 以利他之心生活

  

    托钵化缘遇温暖

  1977年9月,我在京都的一个名叫圆福寺的寺院得度,被赐法号“大和”。原计划6月出家,可就在这之前的体检中,被诊断为胃癌,于是,匆忙进行了手术。术后两个多月过去,身体还未完全康复,9月7日,我以俗家之身加入了佛门。

  两个多月以后,我入寺庙进行了短期的修行。也许因为大病初愈,修行相当艰苦,但我却经历了今生难以忘怀的事情。

  初冬肌寒之时,我头戴竹斗笠,身着青布袈裟,裸脚穿草鞋,站在每家每户门前诵经、请求布施。托钵化缘对我这病后之躯实在是一种极为艰苦之事,而从草鞋里露出来的脚趾头被沥青划破渗出了血。我强忍疼痛行走了大半天,身体像用久的破抹布一样,累得几乎要散架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和前辈修行僧一起化缘了好几个小时。黄昏时,我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返回寺庙的路上,路过一个公园时发生了一件事。正在打扫公园身着工作服的老婆婆注意到我们一行人,她一只手拿着扫帚一路小跑来到我们跟前,向我的行囊丢进了500日元的硬币。

  这一瞬间,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贯穿我的全身,心里顿时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幸福感。

  虽然她看上去生活并不富裕,却毫不迟疑、也不见丝毫傲慢地给了我这一介修行僧500日元。她新鲜和纯真的美好心灵,是我在迄今为止的六十五年里从未感受到的。通过她自然而然的慈悲行为,我深感触摸到了神佛的爱。

  把自我利益置于一旁,首先对他人流露出悲悯之心——老婆婆的行为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认为它是人世间思想和行动中的最善最美。这个自然的德行教会了我“利他之心”的精髓。

  所谓“利他之心”,佛教里是指“善待他人”的慈悲之心,基督教里是指爱。更简单一点地说,是“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这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或者像我这样的企业人士在经营公司中不可缺少的关健词。

  说起利他,听起来好像有点过于伟大,其实一点也不。给小孩吃美味的食物,希望看见妻子喜悦的表情,让劳苦一生的父母过得舒适,像这样对周围人的一点体谅、关心就已经是利他的行为了。

  为家人工作、帮助朋友、孝敬父母——虔诚、细小的利他行为一点点延展为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那样的大规模的利他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布施给我500日元的婆婆和特瑞莎修女没有本质的差别。

  人类原本具备希望为社会、为他人做点什么的善良之心。比如,就在最近,当听说有很多年轻志愿者无偿地为灾区做义工时,我强烈地感觉到所谓利他精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

  人的内心充满至深至纯的幸福感,不是在满足自我,而是在满足了“他人”的时候,我的这个观点一定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吧。而且,聪明的人应该能注意到,奉献于他人并不仅仅只是对他人有利,终究还将有利于自己。

  

    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在于“善心”

  追溯起来,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当时,我们京瓷公司还是一个中小企业,我在欢迎新员工的典礼上,对新来的大学毕业生作了如下讲话:

  “以前,你们一直在父母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们的关照下生活。从今以后,你们进入了社会,所以,现在该轮到你们回报社会了。作为社会人还希望别人为你服务的想法是不对的。必须从‘希望别人为你服务’的观念转变为‘希望为他人服务’。”

  之所以说这一番话,是因为当时京瓷公司规模还小,各项福利还不健全,而刚进公司不久的大学生们则抱怨“我原以为这是一家不错的公司,没想到福利制度不健全,待遇也不好。”

  对此,我训斥道:“现在公司规模确实还小,设备、制度都不健全。但是,从今以后,使她成为出色的公司,成为福利待遇丰厚的企业不正是你们的任务吗?不是要求他人去做,而是由你们自己去创造。”

  我的观点是,站在“希望别人为你服务”立场的人,只注意不足之处,只是抱怨不公平不满意。但是,一旦进入社会以后就要站在“希望为他人服务”的立场上,必须为周围作贡献。因此,人生观、世界观必须作180度大转变。

  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利他”这词,所以并未把这些作为支配自己行动的哲学思想。但是,我仍然不断告诫年轻人要为他人做点事情,即使一点点的用心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利益而是他人利益。即使有时作出自我牺牲也要为他人尽力。圆福寺的长老们曾经给我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阐述了这种利他之心的重要性。

  在某个寺院,年轻的修行僧问老师:“听说在那个世界有地狱和天堂,地狱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老师是这样回答的:“在那个世界确实既有地狱也有天堂。但是,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表面上是完全相同的两个地方,唯一不同的是那儿的人们的心。”

  老师继续讲道:“地狱和天堂里各有一个相同的锅,锅里煮着鲜美的面条。但是,吃面条很辛苦,因为只能使用长度为一米的长筷子。住在地狱的人,大家争先恐后想先吃,抢着把筷子放到锅里夹面条。但筷子太长,面条不能送到嘴里去,最后抢夺他人夹的面条,你争我夺,面条四处飞溅,谁也吃不到自己跟前的面条。美味可口的面条就在眼前,然而每一个都因饥饿而衰。这就是地狱的光景。

  与此相反,在天堂,同样的条件下情况却大不相同。任何人一旦用自己的长筷夹住面条,就往锅对面人的嘴里送,‘你先请’,让对方先吃。这样,吃过的人说‘谢谢,下面轮到你吃了’作为感谢和回赠,帮对方取面条。所以,天堂里的所有人都能从容吃到面条,每个人都心满意足。”

  即使居住在相同的世界里,对他人是否热情、关心就决定那里是天堂还是地狱。这就是这个小故事想要告诉世人的道理。

  我也多次向员工说起“利他之心”的重要性。为了完善经营,必须心存“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的精神——我一直反复强调这一点。

  

    “利他”是经商的出发点

  在弱肉强食的商业社会,对于我屡次说“利他、爱、同情心”,有时也有人反驳说“尽说些好听的话,美言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目的呢?”但是,我并非花言巧语、也没有任何企图。只是直率地把自己的信念传授给他人,同时自己牢记在心并认真实践。

  回顾历史就会明白,资本主义起源于督教社会,其中也有严厉的伦理说教的新教社会。

  初期的资本主义旗手是虔诚的新教徒,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观点,新教信奉的宗旨是为了贯彻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需遵守严格的伦理规范,尊重劳动的同时,把经济产业活动中获取的利益用于社会的发展。

  于是,在从事经营活动中,必须用大家都认同的正确的方法追求利润,而且,最终目的一定是有益于社会。

  “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的利他精神——即谋求公共利益甚于私利的精神——曾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对己以严格的伦理自律,对外则以利他为自己的义务。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飞速的发展。

  日本江户时期的思想家石田梅岩也提倡此观点。当时,正值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期,社会上兴起一股风潮:在等级制度下,商业被置于最底层的地位、商业行为本身是极其卑下的。

  针对此种情况,梅岩说“商人的获利就如同武士的俸禄”,商人获取利润如同武士接受俸禄一样是正当的行为,绝不是可耻的行为,这鼓励着很多受到鄙视的商人。

  有道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利润并非罪恶。但是,方法必须是符合人道的。并不是不管干什么,只要能赚钱就行,为了获取利润必须走正确的道路。

  “真商人须思客立则己立”----这是梅岩先的原话。就是说,既对他人有利、也对自己有利才是生意的秘诀。或者说必须包括“利己利他”的精神。

  

    贯彻利他思想,视野也将开阔

  牟利之心是经商或其他人类活动的原动力。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有赚钱的“欲望”。但是,欲望不能只停留在利己的范围内,同时也要有利于他人的“欲壑”并谋求公共利益。因为利他精神终究也将有利于自己,而且,该利还将继续扩大。

  就拿经营公司这一行为来说,行为的本身就包括为了自己、为了社会、为了他人的“利他行为”。

  尽管终身雇佣制现在正在逐步废除,但是,雇佣职员也就意味着有义务照顾该员工一辈子。所以,五个人也好,十个人也好,雇佣职员本身就已经是“为了他人”。

  具体到每个人情况也一样。单身时以过好自己的一个人的生活优先,结婚组织家庭以后,不仅为自己还要为妻子工作,养育并保护小孩。此时,人的行为在无意识中已经包含利他的行为了。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利己和利人总是辩证的关系。也就是,小单位中的利他在大单位看来就转变为利己了。为了公司、为了家庭的行为中,同时也包含利他之心,但那种认为“只要自己公司赚钱就行”,“只要自己家人好就行”的观点,就已经转变成自私,并将永远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了。

  为了公司的“利他行为”,如果只是为了公司,从社会看来也就是公司自私。为了家人的个人意义上的利他,如果眼里只有家人,从另外的角度看来,也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私。所以,为了不停留在低层次的利他上,重要的是养成更广视角看事物,立足更大范围对待自己的个人行为。

  例如,从事经营活动,不要以为只要公司赚钱就可以了,应该也为合作方获取利润,还应该为消费、投资方、区域性利益作出贡献。而且,从个人、家庭、地域到国家、世界、地球、宇宙,将利他精神尽可能扩散、延展开来。

  这样,就能从渺小的自我扩大到更大视野,就能关注到周围各种各样的事物。这样,就能客观地做出正确判断,同时也能规避失败。

  

    入睡前扪心自问参与新事业的动机

  利他的“德行”是克服困难、召来成功的强大动力,这一点在我投资电气通信事业时就有所体会。

  现在,几个企业竞争是常有的事。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国营企业电电公司垄断了通信领域。后来,政府决定引进“健全的竞争原理”,开展自由化工作,降低与外国相比较高的通信收费。

  于是,电电公司向民营企业转变,改名为NTT公司,同时,其他公司也可以新加入电气通信事业。也许是因为害怕和至今为止一手遮天垄断该事业的巨大挑战,所以没有出现新加入的企业。这样官办变为民办也只是徒有虚名,没能引起充分的竞争,国民也没有享受到降低收费的实惠。

  “那我来做吧!”我认为具有风险企业特质的京瓷公司正适合迎接这样的挑战。

  对手是NTT公司,我们不但处于蚂蚁与大象的不利之战争中,而且行业也完全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但是,袖手旁观不能发挥任何竞争的作用,所谓降低收费对国民来说最终只不过是画饼充饥。看来,只能由我来做这个理想主义的唐吉诃德了。

  但是,我没有马上报名申请。因为此时我首先要严格扪心自问自己参与这项事业的动机是否混杂了私心。每晚就寝前,我必定审视自己的参加意图。“你加入电气通信事业真是为了国民吗?是否混杂了为公司或个人谋利益的私心?或者,是否是为了受到社会的关注而自我表现呢?动机是否纯粹、没有一丝污点?”我这样反复自问自答。也就是说,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动机如何,私心如何”,拷问自己动机的真伪。

  半年后,我终于确信自己毫无邪念,于是,下决心成立了DDI(现在的KDDI)公司。

  当时尚有另外两家公司申请参与进来。三家公司中以京瓷公司为基础的DDI公司最为不利。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不但没有通信事业的经验和技术,而且通信电缆和天线等基础设施必须从零开始建设,销售代理店网格的建立也必须从零起步。

  为社会和他人不妨牺牲一点个人利益

  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公司开始营业不久,DDI公司业绩一直遥遥领先于同期参与的其他企业。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都问其中的原因,我的答案只有一个:是希望有益于国民的、无私的动机才带来这样的成功。

  自DDI公司创业以来,只要有机会,我就经常对职工说:“为了国民,把长途电话费降下来吧!”“让仅有一次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吧!”“现在我们得到了百年难逢的好机遇,感谢机遇的惠顾,并珍惜机遇吧!”

  于是,在DDI公司,所有职工同有一个“工作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民”的纯真志向,衷心希望事业成功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因此,我们不但得到代理店的支持,而且得到客户的广泛支持。

  在DDI公司创业后不久,我也给一般员工提供按票面购买股票的机会。因为我想,DDI公司迅速成长发展,迟早要上市,我要用获得资本收益的方式去报答员工的辛勤劳动和表达我本人的感谢之情。

  另外,我作为创业者,原本可以持有更多的股权,但是,实际上,我连一份股票都不曾持有过。因为在DDI公司创业之际,我不想掺杂任何私心。

  假如我那时哪怕只持有一份股票,别人也会认为我到底还是为了赚钱,而且DDI公司其后的发展也会与现在不同。

  在开始手机事业(现在的au)时,也有类似的经历。自从开始DDI公司的事业以来,我确信手机市场前途光明,并认定它的普及将为国民的生活带来巨大方便。于是,决定参与该事业,但是这里也出现了大问题:

  原因是紧跟DDI公司之后,又有一家公司参与了进来。由于频率方面的原因,在同一区域,除NTT公司以外,只能由一家公司运营。因为受其制约的缘故,新加入进来的两家公司必须把事业区域一分为二。

  从事业收益性考虑,双方都希望得到人口集中的首都圈的区域,所以很难达成共识。我建议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公平决定。当时的邮政省指责通过抽签方式决定这样的事业是不慎重的。

  但是,这样没完没了、看不到目标的拨河,事情将无法得到解决。如果这时某一方不让步,移动通信事业也许就不能在日本扎根——抱着该想法,我决定把首都圈和中部地区这个最大的市场让给对手,而把其余的区域留给自己。

  由于是自己提议对自己不利的条件,在DDI公司的董事会上,大家面面相觑,指责我把包子馅让给别人吃而自己只打算吃包子皮。我说“舍一时利益得长远利益,忍一时之负以求最终的胜利”,希望大家努力把馒头皮变成黄金皮。于是,事业终于起步了。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事业一开始,我们的业绩就不断增长。大家都知道,现在手机事业部改名为au,和NTTDoCoMo公司激烈竞争,难分胜负。

  DDI公司和au公司的成功是因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信念赢得了上天的保佑。我认为这就是动机善则事必成的证明。

 

    经营利润取之社会,用于社会

  京瓷公司的经营理念是:“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要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经营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员工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的话,那将是为某一个企业牟利的自私行为。作为社会的公器,企业有为世界、为人类尽力的责任和义务。

  正因为如此,公司在开展后来业务时也很顺利。这表明,从利己经营转变为利他经营,这种经营理念正在传播开来。

  创业伊始,我就用心这样来经营。创业数年后,公司经济基础得到稳固时,我把年终奖金一个个交到员工的手里以后,建议他们考虑一下拿出奖金的一部分捐献给社会。职工拿出一点点钱,公司也提供与从等同额度的钱,捐献给那些连新年年糕都买不起的穷人。

  员工们对此很赞同,爽快地捐献了一部分奖金。这是京瓷公司今天所从事的各种社会贡献事业的开端,这种精神今天仍在继续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从创业不久起我就努力实践利他精神,即把自己辛勤汗水的结晶哪怕是一小部分用他人,使它有益于社会。

  出于“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的工作是一个人最崇高的行为”的个人信念,在1985年,我创设了“京都奖”。投入我所持京瓷公司的股票和现金等个人财产200亿日元成立稻盛财团,挑选出尖端技术、基础科学、思想艺术等各个领域取得优异成绩、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进行表彰,颂扬他们的功绩。在这种宗旨下成立的奖项,现在,已经成为与诺贝尔奖匹敌的国际奖,深受大家的好评。

  由于京瓷公司发展的结果,我的个人资产也意想不到地剧增,这是在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下获得的,决不能据为私有。社会给我的、或者说社会暂时给我保管的资产以有益于社会的形式还原于社会才符合道理。这个京都奖在回报社会的同时,又是我的利他哲学的一种实践。

  我的社会慈善事业受到高度评价,在2003年,我被卡内基协会授予“安德鲁.卡内基博爱奖”。在过去的获奖者中,有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特德.塔纳等世界级慈善家。作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日本人,我在颁奖仪式上这样说道:

  “我是工作‘一边倒’的人,我创办了京瓷和KDDI两家企业,并幸运取得了超出预想的发展,也积累了一大笔财富。我对卡内基说的‘个人的财富应该用于社会的利益’这句话十分认同。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有这样的想法,财富得自于天,应该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因此我着手开展了许许多多的社会事业和慈善事业。”

  先前讲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认为“君子疏财亦有道”,也就是说用钱比赚钱难。用利他精神赚取的钱财应该以利他的精神使用。尽管微薄,我希望用这样正确的“散财”方式为社会作贡献。

  

    日本啊,把“富国有德”定为国策吧

  善意的思考和恶意的思考自然而然就导致事物最终走向不同的结果。

  比如,在和他人发生争执的时候,特别想驳到对方,让对方自己承认缺点。我想,还是体谅对方,与对方一起寻求解决良策,这在解决同一问题时,其结果是迥然不同的。有无对对方的“体谅”是产生差异的原因。

  以前,围绕日本市场的封闭性,日美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我提议成立“日美21世纪委员会”,以两国的民间人士为中心,就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坦诚的对话,以此促进日美关系的改善。

  当时,我建议相互之间不要剑拔弩张指责对方不对。如果不考虑对方的实情和背景,一味地说“你不对”,“不,你让步才对”,这样一来,原来可以一致的都达不成共识。仅仅以得失或争论的输赢为目的的谈话一定无果而终,甚至造成更加不信任。

  所以,首先要尊重对方立场的态度,不只固执于自己的意见,也充分关心对方的想法,把利他思想作为基础就能够促进对话。而且,我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日本应该率先让步。为什么呢?因为战后的日本是得到美国的很多恩惠——不遗余力地提供粮食和技术或者为日本产品开放了一个巨大市场等——才复兴、成长起来的。

  即使它是美国世界战略的一个环节,但是,他们对我们非常宽容,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次我们向对方表示“体谅”,该让步的让步,掌握利他之心,这难道不是已成“经济大国”的日本应尽的职责义务吗?

  基于这样的宗旨,该委员会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讨论后,向日美两国政府递交了建议书。

  在设计今后的“国家的模式”中,关键词除体谅(关心他人)的精神外,还有以德为基础的建国方略。

  以前,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川胜平太教授曾说过“富国有德”。他提出“立国不凭富而因德”。即有效使用财富的能力,以德行报答他人和他国的建国模式。不是通过武力或经济经济实力,而是以德行为他国做“善事”,获得信任和尊重。

  我也认为应该把德作为国策的基础。这才应是曾经因追求本国利益而遭受惩罚的日本先于他国率先垂范的事。

  日本的目标既不应是经济大国也不应是军事大国,而应是以德重建国家;既不是擅长打小算盘的国家,也不是忙于炫耀军事力量的国家,而是以人类崇高精神之德作为国家理念,并与世界接轨。

  一旦成为这样的国家,那么,日本就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而且,也不会有企图侵略日本之辈。从此意义上讲,它应该又是最妥善的安全保障政策。

  

    这样的“美德”是否被遗忘

  中国革命之父孙文先生1924年在神户进行一次著名的演讲。在此次演讲中,孙文比较了欧美文化和东亚文化的“王道和霸道”。

  以武力支配人的文化,起源于欧美,中国古语称之为霸道。与此相对,王道在东亚源远流长,引导人们遵守道德。

  孙文警告当时向扩张军备、扩大领土方针倾斜的日本应该选择“王道”而不应该选择“霸道”。遗憾的是,日本选择霸道,径直投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且,战争结束后,一直到最近几年,采取的都是经济上的霸权主义政策。

  但是,今后国家和人民如果不把以同情心、利他之心为根本“德行”的王道的生活态度作为基础,我担心日本又要犯大错了。

  天台宗中有“忘己利他”的说法,意如其字。这是忘记自己,为他人尽力的佛教的教诲。因为“忘己利他”的发音听起来像“已是惩戒”,所以,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曾教导我:“追求物欲就已是惩戒。今后,自己的事情暂且不管,必须为他人竭尽全力。”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我强烈感觉到同情心和利他的美德在当今日本的社会已经丧失殆尽。

  同情心或利他信念如果被遗忘,剩下的就只有一己私欲了。容忍和放任私欲的结果不就表现在现今的世态上吗?

  以前,日本曾发生过年仅19岁的少年惨杀一家四口的事件。由于罪行重大,尽管罪犯没有成年仍然被判为死刑。该少年自解法律,自认为没有成年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判死刑。

  关于此事,报道该事件的杂志记者写道:“如果少年了解法律,那么该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但是少年了解法律,那么该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但是,少年在知晓法律之前更应该知道不能杀人这个根本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因为不能杀人、不能伤人,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人生态度,也就是道德观的范畴。

  

    以道德为基础的人格教育刻不容缓

  为什么我们失去了最根本的道德规范呢?为什么忘记了同情之心、利他之心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主要是因为大人没有教导孩子。战后大约已经过去了60年,可以说现在的日本人没有受到任何道德方面的教育。我是战前接受了教育的人,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些情况。

  把尊重自主性扩大解释为放任自流,只是授予相当多的自由,而对于自由对等的做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却没作任何教育。作为人,理所当然应该具备的道德,甚至应该掌握的经营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规则都被我们忽略了。

  从前,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指针的是以佛教和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这些宗教教诲成为我们经营生活时的道德规范。

  即使暗中做坏事,也逃不掉神佛的慧眼,所以必遭报应。而默默无闻积累善行的人也不会被神佛视而不见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信仰,让人不得不思考“什么是正确的做人准则”。

  但是,近代的日本,伴随科学文明的发展,这样的宗教被不当一回事了。与之相伴的是,人应该具有的道德、伦理、哲学等等逐渐被忘却了。

  哲学家梅原猛先生曾说:“道德缺乏的根本在于宗教的缺失”。我也深有同感。特别是战后的日本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几乎从日常生活和教育中消失了,这与战前以国家神道为核心的专制思想统治形成了两个极端。

  政府一方面强调综合教育,一方面却看不到以道德为基础的人格教育的任何实施措施。再加之重视“个性教育”之余,根本不好好教导做人最低限度应该掌握的道德规范。幼儿园也标榜“自由教育”,让身心没有发育的幼儿们放任自流。于是,在成人之前,连掌握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规范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一来,处于身心成长期中的青少年更有必要学习、思考“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个严肃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应该给他们创造这种思考的氛围。

  而且,我认为在学校教育中,应该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现在的日本,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和学习成绩差的孩子被区分开来,形成优待前者、重视学历的社会环境,这样大大歪曲了年轻人的职业观。因为取得好成绩就可以顺利进入政府部门和大公司,而心灵手巧、善于接人待物等学业以外的特性都被抛弃了。

  为了纠正现状,应该从小学生起,告诉他们开展教育,社会有365行,很多人都在各自行业里勤奋工作,因此社会才得以成立,人们才得以生活。应该实施职业教育,传授实用知识,比如,让希望当理发师的孩子知道要进什么样的学校学习、取得什么样的资格。

  前面章节介绍了专门修建神庙的木匠,无论是木匠还是做家具的工匠、裁缝师、或者庄稼人、渔夫等,无论何种职业,在努力工作中能够磨砺心智、提高人格。教育的最大作用应该是教授劳动的意义以及正确的职业观和就业观。

  

     构筑新日本,勿让历史重演

  日本进入近代以后,在大约40年的周期里迎来一个个大转折:

  (1)1868年——脱离以往的封建社会,通过明治维新建立现代国家。以“坡上的云朵”为目标踏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2)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加入世界列强的行列,国际地位飞跃提高。后来,又富国强兵,尤其向“强兵”的方向倾斜,在军事大国的道路上突飞猛进。

  (3)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从一片焦土中向“富国”的方向推进,经济奇迹般地增长。

  (4)1985年——为煞住日本巨大的贸易黑字、诱导日元升值、促进进口,日本与其他四国签署广场协定。此时,日本迎来了作为经济大国的高峰期,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一直持续低迷至今。

  看看每40年一次的盛衰循环就会明白,日本总是一贯追求物质上的富裕,与其他国家保持竞争。特别是战后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旗帜下,追求企业、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野心和欲望不断膨胀。

  即使在社会、经济继续停滞不前、要求转变观念的今天,情况也没有丝毫改变。为GDP的百分之零点几的变动而忽喜忽忧,把经济指数的增长作为唯一的“善事”,为此争先恐后,乐此不疲。

  这是以欲望的烦恼为原动力,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原理下,以物资的丰裕为最优先的霸道哲学。所谓“君子求财,不择手段”,我们仍然没有从这种建国模式和个人的生活态度中脱出身来。

  很明显,我们已经不能只凭借这样的价值观继续下去了。像过去一样,从经济增长中寻找国家的定位,这只能使国家重复过去的每40年一次的盛衰,甚至衰落到堪与“败战”匹敌的“再一次大谷底”。这种下滑的速度将难以遏制。

  国家与地方的财政赤字日益增大,行政、财政改革迟迟不能推行,因人口出生率低和人口老龄化而造成的社会活力下降,这些征兆已经明显凸现出来。如果继续任其发展的话,在下一个40年即2025年,别说展望美好的未来,国家本身恐怕都面临着毁灭的危机。

  现在,我们需要确立取代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新的国家理念和个人生活哲学。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同时又是关系到国际社会和地球环境的极其重大的课题。只要不改变人类对经济增长和消费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有限的地球资源和能源终将枯竭,而且地球环境也会遭到破坏。

  如此下去,不仅日本这个国家将毁灭,而且,人类也将用自己的双手毁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明知如此,或者在不知不觉中,在即将下沉的船舱中,穷奢极侈、贪图安乐——我们必须尽早觉察此类行为的空虚和危险性,以新的哲学为基础规划新的航海图。

  

    共存生物链中,人类应学会知足

  那么,人类究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新哲学呢?

  作为今后日本和日本人人生观的根本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知足”。而且,还包括因知足之产生的感恩、谦虚的态度,以及体谅他人的利他行为。

  自然界中有知足生活方式的模型。食草类动物吃植物,食肉类动物吃食草类动物,食肉类动物的粪、尸体回归土地,滋养植物——站在宏观角度来看,弱肉强食的动植物世界也是处于“调和的”生物链中。

  但是,与人类不同,动物不会自己破坏生活链。食草类动物如果被欲望驱使吃光植物,食物链被切断,别说自己的生存,后面的生物也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它们本能地节制,没有超出自身需求的贪婪。

  雄狮在饱腹时不掠取猎物。这既是本能,同时又是造物主给予的“知足”的生存方式。正因为掌握了知足的生存方式,自然界才得以长久保持协调和稳定。

  难道人类不也应该学习自然界中的“节制”吗?人类原本也是居住在自然界中的,曾经从自然界摄理,把自己也作为生物链中的一环。后来,人类从食物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摆脱了生物循环法则的束缚的同时,也丢掉了与其他生物共存的谦虚态度。

  在自然界中,只有人类具有“高度的”智慧,能够大量生产粮食和工业制品,并拥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但是,不久,人类智慧就演变成傲慢,产生了意在支配自然界的欲望。同时,知足的节制崩溃,还想要更多,还想更富有,终于陷入威胁地球环境的恶性循环当中。

  

    人类觉醒时,“利他”的文明之花就将盛开

  为了不和地球这艘船一起下沉溺水,我们必须重新恢复自然节制的美好品行。应该把神给予人类的智慧当作真正的睿智,掌握如何控制自私欲望的艺术。

  也就是说,有必要实践“知足”精神及知足的生活方式。如果,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不知足的话,当更想要的也得到了的时候,你肯定也仍然不会满足。

  过度地追求的财富应该适可而止了。不应把国家和个人的目标放在追求物质上的富有,精神富有才是“知足”生活方式。有句格言道“无法得到渴望的东西时,就珍惜现在拥有的”。“满足才是贤者之”,知足才有人类的安定,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

  人类应该控制自己的私欲,要有知足、与他人共享的宽容之心、或者给予他人、满足他人的体谅之心。尽管也许有人认为说得太好听,也许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我相信这样的思维方式一定能够拯救日本,更广一点说能够拯救地球。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知足的生活态度绝对不是满足现状、不进行任何新的尝试或停滞不前碌碌无为。拿经济情况来作比喻,虽然GDP总值没有变化,而内涵或者产业结构本身不断发生改变。也就是陈旧的产业不断消亡,新的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这是因为人类的智慧使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健全的新陈代谢不断交替进行,人与社会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

  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那么我们不就能从成长走向成熟,从竞争走向共存,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景,走上协调发展之路吗?

  甚至,也许利他之德将催生新的社会文明。今天人们的愿望是生活更轻松、食用更美味、赚取更多的钱财。在新的时代,让对方过得更好,让他人更幸福,基于同情心或“爱”的利他文明之花一定能够盛开不败。这将是怎样一种和谐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