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际上，对于中国议论最多的，就是所谓“中国崛起”的话题。中国为了回应对此的担心，而有“和平崛起”之说。
2月9日，新加坡国立大学第九讲堂有一场公开讲座，就题为《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主讲者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主持人则为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
对于讲题，王教授有这样的评述：“中国崛起已经无法逆转，惟崛起后的中国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才是应该受关注的。”
循着王教授的思路，仔细探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崛起，都有这样两个特点，或曰两个悖论：即战乱到安定的循环及经济与文化的错位。
多次崛起都通过战争!
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人爱好和平，中国对周边国家、民族多以怀柔为主，较少主动对外侵略或发动战争，并以此作为中国将会和平崛起的证据。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
问题在于，有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拿今天的世界范围来看待历史的中国形势。但事实是，清中叶之前，中国及其周边地带（广义上可概称为东亚地区）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世界。
这个世界在其大部分的时间内，与外部的其他文明还没有直接的冲突，外部也没有力量挑战这个世界的权威和完整。
其内则有一套自己的政治秩序和游戏规则，即所谓东亚的朝贡体系。该体系以中国为中心，通过周边民族或国家的承认中原王朝的宗主国地位及其定期或不定期的朝贡等手段而维持的一种“天下”秩序。
这里的中国既是地域上的，即传统的中原地区，以后扩及如明清的“中国本部”范围；也是文化上的，即统治者认同、接受中华文明。
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战争并不是唯一的手段。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旦周边政权不认可或挑战这一权威，战争便常常成为维持这种秩序的选择。
更有甚者，就是周边民族或政权逐鹿中原，通过战争，使得自己成为东亚世界的新的领袖。
我们不能因为诸多历史事件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国界之内，就否定其实际上的国家竞争的，也即世界史上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每次崛起，都是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
这意味着经历初期或长或短的盛世之后，中国就往往趋于停滞，最后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并在无力维持这种秩序后，通过战争，让位于新兴的政权，出现所谓再一次的崛起。
中国历史上、直至近代以来，战争的规模之大、频度之多，都是举世罕匹的。
同时，中国的每一次所谓“崛起”，即国家经济最发达、文治武功最兴盛的时期，往往又是国家控制力度最大，管制最严密、最严厉的时期，是亿兆子民精神上受限制最多、思想上最不自由的时代。
相反的，所谓的分裂动乱时期，却往往由于官方控制力的降低，而使得各种思想主张、宗教派别得以自主产生或自由传播。因而这反成为人们精神最自由、信仰最多样、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从而每每为中华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与活力，使之常变常新。
春秋战国，诸子争鸣而百家竞起，方有秦法汉儒的一统天下，但其后就是百家沉寂，儒家独尊。
魏晋六朝，佛教传入而道教形成，儒释道并兴而有盛唐气象；但中唐之后，宗教也活力渐失，三教归于合流。
元明清一统，由于分治时间短而使西方基督教的传播数次中断，更在文化上不再有大的创新。
由此看来，中华文明都是在充分开放、广泛吸收的基础上，才形成、发展、延续的；而与此相伴的几次中国崛起，又都是伴随着生与死、血与火、刀与剑以及党同伐异、成王败寇等等而来。没有哪一次是和平的，也不可能是和平的。
中国人爱好和平，但并不等于国家政权、某族某姓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穷兵黩武。因为这就是当时东亚世界的游戏规则，就像后来的大英帝国、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将战胜者的规则确定为天下的规则。
而当时，东亚就是天下，就是世界。在古代东亚世界中，世界秩序是按照传统中国的模式安排的，虽然这种模式用今天的眼光看，趋于保守，偏于和平，但在当时，仍然非常明确：接受，就是和平，挑战，就意味着战争。
揆诸历史，导致如许治乱兴衰的根源何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东方长期的有国家而无个人，重整体而轻个体的价值取向。
这一价值观有其优点，比如抵御外侮、抗击侵略、甘于牺牲、认同国家等。但也有相当的负面效应，即导致无法抵御以国家、民族等整体名义所进行的对公民的物质、精神权利的剥夺。
尤其这时的国家，往往就是某族某姓的私产，所谓的国家利益，也往往就是一族一姓的私利。为了维护这样的统治，某族某姓就不得不以国家名义而钳制思想、窒息地方、劫掠百姓。
于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战乱不息的现象不断在中国乃至东亚上演，东亚世界的朝贡体系也一次次从崩溃到重建，走不出历史宿命的怪圈。
不幸的是，在中国现代、当代这个所谓第四次崛起的时期，我们依然看到的是大体相似的图景。为了所谓“强国”的理想，国家发动一次次运动，个人则只不过是国家这架庞大机器之上的一枚小小的螺丝钉而已，成为达到所谓国家富强的一个工具。
以公民视角看新的崛起
直到今天，虽有所改善，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不要说民众精神上的自由没有保障，即使是物质上的财产，也存在种种限制，而国家依然可以种种崇高的借口，将民众的权利剥夺殆尽，财产汲取一空。
所以，对“中国崛起”，还需要把握一个视角，即公民的视角、个体的视角，应该把每一个个体的人的因素考虑进去。
中国崛起，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国家、一个13亿人口的庞大的经济体的出现，而更应该是这13亿人的崛起，是这13亿人的物质富足、精神自由，并且每一个公民的物质、精神的各项权利得到国家的充分保障。
作为一个抽象的国家整体来看，中国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和地域范围，再加上具备高度动员能力、攫取能力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只要存在一个稳定的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总量会大得惊人，而国家（政府）能力也会非常强大。
但中国当代的崛起，并不仅只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成长的过程，甚至也不完全只是每一个个人物质上逐渐富足的过程，而应该还包括有各种精神活动的自由，以及免于恐惧、不虞匮乏等状态的逐步实现。
这应该成为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也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意义。因此，中国政府近期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认为是对中国崛起真意的回归。
所以，笔者最后想说的是，“中国崛起”，更确切地说，应该理解为是“中国人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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