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十：从德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看中国的未来(2)

II. 中国的俾斯麦

纵观俾斯麦的一生，我们发现了他身上充满矛盾之处。他出生于保守家庭，政治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却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改良运动，并推动建 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定社会保险制度；他自己宣称是君主制的信徒，却又毫不留情推翻了实施君主制度的德国诸侯；他处处显示了德意志至上情结，却又小心谨慎，为欧洲许多国家的和平斡旋。在那么多的矛盾背后，俾斯麦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实用主义者，他对内发展德国的经济，进行社会改良，以平息尖锐的阶级矛盾，为德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他对外却收敛锋芒，大玩平衡外交术，以欧洲和平者自居；他念念不忘的是防止法国来复仇，因此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和俄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关系，其根本目的也是为德国建立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让德国能够搭上当时欧洲工业化的快车。

对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我们立即就能发现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和俾斯麦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邓公受命于危难之中，却能高瞻远瞩，力挽狂澜，促进了中国的复兴和崛起。他是共产主义者，却很早就发现了计划经济的问题，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勇于抛弃意识形态，把中国带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之路；他善于把握世界总体趋势，看到了高科技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世界发展的轨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外交上和国家战略上邓公的国家实用主义路线一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我国国家战略的总方向，邓后的中国领导人依然萧规曹随，紧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28字外交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我想，中国古老的智慧和策略最完美地体现在这28个字内，邓的善于守拙和俾斯麦的善于守成是多么惊人地相似；邓韬光养晦的策略同俾斯麦的战略节制是多么的接近；邓的“决不当头”和俾斯麦的不争霸世界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邓留给我们的指导方针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当牢记：无论外边世界怎么打得天翻地覆，我们中国要老老实实，关起门来，一心一意谋取建设发展。邓和俾斯麦都是实用主义的爱国主义者，都深刻参透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谦卑，绝不可因为国力的上升而扬扬自得，到处用武力去张显自己的实力。一个国家决不可以透支自己的国力和滥用国力，到处进行扩张，而是要善于保存、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力，以一步一步壮大自己。一个新兴强国崛起的时候，要从地区守成的道路逐步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而绝不能走全球争霸、四处出击的道路，更不能主动向世界霸主发起挑战。直到今天，韬光养晦和善于守拙依然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绕开许多弯路，让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能够顺利完成。

话又说回来，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国力之强大，如果中国要吸引世界观众的注意，不会太 难。看看伊朗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吧，他们总是能够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和引起世界各国媒体的报道。如果中国也象他们那样，制造一两个事变和事端，也一定可以吸引世界舆论更大的注意力和更广泛的报道，中国也一定能够天天成为西方世界的话题，但那样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把中国推向与世界为敌的险境。这样看来，张显国力很容易，善于守拙却不易；四处扩张很容易，善于守成却很难；处处显露、爱表现很容易，韬光养晦却不易。一个人要有很大的自制力才能克服骄傲自大的情绪、才能学会谦卑谨慎；一个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大国的领导人，要有超人的克制力和自制力才能作到不张显和透支自己国家的国力。这一点上俾斯麦和邓小平都堪称最杰出的政治家。俾斯麦在普军离维也纳仅离六公里的地方能够撤军，就表现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节制力和战略智慧，在这个阶段，让普军乘胜追击是很容易的，要忍住不继续往下攻是很难的。而邓作为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大国的领导人，却能内敛、谦卑、冷静和低调，扎扎实实稳扎稳打，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谋取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切从“推进中国现代化大业”的角度出发，在国际场合不说过激的话，不作过激的事，为中国今天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III. 再谈中国的结盟

俾斯麦生活在一个普鲁士崛起和强大的时代，普鲁士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方面大大缩短了同最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在许多方面普鲁士甚至超过了英国。普鲁士也塑造了德意志民族整体的精神特征，比如说普鲁士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让当时普鲁士的产品有了优质廉价的美誉，颇像今天德国产品在世界上广受欢迎的景象。普鲁士的纪律和军事强大更是让当时的世界主要大国心怀戒惧。尽管普鲁士如此强大，但是俾斯麦还是谨慎小心，生怕普鲁士和统一后的德国陷入被围困的局面。俾斯麦统一德国最具有借鉴意义的外交定律就是每次战争只能有一个敌人，己方则要争取有数个同盟国和中立国，千万不能陷入同两方和三方同时作战的境地。在俾斯麦看来，每次打击敌人都要适可而止，在不能彻底消灭对手的情况下，战后对敌人要从轻处理，让敌人感到普鲁士“文明”的威力，让世界感到普鲁士不是一个尚武野蛮的侵略者，也可为自己留下回旋余地。这种不逼死对方、给对手活命空间的双赢作法给普鲁士带来极大的好处，因为给对方一条退路就是给自己一条退路，俾斯麦在这一点上很有点我们东方哲学的味道。俾斯麦的高明的外交手腕和结盟哲学终于让战争史上的奇迹出现了，一个才和普鲁士殊死搏斗的奥匈帝国很快却在另外一场战争中成为普鲁士的同盟国，帮助普鲁士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

以当时普鲁士军事训练的完备和国力的雄壮俾斯麦尚却能如此精明谨慎，绝不同时树几个敌人，而是善用外交关系巧妙地来为德国统一大业服务，我们今天崛起的中国更当要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同中国周边的国家搞好关系。我们已经知道，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定会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成为挑战美国独超地位的国家，那我们就不能再主动去塑造新敌人。如果考虑到美日同盟正在一步一步变成准军事同盟，这对我国的战略上构成了无比巨大的压力，我们更应当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按照部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中国周边国家没有一个是可以结交的，日本人是小日本鬼子，韩国人是高丽棒子，俄罗斯人是罪大恶极的老毛子，印度人是红头阿三，越南人是忘恩负义的恶棍，菲律宾和印尼都反过华，如果按照这种简单的逻辑和线形思维的话，那我们必然会以所有的周边国家为敌。如果再考虑到俄国历史上侵占中国那么多领土，日本人侵华的暴行，韩国人的桀骜不逊，那我们只能把他们看作是敌人。先不说如此简化地看待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合适正确，光是这样对外极端排斥的心态就容易让中国形成空前孤立的局面。俾斯麦先后交好俄国、英国和意大利，在普法战争前还交好法国，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入侵过日尔曼民族固有的领土，1618－1648年德国历史上的30年战争是一场外国列强介入的宗教战争，让德国失去了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算作是骇人听闻了。如果俾斯麦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复仇主义者的话，那俄、英、意、西和法等主要欧洲大国都是普鲁士的世仇，都是普鲁士军事征伐的对象。如果普鲁士当时愚蠢地以天下为敌的话，那天下也一定会以普鲁士为敌，那普鲁士就绝对统一不了德国，也许今天德国领土上还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国家。

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根本没有认清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让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已无可能。更为荒谬的是，按照他们那套思维观念一定会置中国于外交孤立和战略险境，极大地恶化中国崛起的周边和平环境，会让亲者痛，仇者快，美国的战略学者一定会乐见这样的局面出现。

按照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中日重新迈向友好关系的话，（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善意），那么一个面临美日同盟的中国－就必然要考虑结盟俄国，修好印度和联结韩国，我们手里并没有太多的牌可以打。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俄国人、韩国人和印度人，也不管这些民族是否看得惯我们中国人，不管历史上我们和他们有何过节，我们都应当积极与这些国家修好，这是我们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未来15到20年和平崛起的关键。国家之间，因为利益而聚，因无利益而散，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把民族主义和民族偏见带进外交政策，那就会形成战略失败的局面。

有人认为强俄是在与狼共舞，弄不好还会被狼吃了。我认为，这种局面不会发生。中俄互相依靠支援强对方是强强共舞，双方谁也吃不了谁，双方互相“强”对方会为双方共同的崛起和复兴奠定好基础。只有在一方很弱，一方超强的局面下，双方结盟才会产生弱者出现生存性危机的险局，比如哈萨克斯坦单独和俄国结盟，蒙古单独和中国结盟都会产生强者磁吸弱者的局面。今天中国早就不是过去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强国和世界一极，是世界上主要的战略棋手，中国崛起的速度让很多国家既高兴又忧心忡忡，高兴的是可以从中国大市场中获利，忧虑的是怕中国将强大的经济实力辐射到军事领域走扩张殖民的道路。我们看俄罗斯是俄国熊，俄罗斯看我们则是中国龙，熊既吞不了龙，龙也吃不了熊，这点双方都心照不宣，只是现在龙和熊同时面临天上的苍鹰凶猛的战略进攻，还联结了东边的日本狼，龙和熊必须联合起来才会在严酷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当然，龙怕熊将来越来越壮，越吃越多；熊更怕飞龙在天，将来飞到和苍鹰同样的高度，让熊再也赶不上龙，但那是20年后的事，现在熊和龙的理性选择只有一条，互为犄角，互相让对方更强大，随着世界形势的演变，当苍鹰有一天不再能独霸天空和世界的时候，世界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有所变化，龙一定会有新的策略和新的合纵连横，熊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