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運大同篇」究是誰家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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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運大同篇」究是誰家之天下?

 

    —魯定公一O年—周敬王二O年—西元前五百年—

    這是秦漢時人為託古改制,特模擬儒家學說,揉合黃老思想,而替孔子所作的一篇足以代表儒家最高政治哲學—大同主義的文章。因為這篇文章作好之後,就破編入禮記.禮運篇,所以叫「禮運大同篇」或「禮運大同章」。又因為這篇文章也兼論及「小康」世界裡的政治局面,所以又可以叫「禮運大同小康篇」或「大同與小康」。

    大同,就是「大同世界」,也就和孟子所說的「達則兼善天下」類似。

    小康,就是「小康世界」,也就和孟子所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類似。

    據史書記載:從戰國時代學術思想的百家爭鳴,到秦漢帝國政治力量的一統天下,就說明了政治思想由紛亂而歸於一尊:儒者的王道政治,法家的霸術思想,老莊的無為哲學,墨子的兼愛非攻,以及楊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利己主義,無一不想「以己之所學以易天下」。然而歷史往往因為時代的反常需要,壞的學說也被選擇,好的主義竟遭揚棄,所以到了棄漢兩大帝國一經建立,法家乃獨霸於秦,而黃老則盛行於漢。例如史稱「秦王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曹參信黃老言,治民貴清靜無為,任相國三年守職而已。」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等等,就是指明這一史實。幸而這時飽讀儒家經典的儒家忠貞分子,仍然在秦漢帝國政府掌握大部政權,不過他們都明白:要想再用孔子的王道政治理論,去曉諭醉心於「刑名法術,黃老無為」學說的帝國政權主人,已經不大可能。何況漢帝國政府的統治者,也深知「黃老之說雖好,而黃老之人威望不夠」。於是儒家門徒,或者為了「繼絕學」,或者為了「迎合漢家統治者崇尚黃老」的政治心理,乃委曲求全地想出個移花接木的變通辦法,就是在不違背儒家基本政治哲學的大前提下,開門「聯黃老而容莊墨」,在這種歷史形勢的需要之下,纔有這個偽託的「禮運大同篇」的誕生。

  據當代史學家錢穆在「中國思想史」一書裡說:

  禮運也是編集在小戴禮記中一篇無主名的作品,大概也出在荀卿之後秦漢之際,同樣是會通百家後的新儒家理論。這一篇文字,在前雖沒有獲得像大學、中庸般受注意,但最近百年來的中國思想界特別提出這一篇文章,實因其代表了古代新儒家思想之又一面。大學較偏重政治,而禮運則較重經濟,但都根據儒家態度,要來解決全部複雜的人生問題,而求達到一理想人生的新境界,完成一理想的人文社會的「烏托邦」。這一點上,「禮運」與「大學」,可謂是異曲同工貌離神合的姊妹篇。:::禮運思想還是儒家思想之推衍,但提高了「道」的地位,抑低了「禮」的地位,這已融受了道家觀念;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亦已融受了墨家觀念;並頗重經濟生產立場,較之荀卿僅用經濟分配觀點,來擁護禮之效用的說法又轉了一方向。這些都可指出當時思想界,調和異家別派希望獲得更高出路之一種努力。

  這篇出於後人偽造的文章,如就純歷史學的觀點說,則毫無價值,因為既是出於偽造,就完全失去了直接史料的珍貴性;然而如就純政治學的觀點說,則很有價值。因為雖說是出於偽造,但是文章立論高遠宏偉,足以代表儒家最高政治哲學的「大同主義」。至於這篇偽造的史料究竟是出於何人的手筆呢?可惜文獻無徵無從考證;因為既係存心偽造,當然儘量不留痕跡。

  關於以上各點,據時人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裡說:

  按「禮運」一篇,自宋以來即有疑之者。如宋黃震謂「篇首匠意,微似老子」,清姚際恆認為「乃周秦間老、莊之徒所撰」,陸奎勳更斷定是「戴氏傅會孔子迎合漢初崇尚黃老風氣之偽書」。姚氏又按其內容,謂「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乃墨子之道。」近人錢穆君,據史記「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更參取江永、崔述諸說,推定「孔子為司寇與蜡賓時,子游不過六歲,不足以語大同小康之義。」凡此所論,並非純屬無稽。故禮運可疑,不當取作孔學之代表,殆已為定案。然大同之義高尚優美,雖越出孔子「雅言」之範圍,尚不與儒家之宗旨相反背。例如稱「天下為公」,斥「世及為禮」,殆即引申以德取位之教;「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殆脫化於汎愛之言。大同似仁道之別名,小康近從周之大意;彼此雖有程度之差,而內容無品質之別。吾人如放棄疑古之謹慎態度,承認大同為孔子之理想,或不至於蹈嚴重之錯誤。

  的確,禮運大同篇的政治理想極高,就連孔子曾以「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為憾的周公,也被打入小康政治局面下的君子型人物。(取材自「國史文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