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和天下大同思想

安希孟
从世界主义看问题，上帝是世界的上帝，基督是世界的基督，教会是世界的教会，教徒是世界的教徒，人类是世界的人类，国家是世界的国家，拯救是世界的拯救，语言是世界的语言，节日是世界的节日，医学是世界的医学，风俗是世界的风俗，道德是世界的道德。一切自私的民族的东西，不值得夸奖和炫耀。
本文接棒赵紫宸，希望严厉批评基督教中国化的幻觉。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天下一家、博爱济众，对爱国主义的家族中心论做出批评。他的上帝观、基督论、耶稣历史、神性论、人性论、世界观、教会观、救法论，他对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的看法，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看法，尽皆如此，表示了对民族主义邦国意识的批评。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我华传道送经，为单一封闭的华夏文化增添一异质新颖的文化要素，给中国重此岸、轻彼岸的现实文化增添了一种向上的超越性文化因素。奇怪的是：封建文化的狭小襟抱竟不肯接纳她。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笼罩国人官宦心头。我们必须知道，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大二公。教会是一种大而公的普世教会，视万国万民为一体，同为上帝之子，不分疆界与畛域，并非民族主义狭小器量所可包容的。今天，我们必须发扬基督教中所包含的世界大同、万国一家、人人皆兄弟的精神，切莫以狭小的唯我独尊的家族情怀构筑壁垒，把中国宗教变成民族主义者拒绝交往的工具。基督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是民族沙文主义者手中的泥巴，可以被捏成任何一种玩物。它同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我封闭毫无共同语言。
基督教在西方是作为一种革命性因素而出现的。这里所说的“革命”，乃是文化、宗教、伦理意义上的革命。它打破了罗马帝国的家长制、父权制，扫除了民族主义壁垒和狭隘意识，确立了一神论和人人平等的博爱观念。这种宗教传到中国，就对中国封建大一统制度下的纲常名教构成破坏性、革命性力量。但这并不是说，传教士曾经满怀着“颠覆”和“革命”的动机向一个封建性王朝大胆发难。不，他们不仅不具有革命意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保守的。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一厢情愿地结交封建官僚绅士，但许多官宦文人却总是怀疑他们是社会“骚乱”的传播者，怀疑他们腹有鳞甲，对他们表示不欢迎。利玛窦“援儒”、“合儒”，尊崇儒家敬天祭祖的惯例，林乐知的“孔子加耶稣”的思想，某些传教士不是面向大众，而是走“宫廷路线”，这一切表明他们并不想触动封建社会基石的一丝一毫，不敢对传统礼俗和信念发出稍许疑问。不过他们这样做，的确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逐渐站稳脚跟。
西学输入使中国文化餐桌上多了一道菜肴。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固有本土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它打破了儒术独尊的一统天下，带来了新的因素。基督教禁止拜偶像，而中国社会却普遍重视祭祀祖宗，设立祖宗牌位，祭悼亡灵。基督教排斥上帝以外的任何神祗，而中国社会“自天地日月星雷风雨以至山川城社门行井溜，莫不有神”，民众不仅按时致祭，而且随时祈祷、求福、求寿、求雨、求晴、求子女、求升官、求发财、求太平。
本文试以赵紫宸先生（1888-1979）为样板，弘扬基督教世界主义，批评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世界观。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旦被中华染缸浸润洗染，就可能变质腐化。赵紫宸先生是中国基督教教会思想史上不依赖于官方扶持提携的神学巨擘。他志在高山志在流水，不在庙堂。真正的学者有时反倒处江湖以远（当然不会忧其君）。他的著作和思想垂范后世，不是在世时荣耀一时。中国20世界上半个世纪思想大师如群星璀璨，后半个世纪的神学则黯然失色，凋零败落。幸有学术机构文化学者撑起基督教研究一片蓝天，重心转移到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界。学术和宗教思想独立，乃人格独立的一部分。中国现而今居然冒出爱国爱族爱家爱同胞爱近人的神学，其实是鬼学族学国学汉学腐儒之学。
初始阅读赵紫宸文集，开卷即是《基督教哲学》。在谈到基督教与国家主义时， “老友”，即，“客”，谈说爱国主义，但是这爱国一定要顺延到爱人类。爱国者爱人，爱人者爱人类。爱国者不虚言，虚言者不爱国，爱国者循事理，绝事理者不爱国，爱国者不妄行，妄行者不爱国。赵先生回答云，爱国和爱世界，两不冲突。目今中国，爱国的盲行者多有。虚言爱国者说，爱国就不得爱世界。这样的人所在多有。
一  基督教的“国家”观念
在世界与国家、教会与民族的关系上，赵紫宸醉心于世界教会，看轻国家民族政权和民族教会。基督教会与世俗国家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教会与国家各有其目标：教会要向万民传福音，在普世实现救恩。国家寻求国民现世福利，更有一些国家谋求君王统治者的一人一家之私利，把国家机器视为压迫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教会绝不可俯就国家。凯撒的当归凯撒，基督的当归基督，这是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教会并不以爱国为最高最远目标，反以世界人类为最高目标。教会因而常常为主受迫害。在一种专制制度下，教会若不受迫害，反倒说明她同邪恶合流。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的国家政体是临时性的，而且是不完善的。教会应当与国家有一种张力关系。“梵二会议”认为教会应当与国家合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但又认为教会是人类超越性的标志和监护者，不应与政府混为一谈。教会与国家各自独立，教会不应从政府获得特权。教会的理想是世界主义，国家的理想才是爱国主义。
赵紫宸先生主张以超世界克服分裂的现世界。赵紫宸先生热情地肯定世界主义，他有时把国家主义看作与世界主义一样美好。这时他心目中的国家主义乃是爱国主义。他把爱国主义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当作是对世界主义的补充和内在含义。但他更对国家主义采取批评的立场，把国家主义同法西斯主义视同一体。[①]当他肯定国家的作用时，在他，爱国是爱世界的初步和过渡，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不对立。我们今天须知，使人民只知有己国，不知有外国，有世界，闭关自守，是顶有害的。赵先生借天国来弱化民族隔离，这与世俗哲学世界主义淡化民族概念异曲同工。
梁启超先生说：“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我们是要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我们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不能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世界”。[②]赵先生引用梁先生的话以反对国家主义。他认为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一样，把世界推向了忧患恐怖的氛围。国家主义对内镇压人民，借武力谋求统一，对外不承担国际义务，违背世界潮流，固执己见，以孤立为荣。他认为梁先生的世界主义被人忘记，但人类不应当忘记这理想。
《圣经》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本，指血脉），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徒17：26-31）赵紫宸先生引用梁启超的话表达他的美意：“我们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我们中国人所崇尚的，一面是个人主义，一面是世界主义，中间却不认得有什么国家主义” （我认为赵先生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我们中国人最讲爱国家）。[③]宇宙唯一，世界唯一，人类唯一，这说明它们有着根本统一性。国家当然不是人类最高团体，[④]国家之外还有别的国家。他说，如果一国自认为有绝对尊严，绝对威权，那么世界就会有纷争、悲剧、冲突，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天下一家的观念的实现。
这世界越来越小，国与国变成了一个社会，谁也不能独立自存。国家独立这一理想其实很难真正实现。一国不能脱离世界而独立存在，独往独来。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成了一个个人，也应当忏悔其罪恶。他期望“世界主义国家”的实现。[⑤]这个思想乃基督教的精魂。他批评国家主义：“个人只能知有国，不能知有个人。这样，立国的真意义便都失掉了。”[⑥]只有在世界主义和天下为公的基础上，个人才能有自由，有人格，有人权。凡国家主义炽盛的地方，个人往往缺乏自由。国家——个人发展的桎梏！国家——束缚自由的枷锁！国家——正在逐渐过时的劳什子！
赵紫宸先生引用G.C.Bingon的话，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打破了犹太人与外邦人，奴隶与自由人，希腊人与化外人的界限。他期待打破各国中间的阻隔，使一切种族观念破除净尽，促成互相尊重的国际生活。[⑦]只有热衷于权势的人才煽动排外民族主义情绪。只有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才宣传在卫星上可以看到中国长城。
他批评中国文化说：耶稣不讲“五伦”，仅讲“一伦”，即朋友之伦。夫妇、父子、君臣，皆朋友也。[⑧]他认为耶稣因此是超抵抗主义者，而不是不抵抗主义者。世界主义讲一伦——人人皆朋友，故是“超抵抗主义”。他借朋友的话说：“天国之内，包藏万民，在宗教方面有纷纭复沓的宗教，有杂陈乱列的公会。在思想方面，有千变万态的哲学，有殊途同归的科学。在天国方面，又有黄白红黑的民族，有东西南北的人民。”但他又认为，“在天国范围之内，尽可冲突，尽可纷争，但其特点，乃在于相争而兼容，相异而相和，相矛盾而相保护……”[⑨]我极欣赏这种哲学。由此我认为教派林立，和而不同，百家争春，甚好。中国教会自50年代一元化后，宗派消除，鸦雀无声，党同伐异，难容异己，这是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不符合当今多元共处并存文化。
“全能的上帝，你是世界万族的父亲，我们用至谦卑的心向你呼吁，恳求你救你的儿女脱离战争的凶恶，领天下国家走和平的道路……一切弟兄联络团结，成为一个社会”。[⑩]赵先生对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非常推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一样，是政府间组织。我认为还应当有更高的组织，此即各国民间的跨国组织和世界公民代表大会，在世界上发挥超出联合国的作用。这应当是理想。世界公民代表大会应当高于由各国政府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大会，民众有权控告本国政府。我以为还应当有世界民间人权大会，有世界议会——有别于政府代表组成的联合国。
这一切均表明赵紫宸先生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为实现世界主义，他提出许多可行的方略： “民众在这方面，应当多有民族间的交触；要组织观光视察的团体旅行，要交换学术文化机关的导师；要有国际博物艺术交互的展览，要发行专门了解他国情形他国思想的杂志图书与报章；要实行传教自由的法制（而不是把外国传教士当作敌人），要解除谩骂讽刺的卑劣行为（例如在讨论中西医药的优劣时，中医捍卫者使出中国文化糟践人的杀手锏）……要制造国族间相敬相羡的了解，更要注重国际公意的仲裁，坚守互订同签的条约，做国家正义公谊的后援与指导。”[11]总之是国家绝对主权的破灭，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如果这样，民众就可以看到国外电视图书报纸杂志，可以看外国的医生，可以存取钱币到外国银行，可以不出国上外国大学。如此地看问题，则近代中国和外国签署的种种条约规章，就是我国对世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对爱国主义的批评。赵紫宸先生认为，充满激情的爱国思想很容易会形成一种狭隘与排他,甚至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主义。他谈到“天下为公”时，引述以赛亚书第五十章4-5节和梁任公的话，大胆地呼吁各国当悔改，弃掉国家主义而建立世界主义的国家：
“照基督的眼光看，各国都应当痛心疾首的忏悔罪恶，把自己国策捩转来。总有一天各国会彻底的觉得与其以侵夺为事，莫若以贡献为事，与其以凶暴相恫吓，莫若以道义相号召。那时节，至少我们希望世界会有那时节，世界虽不至于真的大同，各个国家却不能不成为世界主义的国家了。这样的思想，是基督教的精魄，是中国人的灵魂。”[12]
他认为，我们在鼓吹基督徒爱国之时，更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懈地将国家建立在天下为公的基础上，“个人方能有自由，有人格，有创造的权能。若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面，那么国人只能知有国，不能知有个人。这样，立国的真意义都便失掉了。”[13]
国家主权观。在我们这个世界，自然有高过于国家主权的东西。主权有限，是千古不移的真理。用主权打压人权，是一切侵犯人权的人们的借口。赵紫宸从世界主义出发，主张限制主权，这可以说是世界主义的题中之义。基督教是超世界进入现世界，是世人求超越而与上帝直接联系。“世界上的国家民族须要放弃他们各自争执的绝对主权，与他国他族，尤其是弱小国家，弱小民族，连合为一，求取互相协作，彼此交融的真正正义的和平。”[14]各国之内，政府要解放民众。不干涉内政，主权无限，反对国际舆论的谴责与国际干预，乃是小农意识，是过时的思维方式。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不受外力监察、批评的内政。作茧自缚式的家庭内政一去不复返（中国素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今日则有包庇情事）。
然而，世界主义的观念，必然蕴含着绝对国家主权观念的破灭：“基督教既要天国临到人间，自然希望国家绝对主权的破灭，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万国之上，必有一个比从前的国际联盟更为完备的组织，以为仲裁调剂鉴察统治国际关系的机关。人类历史是人群由个人至部落，由部落至国家，由国家至国家集团，由国家集团至全世界大同盟大组合的历史。”[15]
比如在论到教育时，他说：“人们只知道统制教育（垄断教育——引者注），袭取教育，造成盲瞽的人民（愚民政策——引者注），使作一政一党的工具。”他认为，“这是国家的祸患，不是人民的幸福”。在许多地方，思想已经成为机械。他反对政府欺蒙人民，提倡政府保护人民，发扬民主，由国内延伸到国际。
世界新秩序断不容纳国家政府的绝对无上的主权，似乎对内可以任意欺压人民，发动战争。拿着武器，对人民说，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提倡“舆论一律”，让人民如同小媳妇一样怕挨打，连咳嗽一声都害怕，乃是专制和自私。这就要求国外干预，如同一个家庭的暴力需要外部干预。国外干预从来是一国进步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国际限制的无限主权，乃是腐败的权力。“万国之上，必有一个比从前的国际联盟更完备的组织，以为仲裁、调剂、监察、统治国际关系的机关。”[16]海岳开通，将各国自闭自守的可能性打破，使人们急待一个公正和平新秩序。封建时代，父杖子，夫殴妻，族长私设公堂，乃天经地义。这一切现而今都算违反国际法。
赵先生有时自相矛盾地说国家主义与超国家主义可并行不悖。他又说耶稣是爱国的，保存祖国的国粹，发扬祖国的国魂。他说这是伟大正直的国家主义。我对此论颇不以为然，并认为这与赵先生其他论述相矛盾，而且与基督教信仰不一致。说耶稣是爱国的，不过我要问，他的国是什么国。耶稣的国不在这世界上，正如赵先生说，他的父是天父一样，他的国也在天上。耶稣不是爱国义士，不是起义领袖，他反对犹太人狭隘民族主义与爱“国”情绪。保罗把生于亚洲的基督教传到西欧，使之成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足见欧洲人并不把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也不排除保罗而另倡“自传”。赵先生那样热切地把耶稣说成爱国义士，有些无根据。赵先生说：“爱国的人不但能了解自己国的历史，尽力为祖国的目标，使软弱萎顿，愚陋恶劣的祖国，可有美丽快乐的将来”。[17]
不过我认为，一个顽劣的国家，它的灭亡乃是它新生的前提，我们应当加速它的灭亡，而不是维持不死不活的恶劣的生命。国家有时又是政府的别名，像卢旺达大屠杀政府，国际干预废除之，良有宜也。我们今天知道，联军解放伊拉克，乃是促成萨达姆政权的完结，这很好。我们可以认为，赵先生反对狭隘的法西斯式的国家主义，赞成自己抗争的国家主义。他的国家主义，不是盲目崇奉国家的一切作为。这一点，赵先生又表达得很好：“爱国之人，莫不知道现在的祖国有不可爱的地方，须要创一理想之国为将来的祖国，因此爱国的意识是爱将来的国，是在永存的现在中，刻意努力辅助同胞，开同胞的知识，进同胞的人格，以达到将来的乐国。”[18]这是指爱未曾出世的同胞，爱百年后的文化。
赵先生的论述可谓深刻，远见。他认为，耶稣的国家主义乃推己国及人国。所以他的国家主义同法西斯一党的狭隘国家主义不同，是正直的国家主义。他说：“然而国家的主权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国家之外，尚有他国，操有同样的主权。绝对主权说是欧洲国家主义的凶器，既已妨碍他国，复屡自害其国。提倡国家主义的人，若尤而效之，以为一国对于他国绝对的不负道德上的责任，那么这等人是要毁灭国家的人格。……人必须处于人群之中，国必须列于诸国之间”。[19]他提倡限制主权，这想法很好！可是他又说，“国家主义并非是‘非国际主义’，乃是与国际主义并行的主义”。这理解就有些自相矛盾了。他竟说：国家主义不可无，国际主义也不可无。[20]然而，赵先生毕竟是基督徒。他说：人格日益扩大，始则爱一家，人格与一家等大；继而爱一乡，人格与一乡等大；继而爱一国，人格与一国等大；终而爱一世界、一宇宙、一上帝。人格就与一世界、一宇宙等大。总之，爱的范围越广，人格越伟大。[21]
赵紫宸先生当然不是一概拒斥爱国爱族主义，他主张把爱国主义融进国际主义，或者把国际主义融进爱国主义 ，这二者的统一，不意味着一族一己之国的利益高出于万民的利益之上，也不意味着牺牲万国万民的利益以迁就己国的利益。西方文化博大胸怀，源自于基督教。基督教注重社会关怀。社会公共利益一向为中国传统社会行政首长所疏忽。赵紫宸提出的新信经是：“我信上帝是万民的天父，对于任何民族，都是一视同仁的”；“我信国际的友谊，必以各国对于他国文化的了解与欣赏，对于他国文化的阐发与爱护，为吸引调剂结合维持的精神”；“我信爱己国与爱人国是不冲突的”；“我信国家之上，不是他国，乃是正义。”（赵紫宸：《中华基督教的国际问题》，《青年进步》，第73册，《国际问题与基督教》特号，1824 年，《赵紫宸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8页，）“不爱国而谈世界的人，为人是妄人，为言是妄言。徒爱己国，而把列国为鱼肉，别国又化为刍狗的人，为人是贼人，为言是贼言。贼人可以暂时得胜利，妄人必定必定永远受欺凌。因为爱国与爱世两端，在古代虽难并峙而同存，在今世虽难实现而两立，在将来则必须于人类的生活中得到统一，达到爱国即是爱世，爱世即是爱国的情势。”（赵紫宸：《中华基督教的国际问题》，《青年进步》，第73册，《国际问题与基督教》特号，1824 年，《赵紫宸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58页。）他这是告诫中国人莫做妄人。佛教慈悲为坏，然而对于社会公益事业漠不关心。在旧时代的中国，无论宗教机构，还是行政首长，都不管饿殍遍野，哀鸿遍地的社会救济。但他们把一切于自己有利可图的事情却牢牢抓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