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甫琴科为什么与莫斯科 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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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甫琴科为什么与莫斯科决裂

 

   前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1978年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内,突然宣布到美国定居。这在当时一下子成了各大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人们对他叛逃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女人、酗酒、金钱等等。6年以后,舍甫琴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愿继续做一个伪君子。

  确实,单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是很难给舍甫琴科的决裂行动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的。作为苏联高干的一员,他享有在美国根本不可能享有的广泛的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莫斯科郊外最好地区的别墅、政府提供的由专门司机驾驶的轿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的贵宾待遇、外人不得进入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等等。还有一点也是很引人注意的:舍氏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刚刚43岁,是葛罗米柯的红人,非常有希望在任期结束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既然生活优裕,前程远大,有什么必要玩这种危险的俄罗斯轮盘赌呢?舍氏写到,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正是他的晋级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在驱使他变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970年,他在刚满40岁时,被葛罗米柯任命为自己的私人政治顾问,开始介入苏联最高层的政治生活,看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真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别人看到的形象。他惊讶地发现,苏联领导人并不相信他们向苏联人民灌输的意识形态,也无意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原则落到实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特权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一些同僚虽然深知意识形态的重要,但他们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只了解一些皮毛。舍氏这样描述这个阶层: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述成正在向这些东西进行斗争;它批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舍氏认为,这种言行分裂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保住地位和特权,我假装信仰我所不信仰的东西,假装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不但在公开场合,在党的会议上和会见朋友时,笑容可掬,扮演着伪君子的角色,甚至对家里人和我自己也是如此。”“这种生活过了多年之后,我便开始在镜子里看到了杜里安·格雷(英国作家王尔德的长篇小说《杜里安·格雷的画像》的主人公,他因为长期撒谎、作恶多端,其画像变得满脸皱纹,狰狞可怕)的真正的画像。

  经过了长时间痛苦的犹豫后舍甫琴科决定:与莫斯科决裂!

  舍氏在写作这本书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但地位已经很显赫。他认为,戈氏所以能够青云直上,在很大程度上纯粹是得益于一个偶然因素:1978年以前,戈氏担任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第一书记,那里有遐迩闻名的矿泉,是疗养胜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定期去那里疗养。戈尔巴乔夫作为当地的第一书记,有机会和他们多次见面,并且能像俄国人说的那样———卖弄自己。

  舍氏认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也是特权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叛逃毕竟是不光彩的。我相信,舍甫琴科用这样的理由解释自己叛逃的原因,无疑有为自己辩解的考虑,但他对前苏联特权阶层精神状态的描述,应该说还是准确的———1991年,在苏联解体前夕,一项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状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和舍甫琴科的结论不谋而合: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只有不到10%的人信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他还是过低估计了这种普遍的精神分裂对苏联的危害。他在这本书的最后断言:苏联并不会很快解体。但仅仅过了7年,这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国家就从地球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