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导致他与索尔仁尼琴公开决裂

《布罗茨基传》 [美]列夫·洛谢夫著 刘文飞译 东方出版社 2009年第一版 （资料图）

《布罗茨基传》的作者是列夫·洛谢夫。作者在世界诗界很有名，但在我们这里却并不为人所知。布罗茨基曾写过专文，向世人介绍他。列夫·洛谢夫的功夫表现在他主要抓住横在世人面前的回避不了的尖锐问题：面对文化的多元选择，我们应该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布罗茨基传》回答了这一问题，这是此书的特别主题。我惊叹于作者的思考，因为他回答了世上最难回答的问题，什么是清醒？传主和作者这代人生于白银时代之后，他们中多数人有幸在残酷的年代与白银时代的大师们交往，亲聆教诲，深得其中精髓。什么是清醒，实际上是布罗茨基这代人——死去和幸存的人的集体回答。如果说，19世纪的那代人回答了什么是信仰的问题，白银时代的人回答了什么是自由的问题，他们这代人则回答了什么是清醒的问题。与他们相比，回溯我们的近现代，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没人回答。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改善人的存在关系，只有个人大脑的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段话是布罗茨基的剧本《民主》里的台词。此前，布氏扣下了《乌克兰独立日》这首诗，决定不公开发表。乌克兰狂热的精英们，因布氏给出的回答对他进行了围剿。不发表这首诗，并不是此诗写得不好，而是怕被误读，伤害乌克兰人的自尊。回答什么是清醒，更多的时候遭遇的是仇视和不受欢迎。一千个人对柏拉图、对基督教、对犹太教、对佛教、对伊斯兰教的理有一千种解读，可悲的是，谁都说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解读者，于是解读的差异性引发了纷争，引爆了利益集团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危机。像布罗茨基与索尔仁尼琴的分道扬镳，是由解读的巨大差异性造成的。文化是良药，也是毒药，不同体质的人吃后结果不同。布罗茨基与索尔仁尼琴的命运是世人皆知的。前者是诗人，后者是小说家，不可能因体裁的差异而生出矛盾。从两人的共同身世，共同遭遇，共同背景来说，彼此应该是惺惺相惜，互相理解，而不应该公开决裂。但命运的玩笑如此开来，大概只能从他们各自的精神结构去深究了。索尔仁尼琴是斯拉夫主义者，布罗茨基被他的研究者说成是世界主义者，也有说他是斯拉夫派的西欧主义者。但我们可以从布罗茨基在《文明的孩子》中对曼杰施坦姆的精神的构成的肯定中，看出布罗茨基本人的精神结构。布罗茨基认为，曼杰施坦姆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其精神结构主要是由古希腊罗马文化组成的，所以他是“文明的孩子”。他是为了文明而生而死的。布罗茨基说：曼杰施坦姆即使不生活在苏联，命运也会如此。这实际上给出了为什么曼氏会有如此命运的答案。苏联解体后，索尔仁尼琴隆重地凯旋故里，布罗茨基却因多种莫名原因而仍生活在美国。但前引布罗茨基的话：“任何改革都不能改善人的存在关系，只有个人大脑的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可不看做这是这另一个“文明的孩子”的继续自我流放的核心情结。限于某族、某国、某宗教派系、某群众团体、某党派，也可以坚守善，但却是有条件的善，而不守这条件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大逆不道者。布罗茨基的选择，是拒绝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拒绝索取，拒绝崇高，拒绝任何意义上的交换条件的选择，是孤独与自由的选择。布罗茨基在关于自己的身份时说：“我是犹太人，俄罗斯诗人和美国公民。”他死后葬于威尼斯，苏珊· 桑塔格说“安葬在此地真好。因为威尼斯哪儿都不是”。如果还需要什么，当然最好听一听布罗茨基清醒的独白：“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一个终生视这种个性高于任何社会角色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在这种偏好中走的过远的人来说——其中包括远离祖国，因为做一个民主制度中的最后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的殉道者或者大文豪。”

《布罗茨基传》的作者强调此书不是人物传记，而是文学传记，大量非常珍贵的注释，重现了昔日生活的原貌，特别是传主这代人群体面貌扑面而来，栩栩如生。而传主的诗学面貌就成型于此时。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特罗瓦多斯基、传主的第一位女友和他的孩子，互相交织在一起。想要在此处看热闹的读者，会毫无所获。因为作者感兴趣的是探索诗人的灵魂。聪明的读者阅读到此处，已经可以感受到作者独有的品质。在第八章中，世界重量级的诗人奥登出场了。书店里多年前就摆放着他的诗集，但一直没有传记可读。刘文飞翻译的《文明的孩子》里，有一篇布罗茨基分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的长文。布罗茨基惊人的解读能力，曾惹起读者想更多了解奥登的愿望，在此书里可以得到部分满足。什么是男人的芳香，看这些片段，等于补看奥登传，不过瘾，但已经解馋。此外，苏珊·桑塔格、帕斯、沃尔特林、米沃什、希尼穿梭于此章。大隐士纳博科夫也在此露面了，他送给布氏一条名牌牛仔裤。在《未归人》一章中，作者以十分节制的态度，给出了布罗茨基与索尔仁尼琴分手的深层原因。两位大师的分手不可避免。夹在中间的作者欲哭无泪，却并不诘问，只能缄默地跪在内心的祭台旁祈祷着。曾经读过《古拉格群岛》、《第一圈》、《癌病房》、《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牛犊顶橡树》的读者，读到这里，难免心情复杂万分。成长于80年代的读者，有谁敢说没有受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和布罗茨基相比，应该说索尔仁尼琴的影响更大，大到已融化成读者看世界的眼光。然而，成熟自身自有一种矫正能力，当这种能力以沉默的自主权开始主持我们的判断力时，天平就会向另一边倾斜。这是他们的残酷呢，还是我们变得“残酷”了？很多时候，清醒的滋味并不安慰人心，因为“当你寻找真理，最可怕的是你找到的时候”。一位法国作家如是说。桑塔格则解释说：“你找到它，你便再也不能听任自己跟从你的个人圈子的偏见，或接受流行的陈腔滥调。”

（文章来源：中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