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2010年经济分析 – 11大难题主导的经济方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1:40:54
2010年经济分析 – 11大难题主导的经济方向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2010年，中国社会经济和个人经济正在面临“由奢入俭”的巨大难题。这些难题可以归结为11个，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发展和变化，将主导中国2010年的经济走势。 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某个时候，某个问题中的一个较小的变化，都可能变成“蝴蝶效应”，影响到经济全局。 而整个经济形势的主题，是如何应对国际经济衰退，人们该如何采取保守的经济策略，度过经济困难的时期。
1、 大学生就业；
2、 房价与楼市；
3、 出口加工经济；
4、 产能与基础设施过剩；
5、 城市居民收入
6、 医疗与健康
7、 食品安全等
8、 生活费用
9、 垄断企业价格
10、 养老问题
11、 股市问题
一、 大学生就业：
大学生从20多年前的“天之骄子”成为一个集中的弱者群体。 2007年之后，不少大学生开始出现失业或者隐形失业的状况，到2009年大学生失业问题开始成为全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2010年，如果世界经济不发生出乎意料的急剧好转，大学生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根据广州在3月份的一个调查，大学生就业签约率少于10%。 而在正常情况下，到三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的大学生都应该有了明确的工作单位。 后来，根据一些公布的统计数据，大学生毕业后就业率达到90%以上，引起无数大学生的愤怒反应，纷纷称自己“被就业”了。 根据广州的调查结果和后来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 而大学生所谓的工作，不应当是端盘子洗碗，或者去开个小超市等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而应当是需要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工作。
即使是就业了的大学生，也在面临微薄收入与生活支出的巨大压力。大学生经过了最少15年的教育过程，最基础的就是学会了如何体面的生活。 但是，体面的生活需要消费的支持。 而不少大学生毕业后，收入往往只有1000-2000元，如果在大中城市独立生存的话，这些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的体面生活支出。 尤其是进入2009年，房租、食品、服装、交通（北京除外）等生活费用的上涨，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更加艰难。
大学生普遍面临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这些大学生花费家里几万至十几万元上大学，让很多家长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 有的学生在贷学金的支持下完成的学业，也就意味着需要偿还贷学金。 但是，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也就意味着无法获得收入来源。而不少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其收入也非常低，还没有农民工的收入高。 同时， 而这些支出很容易超过他们的收入，让他们无法独立地生存，更不用说归还来自父母或者金融机构的大学贷款。
全国2000万在校大学生的心理也在承受巨大的压力。 刚刚毕业不久的学长们的境遇，迫使他们思考自己毕业之后的生存状况。 如果10-20%所有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那是大学生自己的问题。 而如果超过50%的大学生找不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那就意味着整个社会没有机会给他们就业。 那么，他们该怎么办？是继续每年交将近10000元的学杂费，已经花费更多的生活费，继续读未来找不到工作的书，还是采取其它措施。 在“蜜罐”中长大，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大学生们，开始体会真实生活的严酷现实。 他们下一步何去何从？
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产业链。 如果大学生无法就业的话，还会影响到无数中小学生家长的观念意识。 中小学生家长就会反思，自己给孩子进行了大笔的投资，而且学生学习很刻苦、很努力、成绩也很好，但结果却是找不到工作。 这不仅浪费了金钱、牺牲了孩子的美好童年，还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结果是自己希望的吗？ 读书真的有用吗？ 而当中小学生家长观念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直接会影响到教育这个产业链，以及依附于教育的附属产业，进而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形态。 二、 楼市问题；
易宪容说：楼市绑架了中国经济。 楼市在2009年初平淡开局后，经历了由下跌到快速上涨，从年中开始销售火爆。 之后，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房价屡创新高，其上涨势头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天价“地位”屡屡让人们感觉到自己缺乏想象力。 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在2008年相对沉寂之后，又赚得“盆满钵满”。 大量曾经观望的投资者蜂拥进入楼市，为自己的资金寻找获利或者保值的机会。
同时，很多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心理产生了强烈的不平衡。 房价上涨引发房租价格上涨，比如说菜市场摊点的摊位费涨价、人们住房的租金价格上升，进而影响到人们生活成本低整体上升。 而且，房价上涨让很多没有买房、或者没有能力买房的人们产生了失望、甚至绝望的心理。 人们心理觉得非常不平衡，引发了社会潜在的危险。 《蜗居》这一个内容普通的电视剧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说明了人们对于房子和房价的心理敏感程度。
2009年11月下旬，迪拜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欠债不还”。 这个消息传出，让世界金融市场为之震动，尤其是被欠债的欧洲银行更是发生恐慌。 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更多的震撼在于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速度。一个看似具有巨大石油收入盈余、被看作是阿拉伯世界消费“明珠”、 阿拉伯富豪和世界富人“挥金如土”的地方、受到世界投资者青睐的迪拜，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接近破产边缘。 很多人开始反思，如果连迪拜都有可能破产，那么不少中国城市的楼市泡沫也很有可能破裂。
中国楼市中同样有大量的银行贷款。 如果房价继续上涨，那么这些贷款对于银行来说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房价开始下跌，大量进行按揭投资抛盘就会涌出，加速房价下跌。 结果会导致贷款炒房的人们弃供，很多楼房就会压到银行手中。 银行可能会被弃供的房屋所压垮。 考虑到这样的因素，政府很难允许房价明显下跌。同时，房价已经涨到让很多人难以承受，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保房价，还是保人们居住，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如果保房价，那么就意味着银行还需要进一步增加贷款数额，以支持整体房价的平稳或者上升，而更多的贷款也就意味着社会中的资金更多。 而资金是流动的，在人们用更多的银行贷款购买更高价的房子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增加的贷款会再从房地产商手中，很快流到其它领域，增加全社会的货币量。也就是说，社会中钱更多了，而商品还是那么多。 而如果不保房价，那么意味着银行贷款会出问题。 而人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银行贷款进入了房地产和房地产的相关产业，房价下跌对银行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三、 出口问题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大多数国家的消费明显萎缩。 而且，世界各国都在尽可能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复苏。 不少国家通过本币大幅贬值、增加各种形式补贴、实施非关税壁垒等手段，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致使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 中国出口经济模式面临急迫的转型要求。
出口萎缩是全球范围的问题。 对于不少出口企业来说，欧美国家的消费低迷是主要关注点。 但是，更需要关注的是，2002、2003年之后，中国对东欧、南美、中东和非洲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量。 而迪拜泡沫破裂代表的新兴经济面对的整体风险。 中国商人在俄罗斯等地的遭遇，更反映出新兴地区经济衰退带来的国际矛盾。 而衰退和矛盾让中国的出口“雪上加霜”。 同时，中国周边国家的加工业兴起和更低的成本竞争，让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巨大压力。再加上反倾销等国际贸易摩擦，中国产品出口更加艰难。 例如，2009年1-10月份，中国从粗钢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净进口40万吨。 粗钢的进出口变化情况，说明了中国面临的出口困境。
出口萎缩引发一系列经济连锁反应。 首先，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关门倒闭。 有的数字说金融风暴之后，一些出口导向的地区加工企业倒闭40%。 但是，即使是剩下的企业，相对于国际市场需求来说，仍然供大于求。 所以，很多企业在无利或者亏本维持，不仅加工业务少，经常停工休息。 更重要的问题是，加工费用更低，企业更加无利可图。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国际经济形势没有出乎意料的显著好转，出口加工费用在恶性竞争中，会继续降低。 然后，更多的出口加工工厂会关门。
其次，为出口加工企业配套的服务业下滑。 出口服务业是涉及到原料生产、零部件配套、交通运输、相关生活与知识服务业的系统产业。 比如说，一个机械出口企业关门，会导致相关产业链条上的配套加工企业关门，影响到零部件生产、模具生产等。 出口减少会使公路、汽车、货柜等相关交通运输工具的使用率下降，开始出现更多的闲置。 另外，相关工业服务业也会出现萎缩，包括工业建设项目会减少，办公用品减少等等，进一步影响到建筑建材市场、办公家具、办公用品市场的活跃程度。而且，相关的餐饮和生活百货等生活服务业的减少，比如说中低档饭店、办公相关餐饮和百货日杂店生意冷清等等。
第三，相关行业的人们就业率下降，整体收入降低。 但是，企业仍然难以找到合适的员工，员工难以找到工作。 相关行业企业关门后，很多人会下岗，但是人们可能往往并不一定会选择尽快就业。 因为，在出口加工企业生存越来越艰难的状况下，根本不可能给员工加工资。企业已经无法承受增加的员工成本，如果加了工资的话，那么企业基本上无利可图，而且还面临着更大的经营风险，赔钱随时有可能。 赔本的买卖没人长做，所以企业宁愿招不到工人，将厂房机器闲置，也不愿意高价聘用工人赔本生产。 而对于工人来说，这些出口企业的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 加工企业的主力农民工宁愿在家乡务农和打零工，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在异地加工企业中超负荷工作，然后获得“鸡肋” 型的工资收入。
很多企业的出口加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企业需要连续生产和运转，才能够保持在一个行业的竞争能力。 而员工必须持续工作和学习，也才能获得持续的技能提升。 但是，农民工纷纷回乡，转作其它行业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出口加工相关的工作技能被浪费。 而失去员工的企业，再恢复规范的生产，保持市场竞争力就很难了。 而且，一旦农民工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农业技能的他们，还会考虑返回城市。 而城市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那么这些农民工怎么办，仍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四、 产能和基础设施过剩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 有一些数据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80%。 这个数字可能过于夸张，实际数字可能要低于这个数字，但是外贸依存度也处于很高的比例。 不过，中国虽然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却处于产业链条底端。在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和制造加工、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的产业价值链中，产品的巨额利润基本被后其它的流程所垄断，中国只有制造加工环节，而这一环节的利润率极低，且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
制造加工的问题不仅仅是利润率低，更主要的是需要巨大的基础产能做配套。 举个对比的例子，微软在2007财年，收入超过600亿美元，利润超过170亿美元。 而这些利润的获得，就是通过9万多人完成的。 而人们创造这些收入和利润的地点，主要在类似于学校的写字楼中完成的。 几乎没有生产设备，基本上也不需要大量的交通运输工具。 而中国生产数亿件衬衫才换得一架波音飞机。 这数亿件衬衫的原料、加工和出口则需要数十万人的辛勤工作，更需要规模巨大的生产厂房、配套的生活设施、公路、桥梁、港口码头等，同时还需要水、电、气等各种配套设施的支持。
当出口加工受阻，更是导致生产设备和设施的大量闲置。 比如说，当纺织业出口加工数量减少，大量工人放假回家的时候，纺织企业和配套企业或者整体关门，或者部分机器设备和厂房闲置。 这也就意味着，有很多厂房空了下来。 即使没有空下来的，也往往是开工不足。 而如果世界经济没有显著回暖，欧美大量消费不复苏，新兴市场消费不猛增，那么会有更多的厂房被闲置。 而这些厂房因为已经建立起来，已经变不回农田，生产不了粮食了。 所以，只能进行闲置。 如果时间长了，机器设备就只能按照废铜烂铁处理掉，而厂房则还需要重新花钱，改变用途，才能够重新利用起来。
这些企业关门，又会导致上游企业的关门。 比如说，纺织厂减产或者关门，会直接影响到纺织设备生产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让一些上游企业关门，同时让没有关门的上游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厂房也出现部分闲置。 而他们的生产设备闲置，进一步影响到他们供应商的生产设备的闲置。 这些上游企业的厂房也开始出现闲置。 同时，关门的上游企业会想法把设备卖掉，而且没有关门的上游生产企业的设备也发生闲置，于是市场上生产设备供应增多，而销售反而减少。 这又引发对上游设备生产需求的减少，并且导致整个纺织机械相关产业对钢铁需求的减少，形成一系列的上游产业连锁反应。
而且，配套服务业受到打击，也影响到相应的设施。 比如说，为了支持加工出口，首先需要大量的写字楼，支持相应的办公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等。 这些服务的需求旺盛，引发了办公写字楼的大量需求。 于是，办公写字楼的需求出现明显的缺口，刺激了办公写字楼的蓬勃建设。 但是，当这些写字楼建起来之后，突然发现出口加工的需求减少，不仅新增加的写字楼用不上，连旧的写字楼也因为出口加工的减少，跨国企业的收缩，很多也开始闲置。 于是，造成写字楼的供应过剩。 同样，写字楼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不可能说拆就拆，只能希望出口加工的好转，救这些写字楼。
出口加工业配套服务的商场、酒楼、超市、小商品市场、大卖场等相关配套设施也会开始出现闲置。 在出口加工经济集中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的外国客商，这刺激了当地商人建立“商品城”，提供销售和洽谈的场所。 随着出口日趋火爆，豪华的“商品城”开始拔地而起。 但是，这些商品城建成的之后，往往很快就发现过去大量的客商似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同样，当地的餐饮、生活等配套设施也经历相同的过程。 失去了出口加工支持的服务业，只能面临萎缩。如果承租的人少，那么这些店面的装修、货品、家具等也只能弃置。 然后，撑不下去的店面变得“人去楼空”。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3 01:44:12 嘿嘿，房地产是个很有意思的领域，充分反映了社会各利益阶层之间，进行的不对等博弈问题。 中间有很多让人迷惑的地方，所以人们的预测经常会出现错误。 但是，当分析清楚博弈背后的利益根源，很多内容就迎刃而解了。
房地产问题应该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看，就更容易进行分析和思考。我跟踪房地产市场几年了，到时候把我的一些思考心得分享一下。 等我先把后续的问题写完，然后可以深入讨论房地产与其它问题之间的关系。
先说一句，罗素说，经济是权力的产物。楼市和房价就是这个原则的最好体现。 以后共同分析探讨。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3 02:27:57 四、产能和基础设施过剩 （续：中观和宏观）
大型工程在经济火爆时期大量上马，很快变得过剩。 举个例子，为了火爆的出口，船舶需求也大幅增加。 于是，船舶建造也就成为火爆的经济组成部分之一。 而要想造船，就首先需要建设船坞，于是大量的船坞开始建设。 因此，造船业的兴旺带动了钢材和水泥的旺盛需求。 不仅仅是船舶需要钢材，造船的船坞建设也需要大量的钢材。 所以，就形成了双倍的钢材需求。 但是，突然之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于船舶的需求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 有的船坞直接出现闲置，有的船坞虽然暂时仍在造船，但是如果没有新的订单，也会很快闲置。 结果，不少船坞就像厂房、写字楼、“小商品城” 、“家具城”等配套设施一样，开始大量闲置。 如果世界经济不出现出乎意料的巨大好转，那么越来越多的大型工程设施就会闲置下来。
同样，公路、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出现过剩。 在2007年出口火热的时候，沿海出口加工集中的地区，公路和相关桥梁的使用率非常高，在港口码头附近经常会出现大塞车，有时候可以长达数公里。 而且，配套服务设施也在加紧建设，也需要大量的材料运输。 这给公路和桥梁、港口码头、运输船舶等相关出口配套设施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为了支持出口，地方就需要增加公路建设、桥梁建设、港口码头建设。 但是，正在这些设施建造或者刚刚竣工的时候，出口量明显下滑，配套服务设施开始闲置。 结果，不仅新建的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没有用上，连旧的基础设施也开始出现使用率不足道现象。
这些基础设施的闲置将影响对钢材和有色金属、水泥、化工、建材等多种初级产品的需求，使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变得日益突出。2009年8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会议上指出，中国目前部分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快，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12月初，有权威人士透露，国家拟出台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协调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央行等诸多部门，以严厉措施，重点完成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焦炭、造纸、皮革、印染等九大行业的落后产能淘汰任务。
那么，相关产能过剩有多严重？ 以钢铁和水泥为例。 2009年，中国钢材产能达到7亿吨。 预计2010年，钢铁产能再增加到7.58亿吨（不考虑落后产能淘汰）。根据中钢协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月~10月生产粗钢47247.38万吨，同比增加4470.84万吨，增长10.45%。1月~10月粗钢平均日产155.42万吨，相当于年产粗钢5.67亿吨的水平。由于生产总量过高，国内市场供需矛盾激化。中钢协副会长罗冰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全年粗钢产量突破5.5亿吨，供大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问题是，各企业在产能过剩、供明显大于求的状况下，仍然进行大量投资。即使2010年的钢材需求量不减少，产量也不减少。 7.5亿吨的产能超出5.5亿吨的预计年产量约2亿吨，而预计年产量将明显大于需求。 中钢协副会长、华菱钢铁董事长李效伟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过剩是肯定的，大家都在疯狂的上（生产）线。” 而疯狂上马生产线并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的，所以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 此外，行业内的相关人员表示，政策的弱势直接导致钢铁产能越淘汰越多，而且很多钢铁企业甚至明目张胆地顶风上马新项目。
根据中国水泥网的数据，2008年全国水泥总产量13.9亿吨，合1个中国人1年消耗1吨水泥。而产能18.7亿吨，产能过剩将近5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75％。 而且，初步统计2009年在建项目的水泥产能是6亿吨。2009年1~7月份全国水泥制造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9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5.8%。据了解，从2008年到2009年8月，全国水泥投资的月度同比增速始终保持在40%以上。 而2009年3月累计水泥投资额同比增长率达110.45%。也就是说，产能超过需求可能达到10亿吨的数量级。
在中观和宏观方面，大型工程和基础设施过剩的矛盾还在日益突出。 从2009年的情形来看，虽然公路和桥梁、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钢铁有色、水泥建材、化工相关等行业的产能已经明显过剩，但是这些领域的投资不仅没有减少，而是还加速的趋势。 从短期来看，这些产能投资在大量吸纳自身的产出。 比如说，建设钢铁厂需要水泥，而建设水泥厂需要钢铁。 钢铁水泥厂的相互需求对公路等基础设施产生了需求，而公路等设施建设需求又对钢铁水泥产生了需求。 但是，这样“自己食自己”的局面不仅仅是无法持续的问题，而且是中期都无法持续的问题。 到2010年中后期，这些突出的产能开始投产，卖到哪里去，就成了Mission Impossible。
而这些基础设施的产能过剩，将进一步影响到宏观基础设施。 这些宏观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石油与石化、煤炭、电信、铁路等全社会服务行业。同理，电力在过去数年中，也同样在大量扩充发电和输电能力，以满足社会电力需求的增长。 到2009年，年初电力需求出现下滑，而且用电高峰也没有出现拉闸限电的需要。 随着新的电厂落成，电力需求将显得更加宽松。 而电力需求的宽松，又让煤炭产能显得过剩。 以此类推，整个社会基础设施正在从供不应求，向明显的供大于求方向转化。
而这些基础设施的落脚点，还是金融业。 在这些过剩产能和基础设施中，不可能没有金融业的贷款。或者说，金融贷款可能占据了大部分。钢铁水泥厂建设往往以银行贷款为主，公路建设往往以银行贷款为主，电力建设往往以银行贷款为主，石油与石化建设往往以银行贷款为主，等等各种建设，基本上都要以银行贷款为主。 也就是说，金融保险行业支持着整个社会产能和基础设施的扩张。 那么，如果这些产能和基础设施过剩，就意味着资金难以得到回笼，金融业如何应对这些难题，仍然需要艰难的抉择。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3 12:14:46 五、 城市居民收入
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城市居民收入在持续降低。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持续变化，将让城市居民从过去的优势地位，变成在经济和生活上的劣势地位。在2010年，城市居民收入状况可能转为明显恶化。不少城市居民可能开始必须面临非常艰难的生活，生活的艰难程度可能超出人们的想像，而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也将发生剧烈变化。
分析城市居民收入状况，首先应当农村居民收入状况说起。 根据2009年发布的中国社科院《城市蓝皮书》，2008年的城乡收入比是3.31。假如考虑到可比性的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左右。 而在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只有2.79。 也就是说，除了少数农村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收入在持续下降，比城市下降得更快。 从微观情况来看，农民出门打工成为很多农村家庭的收入支柱，这些打工收入作为农村居民的额外收入来源，变成了家里新盖的楼房、新买的电器，让不少农村从表面上显得富裕了很多，掩盖了农村“自身造血不足”的状况。 不过，一旦农民工失去工作，向农村回流，农村的经济状况又会显露真实的状态。
城乡收入差距并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实际状况。 多数农村居民家里仍然拥有自己的耕地和宅基地。 即使大量农民工回家，他们也能够自己种粮种菜，有口饭吃，有地方住，过上相对自给自足的生活。 所以，农村居民只要有很少的收入就能够维持下去。 但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其收入就是生活的所有依靠，这些收入必须要用来应付一切的衣食住行费用。 一旦城市居民收入降低，会直接影响到买粮买菜、用水用电的状况。 如果城市居民失去收入，那么基本上就等于失去了生存能力。 不少老工业区的人们生活情况极差，原因就在于此。 而现在不少农村户口开始变得比城市户口吃香，也反映出城市居民收入状况恶化之后，人们对城市居民生存能力的担忧。
城市居民的收入状况，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50年代工业化为经济主导开始，城市居民长期享受着城乡“剪刀差”带来的福利。 “剪刀差”就是在固定价格体制下，城市把高价的工业品卖给农村，同时从农村收购廉价的农产品，通过这样的方式城市居民能够生存下来。 在价格“剪刀差”的支持下，大量的农村人口支撑着少量城市居民的消费。于是，农民即使很辛苦种地，结果也最多是维持温饱，经常还要饿肚子。 有的农村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需要全体出去讨饭吃，这在一些电视剧中被表现出来。 而城市居民就可以通过“剪刀差”，过得相对舒服，然后生活相对有保障，孩子能够上学，有最基础的医疗保障。 所以在那个年代，城市户口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东西。 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梦寐以求的就是得到一个城市的户口，让自己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
但是，“剪刀差”必须有个前提，就是城市人口少，农村人口占到绝大多数。 一旦城市人口超出农村人口一定比例，这个社会经济系统就要垮掉。 于是，在60年代初的三年饥荒后，城市实施了“62压”，就是把不少城市人口压回农村去，以维持“剪刀差”这个价格机制，或者说社会经济机制。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几年之后的“上山下乡”，因为当时即使把一些多余的城市人口压回了农村，但是架不住城市人口生育速度太快。 从1950年代开始倡导的多生孩子的政策开始在1960年代中期效果开始显现，而这些多生的孩子根本找不到工作。 就是因为“剪刀差”的价格机制不能承载太多的城市人口。 而城市孩子从小相对自由，天不怕地不怕。 如果让他们呆在城市中无所事事，迟早要出乱子。 于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将这些城市年青人大规模地“批发到”偏远地区，比如东北、新疆、云南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
改革开放后，“剪刀差”还一直在对经济起着关键的作用。 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能够自由地种粮、养猪、种经济作物。 农民的收入开始获得显著的提升。 不过，通过“剪刀差”，城市把高价工业品卖给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好处，所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同样显著。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的相对收入又在重新降低。 所以，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城市打工，部分分享城市居民的价格“剪刀差”的结果。 后来，从广东开始，在大力鼓励出口加工经济的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农民和城市居民同工同酬的政策。 不看你的户口，只看你的综合素质和技能。 于是，大规模的农民开始涌向广东，“打工”开始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
在广东等沿海地区依靠“剪刀差”的历史遗留问题，获得经济迅猛增长的时候，却摧垮了内地的“剪刀差”。 东北、华北和西北的一些老工业基地，曾经享受着“剪刀差”带来的福利，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力量之下，迅速没落。 大批工人下岗，有能力的到沿海打高级工，增强了沿海的优势。 同时，大批工人的涌入增加了劳动力供给，这让沿海享受了十几年工人低工资、产品高价格的美好时光。 这样的结果是，经济形态从城乡的“剪刀差”持续转变为沿海与内地的“剪刀差”。 沿海地区只要依靠自己的区位优势，通过盖厂房、建写字楼、出租居住房、建立小商品市场等方式，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收入。
低价农民是两个“剪刀差”背后的持续动力。 城市与农村的“剪刀差”是依靠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形成的。 而沿海与内地的“剪刀差”是依靠大规模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形成的。 而这两个“剪刀差”的背景，都是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收入。 但是，随着国家减免农业税，并且鼓励农民种粮食之后，农民收入也开始得到基本的保障。 这时候，大量的农民从新思考，自己是否值得外出打工。 因为，外出打工不仅要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老人孩子，更要受到当地人的歧视，受到当地企业的压榨，把很多钱交给铁路、电信等部门。 于是，沿海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民工荒”，企业有工作岗位，但是招不到人。
更明确地说，农民的辛勤劳动支持了城市居民较高的生活水平，支持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农民开始变“懒”了。因为，受到一些教育、见识了外面世界的农民突然发现，虽然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现代化的城市，支持了沿海经济的发展，但是自己却享受不到任何相应的回报。 在上海、深圳、东莞等城市的人均GDP中，根本不计入农民工的数量。 也就意味着，农民工不被认为是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农民工开始不跟城市的人们“玩”了。 不少曾经在东莞打工的农民工发誓，绝不会再回东莞，说明了农民工自我权利意识到觉醒。 同时，资本的积极进取的，不少资本开始深入内地，寻找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更好的当地政策，也“粘住了”很多当地的有经验的农民。
当城乡“剪刀差”迅速消失的时候，中国经济与社会格局的巨大变化正在拉开帷幕。 （本部分未完待续，下一段分析知识“剪刀差”和城市居民收入问题。）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3 23:06:20 五、城市居民收入 （续：经济负担的转移）
同意上面的一位朋友的说法，关键在于政府税收。 这也是为什么在本部分开始就谈到，城市居民将陷入艰难之中。在最初的城乡“剪刀差”中，其主要目标是农民。农民承担了政府的税收和城市居民相对较好的生活。 而中国后来取消农业税的行动，开始反映出政府税负的转向，主要税负从农村开始转向城市。城市成为经济重负的主要承担者。
各位网友有兴趣的话，查一下几年前，关于取消农业税的一些评论。有的专家当时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农业税已经占到全国总税收的很小的比例，因此取消农业税并不影响财政收入。 请注意，当时这些专家强调的，并不是世界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还收农业税，也不说各国更多的是给农民提供农业补贴。 他们强调的是农业税已经不重要，或者说政府已经不把来自农民的税收作为主要税收来源。 所以，政府放弃这个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真正收益的税种。 同时，这也意味着，政府将征税的重点放在了城市，城市居民开始承担起交税的重任。
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真正关注到这一举动的意义。 在当时的环境下，出口加工经济极其火爆。 无数的农民工仍然在大量的出口加工企业中，超负荷、超工时地辛勤工作，赚取着最微薄的工资。 他们创造的大量财富，一部分变成外商的高额利润，一部分变成加工企业和相关服务产业链的利润，一部分变成政府税收。 由于农民工的数量过于巨大，政府即使在每个人身上获得少量利润，就可以获得丰厚的税收。 所以，政府税收从农村向城市的大幅度转移并不被人特别注意。 而且，政府可能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取消农业税有什么样的后果。 因为，当时对于政府来说，农业税已经是区区不值得一提的税种了。
当然，敏感的农民工们注意到了。 农业相关的税收虽然对政府似乎不值得一提，但是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却太重要了。 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决定返乡，重新务农，不再出来打工。 当时，问一些返乡的农民工，为什么要回去。 有的农民工明确地说，农业税取消之后，不少地区的农民种地也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 虽然种地收入比打工收入低，但是综合生活成本低，比没日没夜打工来得轻松，还能够跟自己的老人孩子呆在一起。 很快，“民工荒”出现了。 当种田的负担减轻之后，不少农民自然愿意种地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量农民工返乡。 政府和一些专家担心，农民工返乡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 但是，预期的动荡并没有大规模出现。 因为，很多农民在没有农业负担的情况下，种点田，再打打短工，生活还是有着落的。
城市开始成为征税的重点。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政府开支开始持续增加。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开支开始快速膨胀。 为了应对开支，开始征收多个新税种，并且大量发行债券。 其开支的特点是刚性非常强，一旦加上来，除了持续向上加之外，几乎没有可能再减回去。 而且，债券发行也是有限度的，更多地需要通过增税来完成。 这个时候，经过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加工企业已经形成了无可匹敌的国际竞争力，再加上国际经济进入高速膨胀期，于是出口加工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得到增长。 而人们认为，出口加工就意味着工业化，而工业化意味着城市化，城市化就意味着人口都要向大城市转移。 那么，税收重点也就转移到了城市。
城市开始大兴土木，急剧扩张。 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加工业就是制造业。 而中国已经因为“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城市化能量。 比如说，北京在2000年前只有三环，后来迅速修了四环、五环、六环。 其它城市也经历了类似的膨胀时期。 而城市的扩张必然导致政府规模的扩张，进而形成开支的更大规模增长。 而开支的扩张比如需要大量增加的税收来支持。 如果没有税收的话，开支将成为“空中楼阁”，很快发生崩盘现象。 当然，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之内， 人们并没有过于注重税收在社会和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该来的迟早要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众多工厂倒闭，大量农民工返乡。 返乡的农民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通过回到农村，很大程度上退出中国经济循环圈。 中国的农民仍然主要以自给自足的经济为主，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能力非常有限，同时跟社会的交换相对较少。 也就是说，他们承担税负的能力非常低。 同时，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这一方面意味着大量的债券， 另一方面意味着税收的增长。 如果税收减少，那么财政刺激政策将无法实施。
问题发生了： 税收必须要实现成长，以满足经济刺激政策的要求。比如说，中国前10个月进出口关税总额大幅下滑将近20%，那么就需要在其它地方弥补这个税收缺口。 同时，大量的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返乡，退出中国主要的经济循环体。 那么，还在生存着的企业，还在工作着的个人，就得承担更多的税负。 而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税负，最终都要转化为个人的税负增加，摊到每个人的头上。 这样，个人的税负就变得异常沉重。 在2009年中期进行的企业大规模查税，并且追溯到2006年之前，就是这样状况的反映。 2009年后期，出台的针对个人午餐和手机等补贴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也同样是这一状况的反映。 不论企业税负，还是个人所得税，负担大部分集中到了城市。
不仅如此，城市居民的消费也必须要课税。 农民回了乡，自己种地、住自己的房子，天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可以与外界发生很少的交易往来。 而农业税又取消了，所以农民可以交很少的税，就保持基本的生活状态。 但是，城市居民则有着明显的不同。 城市居民必须与其他人发生交易，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才能够维持基本生存。 既然有交易，也就意味着具有课税的机会。 有课税的机会，那么就必需要充分地课税。 因为，税收和支出之间的缺口太大，不论如何课税都难以满足支出的需求。 按道理来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了，各种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了，按道理各种支出应该减少了。 但是，恰恰相反，很多城市居民在2009年的感觉是生活支出在大幅增加。
主要问题是，2010年怎么办？ 2009年，该查的税也查过了，该让企业补交的也补交了。 大量的债券也已经发行了，其它可用的办法也基本上都用完了。 那么，2010年还能有什么办法来增加税收呢？ 从迪拜开始“赖帐”，希腊“岌岌可危”，美国失业率仍然攀升、欧洲日本在美元贬值的压力下不堪重负，可以看出2010年的年景很难出现明显的反弹。 也就是说，出口经济明显复苏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不变，那么，税收从哪里来？ 怎么通过税收的增长实现积极财政政策？ 每个城市居民必须承担多少因经济财政政策所带来的税负增加，这是个问题。 （本部分待续）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4 14:06:49 五、城市居民收入 （续：城市的功能）
城市是一种建设成本极高、使用成本极高、维护成本极高的生态环境。 城市只有在强大经济基础的支撑下，通过发挥人们的聚合作用，实现更高的产出价值，才有存在的意义。 问题在于，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就像“沙地”，而“高耸入云”城市就建立在经济“沙地”。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城市主要扮演过五种角色：
一、 古代商业时期的城市： 在人类的古代，城市主要起源于交通枢纽，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同一个枢纽，进行交换；
二、 蒸汽工业革命的城市：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以伦敦、伯明翰等工业城市为代表的大城市开始兴起，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大规模生产出工业产品和工业污染；
三、 电力工业革命的城市： 在电力、电报电话、电梯、钢结构摩天大楼等新技术的支持下，以美国纽约及其帝国大厦、芝加哥等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大城市开始形成。 这些城市通过掌控金融产业和现代运输产业，推动先导性工业与制造业发展，实现城市的特殊价值；
四、 电子工业革命的城市： 以日本的大中城市为代表，依托于周围的电子与现代机械产业发展。 城市本身也像电子产品一样，通过精巧、细致、准确、整洁的城市布局和系统管理，实现城市的集约化功能；
五、 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 以硅谷地区、北卡三角地等为代表，受到周围大学的支持，同时自身也更加像大学或者花园，与自然更加接近，更紧密。 以巴黎为代表的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城市，将人文建筑和文化产品作为城市的主打品牌。
城市极为昂贵。 在上述五种主要形态中，城市经历了从松散到密集、再到超级密集，然后向松散回归的过程。 越是密集和超密集的城市，成本也就越高。 因为密集城市必须进行地铁建设、市内公路系统建设、其它市政工程建设等综合设施建设。 将整个市政系统运转起来，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另外，还需要对市政系统和建筑，进行定时或不定时的维护和维修，同样需要大量的人、财、物。 同时，城市的高楼大厦也同样是高建筑成本、高运营成本、高维护维修成本。
城市在对企业和居民征收高额“人头税”。 高昂的市政和建筑成本加起来，必须有人去承担，并且最终要摊到企业和居民的成本中。 这些成本就像“人头税”一样，是当地的企业和居民逃不掉的。 越是建设和维护成本昂贵的城市，对企业和个人的“人头税”就越高。 其中，企业必须承担主要的费用，通过强大的盈利能力支持城市的运转。 同时，高昂的 “人头税”还要落在了每个人头上，就变成了每个人的高昂生活费用。
在世界上，所有正常运转的大城市，必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做支撑。 东京是世界上高楼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地铁交通网络和城市交通网络。 这样的高楼和市政网络意味着高昂的建设和使用成本，那么成本从哪里消化？ 东京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全国主要的公司都聚集于此。东京又是日本经济、商业、金融中心，资本在5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90%集中在东京，全国各大银行或总行或主要分行都设在东京，东京在千代区和中央区分别设有闻名于世界的日本银行和活跃于世界股票市场的东京股票交易所。 或者说，东京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城市，才有能力支持东京的运转。
“大苹果”纽约是世界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大城市。在财富500 强中，有40多家公司总部放在纽约。世界上主要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广告公司集中在纽约。在纽约，有法律服务机构5000多个，管理和公关机构4000多个，计算机数据加工机构3000多个，财会机构1800多个，大中型广告服务机构1300个，研究机构700多个。纽约还有有制造业公司有1.2万家，许多全球制造企业都在此设立了总部机构。这些企业的发展和美国经济支持了纽约成为国际金融经济中心。 第五大道作为世界上租金最昂贵的商业街，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受益于美元大幅贬值，吸引了很多欧洲人“远道而来”，购买欧洲品牌的奢侈品。
现代城市需要现代制造业做支持，在电力工业革命时代，爱迪生的GE发明了电力系统，贝尔发明了电话、Otis发明了电梯，美国设计师发明了摩天大楼，而安德鲁 卡耐基的美国钢铁通过大规模生产的廉价钢铁支持了摩天大楼的建设，皮特卡勒做出了大量的工程机械，亨利 福特发明了便宜汽车流水线，洛克菲勒组织了标准石油托拉斯，供应便宜石油，等等等等，是这些一系列的发明让现代化城市开始运转起来。 到电子时代，日本人垄断了录像机技术、电视机技术、录音机及随身听技术、电子游戏机技术等等，领导了世界的摩托车生产、汽车生产、中高档机械、化学等生产。 到知识经济的数字时代，美国领导着软件、知识服务业、系统集成设备制造业等等知识创造为主导的行业。
现代制造业的集中反映是大型跨国公司。 只有大型跨国公司才能支撑得起国际大都市。 不论是东京的日本企业，还是纽约的美国企业，其“骨干”是跨国企业。 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的跨国企业，他们都拥有强大的技术，将自己的产品以高价卖到全世界，从全世界获得丰厚的利润。 尤其在“知识经济”的主导下，它们的优势更加突出。 日本的制造业虽然在20世纪末开始没落，但是仍然在汽车、电子、光学、化学、机械等领域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 而纽约的金融和保险、先导性制造业、咨询广告法律会计技术等现代服务业扩张到全世界，并且从全世界吸引着源源不断的资金流进入纽约。 也就是说，是来自全世界的资金在支撑着这些国际大都市的运转。
在全球化竞争中，只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集群，才能够支撑得住大城市。 当一个城市的核心产业衰落，失去了国际竞争力，那也就意味着城市开始失去生存的基础。 比如说，随着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陷入困境，底特律成为首当其冲的失落城市，其城市失业率在2009年中超过16%。 而相关企业在经济压力下，开始纷纷退出底特律。 底特律出现不少废弃建筑、或者建筑被拆除后留下的空地，让人感觉到相当的荒凉。 底特律坐落在著名的“钢铁生锈带”，也就是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经济主体，从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区到大西洋的城市群。 其中包括底特律、匹兹堡、克里夫兰等曾经著名的城市。 因为其工业的滑落，大量工厂关门，导致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 从2008-2009年，其失业率快速增加，有些地方的失业率超过20%。
楼能够建多高，首先要看地质有多硬，地基打多深。 中国主要城市的问题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天津、重庆、成都等众多二线城市都在大力进行城市扩张，高楼拔地而起。 表面上看上，热火朝天，一片繁荣。 但是从本质来讲，缺乏现代化城市的经济基础。 从上述现代化城市的归类上看，这些城市缺乏关键的先导性工业或者制造业，因此不属于电力工业革命型城市；缺乏高价值的电子、光学、精细化工、精密机械等制造业，因此不属于电子工业革命型城市；更缺乏“知识经济”的如哈佛大学、微软软件和IBM“服务”、麦肯锡咨询、奥美广告等现代知识服务业。 像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曾经属于工业革命型的城市，因为这些高污染、高耗能、没有科技含量的初级制造业已经“日薄西山”，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城市本身所淘汰。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4 14:09:43 五、城市居民收入 （续：中国城市居民的困境）
那么，中国的城市属于什么类型？ 仍然只能算是古代商业城市。 比如说，驰名中外的北京秀水街从一条小街改造成了一个漂亮的商厦，但是卖的东西还是那些，并不能销售真正的高档奢侈品。 中关村的电子销售市场，从最初的“棚户”时代，通过盖大楼搬进了“华厦”，曾经的小商贩变成了电子科技公司。 但是，这些电子科技公司仍然改变不了“小生意”的本质，这些电子销售市场的本质仍然是古代的“集市”。 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作为“山寨机”的集中地，规模巨大，买卖者众多。 但是，仍然改变不了集中型的“前店后厂”的古代经济模式。 “山寨机”的生产者从标准的定义来说，不能称之为企业，而仅仅是古代的“作坊”而已。 只不过装配的东西有所区别而已。 而不同“作坊”聚集起来，形成华强北的“集市”，吸引的是中低端的客户。
中国城市缺乏现代经济“地基”。 中国城市现有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加工组装业，与制造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加工组装业的实质是规模大了的“作坊”，只需要把“学徒”训练好就行了。 日本企业在中国设立汽车组装厂，只需要四年就可以达到世界级的管理水平，在中国市场卖出世界级的利润。 但是，日本汽车制造业用了五十年左右赶超美国汽车。 这还是在美国早期的大量技术援助，在美国企业不重视知识产权的时候从美国企业偷技术的基础上，利用了美国企业失去竞争警觉性，而且通过大量的日本工程师、管理者、设计师共同努力，通过刻苦学习、不断实践、持续改进，最后变成了具有全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优势制造业。 而在中国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产业拥有全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并且在国际上获得领导地位。
越来越低的加工业利润，无法满足越来越高的城市成本。 加工组装业的特点就是利润低，而且越来越低。 毫无知识和技术含量的加工业谁都会做，只不过别人愿意不愿意做而已。 欧美日企业看到，如果自己做组装加工，根本无法承担高额的城市运营费用、高额的员工成本、无法支付股东的高额利润预期，无法承担高额的污染与资源消耗罚款，所以把这些部分转移到中国。 在世界产业链中，不能赚钱的部分在哪里都不能赚钱，也不能支持城市高昂的费用。
问题是，很多中国人偏偏认为做简单的组装加工就能够让自己获得持续发展。 于是，在乡镇做了几年生产加工的企业老板们，看到自己赚了钱，开始信心膨胀，把自己的企业“总部”搬到大城市。 而等到人们搬到大城市之后，发现城市的成本远远超出自己曾经预计到能力。 但是，这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组装加工开始赔钱。 于是，人们发现了在城市中“炒楼”赚钱的方法，开始从组装加工转化为“炒楼”，促进了房价的“繁荣”。 而楼市的“繁荣”就像“罂粟之花”，在最美丽的景象之下，是对土壤的残酷掠夺，让肥沃的土壤迅速失去肥力，变成不毛之地。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比如说，纽约麦迪逊大街上众多的大型广告公司，通过服务美国和世界的大型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也就慷慨地付给员工高工资。所以，人们都觉得房租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而在中国城市中，中国的广告机构为低收入、低利润组装加工企业服务，在“锱铢必较”的组装加工企业老板的要求下，中国广告机构往往必须通过“价格战”获得合同。 而残酷的“价格战”之后，就是企业微薄的收入。 在这微薄的利润中，企业还要付出日益高昂的房租。 然后，才是老板的利润和员工的收入，于是人们的收入都在降低。
中国城市缺乏跨国公司的“经济支柱”。纽约税收的“大头”来自于坐落在其辖区范围内的跨国公司。 2009年上半年，布隆伯格公布纽约市新财年预算为590亿美元，赤字大约为40亿美元。 而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华尔街损失惨重，以及其它经济萎缩。 因此，布隆伯格要裁减公务员，减少对图书馆的预算等。 但是，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并没有像美国华尔街、大型跨国企业这样的“税收大户”。 既然不能像纽约那样吃“大户”，那就只能吃“小户”，从每个人的人头上考虑了。
以上海为例，上海市财政的巨大压力是实实在在的。上海的市政维护费用很高，而且建设工程规模要远远大于纽约。地铁上虽然经常人挤人已经接近“贴相片”的程度了、虽然票价已经昂贵到人们难以接受了，但是据说仍然是只够还贷款利息，贷款何时还都不知道。 磁悬浮花了很多钱，但是运营还在往里贴。 浦东机场据说投资也比较大，也是贷款的。 而且，上海在建的项目很多，市政交通都要扩充，也需要大量的钱。 另外，都需要因为，城市运营成本的比例是差不多的，而且上海还在进行着昂贵的地铁、公路、市政等投资。同时，上海的公务员队伍不好动，也没有图书馆预算可消减。 那么，上海市怎么办？
卖地、炒热房地产看上去是个必然的手段。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大幅提高中央财政税收占总税收的比例，立刻让各个城市“捉襟见肘”，艰难度日。 后来，幸亏通过卖地，也就是“第二财政”，让地方有了钱，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建设。 而卖地已经超过上海财政的50%收入，如果停止卖地，那上海就会很快再次陷入困境。 但是，卖地的钱并不稳定，在2008年房价停滞的时候，就让上海财政经历了巨大的压力。 于是，赚取拆迁差额款项就成了新的收入来源，也就是“第三财政”。 用燃烧弹向拆迁机器投掷、试图阻止的新西兰籍上海居民潘女士，据说就是碰到了“第三财政”。 为什么在中央台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但是上海方面仍然毫不理会？ 应该是跟上海财政面临的巨大支出有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房价自然就会出现向“国际接轨”，或者说超过国际水平的情况。
城市高昂的成本最后分摊到每个城市居民的头上。 当然，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可以有很多，比如说最近出现的“钓鱼”执法，也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方式。 进行户口销售，让更多的人进入上海，也是一个方式。 反正万变不离其宗，在多种多样的费用背后，就是一个目的，尽可能增加收入，应对巨大的城市成本。 在美世咨询的2009年报告，世界最昂贵的城市排名中，北京由上一年的20位上升至第9位，上海从24位前进至12位，深圳、广州分别从去年的61位和70位一跃名列22位和23位。 这个成本上升的背景是不少人的收入还在下降下。 当然，这个成本上升不仅包含了昂贵城市的成本，还有上节说的国家财政税收重点。 于是，不少人就开始抱怨自己的收入非洲化，开支欧美化。
缺乏现代经济的城市越来越脆弱。人们看到城市建设蓬勃向上，大量的跨国企业入驻，于是人们感觉到自己已经是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的城市。 有的企业和个人觉得生意太难做，赚钱太难，自己的钱放在银行里又贬值，所以也开始跟风买房子，或者炒房。 但实际上，一旦发生“风吹草动”，这些跨国企业可以随时撤离，把“黑洞”留给当地。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批跨国金融投资机构驻上海公司撤离。 本来十分兴旺的上海写字楼市场，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闲置。 随着，上海大量新写字楼还在持续的建设当中，不断进入市场，增加供应量。 于是，上海写字楼租金价格一路走低。 也就是说，人们的投资实际收益在降低。
2010年的问题在于，已经非常昂贵的城市财政，其开支越来越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维护维修费用。 但是，随着周边加工组装经济已经基本上无利可图，很多外资撤走后，并没有快速回来。 卖地的“第二财政”和拆迁的“第三财政”手段也基本上用到了极致。 那么，从哪里来更多的钱，支持昂贵到城市运转，支持各种大楼的运营？ 城市还会以什么方式，从城市居民身上获得收入？ 城市居民还有什么利益可以让城市榨取？ 这是个问题。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4 19:24:57 五、城市居民收入 （续：多余的话）
这一段本来没想写这么多，但是既然写了，就多写一点。 下面是我的一些浅层的感想，也算是呼应上面一些发表真知灼见的网友。 感想点到即止。
作为城市居民，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 《吕氏春秋》说：“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以求之。” 就是老百姓追求利益，都要冒着箭雨，上着刀山，流血挖肝都要去获得它。 在两千年前，吕不韦就看到，连老百姓都对利益奋不顾身。 到现在，想想国家财政和城市财政正在面临这么大的资金缺口压力，各种费用开支又不能减少，那么的话肯定要采取非常积极的方式要获得财政收入。 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和城市财政已经很难了，刚刚停止了对农村的税收。 即使重新对农村征收税收，也是“杯水车薪”。 所以，如果不从城市获得主要的财政收入，那么国家财政和城市财政怎么办？ 这时候，城市居民就要体谅国家财政和城市财政的压力。
考虑到这样的背景，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比如说，即使是新西兰籍，即使手里拿着国家颁布的《物权法》也是没有用的。 当然，可能美国籍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没人能够预测。 也就是说，经过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发现，过度抗争是没有用的。 既保护不了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生命还更有危险，更解决不了问题。考虑到我们应该平和地处理问题，也就是既不成为矛盾的焦点，又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利益，那么就需要我们想得更多一些。 更多地思考一下周围的环境，更多地想想不伤害各方和谐的方式，自己也不会产生过激的情绪。
不少城市居民目前就处于不冷静状态。其实，这样的不冷静是不应该的。 比如说，人们买车的时候，不仅仅比美国市场的车价格要高出50%以上，而且还要交各种费用，包括特殊城市的特殊上牌费。 很多人心里就不平衡。 然后，油价涨起来了，然后人们又觉得心里不平衡。 油价涨起来，过路过桥费没有减下去，心理不平衡。 然后，开车又碰到“钓鱼”执法了，人们心理还不平衡。 之后，人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开始明显减少，再加上还要还房贷，生活费又涨了很多，于是觉得养车艰难了，心理又不平衡。 就这样，买辆车的结果，往往是产生了各种不平衡，等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比尔 盖茨经过多年的经验总结说，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所以，碰到不公平的事情不要抱怨，要想法解决。 比如说，如果自己买了车，就要有准备好贡献各种税收的奉献意识，要觉得自己纳税光荣，缴费光荣。 当然，碰到“钓鱼”执法的时候，是应该争取自己的权益的。 但是，即使争取自己的权益，也要心情平静，找出更好的方法应对。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好的方法就是不买车。 十年前绝大多数人们都没有买车，也是一样地生活，并没有缺胳膊短腿。 现在，很多人买了车，确实长了不少肉，但是那都是囊肉，有害健康。
房子也一样。 世界永远是不完美的。 不仅不完美，更是有大缺陷的。 我们每个人也一样，不要总想着好事都能轮到自己。 人生更多的是从各种的坏选择里，找出那个最为不坏的选择。 比如说，买房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那就不要买房，可以租房，反正房租要低很多。 不要过于贪婪，不要羡慕其他人买房赚了钱。 因为只有贪婪的人才会失去对事情的理智判断，然后上大当。 这样的话，既不会担心房子“楼倒倒”或者“楼歪歪”，不用痛恨开发商偷工减料，不用担心房贷、不用担心强拆、不用担心做“房奴”，不用担心以后开征这样或者那样的税费。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社会就会和谐很多，抱怨就会少很多。
据说没房子就结不了婚，那也是谎言。 当一个人真正把这些物质的东西抛开的时候，思想才能够更开阔，人格也才能更独立，也就是“无欲则刚”。 如果哪个男生碰到女生说，没有房子就不结婚，那就要好好想想这句话的潜台词。 或者是你自己不够独立，也就没有足够的魅力，或者你太着急结婚了。 如果你为了结婚而超出自己的负担、甚至把父母都拖了进来，然后买了房子，并且成了“房奴”，你会发现自己把自己套牢了。 你将不仅仅背负“房贷”的枷锁，还要背负人格的枷锁。
我的一个朋友，说他有几个朋友，为了结婚，超过自己的能力贷款买房子。结婚后，再也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聚会。 过两年再见他们的时候，就像老了五岁或者十岁，整个被生活压弯了腰。 而我的这个朋友，因为最初坚持不拿父母的钱超出自己能力贷款买房，结果女朋友跟他吹了。他后来痛定思痛，决定不结婚了。 然后，用自己的工资去参加多种学习培训，去参加不同的聚会，结交更多的朋友。 因为他没有经济压力，所以想跳槽就跳槽。 结果，越跳槽工作越高，没几年就月薪上万，而且基本上不用加班。业余揽活又有很多收入，还在租房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他快到30岁了，有更多的女孩接近他，他反而不想结婚了。
当人们开始挣脱物质的枷锁，就逐渐在生活和思想上变得自由。 国外有一个税收激励理论，如果对一个企业或者个人的收入课税的比例过低，那么财政得不到收入；如果课税过低，那么就会影响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反而导致人们减少工作，然后财政也得不到收入。 所以，像加拿大这样课税过高的福利国家，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普遍要差；而美国课税相对较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就高很多。 反过头来，如果我们不用背负房贷、不用养车、不用攀比消费，那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生活和思想自由。 那么，我们可以计算一下自己的收入和消费有多少是交了税的，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安排自己的工作和消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心平气和的对待很多事情。 首先，我们碰到任何事情都不必惊讶，因为这些事情都在情理之中。 而且，如果我们没有房子，也就不担心房子质量不好，或者需要交新的物业税，不用担心房价下跌。 我们没有股票，也就不用担心今天涨，明天跌。 我们没有汽车，也就不会看到北京停车1小时2元，但是回到上海看1小时5元、10元而心理不平衡。 我们不去攀比有没有名牌，或者谁的名牌是新款，也就不用费脑筋在所谓的时尚上。 我们的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够我们生活，我们也就不要觉得个人所得税率过高。
有句话说：“如果你爱他，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其实，这句话在哪里都一样。 在哪个城市之中，都不是鲜花铺就的道路。 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怎么活。 当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就要尽可能节约我们自己的力量，保护好我们自己，然后持续地积蓄我们自己的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朋友的话，结交几个真诚的朋友；如果有朋友的话，能够互相帮助，相互鼓励。 这样的话，社会也就更加和谐。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4 23:17:51 六、医疗与健康
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实施全民医保制度，那么结果将会如何？” 当然，从上节的分析过程中，我们都知道国家和地方财政都非常缺钱，非常非常缺钱。 所以，我们在这里仅仅是做一个假设，不考虑谁出钱的问题。
可能对于社会来说，最大的冲击还不是医药本身，而是经济运行过程。 如果全民医保制度实施，在现有制造加工企业中，50%以上的企业要关门。 这个结论一出来，道理估计大家一下子也就明白了。 如果实施全民医保的话，那么国家必须要为每个人的疾病买单。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就必须要把医疗成本降下来。 而把医疗成本降下来，首先就要对很多加工制造企业开刀。
降低全民医疗成本有三个途径：
A、 集中采购：通过规模优势压低医药及医疗器械进货价格；
B、 围堵疾病源头：国家就要非常重视，什么在造成人们的疾病，谁在造成人们的疾病，如何造成人们的疾病；
C、 促进国民健康：增强国民身体素质。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可能不是A措施，而是B措施。 这就像治病一样，A措施是治标，B措施治关键症结，C措施治本。 对于一个肿瘤患者来说，首先应该通过B措施，开刀切除肿瘤；然后用药稳定住病情，不让癌细胞继续增长； 等病人的身体开始康复的时候，再通过饮食、作息、锻炼等综合保健方式，让病人强身健体，逐渐恢复全身的机能。
那么，什么在造成人们的疾病？ 谁在造成人们的疾病？如何造成人们的疾病？ 其实问题是昭然若揭的。 不少的矿业、冶炼等半成品加工、以及加工制造业。 这些企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在赚取微薄利润的同时，危害着整个社会的健康与福利，危害着未来中国的生存空间。 本部分仅列举环境污染、血汗工厂、有毒有害产品生产等三种最普遍危害国人健康的企业和产品。 1、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也要讲效益。 比如说，日本的丰田汽车在日本具有一个庞大而且完善的汽车生产链，包括机械、电子、化学、纺织等等多种材料生产及制造。 它的生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不少污染物。 而只要将污染维持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社会造成大范围、明显的危害，就可以大量生产，获得巨额的高价值外汇收入，为日本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务。
但是，中国的不少企业，在获得微薄利润的同时，制造出大量的污染，扩散到人民居住的地区，严重危害当地、甚至外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估计每个人都对污染有个人的体会，而且也看过不少有关环境污染的文章，本节就少量摘抄一些内容资料，充实一下本节的思考。
根据人民网2005年10月31日的一个消息，中国创造1万美元价值所需的原料，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近6倍，比印度还多3倍。1/3的中国土地上都遭遇过酸雨的袭击，7大河中一半的水资源是完全没用的，而另有1/4的中国人没有纯净的饮用水。最后一点要强调的是，世界上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5个。
根据中国环境生态网2006年6月16日的一篇文章： 近年来，中国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排放量和堆存量不断上升。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很低，多数仅是简单堆放或随意弃置，不仅占用农田，而且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 严重污染。目前受污染的农田已达10万平方公里，因此而造成的粮食减产每年在1000万吨以上。
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给农村和城市近郊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环境污染问题。2000年乡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002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的28.2%；乡镇工业烟尘排放量993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烟尘排放量的54.2%；乡镇工业粉尘排放量为1358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粉尘排放 量的68.3%；乡镇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为670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废水中公学需氧量排放量的46.5%；乡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也是很惊人 的，达到当年全国固体废物产生量的38.6%。造纸、印染、电镀、化工、制革等是乡镇企业的主要污染行业。
环境污染事故给人民生活和经济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2003年，全国发生工业污染事故11446起，其中废水污染事故 4667起，废气污染事故3585起，固体废物污染事故938起，噪声污染事故839起。在上述污染事故中，特大事故42起，重大事故31起。据不完全统 计，2003年共发生753起渔业水域污染事件，有1490平方公里的养殖水面受到污染，损失水产品2.8万吨，造成渔业经济损失1.7亿元，其中淡水产 品损失0.9亿元，海水产品损失0.8亿元。
此外，环境因素已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导致居民死亡的四大因素之一。各种研究表明，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均与环境密切相关，在恶性肿瘤的死亡中，城市仍以肺癌的死亡率为最高，达35.59人/10万人，这与城市大气污染有直接关系；农村恶性肿瘤的死亡率逐年上升，占死亡总数的17.25%，成为农村地区居民第二位的死亡原因。农村地区居民的首位死亡原因是呼吸系统疾病，占死亡总数的26.23%。
2、 血汗工厂：
需要强调的是，“血汗工厂”不仅仅是低价值加工企业的“特色”，一些号称高科技企业也同样在压榨员工的血汗。
这也是社会持续的热点话题。 本帖也就不做评论，主要摘抄一些来自中国人力资源网的2006年6月的一个专题内容，填充本部分的内容： 国际自由工会联盟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自4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消除贫困的进程一直停滞不前，预计在2001至2007年间，将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减少。报告称，随着大量农民和国有企业下岗 工人进入城市工作岗位，进一步压低了工资，中国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第二次发布类似血汗工厂信息。 与第一次次公布的20家各种各样违反劳动法规所不同，当次公布的30家血汗工厂，其违法事实主要集中于是拖欠工资和拖欠社保两个方面。产业主要集中在建筑建材、餐饮服务、服装加工等行业上。“血汗工厂”的恶劣程度也令人触目惊心：仅广州市白云区宝盈鞋厂一家企业，就拖欠586名员工工资共 203.4万元。而位于东莞厚街三屯的润亿手袋厂，则在其经营过程中累计拖欠2800名员工工资共600万元，成为此次公布的“血汗工厂”中欠薪数额最大 的企业。根据记者测算，仅拖欠员工工资、经济补偿金一项，三十家企业所拖欠的总额就达到了2181.17万元。
“深圳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研究”的课题组，在调查深圳千禧制衣厂时发现，工程长期拖欠克扣工资，当月工资要拖到第三个月才发，加班工资只有0.4元／小时，只相当于法定最低标准的10%。该厂还长期强迫员工月平均加班160 小时以上，部分员工更高达230小时。全厂近2000名员工仅两人参加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未参加。该厂还多次抗拒检查，提供虚假材料，威逼工人说谎。
在华为员工胡新宇猝死之后，引起华为内外员工的轩然大波。 因为，这已经不是华为的第一次。 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位员工猝死或者自杀。一位网友这样评论：“公司用人往死里用，致使英年早逝，还没有来得及做出更大的贡献。国家培养他花了那么多钱，家里更是卖房卖地甚至卖血的供出了个大学生，就这样死了。这对于社会来说算不算浪费呢？ 为什么企业总是要加班？这是不是工作量不合理？还是人员配置不合理？这是对人才的浪费，这是最大的资源浪费。”
据统计，我国煤炭、化工、冶金、电力、建材、电子、轻工等几大职业病高发行业现有4633952名在岗职工，54%参加了2005年的职业健康体检，发现134244人有职业病。2005年，全国新发各类职业病12212例，其中尘肺病病例报告9173例，占75.11%，尘肺病病例死亡966例。截至2005年，尘肺病累积病例607570例，其中存活病人470089例。2005年，全国发生各类急性职业中毒326起、613例，死亡28例。在1379例慢性职业中毒者中，居前三位的分别是铅及其化合物中毒589例、苯中毒253例、砷及其化合物中毒119例。主要发生在有色金属业、化工业、电子业、冶金业。 当然，这些都是已经被确诊的统计数字。 而“开胸验肺”事件则反映出更多不被承认的职业病。
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全球最大的运动用品生产商耐克公司13日发表一份报告，承认其旗下工厂存在强迫工人加班，并且不让工人在工作时间喝水等问题，从而印证了外界指责耐克公司的工厂是“血汗工厂”的说法。
3、 有毒有害产品
在不知不觉之中，人们突然发现身边的有毒有害产品似乎无处不在。 人们花钱买产品，本来希望增加自己的福利，没想到却给自己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其中，“三聚氰胺”事件在2008年奥运之后轰动世界。 不仅如此，三鹿破产后竟然连一分钱都没有赔偿给受害者家长。 而“三聚氰胺”只是一个有毒有害产品的集中爆发。 在此之前，人们已经经历过很多严重污染的家具和装修，让不少人患病，甚至死亡。 多种假药和有毒药品、电死人的热水器、爆炸了的电磁炉等等让人们防不胜防。 这些产品都在危害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5 10:56:07 经济博弈：火中取栗
一只猴子和一只猫看见炉火中烤着栗子，香气扑鼻、但是有火不好拿。于是猴子灵机一动对猫说：“都说猫是胆小鬼，这回看你敢不敢把栗子拿出来。”小猫为了证实自己的勇敢，使把爪子伸到火里去取栗子。爪子碰到火，上面的毛立刻被烧焦了，痛得它大叫，急忙甩掉栗子。猴子趁机把栗子吃掉了。 这就是火中取栗的故事，一个很有意思、可以充分延伸的经济博弈论经典故事。 在本部分中，只分析一下这个故事反映的利益立场问题。
这是一场猴子和猫关于栗子展开的一个博弈。 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猴子占据了完全主动的地位，而小猫则是被猴子左右、受猴子驱使、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工具。 而火中取栗故事的发生是有前提的，只有先把前提分析清楚了，这个有趣的博弈论故事才能够有后来的结果。 它的前提有两个：
首先，猴子自己不会去火中取栗。 因为猴子自己计算的很清楚，火中取栗是个得不偿失的行为。 虽然说栗子比较好吃，但是跟被烧伤的危害比起来，它带来的福利太小了。 比如说，栗子带来了一个单位的福利，但是去治烧伤得消耗两个单位的福利，从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就可以算出来不值。 而且，烧伤给自己带来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这样的痛苦是多少呢？ 对于猴子来说，可能超过十个单位的福利。 而且，烧伤之后，还得停止工作，又要损耗一个福利的收入。 这样算下来，只有赔没有赚。
其次，猴子不用为小猫的利益负责。 也就是说，小猫不管是烧伤了爪子，还是截了肢，猴子都不用给小猫出医药费，或者给小猫出生活补贴。 小猫如果烧伤了，那么只能自己在那儿喊疼，然后自己去找狐狸医生去治病。 这样的话，猴子就可以通过夸赞小猫特别勇敢，让小猫继续火中取栗，然后吃到更多的栗子。 反过来，假如小猫伤了，猴子得出医药费的话，那么猴子不仅不会想方设法让小猫去火中取栗，而且还会明令禁止小猫火中取栗的行为。 因为，那样的话，不仅小猫的福利受损，猴子的福利也受损。
因为利益的立场不同，人们想的就不一样，火中取栗的利益博弈就开始了。 从外人的角度看来，这个博弈的结果是一输一赢，小猫输，猴子赢。 但是，对于小猫和猴子两个当事人来说，并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在整个博弈过程中，猴子通过给小猫精神的鼓励，让小猫进行了火中取栗活动。 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小猫表现出了勇敢，在精神上感觉到自我强大，在精神上觉得自己成为了强者。 所以，小猫可能还觉得自己很幸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而猴子通过让小猫在精神上感觉到自我强大，获得了实际的栗子。 就这样，小猫和猴子在局部实现了“双赢”的局面，小猫赢得了精神，猴子赢得了栗子。
当然，如果猴子必须为小猫的利益负责，给小猫花钱治病的话，那么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故事。 猴子会让小猫学会害怕，要冷静理性，学会权衡利弊。 即使小猫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勇敢，猴子也会让小猫不要冲动，不要为了所谓的心理强大而做傻事。 因为，冷静和理性才是真正的心理强大。 然后，猴子和小猫会一起想办法，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在不费太大功夫，不伤害自身肉体的情况下，一起把栗子取出来。 这样的“双赢”，是利益的双赢，合作的双赢。 而且，小猫也会冷静理性地看问题，并且能够知道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然后有效地解决问题。 不是通过自残而标榜自己精神强大，而是通过冷静理性和实际方法展现自己精神强大，这就是小猫真正的成长。
当然，在火中取栗的博弈中，猴子不能让小猫真正在精神上变得强大。 因为，猴子就是依靠鼓励小猫勇敢，依靠小猫自我感觉精神强大而获得栗子。 当小猫“勇敢”的去火里面取栗子的时候，他只会想如何从火里面取到栗子，怎么能让火少伤害自己。当他全神贯注想着证明自己勇敢，想方设法取栗子的时候，他不会想到猴子就是在利用他证明自己勇敢的心态，实际上是获得他取得的栗子。 而且，小猫在证明自己勇敢的急迫心情下，不会想着找到一个既不伤害自己，又取得栗子的方法。 如果小猫真的找到了这个好方法，他自然也就变得强大起来。 他就会开始想，他付出了努力，就要得到努力的劳动果实。到那个时候，他还会让猴子把栗子都拿走吗？ 所以，这个博弈能够继续的关键在于，猴子一直夸奖小猫、赞赏小猫、用积极的精神激励小猫，让小猫忽视实际的利益分配状况。
当然，对于小猫来说，这样精神上的自我强大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猫来说，精神上的强大需要肉体的强大做基础。 绝大多数的“身残志坚”猫都是包装出来的，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像很少有人高烧40度的时候，还能够强有力地去从事体力劳动，或者仍然表现的精神抖擞。 火中取栗的小猫也一样，爪子烧伤了就得去治，去上烫伤药。 如果不上烫伤药，那么爪子就会开始化脓、溃烂。 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去治疗，那么整个爪子就有可能废掉，成为残疾猫，以后做什么都不方便了。 所以，烫伤了就得去治爪子，而且最好是刚刚烫伤之后，就及时医治。 而烫伤了以后，还在继续火中取栗的小猫，往往是自我精神感觉最强大的小猫。 但是在外人看来，往往也是最愚蠢的小猫。 等他们实在坚持不住，停止取栗的时候，他们也就废掉了。
当小猫烫伤之后，需要治爪子的时候，猴子也就没有栗子可得了。 不过，猴子还是比小猫聪明的，于是猴子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于是，猴子跑去收购了狐狸的医院，并且控股了獾的烫伤药厂。 当小猫来治病的时候，猴子让狐狸出面，问小猫要很高的治疗价钱。 小猫必须得给狐狸钱来治病，因为如果不治的话，爪子就废了。 然后，狐狸给小猫开出了药方，让小猫买獾的烫伤药。 小猫一看药价，贵的惊猫，倒吸一口冷气。 但是，药还必须得买，不买跌话，爪子也废了。
就这样，以火中取栗为开始，猴子控股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小猫虽然爪子已经不好使了，也因为治病变得很穷困，但是仍然对其他的猫和自己的小猫，经常说起自己的英雄历史，表现出自己的勇敢精神。 而猴子则经常来看小猫，赞扬小猫的勇敢与坚强，同时通过控股“火中取栗”产业链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 大家都过上来幸福的生活。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5 17:53:15 六、医疗与健康 （续：利益的思考）
人们总有个误区，好像财政应该是为所有人服务的。 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所有的财政都是为了利益阶层服务的。 财政本身也就像是公司一样，要考虑到收支，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而且，任何一个地方的财政都是非常紧张的，从来没有宽裕过。 进来的钱总是那么少，需要花钱的地方总是那么多。 所以，开源还是节流，这总是个问题。
如果能够看到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这两条线，那么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经济政策，就一目了然了。 未来出什么政策都不觉得奇怪了，发生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就会觉得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是生活中真实的社会经济中，而不是生活在书本、报告和口号中。 真实的社会是一个实际利益的世界，而书本是一个精神的世界。 如果不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那就等于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文盲”。 在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也会觉得处处不对劲，而且经常是处处碰壁。
比如说，对于欧美日国家来说，医疗、教育、失业救济和养老等问题，都是国内吵得不可开交的问题。 财政预算中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些地方。 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经常决定一个政府能不能上台。 上台之后，能不能受欢迎，并且能不能连任。 这在其它的一些文章中说的很多了，而且有专门的文章谈论美国的医疗系统问题，我这里就不做太多的重复解释。 我只是通过简单的引子，来阐述关于中国医疗的问题。
奥巴马能够上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倡导医疗改革。 因为，美国财政花费了太多的钱在医疗上，但是在发达国家之中缺失“声名狼藉”。 很多人在支付了昂贵的医疗税收和费用之后，得到的是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各环节割裂的一个医疗系统。 这让无数人希望“改变”。 但是，奥巴马上台后，从最初的极为受欢迎，在一年内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执政失误，而民意支持率很快降到50%以下。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很多人并不认可他提出的实际的医疗改革方案。 反正，任何一个方案都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方案都让大多数人不满意。 大家只能在激烈争吵的过程中，获得一个相对妥协的结果。
无论如何，既然医疗是大家都在关注的焦点问题，那么美国政府也就把钱花在医疗上。 看看奥巴马的新财年报告，虽然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一个天量的水平，而且奥巴马也表达了对财政赤字的极大担忧。 但是，在具体的预算分类中，未来的医疗开支预算计划将要迅猛地增加。支持医疗制度的运转，让更多人对医疗系统满意多一点。 或者说，花钱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医疗系统的问题，因此还需要更好的解决方案。 当然，不花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美国财政必须得多花钱，加大医疗系统财政预算，为有一个好点的解决方案打基础。
增加一方面的开支，必然要减少其它方面更大的开支。 在美国财政增加开支的同时，希望通过增加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获得收入的增长，支持医疗开支的增长。 在经济转差的背景下增加税收，也就意味着，美国的企业和个人就更穷了，地方财政也更加“捉襟见肘”。 那么，地方财政必须要削减开支。 关键问题在于，削减哪方面的开支。 因为世界上都一样，每个财政都是“软的欺、硬的怕”。 削减开支肯定要“柿子捡软的捏”，从“唐僧肉”开始，狠狠地砍下去，才能够实现预算的可持续性，减少地方政府破产的几率。 各地方财政不能都像加州那样，以地方财政破产为名，要挟联邦财政，从联邦财政获得好处。
削减财政开支经常就意味着减少城市维护费用，这是屡试不爽的结果，是随时可以砍一刀的“唐僧肉”。 美国人对城市的变迁习以为常了，往往也对城市的起起落落熟视无睹。 19世纪的不少小镇都已经被废弃，人们觉得很正常。 即使底特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废墟，即使“钢铁生锈带”明显没落，对于美国人来说也并不是那么的痛心疾首。 因为，美国的人们大都认为，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所以，城市的兴衰虽然可能会引起很多人都长吁短叹，但是仅仅是感情上的感叹而已，人们并没有真正把这些事情放到心里去。 所以，如果跟着镜头去美国看“钢铁生锈带”，人们可能会感觉到美国已经成为“没落帝国”。
但是，美国人在不特别关心城市面貌的同时，却是特别关心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等方面，每个人都关心自己是不是受到公平的对待，自己有没有得到应当享受到公共福利。 而他们的利益诉求会被反映到他们的议员那儿，所以在国会制定政策的时候，不同议员代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利益，对这些问题相互进行激烈的争吵。 尤其是一些直接关系到个人利益的法案和预算，这样的争吵经常更加直接，更加尖锐。 而且，不少议员经常会抛开党派观念，强烈表达自己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 所以，人们能够看到，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时期，在争论一些焦点式的重要法案时，经常有民主党的议员脱离民主党的立场，参与到共和党的阵营中，共同反对法案；同时，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与多数民主党采取相同的立场，反对共和党的反对。
中国跟美国有明显的不同，中国人是好面子的。 所以，中国人民的代表们在讨论议题的时候，不会像美国议员那样，斤斤计较一些个人的很小的利益得失，大家普遍以利益大局为重。 所以，代表们都赞成将国家建设的更美好，将城市建设得更辉煌。 只有把北京、深圳、上海、广州这些代表中国形象的城市建设好了，做得更大更辉煌，才能够让很多中国人感觉到自己更自豪。 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不少人也随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去了底特律，看到了底特律的萧条、甚至荒凉。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人们都感觉自己充满了信心。 很多去了欧美等大城市的人们，经常也会感慨那些大城市也不过如此。 他们的高楼大厦往往集中在一小片地方，出了这一小片地方，大都是有点像农村的house区。 而再看看北京、上海等地，高楼林立，多个区域都是大型的写字楼和高档商场混合体。
说了这么多，终于到了基本上不值得一提的医疗系统上了。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人们想得到什么的话，总要付出代价。 中国的城市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城市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建设历程，而且规模经常还要大，不少高楼还要更高档，高楼中的灯饰什么的，不少也是顶级的。 中国的城市化可以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更重要的是，中国还在过去十几年建造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未来还要把这些城市以高速铁路连接起来，这等于是再造了一个中国。 另外，据说美国人都来坐了京津城际高速列车，感受了中国的先进铁路。 更据说，美国人准备跟中国订货，从中国进口这些高速铁路，这是多么大的历史跨越。
医疗系统跟这些巨大的建设变化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 而且，现在谈医疗系统建设、谈医保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因为，中国正在继续加大投资，在各个城市内修建更多的地铁、在城市之间修建高铁已经火车站。 这是多么大的一笔开支，而且这是在中国持续建设的过程中，多增加出来的一块开支。 为了这块多增加出来的开支，国家和地方财政还需要筹集到更多的资金，用来支持它们的建设。 而且，现在即使不增加投入也不行了，大量的资金已经投了进去，很多重大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有不少已经建设了很多。 如果不继续追加自己，那么这些项目就得停工。 过去的巨额资金就等于白投了。中国人是好面子的，如果出现“烂尾工程”，那对于国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又跑题了。 所以，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问题，应该是可以往后放的。 原因可以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有的财政都分轻重缓急。 既然大规模的建设是最重要的、刚性的、不可动摇的、举全国之力也要继续建设，坚持完成的。那么，医疗相对来说就是“软”的，可以往后放的。 这个政策清楚了，其它问题就完全迎刃而解了。 所以，即使是想要看病的人，也要配合国家大局，凑合凑合就算了。 当然，国家也没有说，不发展医疗保障体系。 而且，国家也在强调，应该建立完善的医疗体系，也正在着手建设医疗体系。 只不过，暂时因为建设项目资金用量太大，现有的资金都不够建设资金要求，资金只能够向建设倾斜，所以只能把医疗往后排排而已。
况且，中国一直也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障系统。 在1990年代之前，城市中的正式职工确实有医疗保障的，而且大多数单位职工的孩子半价，有的单位好还可以费用全免。 虽然当时的医疗设备很差，缺医少药，大多数医院医生的医术也不精，不过仍然让人感觉得了病有地方去看。 但是，前面说过，当时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少数，绝大多数还是农村人口。 而在农村，就没有什么保障了。 大多数农村都是由赤脚医生、也就是土医生来给看病，偏远地区可能连赤脚医生的都没有。 那些离城市近的农民还好点，家里人病了以后，凑上一些钱，到城里看病。 离城市远的，家里有了病以后，就看自己能不能挺过去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医疗保障系统一直也没有真正在全国建立起来。 那么，对于财政来说早点建和晚点建，关系并不是很大。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晚一点建对财政会更好。 比如说，美国不是没有医疗保障系统，其实客观地讲，美国的医疗保障系统也还不错。 但是，摊到每个人头上，人们的心理就不平衡了。 富人觉得自己交税那么多，但是大多数都让穷人浪费掉了；穷人觉得富人占据了优质的医疗资源，而医疗应该是人人平等的，自己也应该享受同样质量的医疗服务。 这样的结果，就是迫使财政持续进行更大规模的投入，更要求国家通过提高管理水平，使整个医疗系统在更公平的同时，也更加有效率。 如果国家处理有所偏差的话，往往会落得两头不讨好。 这样的财政和管理的包袱谁愿意背？ 所以，对于中国财政来说，还是没有医疗保障体系更好一些，既省了钱，又省了麻烦事。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6 09:30:23 六、医疗与健康 （续：医疗/产业链）
有一本书叫做《谁动了我的奶酪》。 顾名思义，就是探讨一下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去哪里了。 这本适合于初中生阅读的书，引起了无数成年人的阅读兴趣，而且人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其实，如果人们的心理再成熟一些，可能思考方式就有所不同。 在利益竞争的世界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谁动了我的奶酪”。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我是谁的奶酪？”
孤立地看，这个问题似乎比较让人费解。 但是，放到医疗上，就变得非常切合实际了。 当我们病了的时候，我们将成为谁的“奶酪”？ 其它的方面也类似，当我们的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当我们想买房子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当我们买股票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当我们买彩票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当我们买汽车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甚至当我们什么都不买，把我们的存款放在银行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所以，当我们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考虑我们能够拥有什么样的美好生活，先问问我们自己能否生存下去？
回到正题上来，不论财政是否支持医疗保障系统，人们该得病还是要得病。 这就像不论有没有鞋，人们该走路还是必须要走路的。 不论这个世界多么大，国家多么辉煌，我们每个人都理想多么美好，但是如果我们个人得了病，那么什么都变得没有意义。 比如说，一个企业家在体温36度多的时候，可能会对未来踌躇满志、精力充沛、说话声音洪亮； 到了37度，他可能还在努力工作，还在拼搏，但是开始表现出力不从心，行动上开始萎靡； 等到了38度的时候，工作可能就开始从他的注意力中淡出，他必须开始担心自己的身体，想想自己在哪里出了问题；39度的时候，他的心里估计已经没有了工作，世界也基本上消失，只剩下了自己和自己的病；40度以上的时候，即使强壮的人也只能基本上躺在床上，即使下床也已经非常虚弱，他的所思所想只有现在，有可能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还能存在，甚至连思想都开始停滞。 就这样，小小的4度的差异，就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既然人们得了病，就需要去要看病，看病就需要去医院。 相信只要人们有能力，当体温上了39度之上的时候，几乎没有不去医院的。因为即使是感冒发烧，39度的体温也是一个让很多人担心的温度。 而且，要去医院看病，就尽量去好点的医院。 谁也不愿意因为看病不及时、医生不够水平，耽误了看病，导致生命的消逝。 而且，人们去医院的时候，经常也就意味着准备付出相应的代价。 尤其是一些大病，比如说做心脏手术等，做手术人就能活，恢复过来；不做手术，人就随时可能失去生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准备拿着过去所有的积蓄，以及私人能够借到的钱，用来换取人们自己或者家人从疾病中恢复。 这也就是说，得病的人们成了医院的“奶酪”。
于是，医院开始掌握了主导权。 当人们去看病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一切权利交给了医院。 那么，当医院掌握了主导权的时候，医院的态度就成了决定一切的关键。 而医院有两个选择： 一是，提供以成本为导向的服务，以公益的心为病人服务，治病救人。 这是医院这个形式从建立第一天开始，医生从受教育的第一天开始，就认为是应该为病人而付出，救治病人是理所当然的。二是，提供以利润为导向的服务，以利益的心为病人服务，治病赚钱。 建立或者掌握医院的人，也可以为了获取高利润，将医院做成具有非常高的投资回报价值的利益型机构。 这样的追求投资回报率的方式也可以称之为医疗产业化。 医疗产业化以利润为导向，通过对创造利润的各个医疗环节进行整合，通过医院来实现利润的系统，又叫做医疗产业价值链。
2004年3月24日，《中国 经济时报》的记者刘树铎发表有关医疗商业运作的文章的时候，强调“要效率更要公/ 平”。 他访谈相关的医疗界人士说：“医疗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首先是要公/平，其次才是要效率，连产业化的概念都没想清楚呢，就来谈什么应不应该产业化的问题为时过早。让市场发挥其应该有的作 用，这是没什么错的，但如果把市场化理解为政/府应该逐渐的退出，让投资主体靠自己的经营行为发挥作用的程度越来越强的话，那就会有问题了，因为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公共财政用于人民健康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政/府更应该可能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公益性的投入上，而不是说社会越发展，公共健康问题也越应该由个人行为来解决。”
记者写这篇报道的背景是，医疗已经成为“前景诱人”的产业链。 “人们普遍相信的一个论据是：目前中国的年人均医疗消费只有31美元，而美国年人均医疗消费4090美元，德国2339美元，德国与美国分别为中国的70 和130倍。在美国，医疗消费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在中国，这一比例还不到4%。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消费大约为1万亿美元，中国为400亿美 元，只是美国的1／25。以中国2001年国民生产总值89404亿元计算，只要医疗消费能占到10%就是8900亿元，照此计算，医疗行业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因此，有人预测，医疗机构迟早会成为“摇钱树”甚至支柱产业，只要成功的运作，无论是卖出还是寻找机会上市都可以带来丰厚和稳定的利润。”
那么，公益型的医院是如何变成利益型的医院的呢？ 最初，在人们的概念里，医院就是救死扶伤的公益性机构。 而打破这个概念，还是经历了一段时间，以渐变型的过程，完成了事情的转化，医院逐渐成了医疗/产业链的主导者。 这个渐变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 当时，为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过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国家财政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因为拉动“内需”的支出压力过大，所以中/央财政即使将大量本属于地方的财政收入集中到自己手中，钱还是不够的，因此中/央财政开始了赤/字财政，并且发行了大量的债券。 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大，财政就开始相应地削减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方面的财政支出。
当然，也不能直接地告诉大家，因为拉动“内需”的基建投入过大，所以需要削减这些开支，然后让人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样的话，人们的情/绪就会不稳定，会变得心/神不宁。 在当时“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大家如果心神不宁，肯定就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 所以，就要以比较好的包装，以很温柔的方式告诉大家，让大家很乐意地接受。 比如说，提出医疗体制改革，让人们感觉到过去医疗的缺乏和不完善，因此需要改革，也就是后来的医疗/产业化。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然后大量扩招大学生，也就是后来的教育/产业化。当然，人们还是相信领导的，所以为了国家的强盛，人们还是能够多付出一些，自己支付医药费、自己支付孩子的学费、自己支付住房的费用等等。
上个部分说过美国医疗，关于钱的问题。 不论美国医疗改革的具体方案如何进行，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个决策就是大幅提高财政支出，因为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那么，与奥巴马的政策相对比，减少财政支出的医疗改革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尽量维持现状，以不改变的方式“改革”。 当然，社会是快速变化的，维持现状的想法可能不行。根据刘树铎记者的文章：“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存在着投入总量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收费不合理、服务水平低等问题。在我国，占社会总人口不足2%的大中城市拥有 80%以上的医疗机构、人才和经费，而拥有总人口80%以上的广大农村则缺医少药。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全国县及县以上医院1.6万家，床位总利用率仅为60%，许多中小医院的床位利用率更低至30%以下，而靠医院收入生存或真正赢利的医院还很少，上万家中小医院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这个社会趋势的大背景下，发生了重大一个事件，公共医疗系统开始被逼到了关键的转折点。 2003年，一种很小的微生物进入了人们的身体，非典全面爆发，人们才发现整个医疗系统如此“不堪一击”。公共卫生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很少有人具备前期卫生预警和协调组织进行疾病阻止的能力。 即使有人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无法组织和协调各种社会资源，为阻止疾病的蔓延而努力。在早期的隐瞒封堵失效之后，非/典面临全面失控的状态。
在公共卫生系统之后，人们发现公共医疗系统缺医少药。 医院中缺乏基本的医疗隔离设备，有的人去医院的时候，本来只是输点软化脑血管的药品，结果被传染而死亡。 另外，很多医生和护士在投入非/典护理与治疗。 当他们投身于他们行动的时候，深知自己面临的生命危险程度不亚于在诺曼底登陆时的战场。同时，相关医疗药品和医疗器械全面脱销，消毒液和口罩全面脱销，各种杀菌食品脱销等等。 在医疗系统失效的时候，人们只能全面自我隔离，停止上街坐公车、停止去超市买菜等等，希望非/典能够过去，期盼非/典不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非/典之后，人们都知道，不得不对医疗系统进行大量投资了。 当时，侥幸的是，非/典的消退就像爆发时一样，很快就从人们的视野消失。 但是，如果非/典再次来临，或者其它另外一种疾病来临，那么人们依靠什么来保护自己？ 对于人们来说，有个发达的医疗系统，自己才感觉到安全。 虽然人们都知道，一个发达的医疗系统可能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是能让人们多点安全感，另外切实少点把自己直接暴露于危险之中的机会。 所以，经历了非/典之后，一直关注于经济的人们，开始迫切地感受到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那么，医疗系统的问题暴露之后，就需要来补救，让医疗系统更健全。 同时，财政的钱都已经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多余的钱给医疗系统，怎么办？ （本部分未完）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6 12:03:40 六、医疗与健康 （续：医疗/产业链 2）
德鲁克说：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客户。 什么是客户？ 就是有能力消费来消费、并且愿意消费的人。 没有能力消费的人就不是客户，企业就可以将其拒之门外。 就像五星级高档酒店，可以随时拦住衣着不整的人，阻止其进入。 进入快餐店，不付钱的话，快餐店就不给吃的。
为了有更好、更完善的设备，医院需要自筹资金，进行投资。 非典的爆发对于一些医院是严重的负担。 医院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付出在后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他们还得自己担负免费救治病人的负担，这对于很多当时已经比较穷的医院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而且，非典之后又需要更多的设备和材料投资。 老的经济负担还没有解决，新的经济负担又压了下来。 那么，医院只有一个办法，转向“市场经济”，向病人要收入、要效益。对于不能创造效益的病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拒之门外。很多医院从此完成了从公益型机构向利益型机构转化的过程。
同时，医院收购的热潮也随之而起。 有些老板收购了医院之后，在几年之内赚得盆满钵满。一是，通过打广告，突出自己的“特色”，比如说解决不孕不育问题，吸引有相应需求的人们前往； 二是，高价收费，如果正规医院收费500，它可以收5000，当然是利用各种名义，开各种所谓的“进口特效药”。 就这样，很多人高价掏钱买了药。 不少人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也没办法，也投诉无门。 而这些医院也不做“回头客”，见一个“宰”一个，做一段时间就可以有了丰厚的利润。 因此，这样的问题开始成为社会普遍现象。 进入Google搜索，输入“医院欺骗”，有196万条结果。
非典让很多人发现了巨大的“商机”。 某市的卫生局看到了疾病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其对非典的总结中，这样写道： “非典”疫情，对医药生产企业特别是防治“非典”用药品生产企业和医药中间体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我市药品生产、 经营企业一方面从讲政治的高度依法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涉及防治“非典”药物的生产企业开足马力，保证市场供应；另一方面，生产企业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产品供不应求，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市药品生产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对抗病毒类、增强免疫类药品的研发和生产，涉药化工 企业也看到了医药行业的良好前景。
不过，由于法律规定医院是非营利组织，即使医院赚了钱，老板也不能从账上把钱提走，那么老板该怎么办呢？ 其实大家也都清楚： 一是提高药品进价，5元钱的药品，如果只卖10元的话，那医院是绝对不会买的。 因为这样做，医院会赔垮。 所以，就需要药厂用新的批号，新的名字、新的包装，新的价格来医院销售。 那么，出厂价五元的药品，就可以在医院卖到80元，药厂、中间商和医院都获利。 二是大兴土木，并且购买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器械，搞建设和做采购是最容易走账的，内幕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就这样，一个以医院为龙头的完整医疗产业链形成了。 在这个产业链中，医院、医药和设备中间商、生产商、医疗卫生监督部门就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作业系统。 在这个系统的运作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住院67天花费550多万元，然后老人还是病故，轰动了全国。 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个消息同样轰动了全国。 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杭州市立案侦查的医疗系统22名犯罪人员中，中高级职称的有18人，占总数的80%。这些专家型人才是省市医疗卫生机构的栋梁之才，原本应发挥专业优势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公众，他们的落马令人惋惜。
这样的一个医疗产业链创造了可观的经济增量。 而这样的经济增量又支持了财政的收入。 一个药品从5元卖到80元，让病人的躺在银行里的钱动了起来，进入了经济循环。 而每个环节都在实现着“增值”，每个增值中的一部分都要变成税收进入财政，支持财政的建设。 而富起来的医院、医药相关企业的领导和员工，都通过购买房屋、汽车等消费，间接支持了财政。 就这样，一个完整的医疗产业链不论从直接和间接，都为GDP和财政做出来相当大的贡献。
问题在于，中国的民众越来越难以承受高医疗成本。 当财政的整体负担转移到民众每个人的头上的时候，看病就成为非常艰难的过程。 再加上医疗产业链的形成，导致看病的结果也非常昂贵。 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这样的问题还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当人们的收入实际在降低，而各种成本费用持续上升的时候，医疗问题就成为了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的焦点。 同时，民众的情绪开始变得非常敏感，而民众情绪与医疗产业链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医疗产业链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而是经过了十多年的逐渐改变和积累。 那么，改变这个产业链，也就变成了非常艰难的工作。 因为，在这个产业链中，有太多的利益取舍和冲突，并且关系到大量的财政收入。 那么，如何有效地改造这个产业链，缓解这个医疗产业链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2010年之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6 16:11:44 对不起各位，写得多了，就过于进入细节。 现在先将结论提前总结：
六、 医疗与健康：
中国人口红利即将耗尽，“未老先衰”的特点极为显著。 2010年，在各种经济压力下，中青年身体问题凸显出来。 医疗系统与人们需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对社会造成明显冲击；
七、 食品安全等：
食品安全的根源,在于长期化的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的原因，包括城市扩张，出口加工业、矿业、冶炼等行业占用耕地、污染水源、砍伐森林等。 真正的健康食品和绿色有机食品将更加稀缺。
八、 生活费用：
人们的生活费用将持续上升，城市费用上升很可能更快。 而且，在2010年，估计要明显高于房价上升速度，到下半年两者差异可能更大。
九、 垄断企业价格：
预估垄断企业的产品价格仍然会继续上涨。 垄断企业和公务员收入还会上升，收入升幅根据不同级别和圈子而定。
十、 养老问题：
社保基金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养老将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
十一、 股市问题：
股价在上半年可能会跟随物价上涨，贷款资金注入而继续走高。 但是分化越来越明显。 下半年随着上市公司和未上市公司的资金饥渴症，如果持续扩大融资规模，加快上市速度，股市会受到打压。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7 09:55:31 六、医疗与健康 （人口红利基本耗光）
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火爆增长的过程中，人们经常强调一个词是“人口红利”。 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利用的是“人口红利”，大量建筑工地用的是“人口红利”，大量软件外包企业利用的是“人口红利”，大量服务业企业用的是“人口红利”。 但是，从2007年开始减少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年加速流失，并成为社会矛盾焦点之一。 失去了“人口红利”支撑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多的问题。
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篇第八章中说：“ 如果雇主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主宰，就不应常常鼓励劳动者勤勉，应当要他们适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个行业，一个能工作适度的人，能够继续不断工作，不仅长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学经济必然需要学习《国富论》，而《国富论》里基本的要素就是劳动者。 亚当 斯密作为学者，建议雇主的人/道。 而作为国家，则应该强迫雇主的人道。 因为，健康的国民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财富。 国家应当想方设法，保证国民健康，让劳动者适度地工作，这是国家管理的核心课题； 同样，让劳动者适度地工作，保持健康也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课题。所以，懂得经济和管理的地方，都尽可能延长劳动者的劳动寿命。
二战后，美国回归到正常状态，于是引发了“婴儿潮（baby booming）”。 在这个“婴儿潮”的影响下，美国形成了以前难以想象的长期经济增长。 从1945年到2000年，除了石油危机和日本竞争对美国造成的较为短暂的影响之外，美国长时间保持着极为强势的增长势头。 这些Baby Boomers在早期集成了勤奋刻苦、勇于竞争的美国传统文化，后来又经历了叛逆的“嬉皮士”文化时期，因此具备了颠覆性创新的特点。 而在baby boomers的领导和推动下，美国的技术革/命、管理革/命、跨国公司扩张等行为得以实现，使美国从一个战前奉行“孤立主义”的世界强国，变成了一个战后经济势力遍布全球的强国。 到2000年之后，大量的Baby Boomers开始淡出历史舞台，美国有了老龄化的倾向，逐渐开始了大经济循环的衰退周期。 顺便说一句，日本与美国的周期类似，正在经历一个更加明显的老年化衰退周期。
不过，即使到了2010年，美国不少Baby Boomers、甚至是他们长辈年龄的人，仍然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位置，以健康的体魄、强壮的神经、年轻的心态、敏锐的感觉，推动美国经济的前进。 2008年，53岁的比尔 盖茨退休，给自己的高科技生涯画上了句号，准备开始自己的慈善生活。 接替他的掌管微软这个IT行业领导者的，是比他小一岁、1956年出生的鲍尔默。 比鲍尔默年纪还大的，是软件巨头甲骨文的CEO、1944年出生的拉里 埃利森（到2010年为66岁）。 而比埃利森还大的，是2009年以年届70退休的、在英特尔公司供职35年的董事长克瑞格 贝瑞特。 比贝瑞特还大的，是到2010年将分别达到79、80岁的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和投资分析师沃伦 巴菲特。 不论他们年纪多大，他们必须时刻站在时代的最前沿，随时保持知识更新，判断未来的趋势，领导企业的发展。
在社会中，人们竞争的主要是职业寿命。 53岁退休的比尔 盖茨虽然退休的时间很早，但是如果计算他13岁就开始疯狂地迷上计算机，通过偷机时的程序两次把计算机系统弄崩溃，后来就开始通过捉“Bug”换取上机时间等等，工作寿命也算是达到了40年。 巴菲特从小就是个“财迷”，就想着怎么赚钱，看见他姑姑家临街，但是没有摆摊做生意就觉得特别可惜。 他喜欢吃糖，专门大老远跑到糖果厂，去看看糖果厂卖不卖股票，弄得他的家里人还以为他走丢了，还报了警。 可以说，从不到10岁左右开始，他专注于赚钱，到2010年，他的职业年龄也就达到了70年。 千年的狐狸能成精，没听说2年的狐狸可以的。 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让巴菲特损失惨重，但是“老奸巨猾”的巴菲特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搞到钱。
在国家的竞争中，国民的平均职业寿命同样是决定性因素。 不少人说，做软件编程就是个吃“青春饭”的活，到了35岁以上就干不动了。 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一个比较年轻的软件程序开发员移民到了加拿大，进了一家软件公司。 他感慨公司的领导层和主要的技术骨干大都是40以上的，似乎已经过了编程的年龄。 但是，这些“老人们”干起活来比他都要精力充沛。 而且，由于他们经验非常丰富，思路清晰，领导起研发团队得心应手。 一个大型软件编程如果中国用50个人，他们就用不了30个人，而且速度非常快。 他在里面干起来效率特别高，每天做的也很开心，虽然也是总是加班，但因为收入高，不仅不觉得累，还觉得很高兴。 就这样，这些年纪较大、职业年龄较长的人们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在工作中潜移默化地把高效的方法转移给年轻人，然后其中不少年轻人到了40、50岁，也会变成“年富力强”的技术骨干或是技术管理者。
顺便提一下职业化。 职业化是延长人均工作寿命的最好方式。 而通过延长工作寿命，人们实现了更大的价值。 迈克尔 乔丹40岁才退役，除了中间有两次“忽悠”大家玩“退役”之外，将近二十年活跃在NBA的赛场上，成为技术、艺术、精神和耐力的完美化身。 他在最初的时候有闯劲，然后有体力，之后有技术，后来有耐力，后来有组织能力，后来有经验，再到后来有名气。 他有好的老板，给他配备优秀的中锋和“篮板王”等同伴，一起打出精彩的篮球。必不可少的是，他有好的教练。 不仅仅是在NBA的前期，菲尔 杰克逊像父亲一样关心他、照顾他、持续地对他加以引导，带领他快速成熟起来。 还有在北卡大学时的教练迪恩•史密斯，通过一盘录像带改变了乔丹，让乔丹开始真正朝着职业化篮球的方向努力。
在人们的职业工作寿命中，往往是后面的时间创造最大的效益。 就像一个23岁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工作到38岁的时候累垮了，那么他的职业年龄只有15年。 而如果能够工作到53岁，职业年龄就延长一倍，成为30年。 30年和15年的价值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在迈克尔乔丹的职业篮球二十年，代表了NBA，代表了Nike，他推动了NBA的全球化扩张，为联盟带来的收入至少在100亿美元以上；而且，他同样推动了Nike的全球化扩张。 当年他宣布退役的消息，一度让Nike的股票大跌。这就是他的职业价值，或者说社会经济价值。 而如果他的篮球寿命只有十年，那他的职业价值折损就不是1/2,可能是折损9/10，甚至是折损99%。因为前十年是他在技术上生长成熟，从巴塞罗那奥运会夺金后的十年，才是他在商业意义上“开花结果”，在全世界创造经济效益的时期。
企业管理和国家发展有两条路，优质竞争（竞优）和劣质竞争（竞次）。 人们经常提起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竞优呢？ 武侯问吴起：“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 也就是说，如果想在竞争中胜利的话，立竿见影的方式是，让素质和能力高的人领导能力低的人，这也就是竞优； 如果让能力低的人领导能力高的人，那就麻烦了。 1978年前，毁掉了两代人，所以中国企业没有经验丰富的“前辈”们引导年轻人的职业化的向上发展，那么年轻人就只能向“下”了。 比如说，不少在80-90年代毕业的“天之骄子”大学生们，到了单位之后，都得先从早上上班擦桌子、打热水开始做起。 因为，单位中的“老字辈”们自己都连基础的专业知识都不懂，更不要说引导新毕业的大学生更高效地工作了。 但是，他们对能力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就是要大学生老实听话，端茶倒水“眼疾手快”。 于是，很多大学生浪费了最宝贵的初期工作时间，看着他们上司和老同事的眼色，去做大量没有专业价值的事情。 他们没有树立起个人的职业人生规划，也没有培养起良好的职业工作习惯。
再说一下本节开头就提到的，“血汗工厂”的问题。 当组装加工出口企业成为“潮流”的时候，很多基本上没有学历的人当了老板。 当然，一些学历不高的人也很有知识，但是大多数没有学历的人都既不懂现代技术，又不懂现代管理。这些以组装加工起家的老板们（有的企业号称“高科技”也没有用）没有学过经济学、管理学，以为自己赚到了钱就是成功，就可以藐视知识。 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比较初级的泰勒制管理的基本思想都不懂。 所以， 他们不是想着如何能够让员工以更舒适、更有效率的方式工作，而是想方设法让员工加班加点，榨取员工“剩余”价值。 有的企业老板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即使晚上没事，也要让员工加班，显示自己的权威，让员工表现对自己的忠诚。
又扯远了，回到医疗保障体系上来。 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人们通过组织工会，与资本家用拳头、棍棒甚至枪炮进行斗争，取得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是，到了二战之后，世界开始进入更加文明的时代，国家开始起到决定性的角色，通过立法保护工人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投资者权益等等。 而这些立法的实施，不仅仅是靠消费者聘请律师打官司。 很多国家还有一个非常强硬的“底线”，就是依靠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来保证这些法律的实施。 通过强有力的保障制度，阻止企业老板通过“竞次”的方式，以危害员工和消费者健康来赚取自己的利润。 这是因为，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是纳税人出钱、国会批准和监督、政府发放和监督，是三方共有的钱。
谁的钱谁心疼，利益永远是现世最强有力的驱动器。 在上述国家中，如果有人要是敢于危害到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钱的话，那么就是和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作对，危害到国/家机/器来的运转。 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将运转起来，对付这些人。 比如说，在这些纳税人花了大价钱构建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国家中，如果谁敢开“血汗工厂”，剥削压榨工人，那就不是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纠纷了，而是国家与工厂的纠纷。 只要有员工举报，国家机器立即行动起来，严惩不贷。 因为，“血汗工厂”意味着危害员工的身体健康，损害员工的职业寿命，让社会保障体制在医疗、养老、失业救济上背上沉重的负担，严重损害了其他利益者的利益，纳税人和国/家机/器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同样，如果企业生产出毒奶粉，不要说毒死人了，就是毒死小猫小狗，都要遭到重罚。
所以，越是社会福利健全的国家，人们似乎就越“懒”。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普遍退休金制度的欧洲大陆国家，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典范。 很多德国工人每周工作时间是35小时，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企业的工人增加到40个小时，达到了每天8小时工作制。 同样以日耳曼民族为主体的瑞典，也是高福利国家，瑞典人每周实际工作时间约39.6小时，每年的带薪假期约33天，是欧盟国家中带薪假最多的国家。 可能让很多中国企业老板困惑的是，那么短的工作时间，那么高的工资，还有大量的带薪休假，让企业怎么赚钱。
德国导演弗兰克和吕肯的记录片“Losers and Winners”展示了德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400多名中国工人漂洋过海来到德国多特蒙德，他们的工作热情让德国人感到震撼：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个月挣400欧元，却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需要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国工人一年半就完成了……在这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博弈中，究竟谁是“失败者 ”，谁是“胜利者”？ 这个故事讲的是2003年初，中国兖矿集团以购买技术的方式完成了对焦化厂的收购，中国人买的只是技术，至于原价6.5亿欧元的设备是以卖废品的价格卖给中方的：每吨15欧元。中国机械工业建筑总公司（简称中机建设）的400多工人将该厂拆解，装在万吨货轮上运回中国。
整个影片在失落的德国工人和意气风发的中国工人之间交错切换，德国工人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切显得非常无奈。相比之下，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工人更多地吸引了德 国导演的目光，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让德国导演感到震撼：他们8个人睡一个房间，吃着“大锅饭”，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将每天能剩下的一点钱留 给家里，希望的不过是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能做个白领就好了，不要像他爸爸这么没出息”；工人给千里之外的妻子和孩子打电话，只希望能听到孩子叫一声“ 爸爸”；这些工人每个月挣的工资只能折算成400欧元，干的却是德国工人4000欧元也不愿做的工作；每4周，中国工人就要选出7个最勤奋的工人作为“本月最佳工人”，戴上大红花照相上光荣榜，但是永远只有这种奖励……
相比于工人的清贫，负责这个项目的兖矿党委书记莫立崎（音）却是期望能早早地开上“大奔”。对于德方的一些安全建议，这名负责人认为：“德国人就是不敢承担责任，稍微出点格的事情都不敢做。毛主席有句话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哪有兖钢的今天？我们在地下800米矿井工作的工人，头上哪天不是嘎扎嘎扎的响，那能没有一点危险吗？要是按照德国人的做法，那就别干了。” 这名貌似严肃的党委书记讲话充满了幽默，面对镜头的直白讲述，经常引发满场德国观众的大笑：“我们来到德国，觉得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首先是德国人好绿化，为了爱护植被甚至绕道走；其次是全民健身，还很爱护小动物……如果中国工地上有这么多野鸽子，那恐怕早被工人吃光了……如果我还能来德国，我希望能将德国空中客车的生产基地都搬到中国去。
德国企业老板是不敢有兖矿负责人这样“豪迈气概”的。首先，德国老板让工人这样干的话，是要进监狱的。 另外，一个德国老板不要说鼓励工人危险操作了，就是这样的话都不敢说。 如果一个德国老板这样说的话，随时都会有严厉的法律等着他。 因为一旦出了事故，那么首先就要追究老板的责任，到时候可能不仅要罚得倾家荡产，还要坐牢。 因为，在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下，不能过度使用工人，更不用说蓄意伤害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老板只有一条路，通过“竞优”的方式去赚钱。 也就是说，在德国工人每周35-40小时的工作时间，每月4000欧元的情况下，企业还得赚到钱，获得较高的利润。
对于德国老板来说，只有一条路，卖高价产品。 打个比方，兖矿的负责人想买“大奔”。 那么，德国老板就卖给他“大奔”，然后赚到他的钱。 而只有高价格的工人才能生产高价格的产品。 或者说，中国工人是生产不出来“大奔”的，别说一周工作7天，就是一周工作14天都生产不出来。 德国的工人也不是白拿钱的。 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受着严格的技师型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技师型的工作不是以量取胜，而是靠质取胜。 他们在业余时间，虽然不工作，但是在持续的学习。 德国人爱读书，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 因为即使是工人，也必须通过持续的学习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成为高价值的职业化工人，或者说是技师。 而技师是能够解决一些需要知识的、比较复杂问题的工人，而不是只会卖力气的低收入工人。 还有，他们必须通过密切的团队合作，共同保持“大奔”的高品质。 而这样的团队合作，不仅仅需要技术、沟通和合作技能，更需要团队之间长时间的磨合。 而长时间这个最关键的要素，是中国老板无论如何都没有耐心去做的。
通过优质竞争，德国、瑞典这些高福利国家，创造出大量的高价品牌，既让“懒”工人挣到了高工资，自己也获得了高利润。 德国创造出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博世、西门子、SAP、汉高、蒂森克虏伯、巴斯夫、拜耳、麦德龙、Hugo Boss等等品牌以及大量的“隐形冠军”企业。 这些企业生产出技术先进、工艺精良的产品，深受全球用户的信赖。 而瑞典作为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创造出宜家家居、沃尔沃集团、山特维克集团、伊莱克斯、爱立信、H&M服装，Saab和斯堪尼亚、柏丽地板、博纳地板、摩曼墙纸、绝对伏特加等世界知名品牌。 而这些品牌都是“逼出来”的。 因为人们在享受高福利，工作时间还很短，所以企业管理水平就必须要高，而且企业员工都需要持续地学习，提升职业化水平。 这样工作轻松、知识丰富、职业化水平越来越高的技术工人，往往也是越老越值钱。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2010年，中国社会经济和个人经济正在面临“由奢入俭”的巨大难题。这些难题可以归结为11个，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发展和变化，将主导中国2010年的经济走势。 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某个时候，某个问题中的一个较小的变化，都可能变成“蝴蝶效应”，影响到经济全局。 而整个经济形势的主题，是如何应对国际经济衰退，人们该如何采取保守的经济策略，度过经济困难的时期。
1、 大学生就业；
2、 房价与楼市；
3、 出口加工经济；
4、 产能与基础设施过剩；
5、 城市居民收入
6、 医疗与健康
7、 食品安全等
8、 生活费用
9、 垄断企业价格
10、 养老问题
11、 股市问题
一、 大学生就业：
大学生从20多年前的“天之骄子”成为一个集中的弱者群体。 2007年之后，不少大学生开始出现失业或者隐形失业的状况，到2009年大学生失业问题开始成为全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2010年，如果世界经济不发生出乎意料的急剧好转，大学生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根据广州在3月份的一个调查，大学生就业签约率少于10%。 而在正常情况下，到三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的大学生都应该有了明确的工作单位。 后来，根据一些公布的统计数据，大学生毕业后就业率达到90%以上，引起无数大学生的愤怒反应，纷纷称自己“被就业”了。 根据广州的调查结果和后来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 而大学生所谓的工作，不应当是端盘子洗碗，或者去开个小超市等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而应当是需要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工作。
即使是就业了的大学生，也在面临微薄收入与生活支出的巨大压力。大学生经过了最少15年的教育过程，最基础的就是学会了如何体面的生活。 但是，体面的生活需要消费的支持。 而不少大学生毕业后，收入往往只有1000-2000元，如果在大中城市独立生存的话，这些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的体面生活支出。 尤其是进入2009年，房租、食品、服装、交通（北京除外）等生活费用的上涨，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更加艰难。
大学生普遍面临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这些大学生花费家里几万至十几万元上大学，让很多家长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 有的学生在贷学金的支持下完成的学业，也就意味着需要偿还贷学金。 但是，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也就意味着无法获得收入来源。而不少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其收入也非常低，还没有农民工的收入高。 同时， 而这些支出很容易超过他们的收入，让他们无法独立地生存，更不用说归还来自父母或者金融机构的大学贷款。
全国2000万在校大学生的心理也在承受巨大的压力。 刚刚毕业不久的学长们的境遇，迫使他们思考自己毕业之后的生存状况。 如果10-20%所有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那是大学生自己的问题。 而如果超过50%的大学生找不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那就意味着整个社会没有机会给他们就业。 那么，他们该怎么办？是继续每年交将近10000元的学杂费，已经花费更多的生活费，继续读未来找不到工作的书，还是采取其它措施。 在“蜜罐”中长大，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大学生们，开始体会真实生活的严酷现实。 他们下一步何去何从？
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产业链。 如果大学生无法就业的话，还会影响到无数中小学生家长的观念意识。 中小学生家长就会反思，自己给孩子进行了大笔的投资，而且学生学习很刻苦、很努力、成绩也很好，但结果却是找不到工作。 这不仅浪费了金钱、牺牲了孩子的美好童年，还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结果是自己希望的吗？ 读书真的有用吗？ 而当中小学生家长观念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直接会影响到教育这个产业链，以及依附于教育的附属产业，进而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形态。 二、 楼市问题；
易宪容说：楼市绑架了中国经济。 楼市在2009年初平淡开局后，经历了由下跌到快速上涨，从年中开始销售火爆。 之后，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房价屡创新高，其上涨势头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天价“地位”屡屡让人们感觉到自己缺乏想象力。 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在2008年相对沉寂之后，又赚得“盆满钵满”。 大量曾经观望的投资者蜂拥进入楼市，为自己的资金寻找获利或者保值的机会。
同时，很多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心理产生了强烈的不平衡。 房价上涨引发房租价格上涨，比如说菜市场摊点的摊位费涨价、人们住房的租金价格上升，进而影响到人们生活成本低整体上升。 而且，房价上涨让很多没有买房、或者没有能力买房的人们产生了失望、甚至绝望的心理。 人们心理觉得非常不平衡，引发了社会潜在的危险。 《蜗居》这一个内容普通的电视剧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说明了人们对于房子和房价的心理敏感程度。
2009年11月下旬，迪拜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欠债不还”。 这个消息传出，让世界金融市场为之震动，尤其是被欠债的欧洲银行更是发生恐慌。 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更多的震撼在于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速度。一个看似具有巨大石油收入盈余、被看作是阿拉伯世界消费“明珠”、 阿拉伯富豪和世界富人“挥金如土”的地方、受到世界投资者青睐的迪拜，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接近破产边缘。 很多人开始反思，如果连迪拜都有可能破产，那么不少中国城市的楼市泡沫也很有可能破裂。
中国楼市中同样有大量的银行贷款。 如果房价继续上涨，那么这些贷款对于银行来说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房价开始下跌，大量进行按揭投资抛盘就会涌出，加速房价下跌。 结果会导致贷款炒房的人们弃供，很多楼房就会压到银行手中。 银行可能会被弃供的房屋所压垮。 考虑到这样的因素，政府很难允许房价明显下跌。同时，房价已经涨到让很多人难以承受，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保房价，还是保人们居住，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如果保房价，那么就意味着银行还需要进一步增加贷款数额，以支持整体房价的平稳或者上升，而更多的贷款也就意味着社会中的资金更多。 而资金是流动的，在人们用更多的银行贷款购买更高价的房子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增加的贷款会再从房地产商手中，很快流到其它领域，增加全社会的货币量。也就是说，社会中钱更多了，而商品还是那么多。 而如果不保房价，那么意味着银行贷款会出问题。 而人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银行贷款进入了房地产和房地产的相关产业，房价下跌对银行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三、 出口问题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大多数国家的消费明显萎缩。 而且，世界各国都在尽可能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复苏。 不少国家通过本币大幅贬值、增加各种形式补贴、实施非关税壁垒等手段，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致使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 中国出口经济模式面临急迫的转型要求。
出口萎缩是全球范围的问题。 对于不少出口企业来说，欧美国家的消费低迷是主要关注点。 但是，更需要关注的是，2002、2003年之后，中国对东欧、南美、中东和非洲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量。 而迪拜泡沫破裂代表的新兴经济面对的整体风险。 中国商人在俄罗斯等地的遭遇，更反映出新兴地区经济衰退带来的国际矛盾。 而衰退和矛盾让中国的出口“雪上加霜”。 同时，中国周边国家的加工业兴起和更低的成本竞争，让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巨大压力。再加上反倾销等国际贸易摩擦，中国产品出口更加艰难。 例如，2009年1-10月份，中国从粗钢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净进口40万吨。 粗钢的进出口变化情况，说明了中国面临的出口困境。
出口萎缩引发一系列经济连锁反应。 首先，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关门倒闭。 有的数字说金融风暴之后，一些出口导向的地区加工企业倒闭40%。 但是，即使是剩下的企业，相对于国际市场需求来说，仍然供大于求。 所以，很多企业在无利或者亏本维持，不仅加工业务少，经常停工休息。 更重要的问题是，加工费用更低，企业更加无利可图。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国际经济形势没有出乎意料的显著好转，出口加工费用在恶性竞争中，会继续降低。 然后，更多的出口加工工厂会关门。
其次，为出口加工企业配套的服务业下滑。 出口服务业是涉及到原料生产、零部件配套、交通运输、相关生活与知识服务业的系统产业。 比如说，一个机械出口企业关门，会导致相关产业链条上的配套加工企业关门，影响到零部件生产、模具生产等。 出口减少会使公路、汽车、货柜等相关交通运输工具的使用率下降，开始出现更多的闲置。 另外，相关工业服务业也会出现萎缩，包括工业建设项目会减少，办公用品减少等等，进一步影响到建筑建材市场、办公家具、办公用品市场的活跃程度。而且，相关的餐饮和生活百货等生活服务业的减少，比如说中低档饭店、办公相关餐饮和百货日杂店生意冷清等等。
第三，相关行业的人们就业率下降，整体收入降低。 但是，企业仍然难以找到合适的员工，员工难以找到工作。 相关行业企业关门后，很多人会下岗，但是人们可能往往并不一定会选择尽快就业。 因为，在出口加工企业生存越来越艰难的状况下，根本不可能给员工加工资。企业已经无法承受增加的员工成本，如果加了工资的话，那么企业基本上无利可图，而且还面临着更大的经营风险，赔钱随时有可能。 赔本的买卖没人长做，所以企业宁愿招不到工人，将厂房机器闲置，也不愿意高价聘用工人赔本生产。 而对于工人来说，这些出口企业的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 加工企业的主力农民工宁愿在家乡务农和打零工，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在异地加工企业中超负荷工作，然后获得“鸡肋” 型的工资收入。
很多企业的出口加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企业需要连续生产和运转，才能够保持在一个行业的竞争能力。 而员工必须持续工作和学习，也才能获得持续的技能提升。 但是，农民工纷纷回乡，转作其它行业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出口加工相关的工作技能被浪费。 而失去员工的企业，再恢复规范的生产，保持市场竞争力就很难了。 而且，一旦农民工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农业技能的他们，还会考虑返回城市。 而城市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那么这些农民工怎么办，仍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四、 产能和基础设施过剩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 有一些数据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80%。 这个数字可能过于夸张，实际数字可能要低于这个数字，但是外贸依存度也处于很高的比例。 不过，中国虽然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却处于产业链条底端。在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和制造加工、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的产业价值链中，产品的巨额利润基本被后其它的流程所垄断，中国只有制造加工环节，而这一环节的利润率极低，且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
制造加工的问题不仅仅是利润率低，更主要的是需要巨大的基础产能做配套。 举个对比的例子，微软在2007财年，收入超过600亿美元，利润超过170亿美元。 而这些利润的获得，就是通过9万多人完成的。 而人们创造这些收入和利润的地点，主要在类似于学校的写字楼中完成的。 几乎没有生产设备，基本上也不需要大量的交通运输工具。 而中国生产数亿件衬衫才换得一架波音飞机。 这数亿件衬衫的原料、加工和出口则需要数十万人的辛勤工作，更需要规模巨大的生产厂房、配套的生活设施、公路、桥梁、港口码头等，同时还需要水、电、气等各种配套设施的支持。
当出口加工受阻，更是导致生产设备和设施的大量闲置。 比如说，当纺织业出口加工数量减少，大量工人放假回家的时候，纺织企业和配套企业或者整体关门，或者部分机器设备和厂房闲置。 这也就意味着，有很多厂房空了下来。 即使没有空下来的，也往往是开工不足。 而如果世界经济没有显著回暖，欧美大量消费不复苏，新兴市场消费不猛增，那么会有更多的厂房被闲置。 而这些厂房因为已经建立起来，已经变不回农田，生产不了粮食了。 所以，只能进行闲置。 如果时间长了，机器设备就只能按照废铜烂铁处理掉，而厂房则还需要重新花钱，改变用途，才能够重新利用起来。
这些企业关门，又会导致上游企业的关门。 比如说，纺织厂减产或者关门，会直接影响到纺织设备生产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让一些上游企业关门，同时让没有关门的上游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厂房也出现部分闲置。 而他们的生产设备闲置，进一步影响到他们供应商的生产设备的闲置。 这些上游企业的厂房也开始出现闲置。 同时，关门的上游企业会想法把设备卖掉，而且没有关门的上游生产企业的设备也发生闲置，于是市场上生产设备供应增多，而销售反而减少。 这又引发对上游设备生产需求的减少，并且导致整个纺织机械相关产业对钢铁需求的减少，形成一系列的上游产业连锁反应。
而且，配套服务业受到打击，也影响到相应的设施。 比如说，为了支持加工出口，首先需要大量的写字楼，支持相应的办公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等。 这些服务的需求旺盛，引发了办公写字楼的大量需求。 于是，办公写字楼的需求出现明显的缺口，刺激了办公写字楼的蓬勃建设。 但是，当这些写字楼建起来之后，突然发现出口加工的需求减少，不仅新增加的写字楼用不上，连旧的写字楼也因为出口加工的减少，跨国企业的收缩，很多也开始闲置。 于是，造成写字楼的供应过剩。 同样，写字楼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不可能说拆就拆，只能希望出口加工的好转，救这些写字楼。
出口加工业配套服务的商场、酒楼、超市、小商品市场、大卖场等相关配套设施也会开始出现闲置。 在出口加工经济集中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的外国客商，这刺激了当地商人建立“商品城”，提供销售和洽谈的场所。 随着出口日趋火爆，豪华的“商品城”开始拔地而起。 但是，这些商品城建成的之后，往往很快就发现过去大量的客商似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同样，当地的餐饮、生活等配套设施也经历相同的过程。 失去了出口加工支持的服务业，只能面临萎缩。如果承租的人少，那么这些店面的装修、货品、家具等也只能弃置。 然后，撑不下去的店面变得“人去楼空”。
房地产问题应该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看，就更容易进行分析和思考。我跟踪房地产市场几年了，到时候把我的一些思考心得分享一下。 等我先把后续的问题写完，然后可以深入讨论房地产与其它问题之间的关系。
先说一句，罗素说，经济是权力的产物。楼市和房价就是这个原则的最好体现。 以后共同分析探讨。
大型工程在经济火爆时期大量上马，很快变得过剩。 举个例子，为了火爆的出口，船舶需求也大幅增加。 于是，船舶建造也就成为火爆的经济组成部分之一。 而要想造船，就首先需要建设船坞，于是大量的船坞开始建设。 因此，造船业的兴旺带动了钢材和水泥的旺盛需求。 不仅仅是船舶需要钢材，造船的船坞建设也需要大量的钢材。 所以，就形成了双倍的钢材需求。 但是，突然之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于船舶的需求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 有的船坞直接出现闲置，有的船坞虽然暂时仍在造船，但是如果没有新的订单，也会很快闲置。 结果，不少船坞就像厂房、写字楼、“小商品城” 、“家具城”等配套设施一样，开始大量闲置。 如果世界经济不出现出乎意料的巨大好转，那么越来越多的大型工程设施就会闲置下来。
同样，公路、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出现过剩。 在2007年出口火热的时候，沿海出口加工集中的地区，公路和相关桥梁的使用率非常高，在港口码头附近经常会出现大塞车，有时候可以长达数公里。 而且，配套服务设施也在加紧建设，也需要大量的材料运输。 这给公路和桥梁、港口码头、运输船舶等相关出口配套设施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为了支持出口，地方就需要增加公路建设、桥梁建设、港口码头建设。 但是，正在这些设施建造或者刚刚竣工的时候，出口量明显下滑，配套服务设施开始闲置。 结果，不仅新建的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没有用上，连旧的基础设施也开始出现使用率不足道现象。
这些基础设施的闲置将影响对钢材和有色金属、水泥、化工、建材等多种初级产品的需求，使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变得日益突出。2009年8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会议上指出，中国目前部分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快，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12月初，有权威人士透露，国家拟出台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协调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央行等诸多部门，以严厉措施，重点完成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焦炭、造纸、皮革、印染等九大行业的落后产能淘汰任务。
那么，相关产能过剩有多严重？ 以钢铁和水泥为例。 2009年，中国钢材产能达到7亿吨。 预计2010年，钢铁产能再增加到7.58亿吨（不考虑落后产能淘汰）。根据中钢协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月~10月生产粗钢47247.38万吨，同比增加4470.84万吨，增长10.45%。1月~10月粗钢平均日产155.42万吨，相当于年产粗钢5.67亿吨的水平。由于生产总量过高，国内市场供需矛盾激化。中钢协副会长罗冰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全年粗钢产量突破5.5亿吨，供大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问题是，各企业在产能过剩、供明显大于求的状况下，仍然进行大量投资。即使2010年的钢材需求量不减少，产量也不减少。 7.5亿吨的产能超出5.5亿吨的预计年产量约2亿吨，而预计年产量将明显大于需求。 中钢协副会长、华菱钢铁董事长李效伟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过剩是肯定的，大家都在疯狂的上（生产）线。” 而疯狂上马生产线并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的，所以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 此外，行业内的相关人员表示，政策的弱势直接导致钢铁产能越淘汰越多，而且很多钢铁企业甚至明目张胆地顶风上马新项目。
根据中国水泥网的数据，2008年全国水泥总产量13.9亿吨，合1个中国人1年消耗1吨水泥。而产能18.7亿吨，产能过剩将近5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75％。 而且，初步统计2009年在建项目的水泥产能是6亿吨。2009年1~7月份全国水泥制造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9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5.8%。据了解，从2008年到2009年8月，全国水泥投资的月度同比增速始终保持在40%以上。 而2009年3月累计水泥投资额同比增长率达110.45%。也就是说，产能超过需求可能达到10亿吨的数量级。
在中观和宏观方面，大型工程和基础设施过剩的矛盾还在日益突出。 从2009年的情形来看，虽然公路和桥梁、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钢铁有色、水泥建材、化工相关等行业的产能已经明显过剩，但是这些领域的投资不仅没有减少，而是还加速的趋势。 从短期来看，这些产能投资在大量吸纳自身的产出。 比如说，建设钢铁厂需要水泥，而建设水泥厂需要钢铁。 钢铁水泥厂的相互需求对公路等基础设施产生了需求，而公路等设施建设需求又对钢铁水泥产生了需求。 但是，这样“自己食自己”的局面不仅仅是无法持续的问题，而且是中期都无法持续的问题。 到2010年中后期，这些突出的产能开始投产，卖到哪里去，就成了Mission Impossible。
而这些基础设施的产能过剩，将进一步影响到宏观基础设施。 这些宏观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石油与石化、煤炭、电信、铁路等全社会服务行业。同理，电力在过去数年中，也同样在大量扩充发电和输电能力，以满足社会电力需求的增长。 到2009年，年初电力需求出现下滑，而且用电高峰也没有出现拉闸限电的需要。 随着新的电厂落成，电力需求将显得更加宽松。 而电力需求的宽松，又让煤炭产能显得过剩。 以此类推，整个社会基础设施正在从供不应求，向明显的供大于求方向转化。
而这些基础设施的落脚点，还是金融业。 在这些过剩产能和基础设施中，不可能没有金融业的贷款。或者说，金融贷款可能占据了大部分。钢铁水泥厂建设往往以银行贷款为主，公路建设往往以银行贷款为主，电力建设往往以银行贷款为主，石油与石化建设往往以银行贷款为主，等等各种建设，基本上都要以银行贷款为主。 也就是说，金融保险行业支持着整个社会产能和基础设施的扩张。 那么，如果这些产能和基础设施过剩，就意味着资金难以得到回笼，金融业如何应对这些难题，仍然需要艰难的抉择。
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城市居民收入在持续降低。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持续变化，将让城市居民从过去的优势地位，变成在经济和生活上的劣势地位。在2010年，城市居民收入状况可能转为明显恶化。不少城市居民可能开始必须面临非常艰难的生活，生活的艰难程度可能超出人们的想像，而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也将发生剧烈变化。
分析城市居民收入状况，首先应当农村居民收入状况说起。 根据2009年发布的中国社科院《城市蓝皮书》，2008年的城乡收入比是3.31。假如考虑到可比性的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左右。 而在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只有2.79。 也就是说，除了少数农村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收入在持续下降，比城市下降得更快。 从微观情况来看，农民出门打工成为很多农村家庭的收入支柱，这些打工收入作为农村居民的额外收入来源，变成了家里新盖的楼房、新买的电器，让不少农村从表面上显得富裕了很多，掩盖了农村“自身造血不足”的状况。 不过，一旦农民工失去工作，向农村回流，农村的经济状况又会显露真实的状态。
城乡收入差距并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实际状况。 多数农村居民家里仍然拥有自己的耕地和宅基地。 即使大量农民工回家，他们也能够自己种粮种菜，有口饭吃，有地方住，过上相对自给自足的生活。 所以，农村居民只要有很少的收入就能够维持下去。 但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其收入就是生活的所有依靠，这些收入必须要用来应付一切的衣食住行费用。 一旦城市居民收入降低，会直接影响到买粮买菜、用水用电的状况。 如果城市居民失去收入，那么基本上就等于失去了生存能力。 不少老工业区的人们生活情况极差，原因就在于此。 而现在不少农村户口开始变得比城市户口吃香，也反映出城市居民收入状况恶化之后，人们对城市居民生存能力的担忧。
城市居民的收入状况，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50年代工业化为经济主导开始，城市居民长期享受着城乡“剪刀差”带来的福利。 “剪刀差”就是在固定价格体制下，城市把高价的工业品卖给农村，同时从农村收购廉价的农产品，通过这样的方式城市居民能够生存下来。 在价格“剪刀差”的支持下，大量的农村人口支撑着少量城市居民的消费。于是，农民即使很辛苦种地，结果也最多是维持温饱，经常还要饿肚子。 有的农村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需要全体出去讨饭吃，这在一些电视剧中被表现出来。 而城市居民就可以通过“剪刀差”，过得相对舒服，然后生活相对有保障，孩子能够上学，有最基础的医疗保障。 所以在那个年代，城市户口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东西。 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梦寐以求的就是得到一个城市的户口，让自己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
但是，“剪刀差”必须有个前提，就是城市人口少，农村人口占到绝大多数。 一旦城市人口超出农村人口一定比例，这个社会经济系统就要垮掉。 于是，在60年代初的三年饥荒后，城市实施了“62压”，就是把不少城市人口压回农村去，以维持“剪刀差”这个价格机制，或者说社会经济机制。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几年之后的“上山下乡”，因为当时即使把一些多余的城市人口压回了农村，但是架不住城市人口生育速度太快。 从1950年代开始倡导的多生孩子的政策开始在1960年代中期效果开始显现，而这些多生的孩子根本找不到工作。 就是因为“剪刀差”的价格机制不能承载太多的城市人口。 而城市孩子从小相对自由，天不怕地不怕。 如果让他们呆在城市中无所事事，迟早要出乱子。 于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将这些城市年青人大规模地“批发到”偏远地区，比如东北、新疆、云南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
改革开放后，“剪刀差”还一直在对经济起着关键的作用。 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能够自由地种粮、养猪、种经济作物。 农民的收入开始获得显著的提升。 不过，通过“剪刀差”，城市把高价工业品卖给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好处，所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同样显著。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的相对收入又在重新降低。 所以，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城市打工，部分分享城市居民的价格“剪刀差”的结果。 后来，从广东开始，在大力鼓励出口加工经济的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农民和城市居民同工同酬的政策。 不看你的户口，只看你的综合素质和技能。 于是，大规模的农民开始涌向广东，“打工”开始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
在广东等沿海地区依靠“剪刀差”的历史遗留问题，获得经济迅猛增长的时候，却摧垮了内地的“剪刀差”。 东北、华北和西北的一些老工业基地，曾经享受着“剪刀差”带来的福利，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力量之下，迅速没落。 大批工人下岗，有能力的到沿海打高级工，增强了沿海的优势。 同时，大批工人的涌入增加了劳动力供给，这让沿海享受了十几年工人低工资、产品高价格的美好时光。 这样的结果是，经济形态从城乡的“剪刀差”持续转变为沿海与内地的“剪刀差”。 沿海地区只要依靠自己的区位优势，通过盖厂房、建写字楼、出租居住房、建立小商品市场等方式，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收入。
低价农民是两个“剪刀差”背后的持续动力。 城市与农村的“剪刀差”是依靠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形成的。 而沿海与内地的“剪刀差”是依靠大规模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形成的。 而这两个“剪刀差”的背景，都是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收入。 但是，随着国家减免农业税，并且鼓励农民种粮食之后，农民收入也开始得到基本的保障。 这时候，大量的农民从新思考，自己是否值得外出打工。 因为，外出打工不仅要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老人孩子，更要受到当地人的歧视，受到当地企业的压榨，把很多钱交给铁路、电信等部门。 于是，沿海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民工荒”，企业有工作岗位，但是招不到人。
更明确地说，农民的辛勤劳动支持了城市居民较高的生活水平，支持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农民开始变“懒”了。因为，受到一些教育、见识了外面世界的农民突然发现，虽然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现代化的城市，支持了沿海经济的发展，但是自己却享受不到任何相应的回报。 在上海、深圳、东莞等城市的人均GDP中，根本不计入农民工的数量。 也就意味着，农民工不被认为是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农民工开始不跟城市的人们“玩”了。 不少曾经在东莞打工的农民工发誓，绝不会再回东莞，说明了农民工自我权利意识到觉醒。 同时，资本的积极进取的，不少资本开始深入内地，寻找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更好的当地政策，也“粘住了”很多当地的有经验的农民。
当城乡“剪刀差”迅速消失的时候，中国经济与社会格局的巨大变化正在拉开帷幕。 （本部分未完待续，下一段分析知识“剪刀差”和城市居民收入问题。）
同意上面的一位朋友的说法，关键在于政府税收。 这也是为什么在本部分开始就谈到，城市居民将陷入艰难之中。在最初的城乡“剪刀差”中，其主要目标是农民。农民承担了政府的税收和城市居民相对较好的生活。 而中国后来取消农业税的行动，开始反映出政府税负的转向，主要税负从农村开始转向城市。城市成为经济重负的主要承担者。
各位网友有兴趣的话，查一下几年前，关于取消农业税的一些评论。有的专家当时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农业税已经占到全国总税收的很小的比例，因此取消农业税并不影响财政收入。 请注意，当时这些专家强调的，并不是世界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还收农业税，也不说各国更多的是给农民提供农业补贴。 他们强调的是农业税已经不重要，或者说政府已经不把来自农民的税收作为主要税收来源。 所以，政府放弃这个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真正收益的税种。 同时，这也意味着，政府将征税的重点放在了城市，城市居民开始承担起交税的重任。
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真正关注到这一举动的意义。 在当时的环境下，出口加工经济极其火爆。 无数的农民工仍然在大量的出口加工企业中，超负荷、超工时地辛勤工作，赚取着最微薄的工资。 他们创造的大量财富，一部分变成外商的高额利润，一部分变成加工企业和相关服务产业链的利润，一部分变成政府税收。 由于农民工的数量过于巨大，政府即使在每个人身上获得少量利润，就可以获得丰厚的税收。 所以，政府税收从农村向城市的大幅度转移并不被人特别注意。 而且，政府可能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取消农业税有什么样的后果。 因为，当时对于政府来说，农业税已经是区区不值得一提的税种了。
当然，敏感的农民工们注意到了。 农业相关的税收虽然对政府似乎不值得一提，但是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却太重要了。 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决定返乡，重新务农，不再出来打工。 当时，问一些返乡的农民工，为什么要回去。 有的农民工明确地说，农业税取消之后，不少地区的农民种地也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 虽然种地收入比打工收入低，但是综合生活成本低，比没日没夜打工来得轻松，还能够跟自己的老人孩子呆在一起。 很快，“民工荒”出现了。 当种田的负担减轻之后，不少农民自然愿意种地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量农民工返乡。 政府和一些专家担心，农民工返乡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 但是，预期的动荡并没有大规模出现。 因为，很多农民在没有农业负担的情况下，种点田，再打打短工，生活还是有着落的。
城市开始成为征税的重点。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政府开支开始持续增加。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开支开始快速膨胀。 为了应对开支，开始征收多个新税种，并且大量发行债券。 其开支的特点是刚性非常强，一旦加上来，除了持续向上加之外，几乎没有可能再减回去。 而且，债券发行也是有限度的，更多地需要通过增税来完成。 这个时候，经过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加工企业已经形成了无可匹敌的国际竞争力，再加上国际经济进入高速膨胀期，于是出口加工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得到增长。 而人们认为，出口加工就意味着工业化，而工业化意味着城市化，城市化就意味着人口都要向大城市转移。 那么，税收重点也就转移到了城市。
城市开始大兴土木，急剧扩张。 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加工业就是制造业。 而中国已经因为“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城市化能量。 比如说，北京在2000年前只有三环，后来迅速修了四环、五环、六环。 其它城市也经历了类似的膨胀时期。 而城市的扩张必然导致政府规模的扩张，进而形成开支的更大规模增长。 而开支的扩张比如需要大量增加的税收来支持。 如果没有税收的话，开支将成为“空中楼阁”，很快发生崩盘现象。 当然，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之内， 人们并没有过于注重税收在社会和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该来的迟早要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众多工厂倒闭，大量农民工返乡。 返乡的农民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通过回到农村，很大程度上退出中国经济循环圈。 中国的农民仍然主要以自给自足的经济为主，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能力非常有限，同时跟社会的交换相对较少。 也就是说，他们承担税负的能力非常低。 同时，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这一方面意味着大量的债券， 另一方面意味着税收的增长。 如果税收减少，那么财政刺激政策将无法实施。
问题发生了： 税收必须要实现成长，以满足经济刺激政策的要求。比如说，中国前10个月进出口关税总额大幅下滑将近20%，那么就需要在其它地方弥补这个税收缺口。 同时，大量的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返乡，退出中国主要的经济循环体。 那么，还在生存着的企业，还在工作着的个人，就得承担更多的税负。 而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税负，最终都要转化为个人的税负增加，摊到每个人的头上。 这样，个人的税负就变得异常沉重。 在2009年中期进行的企业大规模查税，并且追溯到2006年之前，就是这样状况的反映。 2009年后期，出台的针对个人午餐和手机等补贴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也同样是这一状况的反映。 不论企业税负，还是个人所得税，负担大部分集中到了城市。
不仅如此，城市居民的消费也必须要课税。 农民回了乡，自己种地、住自己的房子，天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可以与外界发生很少的交易往来。 而农业税又取消了，所以农民可以交很少的税，就保持基本的生活状态。 但是，城市居民则有着明显的不同。 城市居民必须与其他人发生交易，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才能够维持基本生存。 既然有交易，也就意味着具有课税的机会。 有课税的机会，那么就必需要充分地课税。 因为，税收和支出之间的缺口太大，不论如何课税都难以满足支出的需求。 按道理来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了，各种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了，按道理各种支出应该减少了。 但是，恰恰相反，很多城市居民在2009年的感觉是生活支出在大幅增加。
主要问题是，2010年怎么办？ 2009年，该查的税也查过了，该让企业补交的也补交了。 大量的债券也已经发行了，其它可用的办法也基本上都用完了。 那么，2010年还能有什么办法来增加税收呢？ 从迪拜开始“赖帐”，希腊“岌岌可危”，美国失业率仍然攀升、欧洲日本在美元贬值的压力下不堪重负，可以看出2010年的年景很难出现明显的反弹。 也就是说，出口经济明显复苏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不变，那么，税收从哪里来？ 怎么通过税收的增长实现积极财政政策？ 每个城市居民必须承担多少因经济财政政策所带来的税负增加，这是个问题。 （本部分待续）
城市是一种建设成本极高、使用成本极高、维护成本极高的生态环境。 城市只有在强大经济基础的支撑下，通过发挥人们的聚合作用，实现更高的产出价值，才有存在的意义。 问题在于，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就像“沙地”，而“高耸入云”城市就建立在经济“沙地”。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城市主要扮演过五种角色：
一、 古代商业时期的城市： 在人类的古代，城市主要起源于交通枢纽，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同一个枢纽，进行交换；
二、 蒸汽工业革命的城市：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以伦敦、伯明翰等工业城市为代表的大城市开始兴起，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大规模生产出工业产品和工业污染；
三、 电力工业革命的城市： 在电力、电报电话、电梯、钢结构摩天大楼等新技术的支持下，以美国纽约及其帝国大厦、芝加哥等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大城市开始形成。 这些城市通过掌控金融产业和现代运输产业，推动先导性工业与制造业发展，实现城市的特殊价值；
四、 电子工业革命的城市： 以日本的大中城市为代表，依托于周围的电子与现代机械产业发展。 城市本身也像电子产品一样，通过精巧、细致、准确、整洁的城市布局和系统管理，实现城市的集约化功能；
五、 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 以硅谷地区、北卡三角地等为代表，受到周围大学的支持，同时自身也更加像大学或者花园，与自然更加接近，更紧密。 以巴黎为代表的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城市，将人文建筑和文化产品作为城市的主打品牌。
城市极为昂贵。 在上述五种主要形态中，城市经历了从松散到密集、再到超级密集，然后向松散回归的过程。 越是密集和超密集的城市，成本也就越高。 因为密集城市必须进行地铁建设、市内公路系统建设、其它市政工程建设等综合设施建设。 将整个市政系统运转起来，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另外，还需要对市政系统和建筑，进行定时或不定时的维护和维修，同样需要大量的人、财、物。 同时，城市的高楼大厦也同样是高建筑成本、高运营成本、高维护维修成本。
城市在对企业和居民征收高额“人头税”。 高昂的市政和建筑成本加起来，必须有人去承担，并且最终要摊到企业和居民的成本中。 这些成本就像“人头税”一样，是当地的企业和居民逃不掉的。 越是建设和维护成本昂贵的城市，对企业和个人的“人头税”就越高。 其中，企业必须承担主要的费用，通过强大的盈利能力支持城市的运转。 同时，高昂的 “人头税”还要落在了每个人头上，就变成了每个人的高昂生活费用。
在世界上，所有正常运转的大城市，必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做支撑。 东京是世界上高楼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地铁交通网络和城市交通网络。 这样的高楼和市政网络意味着高昂的建设和使用成本，那么成本从哪里消化？ 东京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全国主要的公司都聚集于此。东京又是日本经济、商业、金融中心，资本在5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90%集中在东京，全国各大银行或总行或主要分行都设在东京，东京在千代区和中央区分别设有闻名于世界的日本银行和活跃于世界股票市场的东京股票交易所。 或者说，东京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城市，才有能力支持东京的运转。
“大苹果”纽约是世界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大城市。在财富500 强中，有40多家公司总部放在纽约。世界上主要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广告公司集中在纽约。在纽约，有法律服务机构5000多个，管理和公关机构4000多个，计算机数据加工机构3000多个，财会机构1800多个，大中型广告服务机构1300个，研究机构700多个。纽约还有有制造业公司有1.2万家，许多全球制造企业都在此设立了总部机构。这些企业的发展和美国经济支持了纽约成为国际金融经济中心。 第五大道作为世界上租金最昂贵的商业街，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受益于美元大幅贬值，吸引了很多欧洲人“远道而来”，购买欧洲品牌的奢侈品。
现代城市需要现代制造业做支持，在电力工业革命时代，爱迪生的GE发明了电力系统，贝尔发明了电话、Otis发明了电梯，美国设计师发明了摩天大楼，而安德鲁 卡耐基的美国钢铁通过大规模生产的廉价钢铁支持了摩天大楼的建设，皮特卡勒做出了大量的工程机械，亨利 福特发明了便宜汽车流水线，洛克菲勒组织了标准石油托拉斯，供应便宜石油，等等等等，是这些一系列的发明让现代化城市开始运转起来。 到电子时代，日本人垄断了录像机技术、电视机技术、录音机及随身听技术、电子游戏机技术等等，领导了世界的摩托车生产、汽车生产、中高档机械、化学等生产。 到知识经济的数字时代，美国领导着软件、知识服务业、系统集成设备制造业等等知识创造为主导的行业。
现代制造业的集中反映是大型跨国公司。 只有大型跨国公司才能支撑得起国际大都市。 不论是东京的日本企业，还是纽约的美国企业，其“骨干”是跨国企业。 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的跨国企业，他们都拥有强大的技术，将自己的产品以高价卖到全世界，从全世界获得丰厚的利润。 尤其在“知识经济”的主导下，它们的优势更加突出。 日本的制造业虽然在20世纪末开始没落，但是仍然在汽车、电子、光学、化学、机械等领域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 而纽约的金融和保险、先导性制造业、咨询广告法律会计技术等现代服务业扩张到全世界，并且从全世界吸引着源源不断的资金流进入纽约。 也就是说，是来自全世界的资金在支撑着这些国际大都市的运转。
在全球化竞争中，只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集群，才能够支撑得住大城市。 当一个城市的核心产业衰落，失去了国际竞争力，那也就意味着城市开始失去生存的基础。 比如说，随着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陷入困境，底特律成为首当其冲的失落城市，其城市失业率在2009年中超过16%。 而相关企业在经济压力下，开始纷纷退出底特律。 底特律出现不少废弃建筑、或者建筑被拆除后留下的空地，让人感觉到相当的荒凉。 底特律坐落在著名的“钢铁生锈带”，也就是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经济主体，从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区到大西洋的城市群。 其中包括底特律、匹兹堡、克里夫兰等曾经著名的城市。 因为其工业的滑落，大量工厂关门，导致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 从2008-2009年，其失业率快速增加，有些地方的失业率超过20%。
楼能够建多高，首先要看地质有多硬，地基打多深。 中国主要城市的问题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天津、重庆、成都等众多二线城市都在大力进行城市扩张，高楼拔地而起。 表面上看上，热火朝天，一片繁荣。 但是从本质来讲，缺乏现代化城市的经济基础。 从上述现代化城市的归类上看，这些城市缺乏关键的先导性工业或者制造业，因此不属于电力工业革命型城市；缺乏高价值的电子、光学、精细化工、精密机械等制造业，因此不属于电子工业革命型城市；更缺乏“知识经济”的如哈佛大学、微软软件和IBM“服务”、麦肯锡咨询、奥美广告等现代知识服务业。 像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曾经属于工业革命型的城市，因为这些高污染、高耗能、没有科技含量的初级制造业已经“日薄西山”，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城市本身所淘汰。
那么，中国的城市属于什么类型？ 仍然只能算是古代商业城市。 比如说，驰名中外的北京秀水街从一条小街改造成了一个漂亮的商厦，但是卖的东西还是那些，并不能销售真正的高档奢侈品。 中关村的电子销售市场，从最初的“棚户”时代，通过盖大楼搬进了“华厦”，曾经的小商贩变成了电子科技公司。 但是，这些电子科技公司仍然改变不了“小生意”的本质，这些电子销售市场的本质仍然是古代的“集市”。 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作为“山寨机”的集中地，规模巨大，买卖者众多。 但是，仍然改变不了集中型的“前店后厂”的古代经济模式。 “山寨机”的生产者从标准的定义来说，不能称之为企业，而仅仅是古代的“作坊”而已。 只不过装配的东西有所区别而已。 而不同“作坊”聚集起来，形成华强北的“集市”，吸引的是中低端的客户。
中国城市缺乏现代经济“地基”。 中国城市现有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加工组装业，与制造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加工组装业的实质是规模大了的“作坊”，只需要把“学徒”训练好就行了。 日本企业在中国设立汽车组装厂，只需要四年就可以达到世界级的管理水平，在中国市场卖出世界级的利润。 但是，日本汽车制造业用了五十年左右赶超美国汽车。 这还是在美国早期的大量技术援助，在美国企业不重视知识产权的时候从美国企业偷技术的基础上，利用了美国企业失去竞争警觉性，而且通过大量的日本工程师、管理者、设计师共同努力，通过刻苦学习、不断实践、持续改进，最后变成了具有全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优势制造业。 而在中国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产业拥有全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并且在国际上获得领导地位。
越来越低的加工业利润，无法满足越来越高的城市成本。 加工组装业的特点就是利润低，而且越来越低。 毫无知识和技术含量的加工业谁都会做，只不过别人愿意不愿意做而已。 欧美日企业看到，如果自己做组装加工，根本无法承担高额的城市运营费用、高额的员工成本、无法支付股东的高额利润预期，无法承担高额的污染与资源消耗罚款，所以把这些部分转移到中国。 在世界产业链中，不能赚钱的部分在哪里都不能赚钱，也不能支持城市高昂的费用。
问题是，很多中国人偏偏认为做简单的组装加工就能够让自己获得持续发展。 于是，在乡镇做了几年生产加工的企业老板们，看到自己赚了钱，开始信心膨胀，把自己的企业“总部”搬到大城市。 而等到人们搬到大城市之后，发现城市的成本远远超出自己曾经预计到能力。 但是，这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组装加工开始赔钱。 于是，人们发现了在城市中“炒楼”赚钱的方法，开始从组装加工转化为“炒楼”，促进了房价的“繁荣”。 而楼市的“繁荣”就像“罂粟之花”，在最美丽的景象之下，是对土壤的残酷掠夺，让肥沃的土壤迅速失去肥力，变成不毛之地。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比如说，纽约麦迪逊大街上众多的大型广告公司，通过服务美国和世界的大型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也就慷慨地付给员工高工资。所以，人们都觉得房租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而在中国城市中，中国的广告机构为低收入、低利润组装加工企业服务，在“锱铢必较”的组装加工企业老板的要求下，中国广告机构往往必须通过“价格战”获得合同。 而残酷的“价格战”之后，就是企业微薄的收入。 在这微薄的利润中，企业还要付出日益高昂的房租。 然后，才是老板的利润和员工的收入，于是人们的收入都在降低。
中国城市缺乏跨国公司的“经济支柱”。纽约税收的“大头”来自于坐落在其辖区范围内的跨国公司。 2009年上半年，布隆伯格公布纽约市新财年预算为590亿美元，赤字大约为40亿美元。 而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华尔街损失惨重，以及其它经济萎缩。 因此，布隆伯格要裁减公务员，减少对图书馆的预算等。 但是，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并没有像美国华尔街、大型跨国企业这样的“税收大户”。 既然不能像纽约那样吃“大户”，那就只能吃“小户”，从每个人的人头上考虑了。
以上海为例，上海市财政的巨大压力是实实在在的。上海的市政维护费用很高，而且建设工程规模要远远大于纽约。地铁上虽然经常人挤人已经接近“贴相片”的程度了、虽然票价已经昂贵到人们难以接受了，但是据说仍然是只够还贷款利息，贷款何时还都不知道。 磁悬浮花了很多钱，但是运营还在往里贴。 浦东机场据说投资也比较大，也是贷款的。 而且，上海在建的项目很多，市政交通都要扩充，也需要大量的钱。 另外，都需要因为，城市运营成本的比例是差不多的，而且上海还在进行着昂贵的地铁、公路、市政等投资。同时，上海的公务员队伍不好动，也没有图书馆预算可消减。 那么，上海市怎么办？
卖地、炒热房地产看上去是个必然的手段。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大幅提高中央财政税收占总税收的比例，立刻让各个城市“捉襟见肘”，艰难度日。 后来，幸亏通过卖地，也就是“第二财政”，让地方有了钱，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建设。 而卖地已经超过上海财政的50%收入，如果停止卖地，那上海就会很快再次陷入困境。 但是，卖地的钱并不稳定，在2008年房价停滞的时候，就让上海财政经历了巨大的压力。 于是，赚取拆迁差额款项就成了新的收入来源，也就是“第三财政”。 用燃烧弹向拆迁机器投掷、试图阻止的新西兰籍上海居民潘女士，据说就是碰到了“第三财政”。 为什么在中央台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但是上海方面仍然毫不理会？ 应该是跟上海财政面临的巨大支出有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房价自然就会出现向“国际接轨”，或者说超过国际水平的情况。
城市高昂的成本最后分摊到每个城市居民的头上。 当然，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可以有很多，比如说最近出现的“钓鱼”执法，也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方式。 进行户口销售，让更多的人进入上海，也是一个方式。 反正万变不离其宗，在多种多样的费用背后，就是一个目的，尽可能增加收入，应对巨大的城市成本。 在美世咨询的2009年报告，世界最昂贵的城市排名中，北京由上一年的20位上升至第9位，上海从24位前进至12位，深圳、广州分别从去年的61位和70位一跃名列22位和23位。 这个成本上升的背景是不少人的收入还在下降下。 当然，这个成本上升不仅包含了昂贵城市的成本，还有上节说的国家财政税收重点。 于是，不少人就开始抱怨自己的收入非洲化，开支欧美化。
缺乏现代经济的城市越来越脆弱。人们看到城市建设蓬勃向上，大量的跨国企业入驻，于是人们感觉到自己已经是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的城市。 有的企业和个人觉得生意太难做，赚钱太难，自己的钱放在银行里又贬值，所以也开始跟风买房子，或者炒房。 但实际上，一旦发生“风吹草动”，这些跨国企业可以随时撤离，把“黑洞”留给当地。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批跨国金融投资机构驻上海公司撤离。 本来十分兴旺的上海写字楼市场，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闲置。 随着，上海大量新写字楼还在持续的建设当中，不断进入市场，增加供应量。 于是，上海写字楼租金价格一路走低。 也就是说，人们的投资实际收益在降低。
2010年的问题在于，已经非常昂贵的城市财政，其开支越来越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维护维修费用。 但是，随着周边加工组装经济已经基本上无利可图，很多外资撤走后，并没有快速回来。 卖地的“第二财政”和拆迁的“第三财政”手段也基本上用到了极致。 那么，从哪里来更多的钱，支持昂贵到城市运转，支持各种大楼的运营？ 城市还会以什么方式，从城市居民身上获得收入？ 城市居民还有什么利益可以让城市榨取？ 这是个问题。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4 19:24:57 五、城市居民收入 （续：多余的话）
这一段本来没想写这么多，但是既然写了，就多写一点。 下面是我的一些浅层的感想，也算是呼应上面一些发表真知灼见的网友。 感想点到即止。
作为城市居民，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 《吕氏春秋》说：“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以求之。” 就是老百姓追求利益，都要冒着箭雨，上着刀山，流血挖肝都要去获得它。 在两千年前，吕不韦就看到，连老百姓都对利益奋不顾身。 到现在，想想国家财政和城市财政正在面临这么大的资金缺口压力，各种费用开支又不能减少，那么的话肯定要采取非常积极的方式要获得财政收入。 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和城市财政已经很难了，刚刚停止了对农村的税收。 即使重新对农村征收税收，也是“杯水车薪”。 所以，如果不从城市获得主要的财政收入，那么国家财政和城市财政怎么办？ 这时候，城市居民就要体谅国家财政和城市财政的压力。
考虑到这样的背景，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比如说，即使是新西兰籍，即使手里拿着国家颁布的《物权法》也是没有用的。 当然，可能美国籍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没人能够预测。 也就是说，经过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发现，过度抗争是没有用的。 既保护不了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生命还更有危险，更解决不了问题。考虑到我们应该平和地处理问题，也就是既不成为矛盾的焦点，又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利益，那么就需要我们想得更多一些。 更多地思考一下周围的环境，更多地想想不伤害各方和谐的方式，自己也不会产生过激的情绪。
不少城市居民目前就处于不冷静状态。其实，这样的不冷静是不应该的。 比如说，人们买车的时候，不仅仅比美国市场的车价格要高出50%以上，而且还要交各种费用，包括特殊城市的特殊上牌费。 很多人心里就不平衡。 然后，油价涨起来了，然后人们又觉得心里不平衡。 油价涨起来，过路过桥费没有减下去，心理不平衡。 然后，开车又碰到“钓鱼”执法了，人们心理还不平衡。 之后，人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开始明显减少，再加上还要还房贷，生活费又涨了很多，于是觉得养车艰难了，心理又不平衡。 就这样，买辆车的结果，往往是产生了各种不平衡，等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比尔 盖茨经过多年的经验总结说，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所以，碰到不公平的事情不要抱怨，要想法解决。 比如说，如果自己买了车，就要有准备好贡献各种税收的奉献意识，要觉得自己纳税光荣，缴费光荣。 当然，碰到“钓鱼”执法的时候，是应该争取自己的权益的。 但是，即使争取自己的权益，也要心情平静，找出更好的方法应对。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好的方法就是不买车。 十年前绝大多数人们都没有买车，也是一样地生活，并没有缺胳膊短腿。 现在，很多人买了车，确实长了不少肉，但是那都是囊肉，有害健康。
房子也一样。 世界永远是不完美的。 不仅不完美，更是有大缺陷的。 我们每个人也一样，不要总想着好事都能轮到自己。 人生更多的是从各种的坏选择里，找出那个最为不坏的选择。 比如说，买房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那就不要买房，可以租房，反正房租要低很多。 不要过于贪婪，不要羡慕其他人买房赚了钱。 因为只有贪婪的人才会失去对事情的理智判断，然后上大当。 这样的话，既不会担心房子“楼倒倒”或者“楼歪歪”，不用痛恨开发商偷工减料，不用担心房贷、不用担心强拆、不用担心做“房奴”，不用担心以后开征这样或者那样的税费。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社会就会和谐很多，抱怨就会少很多。
据说没房子就结不了婚，那也是谎言。 当一个人真正把这些物质的东西抛开的时候，思想才能够更开阔，人格也才能更独立，也就是“无欲则刚”。 如果哪个男生碰到女生说，没有房子就不结婚，那就要好好想想这句话的潜台词。 或者是你自己不够独立，也就没有足够的魅力，或者你太着急结婚了。 如果你为了结婚而超出自己的负担、甚至把父母都拖了进来，然后买了房子，并且成了“房奴”，你会发现自己把自己套牢了。 你将不仅仅背负“房贷”的枷锁，还要背负人格的枷锁。
我的一个朋友，说他有几个朋友，为了结婚，超过自己的能力贷款买房子。结婚后，再也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聚会。 过两年再见他们的时候，就像老了五岁或者十岁，整个被生活压弯了腰。 而我的这个朋友，因为最初坚持不拿父母的钱超出自己能力贷款买房，结果女朋友跟他吹了。他后来痛定思痛，决定不结婚了。 然后，用自己的工资去参加多种学习培训，去参加不同的聚会，结交更多的朋友。 因为他没有经济压力，所以想跳槽就跳槽。 结果，越跳槽工作越高，没几年就月薪上万，而且基本上不用加班。业余揽活又有很多收入，还在租房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他快到30岁了，有更多的女孩接近他，他反而不想结婚了。
当人们开始挣脱物质的枷锁，就逐渐在生活和思想上变得自由。 国外有一个税收激励理论，如果对一个企业或者个人的收入课税的比例过低，那么财政得不到收入；如果课税过低，那么就会影响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反而导致人们减少工作，然后财政也得不到收入。 所以，像加拿大这样课税过高的福利国家，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普遍要差；而美国课税相对较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就高很多。 反过头来，如果我们不用背负房贷、不用养车、不用攀比消费，那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生活和思想自由。 那么，我们可以计算一下自己的收入和消费有多少是交了税的，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安排自己的工作和消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心平气和的对待很多事情。 首先，我们碰到任何事情都不必惊讶，因为这些事情都在情理之中。 而且，如果我们没有房子，也就不担心房子质量不好，或者需要交新的物业税，不用担心房价下跌。 我们没有股票，也就不用担心今天涨，明天跌。 我们没有汽车，也就不会看到北京停车1小时2元，但是回到上海看1小时5元、10元而心理不平衡。 我们不去攀比有没有名牌，或者谁的名牌是新款，也就不用费脑筋在所谓的时尚上。 我们的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够我们生活，我们也就不要觉得个人所得税率过高。
有句话说：“如果你爱他，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其实，这句话在哪里都一样。 在哪个城市之中，都不是鲜花铺就的道路。 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怎么活。 当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就要尽可能节约我们自己的力量，保护好我们自己，然后持续地积蓄我们自己的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朋友的话，结交几个真诚的朋友；如果有朋友的话，能够互相帮助，相互鼓励。 这样的话，社会也就更加和谐。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4 23:17:51 六、医疗与健康
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实施全民医保制度，那么结果将会如何？” 当然，从上节的分析过程中，我们都知道国家和地方财政都非常缺钱，非常非常缺钱。 所以，我们在这里仅仅是做一个假设，不考虑谁出钱的问题。
可能对于社会来说，最大的冲击还不是医药本身，而是经济运行过程。 如果全民医保制度实施，在现有制造加工企业中，50%以上的企业要关门。 这个结论一出来，道理估计大家一下子也就明白了。 如果实施全民医保的话，那么国家必须要为每个人的疾病买单。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就必须要把医疗成本降下来。 而把医疗成本降下来，首先就要对很多加工制造企业开刀。
降低全民医疗成本有三个途径：
A、 集中采购：通过规模优势压低医药及医疗器械进货价格；
B、 围堵疾病源头：国家就要非常重视，什么在造成人们的疾病，谁在造成人们的疾病，如何造成人们的疾病；
C、 促进国民健康：增强国民身体素质。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可能不是A措施，而是B措施。 这就像治病一样，A措施是治标，B措施治关键症结，C措施治本。 对于一个肿瘤患者来说，首先应该通过B措施，开刀切除肿瘤；然后用药稳定住病情，不让癌细胞继续增长； 等病人的身体开始康复的时候，再通过饮食、作息、锻炼等综合保健方式，让病人强身健体，逐渐恢复全身的机能。
那么，什么在造成人们的疾病？ 谁在造成人们的疾病？如何造成人们的疾病？ 其实问题是昭然若揭的。 不少的矿业、冶炼等半成品加工、以及加工制造业。 这些企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在赚取微薄利润的同时，危害着整个社会的健康与福利，危害着未来中国的生存空间。 本部分仅列举环境污染、血汗工厂、有毒有害产品生产等三种最普遍危害国人健康的企业和产品。 1、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也要讲效益。 比如说，日本的丰田汽车在日本具有一个庞大而且完善的汽车生产链，包括机械、电子、化学、纺织等等多种材料生产及制造。 它的生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不少污染物。 而只要将污染维持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社会造成大范围、明显的危害，就可以大量生产，获得巨额的高价值外汇收入，为日本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务。
但是，中国的不少企业，在获得微薄利润的同时，制造出大量的污染，扩散到人民居住的地区，严重危害当地、甚至外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估计每个人都对污染有个人的体会，而且也看过不少有关环境污染的文章，本节就少量摘抄一些内容资料，充实一下本节的思考。
根据人民网2005年10月31日的一个消息，中国创造1万美元价值所需的原料，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近6倍，比印度还多3倍。1/3的中国土地上都遭遇过酸雨的袭击，7大河中一半的水资源是完全没用的，而另有1/4的中国人没有纯净的饮用水。最后一点要强调的是，世界上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5个。
根据中国环境生态网2006年6月16日的一篇文章： 近年来，中国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排放量和堆存量不断上升。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很低，多数仅是简单堆放或随意弃置，不仅占用农田，而且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 严重污染。目前受污染的农田已达10万平方公里，因此而造成的粮食减产每年在1000万吨以上。
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给农村和城市近郊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环境污染问题。2000年乡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002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的28.2%；乡镇工业烟尘排放量993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烟尘排放量的54.2%；乡镇工业粉尘排放量为1358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粉尘排放 量的68.3%；乡镇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为670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废水中公学需氧量排放量的46.5%；乡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也是很惊人 的，达到当年全国固体废物产生量的38.6%。造纸、印染、电镀、化工、制革等是乡镇企业的主要污染行业。
环境污染事故给人民生活和经济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2003年，全国发生工业污染事故11446起，其中废水污染事故 4667起，废气污染事故3585起，固体废物污染事故938起，噪声污染事故839起。在上述污染事故中，特大事故42起，重大事故31起。据不完全统 计，2003年共发生753起渔业水域污染事件，有1490平方公里的养殖水面受到污染，损失水产品2.8万吨，造成渔业经济损失1.7亿元，其中淡水产 品损失0.9亿元，海水产品损失0.8亿元。
此外，环境因素已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导致居民死亡的四大因素之一。各种研究表明，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均与环境密切相关，在恶性肿瘤的死亡中，城市仍以肺癌的死亡率为最高，达35.59人/10万人，这与城市大气污染有直接关系；农村恶性肿瘤的死亡率逐年上升，占死亡总数的17.25%，成为农村地区居民第二位的死亡原因。农村地区居民的首位死亡原因是呼吸系统疾病，占死亡总数的26.23%。
2、 血汗工厂：
需要强调的是，“血汗工厂”不仅仅是低价值加工企业的“特色”，一些号称高科技企业也同样在压榨员工的血汗。
这也是社会持续的热点话题。 本帖也就不做评论，主要摘抄一些来自中国人力资源网的2006年6月的一个专题内容，填充本部分的内容： 国际自由工会联盟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自4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消除贫困的进程一直停滞不前，预计在2001至2007年间，将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减少。报告称，随着大量农民和国有企业下岗 工人进入城市工作岗位，进一步压低了工资，中国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第二次发布类似血汗工厂信息。 与第一次次公布的20家各种各样违反劳动法规所不同，当次公布的30家血汗工厂，其违法事实主要集中于是拖欠工资和拖欠社保两个方面。产业主要集中在建筑建材、餐饮服务、服装加工等行业上。“血汗工厂”的恶劣程度也令人触目惊心：仅广州市白云区宝盈鞋厂一家企业，就拖欠586名员工工资共 203.4万元。而位于东莞厚街三屯的润亿手袋厂，则在其经营过程中累计拖欠2800名员工工资共600万元，成为此次公布的“血汗工厂”中欠薪数额最大 的企业。根据记者测算，仅拖欠员工工资、经济补偿金一项，三十家企业所拖欠的总额就达到了2181.17万元。
“深圳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研究”的课题组，在调查深圳千禧制衣厂时发现，工程长期拖欠克扣工资，当月工资要拖到第三个月才发，加班工资只有0.4元／小时，只相当于法定最低标准的10%。该厂还长期强迫员工月平均加班160 小时以上，部分员工更高达230小时。全厂近2000名员工仅两人参加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未参加。该厂还多次抗拒检查，提供虚假材料，威逼工人说谎。
在华为员工胡新宇猝死之后，引起华为内外员工的轩然大波。 因为，这已经不是华为的第一次。 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位员工猝死或者自杀。一位网友这样评论：“公司用人往死里用，致使英年早逝，还没有来得及做出更大的贡献。国家培养他花了那么多钱，家里更是卖房卖地甚至卖血的供出了个大学生，就这样死了。这对于社会来说算不算浪费呢？ 为什么企业总是要加班？这是不是工作量不合理？还是人员配置不合理？这是对人才的浪费，这是最大的资源浪费。”
据统计，我国煤炭、化工、冶金、电力、建材、电子、轻工等几大职业病高发行业现有4633952名在岗职工，54%参加了2005年的职业健康体检，发现134244人有职业病。2005年，全国新发各类职业病12212例，其中尘肺病病例报告9173例，占75.11%，尘肺病病例死亡966例。截至2005年，尘肺病累积病例607570例，其中存活病人470089例。2005年，全国发生各类急性职业中毒326起、613例，死亡28例。在1379例慢性职业中毒者中，居前三位的分别是铅及其化合物中毒589例、苯中毒253例、砷及其化合物中毒119例。主要发生在有色金属业、化工业、电子业、冶金业。 当然，这些都是已经被确诊的统计数字。 而“开胸验肺”事件则反映出更多不被承认的职业病。
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全球最大的运动用品生产商耐克公司13日发表一份报告，承认其旗下工厂存在强迫工人加班，并且不让工人在工作时间喝水等问题，从而印证了外界指责耐克公司的工厂是“血汗工厂”的说法。
3、 有毒有害产品
在不知不觉之中，人们突然发现身边的有毒有害产品似乎无处不在。 人们花钱买产品，本来希望增加自己的福利，没想到却给自己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其中，“三聚氰胺”事件在2008年奥运之后轰动世界。 不仅如此，三鹿破产后竟然连一分钱都没有赔偿给受害者家长。 而“三聚氰胺”只是一个有毒有害产品的集中爆发。 在此之前，人们已经经历过很多严重污染的家具和装修，让不少人患病，甚至死亡。 多种假药和有毒药品、电死人的热水器、爆炸了的电磁炉等等让人们防不胜防。 这些产品都在危害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5 10:56:07 经济博弈：火中取栗
一只猴子和一只猫看见炉火中烤着栗子，香气扑鼻、但是有火不好拿。于是猴子灵机一动对猫说：“都说猫是胆小鬼，这回看你敢不敢把栗子拿出来。”小猫为了证实自己的勇敢，使把爪子伸到火里去取栗子。爪子碰到火，上面的毛立刻被烧焦了，痛得它大叫，急忙甩掉栗子。猴子趁机把栗子吃掉了。 这就是火中取栗的故事，一个很有意思、可以充分延伸的经济博弈论经典故事。 在本部分中，只分析一下这个故事反映的利益立场问题。
这是一场猴子和猫关于栗子展开的一个博弈。 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猴子占据了完全主动的地位，而小猫则是被猴子左右、受猴子驱使、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工具。 而火中取栗故事的发生是有前提的，只有先把前提分析清楚了，这个有趣的博弈论故事才能够有后来的结果。 它的前提有两个：
首先，猴子自己不会去火中取栗。 因为猴子自己计算的很清楚，火中取栗是个得不偿失的行为。 虽然说栗子比较好吃，但是跟被烧伤的危害比起来，它带来的福利太小了。 比如说，栗子带来了一个单位的福利，但是去治烧伤得消耗两个单位的福利，从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就可以算出来不值。 而且，烧伤给自己带来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这样的痛苦是多少呢？ 对于猴子来说，可能超过十个单位的福利。 而且，烧伤之后，还得停止工作，又要损耗一个福利的收入。 这样算下来，只有赔没有赚。
其次，猴子不用为小猫的利益负责。 也就是说，小猫不管是烧伤了爪子，还是截了肢，猴子都不用给小猫出医药费，或者给小猫出生活补贴。 小猫如果烧伤了，那么只能自己在那儿喊疼，然后自己去找狐狸医生去治病。 这样的话，猴子就可以通过夸赞小猫特别勇敢，让小猫继续火中取栗，然后吃到更多的栗子。 反过来，假如小猫伤了，猴子得出医药费的话，那么猴子不仅不会想方设法让小猫去火中取栗，而且还会明令禁止小猫火中取栗的行为。 因为，那样的话，不仅小猫的福利受损，猴子的福利也受损。
因为利益的立场不同，人们想的就不一样，火中取栗的利益博弈就开始了。 从外人的角度看来，这个博弈的结果是一输一赢，小猫输，猴子赢。 但是，对于小猫和猴子两个当事人来说，并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在整个博弈过程中，猴子通过给小猫精神的鼓励，让小猫进行了火中取栗活动。 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小猫表现出了勇敢，在精神上感觉到自我强大，在精神上觉得自己成为了强者。 所以，小猫可能还觉得自己很幸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而猴子通过让小猫在精神上感觉到自我强大，获得了实际的栗子。 就这样，小猫和猴子在局部实现了“双赢”的局面，小猫赢得了精神，猴子赢得了栗子。
当然，如果猴子必须为小猫的利益负责，给小猫花钱治病的话，那么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故事。 猴子会让小猫学会害怕，要冷静理性，学会权衡利弊。 即使小猫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勇敢，猴子也会让小猫不要冲动，不要为了所谓的心理强大而做傻事。 因为，冷静和理性才是真正的心理强大。 然后，猴子和小猫会一起想办法，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在不费太大功夫，不伤害自身肉体的情况下，一起把栗子取出来。 这样的“双赢”，是利益的双赢，合作的双赢。 而且，小猫也会冷静理性地看问题，并且能够知道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然后有效地解决问题。 不是通过自残而标榜自己精神强大，而是通过冷静理性和实际方法展现自己精神强大，这就是小猫真正的成长。
当然，在火中取栗的博弈中，猴子不能让小猫真正在精神上变得强大。 因为，猴子就是依靠鼓励小猫勇敢，依靠小猫自我感觉精神强大而获得栗子。 当小猫“勇敢”的去火里面取栗子的时候，他只会想如何从火里面取到栗子，怎么能让火少伤害自己。当他全神贯注想着证明自己勇敢，想方设法取栗子的时候，他不会想到猴子就是在利用他证明自己勇敢的心态，实际上是获得他取得的栗子。 而且，小猫在证明自己勇敢的急迫心情下，不会想着找到一个既不伤害自己，又取得栗子的方法。 如果小猫真的找到了这个好方法，他自然也就变得强大起来。 他就会开始想，他付出了努力，就要得到努力的劳动果实。到那个时候，他还会让猴子把栗子都拿走吗？ 所以，这个博弈能够继续的关键在于，猴子一直夸奖小猫、赞赏小猫、用积极的精神激励小猫，让小猫忽视实际的利益分配状况。
当然，对于小猫来说，这样精神上的自我强大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猫来说，精神上的强大需要肉体的强大做基础。 绝大多数的“身残志坚”猫都是包装出来的，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像很少有人高烧40度的时候，还能够强有力地去从事体力劳动，或者仍然表现的精神抖擞。 火中取栗的小猫也一样，爪子烧伤了就得去治，去上烫伤药。 如果不上烫伤药，那么爪子就会开始化脓、溃烂。 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去治疗，那么整个爪子就有可能废掉，成为残疾猫，以后做什么都不方便了。 所以，烫伤了就得去治爪子，而且最好是刚刚烫伤之后，就及时医治。 而烫伤了以后，还在继续火中取栗的小猫，往往是自我精神感觉最强大的小猫。 但是在外人看来，往往也是最愚蠢的小猫。 等他们实在坚持不住，停止取栗的时候，他们也就废掉了。
当小猫烫伤之后，需要治爪子的时候，猴子也就没有栗子可得了。 不过，猴子还是比小猫聪明的，于是猴子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于是，猴子跑去收购了狐狸的医院，并且控股了獾的烫伤药厂。 当小猫来治病的时候，猴子让狐狸出面，问小猫要很高的治疗价钱。 小猫必须得给狐狸钱来治病，因为如果不治的话，爪子就废了。 然后，狐狸给小猫开出了药方，让小猫买獾的烫伤药。 小猫一看药价，贵的惊猫，倒吸一口冷气。 但是，药还必须得买，不买跌话，爪子也废了。
就这样，以火中取栗为开始，猴子控股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小猫虽然爪子已经不好使了，也因为治病变得很穷困，但是仍然对其他的猫和自己的小猫，经常说起自己的英雄历史，表现出自己的勇敢精神。 而猴子则经常来看小猫，赞扬小猫的勇敢与坚强，同时通过控股“火中取栗”产业链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 大家都过上来幸福的生活。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5 17:53:15 六、医疗与健康 （续：利益的思考）
人们总有个误区，好像财政应该是为所有人服务的。 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所有的财政都是为了利益阶层服务的。 财政本身也就像是公司一样，要考虑到收支，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而且，任何一个地方的财政都是非常紧张的，从来没有宽裕过。 进来的钱总是那么少，需要花钱的地方总是那么多。 所以，开源还是节流，这总是个问题。
如果能够看到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这两条线，那么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经济政策，就一目了然了。 未来出什么政策都不觉得奇怪了，发生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就会觉得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是生活中真实的社会经济中，而不是生活在书本、报告和口号中。 真实的社会是一个实际利益的世界，而书本是一个精神的世界。 如果不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那就等于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文盲”。 在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也会觉得处处不对劲，而且经常是处处碰壁。
比如说，对于欧美日国家来说，医疗、教育、失业救济和养老等问题，都是国内吵得不可开交的问题。 财政预算中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些地方。 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经常决定一个政府能不能上台。 上台之后，能不能受欢迎，并且能不能连任。 这在其它的一些文章中说的很多了，而且有专门的文章谈论美国的医疗系统问题，我这里就不做太多的重复解释。 我只是通过简单的引子，来阐述关于中国医疗的问题。
奥巴马能够上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倡导医疗改革。 因为，美国财政花费了太多的钱在医疗上，但是在发达国家之中缺失“声名狼藉”。 很多人在支付了昂贵的医疗税收和费用之后，得到的是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各环节割裂的一个医疗系统。 这让无数人希望“改变”。 但是，奥巴马上台后，从最初的极为受欢迎，在一年内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执政失误，而民意支持率很快降到50%以下。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很多人并不认可他提出的实际的医疗改革方案。 反正，任何一个方案都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方案都让大多数人不满意。 大家只能在激烈争吵的过程中，获得一个相对妥协的结果。
无论如何，既然医疗是大家都在关注的焦点问题，那么美国政府也就把钱花在医疗上。 看看奥巴马的新财年报告，虽然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一个天量的水平，而且奥巴马也表达了对财政赤字的极大担忧。 但是，在具体的预算分类中，未来的医疗开支预算计划将要迅猛地增加。支持医疗制度的运转，让更多人对医疗系统满意多一点。 或者说，花钱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医疗系统的问题，因此还需要更好的解决方案。 当然，不花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美国财政必须得多花钱，加大医疗系统财政预算，为有一个好点的解决方案打基础。
增加一方面的开支，必然要减少其它方面更大的开支。 在美国财政增加开支的同时，希望通过增加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获得收入的增长，支持医疗开支的增长。 在经济转差的背景下增加税收，也就意味着，美国的企业和个人就更穷了，地方财政也更加“捉襟见肘”。 那么，地方财政必须要削减开支。 关键问题在于，削减哪方面的开支。 因为世界上都一样，每个财政都是“软的欺、硬的怕”。 削减开支肯定要“柿子捡软的捏”，从“唐僧肉”开始，狠狠地砍下去，才能够实现预算的可持续性，减少地方政府破产的几率。 各地方财政不能都像加州那样，以地方财政破产为名，要挟联邦财政，从联邦财政获得好处。
削减财政开支经常就意味着减少城市维护费用，这是屡试不爽的结果，是随时可以砍一刀的“唐僧肉”。 美国人对城市的变迁习以为常了，往往也对城市的起起落落熟视无睹。 19世纪的不少小镇都已经被废弃，人们觉得很正常。 即使底特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废墟，即使“钢铁生锈带”明显没落，对于美国人来说也并不是那么的痛心疾首。 因为，美国的人们大都认为，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所以，城市的兴衰虽然可能会引起很多人都长吁短叹，但是仅仅是感情上的感叹而已，人们并没有真正把这些事情放到心里去。 所以，如果跟着镜头去美国看“钢铁生锈带”，人们可能会感觉到美国已经成为“没落帝国”。
但是，美国人在不特别关心城市面貌的同时，却是特别关心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等方面，每个人都关心自己是不是受到公平的对待，自己有没有得到应当享受到公共福利。 而他们的利益诉求会被反映到他们的议员那儿，所以在国会制定政策的时候，不同议员代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利益，对这些问题相互进行激烈的争吵。 尤其是一些直接关系到个人利益的法案和预算，这样的争吵经常更加直接，更加尖锐。 而且，不少议员经常会抛开党派观念，强烈表达自己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 所以，人们能够看到，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时期，在争论一些焦点式的重要法案时，经常有民主党的议员脱离民主党的立场，参与到共和党的阵营中，共同反对法案；同时，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与多数民主党采取相同的立场，反对共和党的反对。
中国跟美国有明显的不同，中国人是好面子的。 所以，中国人民的代表们在讨论议题的时候，不会像美国议员那样，斤斤计较一些个人的很小的利益得失，大家普遍以利益大局为重。 所以，代表们都赞成将国家建设的更美好，将城市建设得更辉煌。 只有把北京、深圳、上海、广州这些代表中国形象的城市建设好了，做得更大更辉煌，才能够让很多中国人感觉到自己更自豪。 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不少人也随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去了底特律，看到了底特律的萧条、甚至荒凉。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人们都感觉自己充满了信心。 很多去了欧美等大城市的人们，经常也会感慨那些大城市也不过如此。 他们的高楼大厦往往集中在一小片地方，出了这一小片地方，大都是有点像农村的house区。 而再看看北京、上海等地，高楼林立，多个区域都是大型的写字楼和高档商场混合体。
说了这么多，终于到了基本上不值得一提的医疗系统上了。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人们想得到什么的话，总要付出代价。 中国的城市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城市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建设历程，而且规模经常还要大，不少高楼还要更高档，高楼中的灯饰什么的，不少也是顶级的。 中国的城市化可以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更重要的是，中国还在过去十几年建造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未来还要把这些城市以高速铁路连接起来，这等于是再造了一个中国。 另外，据说美国人都来坐了京津城际高速列车，感受了中国的先进铁路。 更据说，美国人准备跟中国订货，从中国进口这些高速铁路，这是多么大的历史跨越。
医疗系统跟这些巨大的建设变化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 而且，现在谈医疗系统建设、谈医保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因为，中国正在继续加大投资，在各个城市内修建更多的地铁、在城市之间修建高铁已经火车站。 这是多么大的一笔开支，而且这是在中国持续建设的过程中，多增加出来的一块开支。 为了这块多增加出来的开支，国家和地方财政还需要筹集到更多的资金，用来支持它们的建设。 而且，现在即使不增加投入也不行了，大量的资金已经投了进去，很多重大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有不少已经建设了很多。 如果不继续追加自己，那么这些项目就得停工。 过去的巨额资金就等于白投了。中国人是好面子的，如果出现“烂尾工程”，那对于国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又跑题了。 所以，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问题，应该是可以往后放的。 原因可以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有的财政都分轻重缓急。 既然大规模的建设是最重要的、刚性的、不可动摇的、举全国之力也要继续建设，坚持完成的。那么，医疗相对来说就是“软”的，可以往后放的。 这个政策清楚了，其它问题就完全迎刃而解了。 所以，即使是想要看病的人，也要配合国家大局，凑合凑合就算了。 当然，国家也没有说，不发展医疗保障体系。 而且，国家也在强调，应该建立完善的医疗体系，也正在着手建设医疗体系。 只不过，暂时因为建设项目资金用量太大，现有的资金都不够建设资金要求，资金只能够向建设倾斜，所以只能把医疗往后排排而已。
况且，中国一直也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障系统。 在1990年代之前，城市中的正式职工确实有医疗保障的，而且大多数单位职工的孩子半价，有的单位好还可以费用全免。 虽然当时的医疗设备很差，缺医少药，大多数医院医生的医术也不精，不过仍然让人感觉得了病有地方去看。 但是，前面说过，当时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少数，绝大多数还是农村人口。 而在农村，就没有什么保障了。 大多数农村都是由赤脚医生、也就是土医生来给看病，偏远地区可能连赤脚医生的都没有。 那些离城市近的农民还好点，家里人病了以后，凑上一些钱，到城里看病。 离城市远的，家里有了病以后，就看自己能不能挺过去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医疗保障系统一直也没有真正在全国建立起来。 那么，对于财政来说早点建和晚点建，关系并不是很大。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晚一点建对财政会更好。 比如说，美国不是没有医疗保障系统，其实客观地讲，美国的医疗保障系统也还不错。 但是，摊到每个人头上，人们的心理就不平衡了。 富人觉得自己交税那么多，但是大多数都让穷人浪费掉了；穷人觉得富人占据了优质的医疗资源，而医疗应该是人人平等的，自己也应该享受同样质量的医疗服务。 这样的结果，就是迫使财政持续进行更大规模的投入，更要求国家通过提高管理水平，使整个医疗系统在更公平的同时，也更加有效率。 如果国家处理有所偏差的话，往往会落得两头不讨好。 这样的财政和管理的包袱谁愿意背？ 所以，对于中国财政来说，还是没有医疗保障体系更好一些，既省了钱，又省了麻烦事。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6 09:30:23 六、医疗与健康 （续：医疗/产业链）
有一本书叫做《谁动了我的奶酪》。 顾名思义，就是探讨一下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去哪里了。 这本适合于初中生阅读的书，引起了无数成年人的阅读兴趣，而且人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其实，如果人们的心理再成熟一些，可能思考方式就有所不同。 在利益竞争的世界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谁动了我的奶酪”。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我是谁的奶酪？”
孤立地看，这个问题似乎比较让人费解。 但是，放到医疗上，就变得非常切合实际了。 当我们病了的时候，我们将成为谁的“奶酪”？ 其它的方面也类似，当我们的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当我们想买房子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当我们买股票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当我们买彩票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当我们买汽车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甚至当我们什么都不买，把我们的存款放在银行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所以，当我们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考虑我们能够拥有什么样的美好生活，先问问我们自己能否生存下去？
回到正题上来，不论财政是否支持医疗保障系统，人们该得病还是要得病。 这就像不论有没有鞋，人们该走路还是必须要走路的。 不论这个世界多么大，国家多么辉煌，我们每个人都理想多么美好，但是如果我们个人得了病，那么什么都变得没有意义。 比如说，一个企业家在体温36度多的时候，可能会对未来踌躇满志、精力充沛、说话声音洪亮； 到了37度，他可能还在努力工作，还在拼搏，但是开始表现出力不从心，行动上开始萎靡； 等到了38度的时候，工作可能就开始从他的注意力中淡出，他必须开始担心自己的身体，想想自己在哪里出了问题；39度的时候，他的心里估计已经没有了工作，世界也基本上消失，只剩下了自己和自己的病；40度以上的时候，即使强壮的人也只能基本上躺在床上，即使下床也已经非常虚弱，他的所思所想只有现在，有可能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还能存在，甚至连思想都开始停滞。 就这样，小小的4度的差异，就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既然人们得了病，就需要去要看病，看病就需要去医院。 相信只要人们有能力，当体温上了39度之上的时候，几乎没有不去医院的。因为即使是感冒发烧，39度的体温也是一个让很多人担心的温度。 而且，要去医院看病，就尽量去好点的医院。 谁也不愿意因为看病不及时、医生不够水平，耽误了看病，导致生命的消逝。 而且，人们去医院的时候，经常也就意味着准备付出相应的代价。 尤其是一些大病，比如说做心脏手术等，做手术人就能活，恢复过来；不做手术，人就随时可能失去生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准备拿着过去所有的积蓄，以及私人能够借到的钱，用来换取人们自己或者家人从疾病中恢复。 这也就是说，得病的人们成了医院的“奶酪”。
于是，医院开始掌握了主导权。 当人们去看病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一切权利交给了医院。 那么，当医院掌握了主导权的时候，医院的态度就成了决定一切的关键。 而医院有两个选择： 一是，提供以成本为导向的服务，以公益的心为病人服务，治病救人。 这是医院这个形式从建立第一天开始，医生从受教育的第一天开始，就认为是应该为病人而付出，救治病人是理所当然的。二是，提供以利润为导向的服务，以利益的心为病人服务，治病赚钱。 建立或者掌握医院的人，也可以为了获取高利润，将医院做成具有非常高的投资回报价值的利益型机构。 这样的追求投资回报率的方式也可以称之为医疗产业化。 医疗产业化以利润为导向，通过对创造利润的各个医疗环节进行整合，通过医院来实现利润的系统，又叫做医疗产业价值链。
2004年3月24日，《中国 经济时报》的记者刘树铎发表有关医疗商业运作的文章的时候，强调“要效率更要公/ 平”。 他访谈相关的医疗界人士说：“医疗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首先是要公/平，其次才是要效率，连产业化的概念都没想清楚呢，就来谈什么应不应该产业化的问题为时过早。让市场发挥其应该有的作 用，这是没什么错的，但如果把市场化理解为政/府应该逐渐的退出，让投资主体靠自己的经营行为发挥作用的程度越来越强的话，那就会有问题了，因为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公共财政用于人民健康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政/府更应该可能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公益性的投入上，而不是说社会越发展，公共健康问题也越应该由个人行为来解决。”
记者写这篇报道的背景是，医疗已经成为“前景诱人”的产业链。 “人们普遍相信的一个论据是：目前中国的年人均医疗消费只有31美元，而美国年人均医疗消费4090美元，德国2339美元，德国与美国分别为中国的70 和130倍。在美国，医疗消费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在中国，这一比例还不到4%。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消费大约为1万亿美元，中国为400亿美 元，只是美国的1／25。以中国2001年国民生产总值89404亿元计算，只要医疗消费能占到10%就是8900亿元，照此计算，医疗行业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因此，有人预测，医疗机构迟早会成为“摇钱树”甚至支柱产业，只要成功的运作，无论是卖出还是寻找机会上市都可以带来丰厚和稳定的利润。”
那么，公益型的医院是如何变成利益型的医院的呢？ 最初，在人们的概念里，医院就是救死扶伤的公益性机构。 而打破这个概念，还是经历了一段时间，以渐变型的过程，完成了事情的转化，医院逐渐成了医疗/产业链的主导者。 这个渐变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 当时，为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过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国家财政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因为拉动“内需”的支出压力过大，所以中/央财政即使将大量本属于地方的财政收入集中到自己手中，钱还是不够的，因此中/央财政开始了赤/字财政，并且发行了大量的债券。 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大，财政就开始相应地削减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方面的财政支出。
当然，也不能直接地告诉大家，因为拉动“内需”的基建投入过大，所以需要削减这些开支，然后让人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样的话，人们的情/绪就会不稳定，会变得心/神不宁。 在当时“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大家如果心神不宁，肯定就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 所以，就要以比较好的包装，以很温柔的方式告诉大家，让大家很乐意地接受。 比如说，提出医疗体制改革，让人们感觉到过去医疗的缺乏和不完善，因此需要改革，也就是后来的医疗/产业化。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然后大量扩招大学生，也就是后来的教育/产业化。当然，人们还是相信领导的，所以为了国家的强盛，人们还是能够多付出一些，自己支付医药费、自己支付孩子的学费、自己支付住房的费用等等。
上个部分说过美国医疗，关于钱的问题。 不论美国医疗改革的具体方案如何进行，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个决策就是大幅提高财政支出，因为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那么，与奥巴马的政策相对比，减少财政支出的医疗改革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尽量维持现状，以不改变的方式“改革”。 当然，社会是快速变化的，维持现状的想法可能不行。根据刘树铎记者的文章：“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存在着投入总量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收费不合理、服务水平低等问题。在我国，占社会总人口不足2%的大中城市拥有 80%以上的医疗机构、人才和经费，而拥有总人口80%以上的广大农村则缺医少药。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全国县及县以上医院1.6万家，床位总利用率仅为60%，许多中小医院的床位利用率更低至30%以下，而靠医院收入生存或真正赢利的医院还很少，上万家中小医院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这个社会趋势的大背景下，发生了重大一个事件，公共医疗系统开始被逼到了关键的转折点。 2003年，一种很小的微生物进入了人们的身体，非典全面爆发，人们才发现整个医疗系统如此“不堪一击”。公共卫生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很少有人具备前期卫生预警和协调组织进行疾病阻止的能力。 即使有人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无法组织和协调各种社会资源，为阻止疾病的蔓延而努力。在早期的隐瞒封堵失效之后，非/典面临全面失控的状态。
在公共卫生系统之后，人们发现公共医疗系统缺医少药。 医院中缺乏基本的医疗隔离设备，有的人去医院的时候，本来只是输点软化脑血管的药品，结果被传染而死亡。 另外，很多医生和护士在投入非/典护理与治疗。 当他们投身于他们行动的时候，深知自己面临的生命危险程度不亚于在诺曼底登陆时的战场。同时，相关医疗药品和医疗器械全面脱销，消毒液和口罩全面脱销，各种杀菌食品脱销等等。 在医疗系统失效的时候，人们只能全面自我隔离，停止上街坐公车、停止去超市买菜等等，希望非/典能够过去，期盼非/典不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非/典之后，人们都知道，不得不对医疗系统进行大量投资了。 当时，侥幸的是，非/典的消退就像爆发时一样，很快就从人们的视野消失。 但是，如果非/典再次来临，或者其它另外一种疾病来临，那么人们依靠什么来保护自己？ 对于人们来说，有个发达的医疗系统，自己才感觉到安全。 虽然人们都知道，一个发达的医疗系统可能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是能让人们多点安全感，另外切实少点把自己直接暴露于危险之中的机会。 所以，经历了非/典之后，一直关注于经济的人们，开始迫切地感受到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那么，医疗系统的问题暴露之后，就需要来补救，让医疗系统更健全。 同时，财政的钱都已经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多余的钱给医疗系统，怎么办？ （本部分未完）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6 12:03:40 六、医疗与健康 （续：医疗/产业链 2）
德鲁克说：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客户。 什么是客户？ 就是有能力消费来消费、并且愿意消费的人。 没有能力消费的人就不是客户，企业就可以将其拒之门外。 就像五星级高档酒店，可以随时拦住衣着不整的人，阻止其进入。 进入快餐店，不付钱的话，快餐店就不给吃的。
为了有更好、更完善的设备，医院需要自筹资金，进行投资。 非典的爆发对于一些医院是严重的负担。 医院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付出在后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他们还得自己担负免费救治病人的负担，这对于很多当时已经比较穷的医院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而且，非典之后又需要更多的设备和材料投资。 老的经济负担还没有解决，新的经济负担又压了下来。 那么，医院只有一个办法，转向“市场经济”，向病人要收入、要效益。对于不能创造效益的病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拒之门外。很多医院从此完成了从公益型机构向利益型机构转化的过程。
同时，医院收购的热潮也随之而起。 有些老板收购了医院之后，在几年之内赚得盆满钵满。一是，通过打广告，突出自己的“特色”，比如说解决不孕不育问题，吸引有相应需求的人们前往； 二是，高价收费，如果正规医院收费500，它可以收5000，当然是利用各种名义，开各种所谓的“进口特效药”。 就这样，很多人高价掏钱买了药。 不少人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也没办法，也投诉无门。 而这些医院也不做“回头客”，见一个“宰”一个，做一段时间就可以有了丰厚的利润。 因此，这样的问题开始成为社会普遍现象。 进入Google搜索，输入“医院欺骗”，有196万条结果。
非典让很多人发现了巨大的“商机”。 某市的卫生局看到了疾病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其对非典的总结中，这样写道： “非典”疫情，对医药生产企业特别是防治“非典”用药品生产企业和医药中间体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我市药品生产、 经营企业一方面从讲政治的高度依法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涉及防治“非典”药物的生产企业开足马力，保证市场供应；另一方面，生产企业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产品供不应求，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市药品生产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对抗病毒类、增强免疫类药品的研发和生产，涉药化工 企业也看到了医药行业的良好前景。
不过，由于法律规定医院是非营利组织，即使医院赚了钱，老板也不能从账上把钱提走，那么老板该怎么办呢？ 其实大家也都清楚： 一是提高药品进价，5元钱的药品，如果只卖10元的话，那医院是绝对不会买的。 因为这样做，医院会赔垮。 所以，就需要药厂用新的批号，新的名字、新的包装，新的价格来医院销售。 那么，出厂价五元的药品，就可以在医院卖到80元，药厂、中间商和医院都获利。 二是大兴土木，并且购买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器械，搞建设和做采购是最容易走账的，内幕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就这样，一个以医院为龙头的完整医疗产业链形成了。 在这个产业链中，医院、医药和设备中间商、生产商、医疗卫生监督部门就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作业系统。 在这个系统的运作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住院67天花费550多万元，然后老人还是病故，轰动了全国。 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个消息同样轰动了全国。 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杭州市立案侦查的医疗系统22名犯罪人员中，中高级职称的有18人，占总数的80%。这些专家型人才是省市医疗卫生机构的栋梁之才，原本应发挥专业优势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公众，他们的落马令人惋惜。
这样的一个医疗产业链创造了可观的经济增量。 而这样的经济增量又支持了财政的收入。 一个药品从5元卖到80元，让病人的躺在银行里的钱动了起来，进入了经济循环。 而每个环节都在实现着“增值”，每个增值中的一部分都要变成税收进入财政，支持财政的建设。 而富起来的医院、医药相关企业的领导和员工，都通过购买房屋、汽车等消费，间接支持了财政。 就这样，一个完整的医疗产业链不论从直接和间接，都为GDP和财政做出来相当大的贡献。
问题在于，中国的民众越来越难以承受高医疗成本。 当财政的整体负担转移到民众每个人的头上的时候，看病就成为非常艰难的过程。 再加上医疗产业链的形成，导致看病的结果也非常昂贵。 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这样的问题还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当人们的收入实际在降低，而各种成本费用持续上升的时候，医疗问题就成为了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的焦点。 同时，民众的情绪开始变得非常敏感，而民众情绪与医疗产业链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医疗产业链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而是经过了十多年的逐渐改变和积累。 那么，改变这个产业链，也就变成了非常艰难的工作。 因为，在这个产业链中，有太多的利益取舍和冲突，并且关系到大量的财政收入。 那么，如何有效地改造这个产业链，缓解这个医疗产业链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2010年之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作者：生于0715 回复日期：2009-12-06 16:11:44 对不起各位，写得多了，就过于进入细节。 现在先将结论提前总结：
六、 医疗与健康：
中国人口红利即将耗尽，“未老先衰”的特点极为显著。 2010年，在各种经济压力下，中青年身体问题凸显出来。 医疗系统与人们需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对社会造成明显冲击；
七、 食品安全等：
食品安全的根源,在于长期化的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的原因，包括城市扩张，出口加工业、矿业、冶炼等行业占用耕地、污染水源、砍伐森林等。 真正的健康食品和绿色有机食品将更加稀缺。
八、 生活费用：
人们的生活费用将持续上升，城市费用上升很可能更快。 而且，在2010年，估计要明显高于房价上升速度，到下半年两者差异可能更大。
九、 垄断企业价格：
预估垄断企业的产品价格仍然会继续上涨。 垄断企业和公务员收入还会上升，收入升幅根据不同级别和圈子而定。
十、 养老问题：
社保基金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养老将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
十一、 股市问题：
股价在上半年可能会跟随物价上涨，贷款资金注入而继续走高。 但是分化越来越明显。 下半年随着上市公司和未上市公司的资金饥渴症，如果持续扩大融资规模，加快上市速度，股市会受到打压。
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火爆增长的过程中，人们经常强调一个词是“人口红利”。 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利用的是“人口红利”，大量建筑工地用的是“人口红利”，大量软件外包企业利用的是“人口红利”，大量服务业企业用的是“人口红利”。 但是，从2007年开始减少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年加速流失，并成为社会矛盾焦点之一。 失去了“人口红利”支撑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多的问题。
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篇第八章中说：“ 如果雇主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主宰，就不应常常鼓励劳动者勤勉，应当要他们适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个行业，一个能工作适度的人，能够继续不断工作，不仅长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学经济必然需要学习《国富论》，而《国富论》里基本的要素就是劳动者。 亚当 斯密作为学者，建议雇主的人/道。 而作为国家，则应该强迫雇主的人道。 因为，健康的国民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财富。 国家应当想方设法，保证国民健康，让劳动者适度地工作，这是国家管理的核心课题； 同样，让劳动者适度地工作，保持健康也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课题。所以，懂得经济和管理的地方，都尽可能延长劳动者的劳动寿命。
二战后，美国回归到正常状态，于是引发了“婴儿潮（baby booming）”。 在这个“婴儿潮”的影响下，美国形成了以前难以想象的长期经济增长。 从1945年到2000年，除了石油危机和日本竞争对美国造成的较为短暂的影响之外，美国长时间保持着极为强势的增长势头。 这些Baby Boomers在早期集成了勤奋刻苦、勇于竞争的美国传统文化，后来又经历了叛逆的“嬉皮士”文化时期，因此具备了颠覆性创新的特点。 而在baby boomers的领导和推动下，美国的技术革/命、管理革/命、跨国公司扩张等行为得以实现，使美国从一个战前奉行“孤立主义”的世界强国，变成了一个战后经济势力遍布全球的强国。 到2000年之后，大量的Baby Boomers开始淡出历史舞台，美国有了老龄化的倾向，逐渐开始了大经济循环的衰退周期。 顺便说一句，日本与美国的周期类似，正在经历一个更加明显的老年化衰退周期。
不过，即使到了2010年，美国不少Baby Boomers、甚至是他们长辈年龄的人，仍然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位置，以健康的体魄、强壮的神经、年轻的心态、敏锐的感觉，推动美国经济的前进。 2008年，53岁的比尔 盖茨退休，给自己的高科技生涯画上了句号，准备开始自己的慈善生活。 接替他的掌管微软这个IT行业领导者的，是比他小一岁、1956年出生的鲍尔默。 比鲍尔默年纪还大的，是软件巨头甲骨文的CEO、1944年出生的拉里 埃利森（到2010年为66岁）。 而比埃利森还大的，是2009年以年届70退休的、在英特尔公司供职35年的董事长克瑞格 贝瑞特。 比贝瑞特还大的，是到2010年将分别达到79、80岁的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和投资分析师沃伦 巴菲特。 不论他们年纪多大，他们必须时刻站在时代的最前沿，随时保持知识更新，判断未来的趋势，领导企业的发展。
在社会中，人们竞争的主要是职业寿命。 53岁退休的比尔 盖茨虽然退休的时间很早，但是如果计算他13岁就开始疯狂地迷上计算机，通过偷机时的程序两次把计算机系统弄崩溃，后来就开始通过捉“Bug”换取上机时间等等，工作寿命也算是达到了40年。 巴菲特从小就是个“财迷”，就想着怎么赚钱，看见他姑姑家临街，但是没有摆摊做生意就觉得特别可惜。 他喜欢吃糖，专门大老远跑到糖果厂，去看看糖果厂卖不卖股票，弄得他的家里人还以为他走丢了，还报了警。 可以说，从不到10岁左右开始，他专注于赚钱，到2010年，他的职业年龄也就达到了70年。 千年的狐狸能成精，没听说2年的狐狸可以的。 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让巴菲特损失惨重，但是“老奸巨猾”的巴菲特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搞到钱。
在国家的竞争中，国民的平均职业寿命同样是决定性因素。 不少人说，做软件编程就是个吃“青春饭”的活，到了35岁以上就干不动了。 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一个比较年轻的软件程序开发员移民到了加拿大，进了一家软件公司。 他感慨公司的领导层和主要的技术骨干大都是40以上的，似乎已经过了编程的年龄。 但是，这些“老人们”干起活来比他都要精力充沛。 而且，由于他们经验非常丰富，思路清晰，领导起研发团队得心应手。 一个大型软件编程如果中国用50个人，他们就用不了30个人，而且速度非常快。 他在里面干起来效率特别高，每天做的也很开心，虽然也是总是加班，但因为收入高，不仅不觉得累，还觉得很高兴。 就这样，这些年纪较大、职业年龄较长的人们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在工作中潜移默化地把高效的方法转移给年轻人，然后其中不少年轻人到了40、50岁，也会变成“年富力强”的技术骨干或是技术管理者。
顺便提一下职业化。 职业化是延长人均工作寿命的最好方式。 而通过延长工作寿命，人们实现了更大的价值。 迈克尔 乔丹40岁才退役，除了中间有两次“忽悠”大家玩“退役”之外，将近二十年活跃在NBA的赛场上，成为技术、艺术、精神和耐力的完美化身。 他在最初的时候有闯劲，然后有体力，之后有技术，后来有耐力，后来有组织能力，后来有经验，再到后来有名气。 他有好的老板，给他配备优秀的中锋和“篮板王”等同伴，一起打出精彩的篮球。必不可少的是，他有好的教练。 不仅仅是在NBA的前期，菲尔 杰克逊像父亲一样关心他、照顾他、持续地对他加以引导，带领他快速成熟起来。 还有在北卡大学时的教练迪恩•史密斯，通过一盘录像带改变了乔丹，让乔丹开始真正朝着职业化篮球的方向努力。
在人们的职业工作寿命中，往往是后面的时间创造最大的效益。 就像一个23岁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工作到38岁的时候累垮了，那么他的职业年龄只有15年。 而如果能够工作到53岁，职业年龄就延长一倍，成为30年。 30年和15年的价值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在迈克尔乔丹的职业篮球二十年，代表了NBA，代表了Nike，他推动了NBA的全球化扩张，为联盟带来的收入至少在100亿美元以上；而且，他同样推动了Nike的全球化扩张。 当年他宣布退役的消息，一度让Nike的股票大跌。这就是他的职业价值，或者说社会经济价值。 而如果他的篮球寿命只有十年，那他的职业价值折损就不是1/2,可能是折损9/10，甚至是折损99%。因为前十年是他在技术上生长成熟，从巴塞罗那奥运会夺金后的十年，才是他在商业意义上“开花结果”，在全世界创造经济效益的时期。
企业管理和国家发展有两条路，优质竞争（竞优）和劣质竞争（竞次）。 人们经常提起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竞优呢？ 武侯问吴起：“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 也就是说，如果想在竞争中胜利的话，立竿见影的方式是，让素质和能力高的人领导能力低的人，这也就是竞优； 如果让能力低的人领导能力高的人，那就麻烦了。 1978年前，毁掉了两代人，所以中国企业没有经验丰富的“前辈”们引导年轻人的职业化的向上发展，那么年轻人就只能向“下”了。 比如说，不少在80-90年代毕业的“天之骄子”大学生们，到了单位之后，都得先从早上上班擦桌子、打热水开始做起。 因为，单位中的“老字辈”们自己都连基础的专业知识都不懂，更不要说引导新毕业的大学生更高效地工作了。 但是，他们对能力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就是要大学生老实听话，端茶倒水“眼疾手快”。 于是，很多大学生浪费了最宝贵的初期工作时间，看着他们上司和老同事的眼色，去做大量没有专业价值的事情。 他们没有树立起个人的职业人生规划，也没有培养起良好的职业工作习惯。
再说一下本节开头就提到的，“血汗工厂”的问题。 当组装加工出口企业成为“潮流”的时候，很多基本上没有学历的人当了老板。 当然，一些学历不高的人也很有知识，但是大多数没有学历的人都既不懂现代技术，又不懂现代管理。这些以组装加工起家的老板们（有的企业号称“高科技”也没有用）没有学过经济学、管理学，以为自己赚到了钱就是成功，就可以藐视知识。 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比较初级的泰勒制管理的基本思想都不懂。 所以， 他们不是想着如何能够让员工以更舒适、更有效率的方式工作，而是想方设法让员工加班加点，榨取员工“剩余”价值。 有的企业老板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即使晚上没事，也要让员工加班，显示自己的权威，让员工表现对自己的忠诚。
又扯远了，回到医疗保障体系上来。 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人们通过组织工会，与资本家用拳头、棍棒甚至枪炮进行斗争，取得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是，到了二战之后，世界开始进入更加文明的时代，国家开始起到决定性的角色，通过立法保护工人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投资者权益等等。 而这些立法的实施，不仅仅是靠消费者聘请律师打官司。 很多国家还有一个非常强硬的“底线”，就是依靠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来保证这些法律的实施。 通过强有力的保障制度，阻止企业老板通过“竞次”的方式，以危害员工和消费者健康来赚取自己的利润。 这是因为，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是纳税人出钱、国会批准和监督、政府发放和监督，是三方共有的钱。
谁的钱谁心疼，利益永远是现世最强有力的驱动器。 在上述国家中，如果有人要是敢于危害到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钱的话，那么就是和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作对，危害到国/家机/器来的运转。 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将运转起来，对付这些人。 比如说，在这些纳税人花了大价钱构建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国家中，如果谁敢开“血汗工厂”，剥削压榨工人，那就不是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纠纷了，而是国家与工厂的纠纷。 只要有员工举报，国家机器立即行动起来，严惩不贷。 因为，“血汗工厂”意味着危害员工的身体健康，损害员工的职业寿命，让社会保障体制在医疗、养老、失业救济上背上沉重的负担，严重损害了其他利益者的利益，纳税人和国/家机/器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同样，如果企业生产出毒奶粉，不要说毒死人了，就是毒死小猫小狗，都要遭到重罚。
所以，越是社会福利健全的国家，人们似乎就越“懒”。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普遍退休金制度的欧洲大陆国家，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典范。 很多德国工人每周工作时间是35小时，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企业的工人增加到40个小时，达到了每天8小时工作制。 同样以日耳曼民族为主体的瑞典，也是高福利国家，瑞典人每周实际工作时间约39.6小时，每年的带薪假期约33天，是欧盟国家中带薪假最多的国家。 可能让很多中国企业老板困惑的是，那么短的工作时间，那么高的工资，还有大量的带薪休假，让企业怎么赚钱。
德国导演弗兰克和吕肯的记录片“Losers and Winners”展示了德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400多名中国工人漂洋过海来到德国多特蒙德，他们的工作热情让德国人感到震撼：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个月挣400欧元，却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需要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国工人一年半就完成了……在这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博弈中，究竟谁是“失败者 ”，谁是“胜利者”？ 这个故事讲的是2003年初，中国兖矿集团以购买技术的方式完成了对焦化厂的收购，中国人买的只是技术，至于原价6.5亿欧元的设备是以卖废品的价格卖给中方的：每吨15欧元。中国机械工业建筑总公司（简称中机建设）的400多工人将该厂拆解，装在万吨货轮上运回中国。
整个影片在失落的德国工人和意气风发的中国工人之间交错切换，德国工人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切显得非常无奈。相比之下，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工人更多地吸引了德 国导演的目光，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让德国导演感到震撼：他们8个人睡一个房间，吃着“大锅饭”，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将每天能剩下的一点钱留 给家里，希望的不过是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能做个白领就好了，不要像他爸爸这么没出息”；工人给千里之外的妻子和孩子打电话，只希望能听到孩子叫一声“ 爸爸”；这些工人每个月挣的工资只能折算成400欧元，干的却是德国工人4000欧元也不愿做的工作；每4周，中国工人就要选出7个最勤奋的工人作为“本月最佳工人”，戴上大红花照相上光荣榜，但是永远只有这种奖励……
相比于工人的清贫，负责这个项目的兖矿党委书记莫立崎（音）却是期望能早早地开上“大奔”。对于德方的一些安全建议，这名负责人认为：“德国人就是不敢承担责任，稍微出点格的事情都不敢做。毛主席有句话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哪有兖钢的今天？我们在地下800米矿井工作的工人，头上哪天不是嘎扎嘎扎的响，那能没有一点危险吗？要是按照德国人的做法，那就别干了。” 这名貌似严肃的党委书记讲话充满了幽默，面对镜头的直白讲述，经常引发满场德国观众的大笑：“我们来到德国，觉得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首先是德国人好绿化，为了爱护植被甚至绕道走；其次是全民健身，还很爱护小动物……如果中国工地上有这么多野鸽子，那恐怕早被工人吃光了……如果我还能来德国，我希望能将德国空中客车的生产基地都搬到中国去。
德国企业老板是不敢有兖矿负责人这样“豪迈气概”的。首先，德国老板让工人这样干的话，是要进监狱的。 另外，一个德国老板不要说鼓励工人危险操作了，就是这样的话都不敢说。 如果一个德国老板这样说的话，随时都会有严厉的法律等着他。 因为一旦出了事故，那么首先就要追究老板的责任，到时候可能不仅要罚得倾家荡产，还要坐牢。 因为，在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下，不能过度使用工人，更不用说蓄意伤害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老板只有一条路，通过“竞优”的方式去赚钱。 也就是说，在德国工人每周35-40小时的工作时间，每月4000欧元的情况下，企业还得赚到钱，获得较高的利润。
对于德国老板来说，只有一条路，卖高价产品。 打个比方，兖矿的负责人想买“大奔”。 那么，德国老板就卖给他“大奔”，然后赚到他的钱。 而只有高价格的工人才能生产高价格的产品。 或者说，中国工人是生产不出来“大奔”的，别说一周工作7天，就是一周工作14天都生产不出来。 德国的工人也不是白拿钱的。 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受着严格的技师型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技师型的工作不是以量取胜，而是靠质取胜。 他们在业余时间，虽然不工作，但是在持续的学习。 德国人爱读书，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 因为即使是工人，也必须通过持续的学习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成为高价值的职业化工人，或者说是技师。 而技师是能够解决一些需要知识的、比较复杂问题的工人，而不是只会卖力气的低收入工人。 还有，他们必须通过密切的团队合作，共同保持“大奔”的高品质。 而这样的团队合作，不仅仅需要技术、沟通和合作技能，更需要团队之间长时间的磨合。 而长时间这个最关键的要素，是中国老板无论如何都没有耐心去做的。
通过优质竞争，德国、瑞典这些高福利国家，创造出大量的高价品牌，既让“懒”工人挣到了高工资，自己也获得了高利润。 德国创造出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博世、西门子、SAP、汉高、蒂森克虏伯、巴斯夫、拜耳、麦德龙、Hugo Boss等等品牌以及大量的“隐形冠军”企业。 这些企业生产出技术先进、工艺精良的产品，深受全球用户的信赖。 而瑞典作为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创造出宜家家居、沃尔沃集团、山特维克集团、伊莱克斯、爱立信、H&M服装，Saab和斯堪尼亚、柏丽地板、博纳地板、摩曼墙纸、绝对伏特加等世界知名品牌。 而这些品牌都是“逼出来”的。 因为人们在享受高福利，工作时间还很短，所以企业管理水平就必须要高，而且企业员工都需要持续地学习，提升职业化水平。 这样工作轻松、知识丰富、职业化水平越来越高的技术工人，往往也是越老越值钱。
20091207[经济杂谈]2010年经济分析 – 11大难题主导的经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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