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照片是怎样拍出来的

雷锋照片是怎样拍出来的
        1962年8月15日上午八九点钟，“毛主席的好战士”——二十二岁的雷锋在协助助手倒车时，不幸被汽车碰倒的木桩砸中头部，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一个多月后，担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的杜平“在认真阅读雷锋日记之后，挑选了八本日记并和雷锋事迹材料一起派专人报送解放军总政治部，并转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主席阅后非常高兴，并对有关领导同志说：‘雷锋同志很有哲学思想，懂得唯物主义。’”(岜岑：《父亲杜平》，《新民晚报》，2008-12—3，B8版)1963年，应《中国青年》杂志请求，毛泽东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于是，全同上下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这一热潮一直延续几十年。直到今天，雷锋身上的政治油彩虽已斑驳，“学雷锋”活动也不再如当年那么声势浩大，但雷锋身上所闪耀着的那种道德光芒却仍然璀璨。
　　那么，雷锋精神是如何遍传中国的呢?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号召，高官名士的撰文，陈广生、崔家峻的报告文学《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整理出版的《雷锋日记》，《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著名歌曲的歌词系雷锋日记中抄录的，劫夫谱曲)等革命歌曲，多管齐下，汇成了一曲歌颂雷锋那短暂而光辉、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的交响乐。除了这些宣传材料之外，还有一部分不可轻视的材料，那就是署名“张峻”的关于雷锋生前助人为乐的数幅纪实照片。
摄影师怎会那么凑巧地出现在雷锋身边　　
　　1963年《中国青年》第5—6期学雷锋专辑上集中地展示了这组照片，比如，“雷锋在星期天为战友们洗衣服”、作为抚顺市本溪路小学校外辅导员的雷锋“和五好学生陈亚娟在阅览《解放军画报》”、“雷锋在劳动中把自己的饭食分给班里没有带饭来的同志吃”，“雷锋同志向战友介绍毛主席著作语录”、“支部书记通知雷锋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雷锋向战友们介绍安全行车和节约油料心得”、“雷锋在向战友们痛诉旧社会对他的迫害”等。这组照片的重要性不仅使得人们能直接了解到雷锋的容貌(这是其他艺术手法所不能代替的)，而且又精彩地展示了雷锋“做好事”的种种瞬间。
　　有意思的是，当人们纷纷沉浸在感动中时，几乎很少有人质疑这些照片的“拍摄”问题，即使到今天，同样如是。正如澳大利亚作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所提出的，“显然，没有人质疑‘摄影师怎会那么凑巧出现在这个身份低下、迄今藉藉无闻的士兵一生中的各种场合’。”([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于是，这成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些照片的确是真实的话，那么，雷锋在做好事的时候，是不是恰巧被一个端着照相机的叫张峻的人碰到，并抓拍下来呢?然而这又会遇到另一些疑问。比如说，你可以抓拍到雷锋做一两件好事的场景，你如何保证他每次做好事的时候都能为你抓拍到?再退一步讲，倘不是摆拍的话，在相机镜头下“做好事”，雷锋不感到别扭吗?有的还是“悄悄地”做好事，
照片的破绽　　
　　再仔细地看看这些照片，也能发现一些情理上的矛盾。比如，有一幅“雷锋在星期天为战友们洗衣服”的照片，照片中坐在洗衣盆旁的雷锋正微笑着拧着战友的衣服。问题是，从雷锋的故事来看，他做好事往往是只做不说的，“做好事不留名”是他的最可贵之处，比如，他看病回来的路上，跑到建筑工地上起劲地搬砖而执意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偷偷地给家境困难的战友家里邮钱等，莫不如是。“为战友洗衣服”亦是如此，在陈广生、崔家峻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中这样写道，“他很注意从生活上关心同志，一有空就悄悄替别人洗衣服，洗袜子，补裤子，缝被子，还不叫别人知道是谁干的。”(《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第26页)
　　这样的描述，可能出自雷锋日记的记录，1961年10月15日，雷锋日记中记有：“今天是星期天，我没有外出，给班里的同志洗了五床褥单，帮高奎云战友补了一床被子，协助炊事班洗了六百斤白菜，打扫了屋内外卫生，还做了些零碎事......班里的同志感到很奇怪，不知道谁把褥单都洗得干干净净的，高奎云同志惊奇地说：‘谁把我的破被子换走了......’其实他不知道是我给他补好的呢!我觉得当一名无名英雄是光荣的。”(《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第39页)可见，雷锋为战友洗衣服确是悄悄的，不声张的，人所不知的。
　　问题是，雷锋“悄悄”地帮战友洗衣服，暂时瞒得过他的战友(当然最终是瞒不过的，因为衣服终究是被洗了的，衣服的主人终究是要打听的)，岂独瞒不过一个摄影者呢?如果说瞒不过摄影者的话，那雷锋帮战友洗衣服在效果上看就不是“默默无闻”，而是“大张旗鼓”了。因为摄影作品，不光被洗衣服的战友看得到，就是没被洗衣服的战友也看得到。
　　打量这组照片，我们还会发现在“雷锋向战友介绍毛主席著作语录”、“雷锋和五好学生陈亚娟在阅览《解放军画报》”两幅照片中，竟然出现了相同的背景，这一背景上有毛泽东头像，旁边还有一行“把毛主席思想真正学到手”的标语。同样，《中国青年》第5-6期的封面照片与《中国青年》第16期的封面照片，其拍摄路数也有着近似之处，两幅照片都是雷锋微笑着擦拭解放牌汽车的姿态，只不过前者是身着冬衣，后者身着单衣
　　当然并不是说，两幅图像就不能有着相川的背景或相同的构图，只是面对这种相同的背景时，我们是不是得多抱有一点疑问呢?
　　今天，我们审视雷锋生前留下的这些做好事的照片，除过精心设计，精心排演，这些照片光线、构图、人物的姿态、表情，以及图片中所体现的动作性和瞬时性都很难用“不经意的抓拍”来解释。而这种“精心的安排”随处可见，比如，雷锋随时可见的阳光般的笑容，解放军画报、毛泽东头像、标语、“解放”牌汽车的标志等。看来，没有雷锋的主动配合的话，天天跟在雷锋屁股后的摄影者技术再高明也很难照顾到这些照片中的“匠心独运之处”。
222张照片中近200张是张峻补拍的　
　　如果说雷锋的身边没有一个老是拿着相机的人在他做好事的时候及时抓拍的话，那么，关于雷锋的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据杜平女儿的回忆性文章说，她的父亲杜平早就发现了雷锋这个宣传典型，“要求用各种形式宣传雷锋”，于是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的宣传助理员张峻被派深入调查撰文拍照。后来，1962年，杜平“指示政治部相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并派专人到运输连。拍摄雷锋工作、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的照片，收集整理先进事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雷锋生前的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明乎此，以上的疑惑也便迎刃而解。
        目前，雷锋生前共有351张照片。从雷锋1960年1月8日参军到1962年8月15日殉职，951天里，共拍摄了222张照片，其中近200张是由张峻拍摄的。2009年3月的《党史博览》中，有文章透露了摄影家张峻为雷锋拍摄这些照片的情况。“1961年1月，中央军委工程兵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学习雷锋同志的通报》等指示，从而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鉴于学习雷锋的新形势，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作出了由政治部和雷锋所在的工兵十团共同筹办‘雷锋同志先进事迹巡回展览’的决定。1961年2月初，着手抽调有关人员，组成筹办展览班子，共调集了6人，在6人的分工中，张峻与季增负责展览图片的补拍。张峻草拟补拍雷锋照片的具体提纲。这个拍摄提纲是以雷锋1960年9月荣获‘节约标兵’称号和《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事迹报告，以及雷锋的忆苦思甜报告、雷锋本人的口述和日记等有关资料为依据拟订的。根据补拍提纲所列内容，这次总共补拍照片20多张。”
　　这些补拍(或者说摆拍)的照片有：
　　1，雷锋头戴毡绒棉帽、手持冲锋枪站在毛泽东半身像前。
　　2，送老太太回家。
　　3，给战友王延堂送盒饭。
　　4，到抚顺市西医院给伤病员送月饼。
　　5，到储蓄所取出200元钱支援新成立的人民公社和辽阳灾区。
　　6，打开手电筒，夜间读毛泽东著作。
　　7，捡粪支援辽阳人民公社。
　　8，帮助战友乔安山学习文化。
　　9，车场上组织战友学习《毛泽东选集》。
　　10，雷锋练习投手榴弹要领和二排长手把手教雷锋投手榴弹的两张照片。
　　11，雷锋在练双杠。
　　12，雷锋在补袜子。
　　13，行军途中休息时，给大家读报纸。
　　14给地方群众来信写回信。
　　15，保养和维修汽车。
　　16，雷锋与抚顺市建设街小学学生合影。
　　17，雷锋给乔安山家里寄去10元钱。
　　18，雷锋将从储蓄所取出的200元钱，送到抚顺市望花区人民公社。
　　19，雷锋代表入伍新兵讲话。
　　当事人张峻的披露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他在评论这些照片时说：“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当然，不能说全部合格，主要问题是：有些照片摆布的痕迹太明显，给人以虚假的感觉。例如：白天打手电筒看毛选等。”(常家树：《雷锋牺牲前后几件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新民晚报》，2009-03-21，B12)的确，如果略用心体味一下，就能发现其中的蹊跷和可笑，比如，当雷锋“打开手电筒，夜间读毛泽东著作”时，难道摄影师晚上还要随侍一旁?当雷锋“送老太太回家”时，难道摄影师就正凑巧遇到?一旦意识到这一点，照片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
　　这也就意味着在拍摄时，雷锋不得不“摆出已做过的好事的POSE(姿势)”对自己的事迹加以“情景再现”。当然，即便是雷锋在配合宣传，也不能全盘否认他的助人为乐、自我牺牲的真诚。比如，“他宁可自己挨饿，而将自己的午饭让给没有带饭的战友吃”这张照片所说的事情。在他1960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便这样记载：“劳动到了十二点，大家拿着自己从连里带来的一盒饭，到达了集合地点，去吃中午饭。当时，我发现王延堂同志坐在一旁在看着大家吃，我走到他面前一看，他没有带饭来，于是我拿了自己的饭给他吃，我虽饿点，让他吃饱这是我最大的快乐。”(《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第32-33页)其他补拍的图片也一样，图片反映的事实都是有所根据的。
　　今天我们在颂扬和慨叹雷锋那满腔的热诚和自觉地做好事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当时就被当成一个学习的榜样，对他行为的影响这一因素。也就是说，雷锋做好事，一方面是出于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精神的支配，这是我们所要宣传的，也是我们所接受的；另一方面，作为当时的“标兵”和“模范”，他必须时时以自身的行动来响应“学雷锋”的号召，并维护和塑造好这一“榜样”，这后一方面，其实就是生活中的“摆拍”。这并不是没有证据，当时，连队上“少数干部”在调查中就“认为雷锋爱表现自己，做好事是专给别人看的。”(岜岑：《父亲杜平》，《新民晚报》，2008-12-3，B8版)“爱表现自己”，“做好事是专给别人看的”的看法，不就是生活中的“摆拍”吗?
　　事实上，这种摆拍我们并不陌生，由于不陌生，因此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中国解放后，苏联曾在中国“摆拍”了《解放了的中国》和《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文献纪录片”。在这个“纪录片”中，导演调集军队，再现了入城仪式，镜头中甚至出现了正面拍摄的机枪扫射的“真实”战争场面。请问，如果是真实的战斗场面，摄影师敢正对着机关枪拍吗?
　　今天的人们似乎不能再容忍在照片上的造假。一张“老师水中搭起人体天桥，护送学生三十年”的照片在媒体上出现，照片中几位老师站在冰凉的河水里护着梯子，数十名孩子上下学依次小心翼翼地顺着梯子爬向河的对面......然而，正是这么一张感人的照片被网友怀疑是为了博得同情和资助而摆拍出的一张照片，而一旦这样的照片真的是摆拍的话，其所要表达的事实和情感的真实性便随之轰然倒塌。固然，老师护送孩子过河事件也许真实地存在了三十年。
　　雷锋助人为乐的照片曾激励和鼓舞了亿万人们的心灵，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些照片时，有理由重提这些照片可能的摆拍问题，“摆拍”固然表面上无损于事实的真实性，但却造成了一种新的虚假，而这种虚假反过来有可能使得过去的真实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