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惠：悼念思想理论界一代宗师胡绳

悼念思想理论界一代宗师胡绳

郑  惠

    胡绳逝世，一颗智慧之星殒灭了。这是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大损失。我长时期在他领导下工作，受他的教诲很深。在失去这位可敬可亲的导师的无比悲痛中，我一时还难以对他光辉的一生作出系统的介绍，只能先写这篇短文，表达我对这位思想理论界一代宗师的悼念。

    胡绳出生于江苏苏州市。九一八事变时他正由初中升入高中。他说过，抗日战争对他们那一代青少年的思想和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在求学时就立下了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奉献一切的志向。1932年他写过一首自由体的新诗《日落之歌》，在他上学的苏州中学校刊上发表。这首诗以落日作为象征，抒发了他对故国衰落的悲怆和期待它再度崛起的渴望。这时，他从广泛的课外阅读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中共地下党的出版物，逐渐萌发了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革命的向往。1933年他和几个同学在学校里公开出版一期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壁报，表现了少年胡绳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心。

    胡绳于1935年下半年自动放弃大学生活到上海参加革命，从此走上专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的。30年代中期同十多年前的五四运动时期相比，客观形势有它好的一面，即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已经占有一定的优势，不好的一面是中共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造成很大的坏影响。但是当时迅猛发展的抗日救亡形势使许多党员和进步文化人逐渐看出这种“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努力在斗争中摆脱它们的束缚。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开辟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新局面(关于这段历史，我在《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上介绍了胡绳9月份的一次谈话，可以参看)。胡绳那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他也在这种开辟新局面的斗争中注意清除“左”的影响，寻求正确的道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刻苦摸索，他领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深意，并结合思想文化界的实际情况大力进行宣传。

    1937年3月胡绳发表《胡适论》一文，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过(包括他倡导的理性主义)做了公正的评价，并提出在当前的民族救亡运动中，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传统和愚民政策等错误倾向的战斗中，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这是20年代以来很少见到的左翼文化界主张联合右翼文化人的声音。这篇文章在当时就以全面深刻的分析而受到重视，事隔60多年后，近代史所一位学者研究胡适，还认为它是许多评论胡适的文章中写得最好的一篇，而胡绳那时不过19岁。

    从1942～1944年胡绳陆续写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评论，批判大后方思想界出现的一股反理性主义思潮，批判对象是著名学者冯友兰、贺麟、钱穆的几本著作。这是一个青年思想战士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与自由的旗帜发起的挑战。就专业学术知识来说，胡绳当时所掌握的不见得会比那几位饱学之士多，但是，凭借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有关思想资料的深入分析，胡绳的批判仍然显示出鞭辟入里的锐利锋芒。而这种批判既是强劲有力的，又是充分说理的，没有丝毫的武断和霸气。胡绳在后来回顾说：“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80年代初，胡绳在美国遇到一位台湾学者，这位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对胡绳评论钱穆的文章很欣赏，他曾将文章复印了若干份在朋友中间传阅。这已是40年以后的事了。著名学者钱锺书看了《胡绳文集》收入的这些文章之后，引用禅家公案的话“有理不在声高”加以赞许。这使我想起胡绳平时的待人接物。他总是那样温和宽厚，平易近人，总是那样平心静气地娓娓道来，以理服人，从来不疾言厉色，以势压人(即使在他身居高位的时候)。真是文如其人。这是胡绳的文风和人格交融的巨大魅力!

    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胡绳随着革命形势和斗争任务的发展写下了多种多样的文章和著作，有时事政治评论、思想文化评论、政治理论通俗读物和历史学术专著等等，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十分惊人的。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为《民主》、《文萃》、《周报》写时事评论，在这些刊物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后来到香港，17个月时间写的文章和著作多达44万余字，平均一个月写26000余字，包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种有力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又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这是胡绳写作生涯中的高产期。他后来回顾说，“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时期，对于写时事政治评论的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当时他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竭诚拥护，也使他很自然地迸发出全部精力用于这种艰苦的思想劳作之中。这些作品中的名篇都曾多次印行，销路很广，有的还有多种外文译本，在海内外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许多青年是从这一类作品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以至投奔革命的。

    建国以后的30年间，胡绳以个人名义写的文章与前段时期相比大为减少。这有事务繁忙、参加集体写作较多、“文革”的耽误和生病等原因，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思想上的困惑。从50年代中期起，他愈来愈感到自己的思想与现行的潮流发生抵牾，实质上，就是他不能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的“左”的指导思想。这使他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他为顺应当时的潮流，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不过，在另一些文章中，仍然提出了正确的观点，保持了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步前进，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的确立，胡绳的思想和写作生活发生了新的飞跃，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经过初期的一段反思，他从心底里赞同新时期党的理论和路线，这成为他又能写出大量优秀作品的原动力。在党重新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形势下，他所一贯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有所创新的精神得以大大发扬。在他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历史的划时代转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专门著文评价说：如果没有党的基本路线，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发展中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并不是他故作高论，而是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得出的论断。

    1987年胡绳写出《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深入分析中国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胡乔木读了文章初稿后立即写信给作者说：“文章在晚饭前后读完，读了深为敬佩。这确是一篇力作，在这样短的篇幅里历史地和逻辑地答复了几年来一直被一些人弄得纠缠不清的许多问题。”同样，胡绳也是从深入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有力地论证了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道理。他警惕地注意到这条基本路线有被动摇甚至推倒的危险。1991年他带领我们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那时正有一股企图回到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的声浪甚嚣尘上。在审定那本书稿时，有人提出要增加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但胡绳始终不受干扰，在书中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立场，并写出许多新意。值得庆幸的是，那本书得到杨尚昆、胡乔木同志的大力支持终于顺利出版,销行达600余万册。在玉泉山写书的余暇，他与我多次交谈，还反复讲述社会主义建设要充分吸收一切有益的资本主义文化遗产的道理。对他在那种“左”风猛烈的气氛下仍然保持着那样冷静清醒的头脑，我私下感到由衷的钦佩。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他和我们这些学生都有一种思想上得到重新解放的喜悦。他继续写了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文章，提出许多新见解，尤其在阐释和传播邓小平理论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1994年6月他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长文，被誉为学习和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力作。同年底他发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演讲，从百余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广阔范围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提出一些独创性的论点，受到理论界的热烈称赞。他从80年代起写出的重要文章结集为《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它的英译本在国外得到很高的评价。中国的“文革”十年浩劫和苏联东欧的剧变，引起他对社会主义问题长时期深刻的思索。他在病重的最后几年，还不停息地研究和思考这方面的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1998年底他在一个讨论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中的新论点。这决不是即兴之作，而是他长期思想积累达到的成果。这一新论点是十分精辟和富有远见的，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极为有益。在现今轻视思想理论的时尚中，它也许不为人们所注意，甚至受到某些人的误解和攻击，但许多有识之士包括一些青年思想工作者都表示了对胡绳这一研究成果的认同，并对他随着时代不断前进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表示敬意。从这里，我们仿佛又一次看到60年前他排除“左”倾干扰、胆识过人地宣传党的正确方针的风采。但无论就政治上的成熟和理论上的深邃来说，他现在都大大地超过以前青年时代了。令人十分惋惜的是，胡绳同志过快地与世长辞了，他设想如恩格斯所说的“把头伸到下个世纪探视一下”的意愿未能实现。他还有许多研究和思考的成果没有来得及留传下来。他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去做。这不能不使我们这些学生感到很大的遗憾，并浸沉于深深的悲痛之中。但他一生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思想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在马克思主义持久发展的进程中，胡绳同志的创造精神将得到永生!

 2000年11月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