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警示

姜汉超
1334
1991年12月25日随着苏联总统宣布辞职并交出象征最高权力的核按钮，一个横跨欧亚的社会主义大国转瞬之间分崩离析。曾经的加盟国因为获得了孜孜以求的自治权而欢呼雀跃，过去的老对手为苏联在新年到来之前的彻底消失而欣喜若狂。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当凛冽的北风迎面吹过那些一夜之间“由官转民”的人们的脸颊时，他们可曾想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的结局？
一、作风腐败，脱离群众
早在四个月前，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共产党自行解散的时候，这个由苏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权就已经被判处了死刑。面对党组织活动被禁止党产遭查没的境遇，全国2000万党员竟然无动于衷，人们似乎忘却了入党时的誓言。或许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实现个人目的的外衣，有用时牢牢地披在身上，一旦这身衣服失去往日光彩丧失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将其遗弃。苏联人民在祖国生死存亡时刻的冷眼旁观让人心寒，不过这一现象也表明广大无产阶级早已从内心深处遗弃了这个反复宣称代表他们权益的政党。
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常常用鱼水之情比喻党群关系，因为水里蕴含着鱼类生存所需的养分，当鱼儿探头探脑地浮出水面时，危险其实正在向它逼近，当鱼儿挣脱了水的阻力跳上岸时，它所嗅到的绝不是新鲜的空气而是死亡的气息。从十月革命到卫国战争，苏维埃政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并且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发展壮大。二战后，苏联拥有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这本是开展经济建设的大好时机，可是一些党政干部却在安逸的氛围中丢弃了长期保持的优良传统。艰苦的环境对人的意志是一种锤炼，但舒适的环境同样是对人意志品质的考验，一批没能抵挡住糖衣炮弹的公职人员逐渐演变成社会特权阶层。在权力的荫蔽下，他们的子女可以轻而易举地跻身待遇优厚的职能部门。同样是社会公民，贵族阶级凭借手中本应用来服务于人民的权力让自家子弟享受着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待遇。高干子弟尚且如此，那么高干本人自然是有过之无不及。一家在建政初期为病弱的公职人员设立的疗养食堂，日后逐渐沦为遍布全国的特供商店，在这里只要出示象征权贵身份的证件就能畅通无阻，在这里美味佳肴成了家常便饭世界名牌应有尽有，灯红酒绿下的贵族们早就不和苏联人民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了，他们所代表的绝不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意识形态阵地沦陷
伴随执政党作风发生蜕变的还有苏联的意识形态。斯大林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对学术界展开了大规模整肃，动辄便对学界人士上纲上线把“托派分子”的帽子扣在普通学者头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学界在其高压政策下变得噤若寒蝉。另一方面，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他将民众对其个人的忠诚上升为对国家的忠诚，谁要是对他不忠就等同于背板祖国，苏联的政治生活由此走向了极端。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斯大林唱了十多年赞歌的赫鲁晓夫突然调转枪口，大肆谩骂这位“自己生身的父亲”。众所周知，领袖在群众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道合理地纠正领导者犯下的错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然而别有用心地诋毁领导人则会造成思想混乱，进而引发广大群众的信仰危机，同年十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便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负作用的直接体现。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更趋僵化，由于当局缺乏理论创新和必要的引导，致使广大青少年无法认同开设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性，攻读马列著作反倒沦落成令人耻笑的行为，而“入党只是升官发财的跳板”这一功利思想也正是在勃氏主政期间逐渐形成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等口号，在其“历史不应留有空白点”的言论鼓动下，大量否定列宁、肆意歪曲斯大林的文章见诸报端，与此同时那些拥护社会主义、主张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学者却遭到口诛笔伐，他们被污为“改革的敌人”受到当权派蓄意打压。在此期间各种自由化思潮沉渣泛起，苏联历史被涂抹得一团漆黑，十月革命被贴上了血腥的标签，卫国战争的胜利被描述成与苏共无关，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被公然放弃……戈氏的倒行逆施彻底卸去了苏联人民的精神武装，意识形态这座大厦轰然坍塌。
三、背离马列主义的干部路线
从十月革命至建国初期，为了在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下形成统一领导，苏共主要施行干部任命制。然而随着战后经济建设的持续开展，该制度的弊端也渐渐暴露。由于人事任免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因此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了“取悦上司、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针对这一现象列宁提出以推荐与选举相结合的干部制度取代单向委任制，这项旨在改善用人制度的举措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却在施行不久后随着列宁的去世戛然而止。
斯大林时代，苏联在干部任用的理论层面继承和发扬了列宁时期的优良传统，但在落实政策的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干部选拔标准，片面地将干部对领袖的忠诚度作为首要选拔依据，忽视对被候选者德才方面的考量，从而使一批投机者凭借吹捧斯大林进入到核心权力层。
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在上台伊始便大举推行“干部更新制”，此项制度虽然打着杜绝干部队伍老化的旗号，但实质却是赫氏排斥异己安插亲信的一种手段。从苏共二十到七年后的苏共二十二大，全党共有80％的干部遭到替换。该制度不仅不利于干部队伍的稳定，而且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同时也助长了赫鲁晓夫的个人专断作风。
靠推翻赫鲁晓夫上台的勃列日涅夫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掌握最高权力的18年间颁布了大量巩固官僚阶层自身利益的规章条例，究其目的就是要让党政高官对自己感恩戴德进而成为自身坚定的拥护者。此外，勃氏为巩固权利还不遗余力的实行职务终身制，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当选的14名政治局委员中，超过70岁的有八人60岁以下的仅一人，截止至1985年苏共四月全会，这14人中先后有六人在领导岗位上寿终正寝。
戈尔巴乔夫这位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似乎对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有着偏执地喜爱，他不仅在多个场合公开否定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而且为欧美式的选举制度大唱赞歌。由于苏共长期施行的错误干部路线以及戈氏言论的蛊惑，一大批国内反对派通过竞选掌握了国家机器，曾被开除党籍的叶利钦依仗其“民权卫士”的伪装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但此后的事实证明，叶氏治下的俄罗斯无论是腐败程度还是经济状况，其问题的严重性都远甚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使众多反社会主义者取得了政治身份，他们正是凭借着这把保护伞有恃无恐地从事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戈氏这种不合国情、不适时宜的变革最终葬送了苏联。
结语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分析其中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对于我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奋斗目标的实现具有深刻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