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谐”的思想碎片

关于“和谐”的思想碎片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从此，社会主义不仅体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体现为社会文明；社会主义不仅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也需要社会建设。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是个大问题。有人讲马克思不仅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出色的社会学家。由于其社会学说的博大精深，如何实践这一学说，就呈现出不同的路径。一种被称为“正统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集权体制，比如苏联东欧；一种被视为“修正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民主体制，比如北欧诸国。而在普通的、略为了解国际事务的人士看来，北欧诸国在社会和谐方面较之苏东诸国显然略胜一筹。
■“和谐”是一种古老的思想资源，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以及其后的历史典籍，对此都有记载，而其最初的表述对象，都是对于声乐、音韵的描述。《左传•襄公十一年》中有，“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晋书•挚虞传》中有，“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和谐思想在后人的阐述中，更是别具风采。“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毛泽东语），体现的是相反相成的道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体现的是相辅相成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温家宝语），则是对前面两种见解的概括。由此可见，和谐，并不是回避矛盾、抹杀差异，推崇单一、强求一律。而这种和谐思想的古代渊源，正是“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和谐思想的根本特征。春秋之际，史伯在与郑桓公论及当时政局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并指出：一种声音谈不上动听，一种颜色构不成五彩，一种味道称不上美味，一种事物则无法比较（“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而齐国的晏婴则提出“和与同异”、“否可相济”的观点，他举例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并总结道：“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十二年》）
■然而，“和谐”与“和而不同”这一思想产品，又非我国所专有。古希腊哲人也曾作过比喻，“音乐之和谐，乃五声七音之辅济，而非单调同声之专一。”赫拉克利都斯也曾说过，“无高下相反之音则乐不能和，故同必至不和而谐出于不一。”（《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版，P237）而这些思想的产生，在历史年代上，也大体与史伯、晏婴相差无几。由此可见，作为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并非如同阿Q先生所认为，无论什么都是“祖上阔”，其实有许多东西都属于人类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所见略同”或“不谋而合”。
■承认多样，承认差别，承认不同，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消灭差别，消灭不同，消灭多样，是专制时代的基本特征。不同的要素和谐有序地存在于统一体中，互相契合，互相倚存，互相贯通，而这种兼顾性的统筹，这种多元性的统一，正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在原始森林里，不同物种聚合成繁茂的森林；在大型乐队中，不同乐器合奏出美妙的乐音；在满汉全席上，不同食料烹调出美味的菜肴。而形成森林的自然之力，组成乐队的指挥之功，做成筵席的厨师之技，岂不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借鉴的基本功力？！
■建设和谐社会，其所秉持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和谐哲学。曾几何时，却是斗争哲学在我国独步一时，凌驾一切、渗透一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的结果，不仅青山裸岩，森林枯竭；耕地碱化，禾如兔毛，诚所谓“国在山河破”；而且十年“文革”，伤害了一代人，耽误了两代人，毒害了几代人，至今遗毒犹存。古人还知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千年之后的今人却在强调，斗争是绝对的，统一的相对的，不斗则退，不斗则修。由于斗争哲学的甚嚣尘上，在一个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什么“民族复兴”、什么“实现四化”，通通成了美丽的泡影。和谐哲学强调共生，强调联系，强调协调，强调兼顾，强调互利，强调双赢，强调发挥一切要素的积极作用，强调发挥一切人的智慧和创造性。斗争哲学、和谐哲学，何者之于中华民族更有害，何者对于人民生计更有利，近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然而，和谐也决非龟甲兽骨、秦砖汉瓦、唐诗宋词，也同样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风采。“和谐”概念中央甫一提出，在2005年的“两会”上，作家张贤亮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抛出妙解：“所谓和谐，和，是‘禾’字旁一个‘口’字，意味着人人都有饭吃。‘谐’是‘言’字旁边一个‘皆’字，代表人人都可以说话。这两点是和谐最基本的条件。”“低指标、瓜菜代”，饥民盈野，饿殍遍地，当然算不上“和”，且不去说他，“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当然算不上“谐”，然则，这较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上》），毕竟进了一大步。由此可见，张贤亮这番妙解，并非作家先生的如簧之舌、口吐莲花，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其实暗合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人人都有饭吃”包含了“免于匮乏”的涵义，“人人都可说话”体现了“免于恐惧”的宗旨。
■在古代哲人的论述中，“和谐”特别是“和而不同”的思想，并不仅仅运用于自然与社会，在许多情况下，也用于鉴人和论事。晏婴就曾用这种“尚和去同”的思想来说明领导与部下的关系。齐景公身边有一位“跟屁虫”式的工作人员梁丘据先生。一次，齐景公问晏婴，梁丘据此人的行为是不是“和”，晏婴回答，这不是“和”，而是“同”。因为这位据先生只会对上司亦步亦趋、随声附和，从不发表不同意见，“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这不是“和而不同”，而是“同而不和”了。而在孔子那里，这恰恰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即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梁丘据先生不过是个“小人”而已。其实，在此之前，史伯也曾批评周幽王疏远那些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高明昭显”之士，而亲近那些与自己意味相投的“谗慝暗昧”之人。然而，从古至今，统治者往往喜欢“小人”的“同而不和”，而厌恶“君子”的“和而不同”。这就是君子往往命乖运蹇，而小人常常寿终正寝的社会原因。
■和谐寓于关系之中。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个人与团体，人类与自然，关系种种，都有实现和谐的问题。关系是否和谐，必需一个价值尺度。和谐不等于虚荣浮华，和谐也不等于鸦雀无声，和谐不等于好人主义，和谐也不等于文过饰非。公平正义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而且应当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标准。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它不应由某一个人、某一团体凭主观意愿而设定，东条英机的“大东亚共荣圈”不能成为和谐的标准，萨达姆得票百分之百也说明不了和谐。公平正义应当是社会（国际社会、公民社会等）约定俗成的普世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保证，而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只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产品。
■纯而又纯未必和谐，多元并存未必乱套。即以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为例，所有制成份早已不是“一大二公”，而是外资、内资，公有、私有，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分配方式也早已不是单一的“多劳多得”，而是按劳动、按资本、按技术、按要素，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即使在制度层面，也有香港、澳门，经济特区、保税区，多种制度同时存在，和谐共生。而这恰恰是近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
■东西部发展差距过大，肯定不会和谐；城乡居民分配悬殊，显然有悖和谐。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都不利于和谐；无论黑社会，还是社会黑，都会危及和谐。贪污受贿、贪赃枉法，是和谐的宿敌；强占民产，补偿有缺，是和谐的隐患。资源浪费，有害于发展的和谐；环境污染，有害于生存的和谐。舟山定海古城的毁灭，反映的是文物与建设的不和谐；济南车站钟楼的拆除，体现的是历史与现代的不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说者易，行者难。“非典”肆虐，宰杀果子狸；禽流感蔓延，捕杀鸡鸭鹅；狂犬病上升，灭绝宠物狗。这再一次验证了某些人类的思维定势——国内的问题外国承担责任，制度的问题个人承担责任，人类的问题动物承担责任。由此可见，人类自身似乎也成了并不“高级”的“高级动物”。报上说，“狗患”的本质是“人患”。其实，从“非典”到“禽流感”再到“狂犬病”，倒是处处可见人的失察、失职、失误与失策。“禽”“犬”或为“宿主”，果子狸可能蒙冤，倘如此，这“爱滋病”又当拿谁开刀问斩？“以人为本”，终不成要灭绝人类之外的一切地球生物。
■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影响和谐，危害和谐，损失直观，危害明显。而思想的、情感的、心灵的不和谐，而往往被忽视、被轻视。中央反复强调，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然而，一些地方，公民的民主权利却被异化为“与组织保持一致”、“履行民主程序”；中央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然而，刑讯逼供、冤狱错案、上访无效、赴诉无门，时见报端；六中全会《决定》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四川彭水县一首“打油词”，不，其实只是一则手机短信，却成就了一桩当代的“文字狱”。
■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政府转职、企业转制，或如六中全会所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当此之时，经济成份的多样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文化、观念、舆论的多样化。“存在决定意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承认多元、承认差异、承认多样，从而统筹兼顾在良性的社会机制之内，这正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强求一律，是“同”，而不是“和”，必然有违于“和谐”。多年的“求同”，长期的“一致”，使一些人恐惧差异、害怕多元、讨厌不同，而这正是构建和谐之障碍。
■构建和谐社会是个新提法。如同其他提法刚刚出台往往被滥用一样，尤其要防止此类弊端之孳生。令人悲观的是，此类苗头已经显现——某些官员实行民主集中制，习惯于“一言堂”；研讨某个问题，习惯于没“杂音”；贯彻上级精神，习惯于“传达室”；甚至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和谐”已经成为“稳定”、“平安”乃至“治安”的代名词；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和单位，已把“构建和谐”作为“取消批评”、“抵制监督”、“掩饰问题”的同义语。由于各级官员是实现社会和谐之主体。和谐一倡，文件一发，一些官员似乎领到一柄整治部下、整治辖区、整治媒体的“政治利器”或“尚方宝剑”。即使劣政事发、莠政露馅、惰政昭彰，一旦遇有下属批评、媒体指责、百姓上访，立马以“破坏和谐”为名，“小鞋”、报复伺候。
■“和谐社会”是目标，不是结果，是构建，不是竣工，这应当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而种种的不和谐，只是我们消除矛盾、走向和谐的某一阶段。每一阶段性的成果，都距离和谐社会更接近一步。人们总是从不协调走向协调，从不和谐走向和谐，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只有经过一代又一代人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才能不断臻于和谐之化境。实现和谐的过程，开始于消除不和谐，也结束于消除不和谐。一种妨碍和谐的因素克服了，可能还会出现妨碍和谐的别一因素，人类社会就是这样，按照“否定之否定”的客观规律，在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日趋和谐的过程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