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让思想引领学术与生活-搜狐博客

陆铭，《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路径——陆铭教授在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的演讲》，《解放日报·思想者》，2010年1月31日。（发表时限于篇幅，略有删节。此处为原文。）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

——陆铭教授在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的演讲

在这个报告里，我将涉及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第一，2009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反弹，这个趋势可以长期持续吗？中国经济有何隐忧？

第二个问题有关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前三十年的发展是依赖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很多人认为，这次经济危机代表着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路径走到了尽头，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将会失去优势。是这样吗？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现在，内地的地方政府都在迎接产业转移，可是迎接了半天，效果有限。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而在沿海地区，最近出现的现象是一边“技工荒”，一边是低技能劳动力找不到工作的“求职慌”。这个现象和产业升级、产业转移是否有关系？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区域间平衡的问题。如果看最近的经济数据，很多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于是很多人认为，中国将迈入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时代。问题是，与通过行政性的手段来缩小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的做法相比，有没有更有效的区域间平衡发展路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还是从经济危机讲起。

为什么美国借贷并消费？

人们党说，经济危机的来临是因为美国人不存钱，美国人已经过度地借贷消费了。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50年代到80年代初，美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基本保持在7-11%的水平，这个储蓄率其实并不低的。19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居民的储蓄率才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经济危机发生前，美国的储蓄率已经降到接近0了。美国储蓄率变化的转折点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这是偶然的吗？

另外一个事实是，在全世界最大的四个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当中，只有美国持续地存在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地扩大。日本从1970年代以来一直贸易盈余。德国在1990年代以前处在贸易赤字的状态，之后就进入贸易盈余的阶段了。中国也基本上在19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中国就长期处于贸易盈余的状态。

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系列现象彼此有什么关联？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经济史。我的看法是，这跟美国持续发展它的高科技产业，使得它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是有关系的。19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推行过一个星球大战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实施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以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为标志性事件，美国成为西方国家创新的领头羊。之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直是比较快的。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穷人借钱给富人消费的故事。假设你的邻居是一个富人，他发明了一种东西叫信息技术，他估计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会持续提高。在正常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会转化为收入提高的，于是富人预期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富。如果站在这个富人的角度来决策如何消费的话，他会干什么？他一定会借钱消费，一方面这可以提高当前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收入在持续上涨，他还得起。当你的邻居在借钱消费的时候，你自己在存钱，你说你怎么办？只要他的收入增长够快，他愿意付给你的利息够高，你就会借钱给他。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在国际经济里，谁存钱，谁借钱，跟谁是穷人谁是富人没有关系，谁的收入增长快谁借钱。美国人说，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会成为我们这样一个富国最大的债主，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事实。

在我刚刚讲的故事里，关键在于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将持续提高是不是真的。如果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背后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发展，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是可信的。只要富人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他的收入在不断提高，穷人将钱借给富人，就通过获取利息分享了富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成果。

但是，富人收入上涨真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吗？美国人借贷消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金融管制放松后太多的人依赖金融体系的杠杆率来赚钱，于是，财富的增长与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越来越脱节，而仅仅依赖于财富的增长而形成的消费最终是无法长期持续的。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狂跌，网络泡沫破灭了，财富的增长速度有一部分显然不是真实的。面对经济衰退的危险，当时美国政府选择了降息。利率低了之后，老百姓就更加借钱去消费，企业也借钱去投资。于是新一轮投资和消费的热潮就把经济危机往后延迟了。

为什么中国储蓄并生产？

美国的低储蓄率和中国的高储蓄率正好形成对照。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都很高。从普通百姓的行为来看，中国人虽然还并不富裕，但却有很多储蓄的理由。

首先是文化。高储蓄的国家大多在亚洲，比如韩国、日本和新加坡。在亚洲文化圈里，勤俭持家是一个优良传统，但文化只能解释为什么亚洲的储蓄率比其他地区要高，却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比韩国和日本还要高。那就说到以下几个原因了：

第一是社会保障，中国的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低，保障水平不高，所以人们要为养老和医疗而存钱。

第二就是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中国的医疗和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大大提高了老百姓在这些方面的支出。在中国还有一个养儿防老的传统，父母拿钱给子女投资教育，在老的时候，子女们拿出一部分收入来为父母养老，所以，中国的父母就更有积极性去投资于子女教育了。

第三是住房。近些年来房价猛涨，而中国人又喜欢拥有自己的房子，那至少也要存个首付吧。

最后就是人口结构。人到老的时候收入是下降的，所以年轻人要存钱，等到老的时候不至于生活水平下降太多。中国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年轻人的比重比较高，整个社会储蓄率就比较高。第二方面是人口的性别失衡。对于中国家庭来说，如果生了儿子，就需要为他以后结婚而存钱，而生女儿的家庭则可以收聘礼，不需要为她存太多钱。有研究发现，中国的男孩比女孩的比例是在上升的，所以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为儿子存钱。

中国的储蓄率高，一方面支撑了高投资，一方面又使得消费增速相对较慢，所以，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外需。有人观察到，中国劳动力工资在近年来上涨较快，于是就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会丧失。下这样的判断一定要慎重。

2007年，英国著名的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张图，刻画了中国劳动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如果把2000年的工资水平标准化为100的话，2000年到2006年间工资从100上升到了200左右。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另外一个趋势，那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如果2000年的时候劳动生产率是100的话，到了2006年的时候已经到了360左右的水平。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要比工资的上升速度快得多，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产品的单位劳动成本从2000年的100下降到了2006年的50、60左右。所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不仅没有变弱，反而更强了。如果看统计数据就会发现，经济危机虽然冲击了中国的出口，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而不是更大。

劳动生产率和工资这两条线是怎样变的？在经济学里，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通常是靠教育、培训和创新，但是在中国，几年时间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上升主要是靠投资推动。由于资本与劳动相比快速上升，劳动生产率当然提高很快。中国为什么那么依赖投资推动呢？这其实又和储蓄率高有关系。储蓄率高，企业就有充足的资本来进行投资。反过来，从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来讲，储蓄率高的一个反应是，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来说增长较慢。当消费的增长比较慢的时候，经济总量增长要达到每年10%就只能靠投资来拉动。投资在短期里是需求，在中长期则是生产能力，是供给。那么大的产能如何消化？内需相对不足，一定是靠出口消化。再加上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工资要快，所以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也没有问题。

我们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要提振内需，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都是对的，但是这些都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不要认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的发展路径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导致一系列的政策失误。其中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产业转移的时代到来了。产业是否转移本质上是个企业选址的问题。只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出口导向的发展路径不变，再加上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那么，沿海地区靠近港口的优势就会持续存在，盲目的产业转移将是代价巨大的。我到中部一些地方去调研，发现大片的地已经圈好了，说要迎接产业转移。实际上很多地都空着，有些企业以非常低的价格拿了地，先圈起来再说，土地利用效率非常低。

产业是否升级也是一样的道理，决定一个企业的生产方式的根本因素是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主力就是农民工，给定农民工的教育、技术和工资水平，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一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如果要产业升级，就先要改变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如果盲目地以政府力量推动产业升级，结果就是“技工荒”和一般劳动力“求职慌”并存。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与结构失衡

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持续下降。相应的，扣掉劳动要素的所得后，另外两个所得分别是资本所得和政府税收，这两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现象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也是有关的，由于经济增长大量依赖投资推动，劳动者拿的比重就少了。

1990年代中期之后，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还与劳动工资增长相对缓慢有关。中国的工资增长受到三个原因的制约。第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到制造业，甚至在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里，农民工的工资几乎就没有动过。第二，从1996年开始，中国的城市进行了非常剧烈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富余员工被下岗分流，对城市职工的工资产生了向下的压力。第三个原因是弱劳动保护。中国的社会保障覆盖面是比较低的，大量在制造业里的农民工几乎没有社会保障，即便有，水平也很低。中国的工会组织力量很弱，在民营企业，工会领导的工资是企业发的，当然不能很好地代表职工来争取权益。与此同时，中国是用经济增长、招商引资和税收来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于是，地方政府对劳动保护重视得不够。

1990年代中国一方面进行着自身的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一方面大踏步地加入了全球化，而印度的开放也基本上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参与到全球制造业的分工体系里去，大幅度增加了全球制造业的劳动供给，全球经济格局也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同时，中国自身也出现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是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又反过来不利于内需的提高。道理很简单，把一块钱给收入者，他会把钱花掉，而把同样的钱给高收入者，他会把钱用于储蓄或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比较缓慢，而生产能力却在快速膨胀，结果就只有靠高出口来消化产能。

中国的低劳动成本，再加上1994年以后人民币被大大低估，就导致了中国的出口扩张。在危机前的几年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进口加出口与GDP之比）在60-65%之间。从道理上来说，越是大的国家，越是可以自给自足，它的贸易依存度更低，世界上一些大国的贸易依存度也就在20-30%的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太高了，所以，从中长期的发展来讲，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的确应该降下来。

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而且有大量的贸易盈余，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项目也是盈余的。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两万亿美元，接近于中国一年GDP的一半。中国央行大量发行人民币对冲入境的外汇，导致了危机之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资本市场泡沫。另一方面，中国正面临越来越激烈的贸易冲突。外国总是说中国在倾销。我经常对外国人讲，中国哪里有倾销？中国只是劳动力便宜，并且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而已。倾销通常需要一家跨国公司在局部市场上不惜亏损地销售产品，其损失由其他市场的利润来补，中国企业哪有这么大能耐？

中国的金融市场出了什么问题？

我在前面说，中国把钱借给美国，只要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快，那么，中国借钱给美国就可以分享它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也很快，那么，中国人的预期收入增长也应该很快啊，中国人为什么不借钱消费啊？这就要讲到金融市场的功能了。

在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靠教育和创新，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可以较为直接地转化为收入增长的。即使在欧美也出现了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现象，其实也不太要紧，因为普通劳动者可以买股票，买债券，通过金融市场来分享资本收益，于是大量的劳动者同时也成了“资本家”。

相比之下，在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主要就是劳动收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直接转化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的金融市场未能让普通劳动者分享资本收益，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的持续提高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

先来看股市，在中国买股票的人有多少是为了分股息？其实人们都是去赌博的，中国股市的换手率远远超过西方国家。中国股市的高风险也让小投资者们望而却步。

第二，我们来看债券。中国的企业债券规模很小，有限的企业债券很大一部分仅向机构开放，普通老百姓很难通过债券分享企业的资本回报。

大家要问了，不能通过股票和债券来分享资本回报，那还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分红，国有企业不是国家的吗？问题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分红吗？直到最近，政府才要求国有企业拿出一部分收入来投入社会保障体系，而且是一小部分。

第四，大家会说，不要紧，我们可以自己去开企业。而这时，你就会碰到很多的问题，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难，一方面，你既要向政府交很多的税，还可能要花钱和社会上各种势力输通关系。

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处于顺差的状态。很多人觉得中国创造了“双顺差”的奇迹，这值得骄傲吗？不！“双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没有能力配置金融资源，我们把这个功能“外包”给了美国人。如果我们金融市场是完善的，借助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自己开企业，就可以把金融资源配置到有效的用途上了。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如何“调结构”？

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和工资上涨之间存在差距，如果危机过后美国仍然占据全球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制高点，那么美国借钱消费和中国储蓄生产的发展模式就不会发生根本逆转。

美国的技术进步寄希望于生物医药和新能源产业，但这两个产业的影响力远不及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影响上到航空航天，下到找不到工作的开个网店，极其深远。所以，危机之后美国劳动生产率虽然会持续提高，但是恐怕不会像1980和90年代提高得那么快。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美国的消费增长速度也不会回到危机之前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依赖消费和借贷的路径会根本改变。

再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短期内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形成中国高储蓄的几点原因短期之内都不会变化。高储蓄不变，高投资也不会变，一定是供给相对于消费需求增长得更快，一定是要通过出口来消化产能。所以，经济危机以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以及全球的经济格局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那么，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也不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根本上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其中有一些是很难通过政策改变的，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政策扭曲造成的。如果中国通过政策调整，可以弥合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之间的差距的话，就可以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逐步降低对出口的依赖。

中国可以做什么呢？第一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如果更完善，中国人就可以减少预防性的储蓄，可以增加消费。第二，公共服务。如果政府把税收去了，用来更多更好地提供医疗、教育和廉租房，老百姓就不需要或者更少地为这些储蓄。第三是更好的劳动保护。如果劳动保护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普通劳动者就可以更多地分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第四是建设更有效的金融市场，应规范股票市场，扩大债券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应加强国有企业向财政和社保分红，应降低创业的成本。通过这些结构调整措施，就可以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多地转化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可以真正地刺激内需了。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中国一定要通过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区域经济的结构调整来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只要中国的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不发生变化，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发生变化，经济将进一步向沿海地区聚集。即使是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更有潜力。如果通过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让来自内地的农民工能够在沿海获得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话，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可以较直接地转化为劳动者实际收入增长的。这条发展路径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也有利于提高内需。我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个结构性的调整是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