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前景 -《财经》年会2010：预测与战略 -《财经网》

后危机时代，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前景     2009年12月23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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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实录)
何力：谢谢尚主席的演讲。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年会的第一个议题“后危机时代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前景”，有请本场主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首席经济学家、博源基金会理事兼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和诸位嘉宾上台就座。
曹远征：欢迎大家进入这样一个议题，讨论一下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前景。
我们知道，2009年注定是世界经济市场不平凡的一年，年初各国联手应对金融危机，年末各国联手应对气候变化。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气候变化，都对人类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运行机制，乃至生活方式都有重大的影响。在这样一个时期，讨论未来经济的变革就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请到了几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先生，另外一位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博源基金会理事高西庆先生，第三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先生，第四位是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先生，还有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博源基金会特约经济学家马骏先生，他们5位将会给我们发表精彩的观点。首先，有请秦晓先生。
秦晓：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后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我们分几个问题讲一讲。
简单回顾一下，是一个“V”型的复苏，一方面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率先走出衰退，进入了后危机时期。另一方面，也要看它还是有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大概是2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9.7万亿的银行贷款，M2增加了大概30%，这个事情会留下一些问题，留到后危机时期。主要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复苏的稳固基础还不够，一些终端需求、私人部门的投资还没有跟上来。另一方面，资产泡沫和流动性问题已经凸显，这是后危机需要去应对、处理的两难的问题。
第二个是我们长期以来关注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可能因为这次注血，也被延缓了，或者是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们启动一项重要的面对后危机时期的政策是怎么稳固经济基础，我讲一些我个人对于统计指标的看法，我提出了6组的统计指标，我觉得这是我们观测经济复苏重要的指标。首先是同比和环比的问题，到第二季度的时候，可能上半年环比的年化率大了18%，到了第三季度的年化率是9%，这样两个指标环比的年化率和同比最后是8.5%重叠。我的想法是，我们在经济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可能要关注一下环比，我们现在经济当中也开始使用这个指标，当然会逐步加大力度，它会预先显示这个拐点。
第二个是非政府部门的开支和居民消费。我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区分非政府部门的开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没有区分居民和政府的。对于企业层面，我想有三个指标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是产能利用率，一个是库存变动，还有一个是资本性开支，当然最后一个是盈利。产能利用率现在没有公布这个指标，但是据我们了解，利用率还是偏低的，库存有一定的恢复性增长，资本性开支情况并不活跃，盈利同比负的情况在缩减，到了年底会有正的情况。CPI和PPI的价格，CPI明年有温和的增长，但是我越来越感到比我们想象得来得快、来得猛，就是3到3.5，也可能会突破这个指标。资产价格的上涨，是更猛了，而且已经呈现某种程度的泡沫。
还有一个是出口和可贸易产业，因为我们这次外需受的影响更大一点。跟外需相关的，主要包括了出口加工业，还包括了跟出口加工业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港口、航运等等。如果大家看这些领域的增长还是负的8%左右，这些比较滞后的指标要看。
还有新增就业和城镇化，我们在同一指标中没有完全反映这个问题，2000多万的农民工返乡也没有反映。总的来说，我们还是用的产出法，不是一个支出法。所以，在统一指标中，会有一些差额，大概总的概念是可能过高估计了投资。比如说土地、旧厂房，都算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它是不真正属于产能的，我们过低估计了消费，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还是过多地依靠投资、出口，而不是消费。
我觉得后危机时期有两大问题，除了刚才讲的巩固复苏基础之外，还有管理流动性和政府的择机退市。我想我们宏观的经济政策，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因为宏观的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管理预期，它就是相继预测，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一方面我们讲要保持它的稳定性，这次金融危机也提出了它的灵活性。如果说08年是经济危机来临的一年，09年是各国政府去提出救市的方案、刺激经济发展方案的一年，那么2010年应该是各国政府开始退市的一年。我们的退市、流动性管理，可能会变成明年很重要的题目，也不排除明年上半年加息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是转换模式的问题，因为对这次危机的起因有几个看法，包括了美国金融政策、全球金融秩序的不合理，全球经济形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我想这种都是造成失衡的原因。所以，需要做一些再平衡的工作，当然这个再平衡是一种调整，是为了达到更高层面的平衡，而不是退到冷战的情况下。要说从大的方面讲，这次失衡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冷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美元实际上支撑不了全球的贸易。
我觉得调整结构从供给方面讲，一个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一个是优化结构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西方去杠杆化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不管是政府、企业、金融机构还是个人，我想对于中国来讲，去产能化也是一个比较具有挑战性、比较痛苦的过程。我们实际上在这一轮经济复苏中，并没有开始做这个事情，只是提出来了。我想，2010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去过剩产能化。
当然，还要提高农民的收入，还要增加劳动报酬在促进收入中的比重。农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土地的问题，我们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征收农村建设用地，是用征收的办法，并没有区分公益性和商业性的。按说如果是商业性，应该把一部分的差价，政府拍卖出来价格的差额返给农民。如果是公益性的话，国家可以做一些征收。但是，这部分的钱就进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地方政府财政94年分税制以后，地方的势权越来越大、财权越来越小，所以地方政府有一块缺口，这块缺口就找到土地。一方面是从土地征收这个环节，没有给农民返回应得的部分。另一方面是从开发和销售的环节，也征收了一些税。大概跟开发商的净收益差不多，就是不算土地，这一块也没有全部用来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所以使得地产的供给结构是比较扭曲的。
当然，这个事情要从根上解决，要解决地方财政的来源问题，否则现在地方政府土地和房地产的收入占了一半以上，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理顺的话，我想农民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益处，弱势群体和一些低收入的群体，也买不到房子或者是住不到房子。那么，这个房价又变得很高，而且地方政府越来越追求高房价。
劳动报酬的分配，是和我们工业化的重化工路线有关的，使得有机构成越来越高，分配向资本倾斜，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大服务业的比重、劳动密集的比重。还有一个问题，国家资本的社会化，就是国家可以利用补助把国有企业这部分的股份，通过股市或者是其他有序的方法把它社会化了。
最后讲一下启动改革议程。我觉得进入本世纪，或者是本世纪这9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是高速发展的。以前有亚洲金融风暴，在这以后也碰到了全球的金融危机。在这个期间，改革实际上进入了一个疲劳期，就是没有重大的改革，我想都是危机来催生改革的，我们有理由期待这次危机使得中国可以重启改革。
主要有几个方式，一个是改变政府的职能，我们有一个发展主义政府的模式。当然，很多人出来为这样的模式辩护，我们自己也认为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应该是通过二次分配解决公平问题，提供公共产品，抑制经济周波这样的一些功能，不需要直接去进入控制经济资源、参与经济市场的竞争，这是一个需要研究改变的问题。
第二个是要推进要素价格和公共事业产品价格的改革。我们市场化的过程中，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议，要素价格包括了能源价格，也应该包括资本价格，就是汇率形成机制，这些都长期积累，使得我们国家不能真正反映我们的成本，有一些甚至补给了国外人。所以，我想在这两者比较起来，当然要素价格先动比较容易一点，汇率也应该提出一个路线图和目标，逐步使人民币变成可兑换的货币和国际化的货币。
当然，还有国有体制的国企改革。我想在大家讨论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强进弱退很多的概念，在我看来从微观的角度讲，这不是一个真命题，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讲确实是一个真命题。微观的层面讲是怎么搞好的问题，宏观的层面讲是要不要搞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计划经济的遗产，这个遗产要通过有序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提高，有序地把政府所拥有的财富分散到民众去。就是我们看到西方也走过这个道路，它是从私人手中扩展到民众中，我们要从政府手中扩展到民众中去，这就是资本的社会化。但是，这个事情要有序、公正、有效的进行。
我们现在面对的也不是一个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进程，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政治改革，使得我们的政府具有现代政府的功能，民众具有对公权的约束、对于私权保护的制度安排，也使得我们的社会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曹远征：谢谢秦晓先生，他做了很精彩的发言，在他的发言当中，他认为我们现在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任务是复苏进程的管理，对于中国来说还面临一个挑战，是不是政府要择机退市，对于全球的政府来说都是这样的。
在他的分析当中，他提到了结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来说现实的经济不仅是不可持续，而且是不可维持，那么启动结构转变就非常重要。而其中要有结构转变，必须要有改革。由于复苏进程需要管理，密切关注指标就非常重要，他们从另外一个指标提出中国经济应该关注的指标，我想这些指标可能非常重要，因为作为一个企业来关注这些指标的话，一定是具有特别的意义，春江水暖鸭先知。
下面，我们请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博源基金会理事高西庆先生。
高西庆：我讲一个很窄的题，就是主权财富基金在后危机时代面临的挑战。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财经界的，也有一些国外的朋友，我们搞投资的人也不少，但是大家所面临的问题，跟我们中投公司所面临的问题还不是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中投公司是一个新的现象，叫做主权财富基金。那么，主权财富基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5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从来没人太关心过。最早是中东的那些石油国，他们用石油多出来的赢余建立了这支基金，做得比较低调，人们也不注意。后来，我们的近邻新加坡，他们做得很好，做了几十年，但是人家也不太注意。结果，到2年前中投公司成立，忽然一下变成了一个问题。很多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跟我们钱的颜色有关。现在危机来了，我就不太关心钱的颜色是什么了，这话的背后是什么呢？危机过去了，这钱的颜色就又很重要了。那么，我们拿的钱是美元，2000亿美元，结果人家怎么看着我们的钱都不是绿色的。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问题，这里有几个相关的问题，我来简单说一下，跟大家分享。
一个是所谓的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这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在成立之后，我们一再在各种场合表示，这一点也是我们整个监管机构也罢、国务院的领导也罢，和我们的社会媒体各界评论也罢，都是基本认可的东西，中投公司这样的机构，应该是一个财务投资者，和它对应的是战略投资者。这一点，有一些媒体对于这个事情不是能够看到后面的背景，所以说我们要做战略的投资，我们每次做一个什么东西都被评论半天。事实上，这个问题成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战略投资在我们看来有一个战略的目标，是除了你赚钱之外的目标，所以我们才分解开来。只是赚钱就是财务投资，我就是为了看它财务上面的盈利与否。当然了，这跟后面相关的就是中长期和短期之间的关系，因为你说盈利有长期的盈利、短期的盈利，也有每天炒股的盈利。但是及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在盈利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就是为了赚钱。
但是，如果是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的概念对应起来，就变成了赚钱之外的目标，这是隐含的意思。这一点，我们自己说我们是一个财务投资者，所以不要叫我们战略投资者。但是，很多国家，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多少年来一直比较骄傲和自豪的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把这些看得很重，一说起来就是战略投资，他们到这里来拿这个拿那个，要把我们的东西买走，把我们的资源买走、把我们的好东西买走、把我们的敏感行业买走。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了，我们作为投资者，我们还要赚钱，赚钱就不是投很小的一点就可以赚钱，因为我们的钱数比较大。你经常出去，你不能说我所有的东西都买得很少、一点点，没有那么多的资产可以去买。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的矛盾，通常我们大概的说法是说，我们一笔出去至少应该有1亿美元以上，才可以去看，因为我们就这么点人，没有这么多人去一个一个地做净职调查。
那么，1亿美元要买的公司，如果你只拿一个小的百分比，比如说我们只拿10%以下，这个公司至少得有10亿美元以上的价格，所以这常常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下一个问题跟它相关的，就是所谓长期的投资和短期投资的问题。因为原来我们讲，作为主权财富基金，我们看了世界上各国，大家已经认为相对比较成功的一些，包括我们新加坡的、大马西、GIC，也包括了挪威的NBIM的主权财富基金，大部分都说我们是长期投资者，我们不看短期的利益。那么，更极端一点的当然就是科威特、中东的这些，他们说我们是以50年为单位看我们的投资，短期你就不要说我们什么了。但是，这一点在后危机时期也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更多地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国内自己的压力。大家很多是做媒体的人，媒体对于我们的评论很多了，哪个东西上市我们买了一点，第二天说中投这些笨蛋又亏了，那股价掉下来怪我吗？我们当时的投资比较低，但是好多年之后掉下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是市场上自己讲的，作为我们来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去面临媒体的压力，不得不面临媒体所进而影响到的领导人的压力。这个问题是潜在的，我们中国人不是讲黑白分明的，在这里大家总是讲，每次讨论的时候总是感觉明年会怎么样？但是，它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些做得比较好的主权财富基金。
去年年底，大家可以看到主权财富基金绝大部分都是亏钱的，包括我们在内。如果拿数字比的话，我们是亏得最少的，不是因为我们聪明，是因为我们太慢了，没赶得上。所以，我们了解的是有公开市场数字的这些，但是今天看这些亏了40%多、30%多的今天都回来了，因为他不着急，他说我们是长期投资者。所以，他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他已经说好了我就以这么多进去，那么由于股票市场市值下跌，我就要补进去，很自然地，不用做别的方面更详细的判断，直接从技术上判断就可以了。所以，他们今天又赚回去了。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学习的东西，这也引出了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主权财富基金还要做的是纪律性的投资和投机性的投资的问题。这一对矛盾，也是一般我们说作为一个大的投资者，主权财富基金更是一个比较大的机构投资者，应该是有纪律性的投资的。你要确定下来一个东西之后，就开始一步一步进去，不能今天变一下、明天变一下。但是，危机来了之后，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一点惊慌无措。在危机的过程中，从去年9月到现在的期间，跟大部分主要的金融机构主要的领导人都见过面、谈过、观察过很多人，完全没有惊慌无措，完全稳坐钓鱼台的人，几乎没有。不管谁在内，你所能够想到的名字几乎都是这样的，我们最年轻的主权财富基金，最没有经验的，又是这样一个相对还在试验的机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当然更是这样。
这个时候大家开始怀疑自己原来所定下来的纪律是不是还有用，我们当然也开始怀疑我们的纪律。我们成立到去年3月整整半年的时间，花了不少的精力、不少钱，跟很多世界上最好的大的机构一块商量，定下了我们的资产配置政策。过了几个月就发现，这个政策可能有一点问题，我们说得慢下来，以至于几乎停下来。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说是不是还要做呢？这个时候是的意见不一致了，这个时候我们再跟大的机构谈发现有很多不一致，这里面有的机构说就是别管他，这是去年12月有一家机构告诉我们别管他，我看不出来有什么要变的可能性。但是这只是一家，多数都是说这个时候不行了，这个时候的变化太大了，我们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得稍微改变一点。回过头来看的话，别人说起来就是不好听的，你们是投机分子。这些变动确实有一些是机会主义的，中国话投机是一个负面的词，但是我们在投资界我们说投机，等你做了一件投机的事情，看起来在短期说你这个做得不错，好像赚了一点钱，但是再过5年、10年，我们回过头看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目前还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答案的东西。
再下面有更多的问题，就是我们更没法控制的问题。下面这一些是我们在理性层面上可以研究、可以讨论的技术性的问题，下面有很多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比如说主权财富基金，这一块不光我们，各国的主权财富基金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国内的政治压力和你进行国际投资的矛盾。这最典型的就是中东的这些基金，国内说你别在外面投了，你回来投吧。去年股市的情况出现问题的时候，人家说中投为什么不投国内的股市？我们说没有办法投，因为我们基金成立当时的宗旨不是这样的。且不说外汇基金做什么用，这是国家层面的事，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是听听而已，因为我们是一个执行者，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发言权。
但是，这个问题在很多的国家都变成了很大的问题，在以前是没有的。几十年来，主权财富基金都没有碰到很多的问题，这一次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下一个问题。你把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泛政治化的问题，这在很多的发达国家里都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最明显的是目前为止仍然认为自己势力最大、最强、老子天下第一的国家，他当然觉得，你们就是想要在我们这里做点什么事吗？当然，这个话不是一个声音，很多声音我们所看到的国会的议员、参议员、众议员，这已经变成了经常我们不得不对付的问题。
前年下半年，今年的上半年，金融危机并没有展开这么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倾向。包括了现在在主要发达市场上的这些人在内，当时非常高调地出来说，我们对于主权财富基金很怀疑，我们觉得他们可能是要做什么坏事的。我们说主权财富基金已经出来了50年，你怎么没有吭声？下面说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别的，就是关心俄罗斯和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这个话没有人出来说，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俄罗斯出来问，他们说是说中国的，中国出来问他们说是说俄罗斯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相当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
最近，我们在发达国家投了几笔，有的是能源的、有的是基础设施的、发电的等等。我们投的这几笔，没有一笔是超过20%的，但是10%靠不住，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做。如果你只在10%，剩下的几个百分点就需要拉进别人投，这就使得交易结构复杂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很难弄，而且下一步对于你自己的利益就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不得不设下几个百分点给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钱不多。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一个小股东，仍然是发言权不那么大的股东。但是，很多的国家就不干了，说这不行，这影响了我们的核心利益。当然，作为整个国家来说没有提出来，但是议员等很多人不断出来写信，有一些人很高调地跑出来叫。因为我们需要用人家的游戏规则办事，我们也找一些公关公司，请人家吃顿饭问一问，下面人说我们一点不担心，但是我对于我的选区的人民负责，他们希望我说这个话，我就得说这个话。所以，这个东西变成了泛政治化的东西。它很自然地影响到了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
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使得很多国家的监管机构有压力，监管机构不可能完全中立地看待问题，虽然所有的监管人员都认为自己是中立的。因为你在这个国家的国度内，所以你考虑的不能只是自己政策层面上的东西。老百姓呼声起来的时候，你们一再讲你们很欢迎中国的投资，而且你们国家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我们要合起来会很好。可是，为什么你们监管机构出的规则那么严格，你们拿过来我们看一看就可以让你们过来，你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以拿过来，什么东西用不着拿过来了，那不行。我们规则有规定，你所有的东西必须拿过来我来判断，你这个我是不是要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很麻烦。我说的这些国家都是英、美、法系统的国家，他们都有上千年的规则来规定系统，一块的投资都要来找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机构投资者和作为一个所谓被看作是政府行为的这一点就成了一个矛盾。我们自己说我们是一个机构投资者，我们是一个财务投资者，所以我们的年报和公开宣传的东西，都是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所以，中国的政府是我们的唯一的股东，我们所有的财务上的东西都由他负责，但是中国政府不对我们所做的投资决策直接干预。很多的国家就说，他把中投、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国所有的电力公司、建筑公司全部看在一块。这个问题本来在过去的20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但是现在又转了回来。所以，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我们不得不面临这些问题。
我其实就想说，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黑白分明的解答，但是我希望大家理解我们的事情。
曹远征：刚刚高西庆先生探讨的问题，在危机时期和危机后期主权基金地位是不一样的，危机时期钱的颜色是不重要的，但是危机后期钱的颜色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贸易摩擦的壁垒更重，高西庆先生从这个角度阐述了一下，在这样一个后危机时代，如果你存心搞摩擦的话，任何的东西都会变成理由，颜色也是一个理由。
下面，我们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先生。
姚景源：去年这个时候应当说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沉重，因为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降到了5.4，今年中国三大外贸指标增幅都变成了负值。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有上千万的农民工被迫回到家乡，就是大量的失业。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回忆去年这个时候，我们说最有利的还是总理讲的那句话，我们要坚定信心，总理说“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宝贵”，我们有信心就心暖，心暖经济就暖。大家知道，针对这场困难，党中央国务院是科学地分析整个形势，果断地制定了战胜这场困难的一揽子方针。现在，我们这一揽子方针也是实施一周年。个我们回过头看看中国经济，你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我们还是要宏观经济的四大指标。
第一看经济增长率。个中国今年一季度增长率是6.1，二季度是7.9，三季度是8.9。我讲过，四季度是多少或者全年是多少，现在国内外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预测，因为我们前三季度是7.7，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在两会上我们确认的目标是保持8%左右的增长。我是赞成刚才秦董事长的预测，今年我们中国经济实现8%以上的责任，应当说是没有悬念。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思索一下，年初的时候我们经济学家们也有讨论，这就是2009年中国经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用英文字母来表述，当时我们有的人观点是“W”型，有人说是“L”型，就是掉下去了就上不来了。应当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形成了共识，就是刚才秦董事长讲的，中国的经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实现了“V”型的反转走势。应当说，中国经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遏制住整个经济下行的趋势，而且我们率先走出这场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是来之不易的，这是经济增长率。
第二是看失业就业。中国是全世界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联合国有个帐本，叫做劳动年龄人口，就是16岁到65岁。我们中国2004年的时候，我们16岁到6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9亿，你要做一个国际比较是什么概念呢？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是7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这七大发达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比我们中国的劳动人口还少3亿，我们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就超过了600万，所以中国的就业压力是最大的。我们回过头看今年，我们在一揽子的就业方针当中，我们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我们把民生当成就业第一，这样一个指导方针的话，应当说我们今年在就业方面，还是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就。
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农民工，去年年底大家在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的时候，不少人讲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工的问题，因为上千万的人回到村里。而且，这些人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们在城里干过几年他见多识广，第二个特点是他们口袋里面有一点钱，虽然不多，第三个特点他们已经不会干农活了，已经不适应农村的生活条件了。所以，这样的人上千万回到农村怎么办？当时大家讲，索性还有一个春节过年可以稳住，然后再稳到正月十五，出了正月以后，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现在看，这个问题没有出现，我们最近在全国调查了1.5万家在9月份有过招工经历的企业，49%的企业答复是出现招工难。
第三就是物价。物价我们回到今年年初，大家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预测2009年的经济，也是两种意见，一种是中国有可能出现通缩，还有一个是通胀，两种意见同时并存。现在，我们应当说今年就剩最后一个月了，我们是到11月份各位知道，我们CPI是正0.6，是由负转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通缩的问题不会有的。现在我们通胀的问题，我们1到11月还是-0.9，把12月份加上，我预计全年恐怕还是一个负数。也就是说，中国今年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遏制住经济下行的趋势，使整个经济处在企稳回升、企向好的状态下，我们使价格可以保持在一个低位的平稳状态，这也是来之不易的。
第四是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大家知道，我们今年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是有所改善的。所以，回过头看四大指标，看经济增长率、看失业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我们战胜危机的一揽子方针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我们再看明年，我们到了后危机时代，走出这个时代，我是完全赞成秦董事长讲的。我需要加一点，就是明年我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我们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紧紧地结合起来。我们要在转变当中谋发展，在发展当中谋转变。中国经济应当说目前我们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现在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比如说我们结构调整的难度和压力在加大，我们市场内在的动力和活力不足，我们农业基础仍然不稳，我们就业形势还是严峻。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要把它紧紧地结合起来。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我觉得核心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一定要把我们过去长时间整个经济增长依赖第二产业支撑，我们要把它调到一、二、三产全面支撑，特别要发展服务业。因为我们服务业的比重太低，我们现在是40%左右的服务业的比重。这40%左右，比发达国家要低，比美国低40个点，比全世界平均水平大概低20个点，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第三产业不仅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又是一个吸纳就业最重要的一个领域。而我们恰恰是就业压力最大，我们第三产业又如此地薄弱。在三产当中，我倒觉得我们不但是结构低的问题，还是层次低，一提餐饮业就是吃饭、喝酒。我到现在出差，从南到北又有一个新三产，就是洗脚，我不是反对，这也可以安排就业，但是是低增长的，我们一定要发挥高层次的三产，比如说我们《财经》可以划到三产里面去。所以，总理讲要把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作为结构调整的突破口。
第二，我们要把长时间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要转变成以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美国一危机了，我们这边就大量失业了，我们长时间依赖投资拉动经济，我们的经济免不了波动。你用投资作为第一拉动力，你肯定经济会出现大起大落，而我刚才讲，我们前三季度7.7的增长，7.7的增长当中，有7.3是投资的贡献率。7.3÷7.7=94.8，这么高显然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一定把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第三，是解决我们过去在增长上主要以资源物质投入，转变到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所以，如果我们把明年整个的经济工作，我们把它作为这样一个过程，作为我们转变增长方式、作为我们优化结构、作为我们不断地增强市场内在的动力和活力的过程，我觉得明年的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应当没有问题。
曹远征：刚才姚景源先生是对中国的经济做了一个展望，他说应对中国金融危机走出一个“V”型，这和秦晓看法是一致的。在明年的展望当中，他认为经济依然被看好，但是也提出了结构调整是个难题，提出了在供给方面要调整结构，特别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在需求方面要扩大消费，不再单纯依赖出口，更重要的是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高。
下面，我们有请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先生。
史蒂芬·罗奇：非常感谢能够再次回来参加年会，我觉得非常荣幸，我也希望能够给我一个硬椅子，不要有沙发。
我也同意之前的几位发言人所提到的观点，大家我也想说，尤其是要对议题一，它主要是讲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的前景和世界经济的前景。我觉得这一点不同意，你用的是后危机这个词，我们大家都在装着危机已经过去了，好像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恢复到危机之前了。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一种自满的态度，这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所以对于这个词，我觉得不是很好。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在不断变化，这就意味着对于大家来说，所有的人都在面临着变化。东边、西边包括中国都在经历着变化，我们不能装着说后危机了，经济已经过去了，就是说经济危机之后和经济危机之前，就是雷曼兄弟破产之前的世界是一样的了。危机在中文里面蕴含了危和机，后危机世界对中国来说，也能够利用这些机会。如果中国在后危机时代不变的话，将会面临很多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未来如果不去正确处理，恐怕就不太容易改进。我对于中国还是非常乐观积极的，我觉得中国最主要的特点会需要变化。大家对于变化的意愿，实际上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好的良药，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中国应该再次进行变革的时机了。
我给大家看几张图，这样能够更好地解释我的观点，这些曲线表明，三个主要的领域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包括了出口和固定收入投资，还有右边是个人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在过去的15年中，就像左图所示，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固定收入和出口，GDP占比非常大，占到了75%，还有内部的个人消耗。
温家宝总理在2年半之前提到，中国从表面上看还不错，但是表面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是非常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温家宝总理这么说是正确的，他2年半之前就提到这一点，而且经济危机使他所说的话更加地正确。姚先生提到了今年中国的经济，我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今年中国的经济可能会更不平衡。GDP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长7.7，这主要是在左图的黑线上体现的增长，那么固定投资已经达到了75%，甚至达到了GDP增长的95%，这是前三季度的一个状况，这是不平衡的状况。现在有两个模型，左边是一个旧的模型，在右边是一个新的模型。所以，大家可以选择旧的还是新的，如果选择旧的话，就会面临很多问题和很多的麻烦。因为这个红线是出口也开始下滑。不是因为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对手会有什么变化，而是因为这个出口市场或者是外需，会长期疲软，尤其是美国的消费者。所以，如果你还选择旧的模型，你可以看到红线会往下滑，就意味着你的固定投资占比，一定要再往高走。这样，就会引起社会稳定的问题。
现在固定投资已经占了75%，你还想占多少呢？如果说你还是按照旧的模型走的话，必须得达到50%、60%。那么，这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固定投资占GDP达到这么高的百分比已经是非常不合理了。温家宝总理说的是对的，旧的模型是不持续的模型，目前已经到达了时间，我们一要采取激进的方式改进这个模型，换一个模型。这个旧的模型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个是家庭储蓄。你可以看到第四个线，在2000年，根据经济分析师所说，占GDP的比是27.5%，8年后变成了37.5。人们因为对于退休之后恐惧，所以在这个模型中要消除人们这种恐惧。
姚先生也提到了小的服务业，你可以看到40%，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印度是60%，美国是75%。为什么我们要关心第三产业呢？姚先生说，服务业是人口密集型的经济活动。说实话，除了第三产业之外，还有物流、交通，还有IT服务业，就是在高等学院IT的集群，这都是人口密集型的第三服务业，包括了医生、会计、咨询师，甚至包括了金融业的领域。服务领域是增长的发动机，它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应该占比更高，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基本上增长要比人们预期的高的多。和06年计划初期相比超额达到了目标，但是温家宝总理也是用批判性的眼光来看，他说在一切看起来不错的情况下，增长的质量并不是很好，这个新的模型中一定要解决中国经济中的一些定量化的因素，低消费、低服务、以及研发占GDP的百分比，最新的研究成果，看了一下城市化的进展，还是不错的，还有老年保险，在不断的增长。对于普通的老百姓的来说，劳动保险太低了，整个进展还是令人失望的。还有包括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我们的解救方案在哪？中国面临怎么样机遇？尤其对于中国来说，我想捕捉这些机会，尤其是后危机时代的机会，要采取一些新的措施。
有三点非常重要：对于12个五年计划成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要在这三方面下非常大的努力，我认为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私有领域养老金还有医疗保险、还有失业保险，当然在这几年中已经采取了措施来支持这些社会保障以及养老保险，但是目前这些措施太小了。我们应该减少预防性的储蓄，同时让中国家家户户能够把这个储蓄用于消费。第二点之前也提到了，一定要增加农民家庭收入，对他们提供支持。目前有8.5亿中国人还是在农村，他们的家庭收入非常低，而且也缺乏收入，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们采取一些优惠的收税政策，采取一些好的土地改革政策，一些新的IT设施，把这些农民家庭和沿海的一些区域的差距减少。这样才能够建设更加的和谐的社会，所以说这个对中国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他也是不断的强调这一点，如果要建设和谐社会一定要支持这一点。
第三点，如果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十二五”计划，我们一定要规划一个大规模服务性行业的蓝图，强调需求的转型。从资金密集型转变为人力密集型，这样能够更好的吸收劳动力，因为在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盈余，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机会。对于“十二五”计划来说是机会，“十二五”计划将会在一年之后实施，所以对我们来说，筹划这个计划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三点因素，这样中国才能更好的从旧型转向新型。
怎么达到更好的平衡，有什么好处？能够收窄收入差距，对和谐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另外就是减少盈余储蓄，同时也能够减少往来帐户的争端，降低贸易压力，因为目前对出口人民币的盈余的确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内部结构性的转型，另外我们对于工业生产要转型为更加清洁的环保的GDP，这样才能够最终的实现中国环境保护的目标。
最后一点就是服务，因为服务业是新的增长动力，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来说是重要的体现。后危机时代大家都假装说危机没有发生，就跟一场梦一样，世界不再是一样的了。和几年前是不一样的了，中国一定要采用并且改变一些政策，来应对新的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所以目前不是自满的时候，而是大家应该抓住机会，展示自己愿意做出改变的承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也曾经是做了很多努力，进行了改革，这是中国过去30年的特点，也是我非常自豪过去15年中在中国从事的事业。
曹远征：他说尽管中国经济现在是恢复了，但是面临了新的不确定性。他说，温家宝总理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特别是危机后对中国意味着是从一个旧的增长方式，向一个新的增长方式过渡，他说在未来的发展中间，可能是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期间特别要注意几件事，一个宏观经济的稳定，顺差的减少，以及更多的关注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来获得绿色的发展。
下面请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博源基金会特约经济学家马骏先生。
马骏：谢谢，各位早上好！
刚才各位嘉宾都讲到结构调整方面的问题，我也非常赞同，我讲的题目叫做“2010年宏观经济面临若干调整”，总体的判断我想是乐观的，一些结构调整也继续进行的话，中国的GDP增长的速度可以达到9%，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有几个特别的问题和挑战我想提出去跟大家探讨，第一个就是货币的可信度的问题，今年年初的时候是有一个目标的，17%，但是实施的是29%。在恢复信心，逆转经济下滑的势头方面，这个问题同时导致了一些风险，比如说通胀、资产质量的风险，明年我想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来讲，怎么来增强货币的可信度，就会加剧通胀的预期，通胀预期事实上推动通胀的上升，我想在增强可信度增强可信度方面，有一些什么可以继续做的事情，恐怕有4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要及时公布M2的增长速度，如果这个增长速度老百姓不知道，心里就没有底，这就没有确定性。公布了以后，至少政府在货币增长目标方面比较严肃的承诺。第二就是政策的协调性，今年如果从季度层面上来讲，货币的增长速度为什么会大大超过原来的目标，我想一个是货币政策虽然目标定在17%，但是事实上财政政策和项目审批的政策，它要求新增的贷款远远超过了5万多亿，这里面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项目审批政策的力度和规模方面的不协调性，明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调。
第三个是应该坚持信贷的审慎原则，我想不应该放弃信贷的原则。另外财政方面，如果原来计划的4万亿的刺激政策，按原来的时间表在明年把4万亿全部花完，很可能造成事实贷款的需求超过7万亿、8万亿。如果到了8万亿以上，事实上就形成了货币政策和其他的政策不协调的现实的风险。所以，我的建议未必4万亿要在明年花完，有一些项目可以等到明年或者是2011年去花。
另外一点是不确定风险的来源，我做了一个测算，最保守的估计明年的通胀是5%，假设宽松一点，比如说食品价格再上升5%，房价再上升10，油价再上升15%，这是1到5到10之间的对于通胀的不确定性。还有预期对于通胀的不确定性，最近我们观察M1已经超过了M2，不少的老百姓把定期存款搬到了活期存款，一部分就是通胀的预期。6到9个月以后，会出现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而货币的流通速度，可以在货币增长不变的情况下加剧通胀，所以这是很大的不确定性。
怎么样抑制这个不确定性？就是由于通胀预期带来货币流动速度的上升，这种对于通胀的不确定性，要及时采取利率工具，或者说采取加息的手段。我具体的想法是，不要等到通货膨胀涨到2.25，就是我们一年期的基准利率再加息，要比那个早。因为我们要给市场和老百姓一个信号，银行是有一个承诺，会保证实际利率为正，如果这个承诺不被市场预期到，很可能市场预期实际利率为负，会变成通胀很重要的原因。
有些人担心，如果我们提早加息会导致热钱进来，我没有那么担心。我具体的理由，热钱进入中国，绝大部分并不是放在存款里面，要享受你2、3次加息的好处，比如说54个点或者是48个点，绝大部分的热钱进来是炒股票、炒房地产。如果你加2、3次息，能够把房地产的泡沫抑制住，比如说原来某些地方地产价格的上升每年30%，你达到0%，反而会抑制热钱进来。
我想讲的第三个是资产泡沫本身，我并没有现在面临一个全面的资产泡沫。从A股上来讲，目前的估值我觉得相对比较合理，事实上比历史平均数字稍微低一点。但是，未来再有20%到30%的上涨，这个泡沫就比较明显了。
地产方面比较大一些，尤其是在一些大的城市当中，这个大的泡沫已经比较显性化了。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提到要抑制投机性的需求，要使用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我觉得非常正确和及时。具体来讲，就是要加强二套房的信贷实施力度，应该40%的首付就40%，有一些地方应该减少对于第二套房的优惠利率。
另外，我觉得限外令应该重新启动。几年以前我们有限外令，就是籍外人士不得买中国的房子，事实上很多的地方已经放开了，在不远的将来，应该重新启动这个政策。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明年同比的GDP增长，可能在二季度会发生二次下行。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前面讨论的，姚景源和秦总都讲到了，到底是“V”型还是别的形状的经济复苏。目前来看是一个“V”型的状态，今年的四季度我估计GDP同比会超过10%，明年的一季度，我估计会超过11%。但是，这个“V”型反弹的背后很大的原因是一个激素效应，到了明年二季度，同比了经济增长会开始下行。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二季度的环比增长，前面秦总也提到了，年度化达到了18%，光是这个激素效应，就会导致明年同比会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
从技术上来讲，这好像是一个激素效应，大家从经济学上来讲，事实上反映的是靠刺激政策推动的短期的经济的反弹的不可持续性。从明年全年的情况来看，我估计同比的经济增长见顶就在一季度，是11%以上，此后逐步下行，到明年年底8%左右。这对于政策带来一个什么挑战呢？有些人我估计到时候会提出，由于同比经济增长二次下行，我们再来搞一套刺激性的政策。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为什么说不应该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面临通胀的风险，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三季度，整体的通胀趋势是往上走的，在通胀的压力之下，继续扩张，或者是货币或者是财政，会加剧通胀的压力，这是不能搞的理由。另外，为什么不必要搞？我们刚才讲的二次下行，不是巨大的会带来恐慌性结果的二次下行，而是比较浅的二次下行。11%左右下降到8%左右，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比较正常的调整，从过热转向正常，不应该防止它和阻止它。
最后，这种适度的放缓，有利于经济调整。在经济适度放缓的情况下，有一些低端、高耗能、低收益的产业自然会退出这个产业，不需要政府采取很多的行政性的手段，去强制性的抑制产能的增加。
最后，美国的经济可能超预期反弹，带来对于中国的悖论。美国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会达到3.6%，超出市场预期1%多。如果这种情况实现的话，就表明中国的出口超预期反弹，我个人的估计是到明年二季度，中国出口同比增长可能会达到15%到20%，这是非常好的数字。
一方面这是一个好事情，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担忧，我担心的是什么呢？由于出口反弹，我们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抑制低端出口产能方面，可能改革的动力就会减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一些道理似乎很简单，说这些低端的企业都已经活了，你为什么还要抑制它？这就出现一个悖论，我们在出口很糟糕的时候，你不能搞结构调整。在出口好的时候，又不愿意搞结构条件，如果这样的话，就永远没有办法做结构调整。所以，最根本上来讲，恐怕是决策者的政治意愿的问题。如果决策者有改革的意愿，其实具体的政策选择还是比较显然的，我想至少三个方面。第一，在出口已经回升到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水平的时候，人民币的弹性应该恢复，第二过去一段时间，作为危机管理我们加大了对于低端的高耗能出口产业的支持力度，比如说通过出口退税增加的政策可以逐步取消，第三应该进一步加大环保政策的力度。
曹远征：马骏先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短期的角度、总量的角度来分析了一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未来遇到的问题。他们都着重强调了，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产生，政策的稳定性非常重要，特别要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各种政策的协调性。在这中间，他有很多的建议，应该保证实时利率为正，或者是在泡沫时期应该降低整个经济的杠杆率，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化。尤其他提到，可能是由于世界经济超预期的好转，对于中国的出口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更应该防止由于盲目乐观而导致的对于结构调整的忽略，而这一点恰恰是秦晓和史蒂芬·罗奇他们所坚持的，一定要进行结构调整。
下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提一到两个问题。
提问：您认为中投应该纳入国有资本金预算当中吗？中投明年会有多少利润？
秦晓：虽然国务院给我们的是5年的业绩，但事实上我们每半年都要交一次利润。
提问：我问一下史蒂芬·罗奇先生，您提到现在用的后危机的词，我们还是应该多考虑一下危机在复苏过程中进程现实的情况。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在迪拜的危机之后，类似于主权的危机，您判断其他的国家会不会发生这样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大不大？在未来的一年中，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史蒂芬·罗奇：我觉得金融危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面发生过好几次，那么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经济的恢复期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短期的，近期我们看到它的恢复期都是比较长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济恢复，为什么这么短？根据我们所看到的目前的IMF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目前有很多提供的数字，包括4万多亿的坏账，有可能这里面会成为呆帐。
目前，为什么经济这么短就复苏了呢？其实，经济里面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进行分析，那么他们有可能会继续影响今后几年我们的世界经济。所以，经济危机之后会有很多这样的因素，迪拜的危机，它是一个比较孤立的危机。但是，这也表明了我们很多高杠杆制度下的，很多的债务是很高的，由于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就隐藏下了这样的危机。
目前我们说的是一个非常弱的恢复，对于全球的经济来说，尤其是明年会上上下下很多，在今后的几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经济实际上都是有一个非常弱的经济恢复，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
曹远征：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我推荐一本书《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多的问题在上面都有，所以今天第一个讨论到此为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