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讲述《交锋》背后的交锋:魏巍作判决书式发言

■本刊记者 关昕

1998年，马立诚与凌志军合作撰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出版后连续两年成为当年中国最畅销书。《交锋》发行200万本，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1999年9月，马立诚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然而，围绕着这本书，也有一场激烈的交锋。

改革催生《交锋》

《国家历史》:为什么要写《交锋》？

马立诚:这是由改革之潮催生的。1995年春天，京城开始流传《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这样一篇打印文章，声讨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造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篇文章可能写于1994年底或1995年初，没有署名，但作者肯定是“左”的思潮的坚定代表者。这是第一份“万言书”。稍有经验的人都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随着这篇文章流向全国，一种恐慌的情绪也开始蔓延。

1995年夏秋之间，第二份“万言书”——《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在海外发表，然后“出口转内销”。这篇文章否定改革开放，提出要以“反对和平演变”为纲，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1996年底，第三份“万言书”《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问世，文章认为“抓大放小”就是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需要提及的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该文作者段若非与我们的一场官司。第四份“万言书”是1997年1月到2月间完成的，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这篇文章点了一大批所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报刊和书籍的名字，要求开展“大批判”，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四份“万言书”，力倡以阶级斗争为纲，设置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禁区，批判邓小平理论，否定改革开放，来势甚为凶猛。在1997年春，“左”派还拿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示众”，对他开展大批判，要求撤销他的职务。这一切，导致当时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搞改革开放的人“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心有余悸，生怕挨整，情绪一片低落。左派在邓小平去世前后的日子里接连抛出四份“万言书”，用意是很深的。他们想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影响和干扰中国前进的方向。对此，我和凌志军以及我们的朋友都十分忧虑，一直想用某种方式回答“万言书”的挑战，回击“左”的思潮，为推动改革开放贡献绵薄。

直到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重申了邓小平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万言书问世以来，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回答万言书的指责。这次讲话之后，一些媒介发表了于光远、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等人的谈话，要求推进改革，冲破姓公姓私的禁区。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击“万言书”的契机。

《中国经济时报》抓住了这个时机。8月中旬，该报的张剑荆、施滨海约我写一篇系统评价1978年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文章。我于8月底完成了这篇一万字的文章，题为《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9月12日，十五大开幕当天，《中国经济时报》以头版整个篇幅套红全文发表这篇文章，引起广泛关注。9月下旬，一些出版社找到我，要求以此文为提纲，扩充内容，写一本专著，特别是要把十五大召开之后的改革热潮也写进来。出版社提出，要趁热，两个月左右拿出30万字的稿子。此时，人民日报社华东版采访部主任凌志军从上海来京开会，我邀请他加盟此事。凌志军同意合作，于是我们在北京和上海分头紧张写作，于11月底完成了这部32万字的书稿。最后确定书名叫《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这本书冲破了禁区，公开披露了四份“万言书”给改革开放造成的危害，批评了“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和“所有制崇拜”，要求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结果是大家都看到了，这本书表达了多数人的心里诉求，受到欢迎，发行200万本，形成了持续的“交锋”热。

《国家历史》: “三次思想解放”，为什么这么称呼？

马立诚:《交锋》出版，正值改革开放20周年。我们提出三次思想解放，是对这20年划分阶段的方法之一，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划分方法。

我们认为，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冲破“凡是派”禁锢，打破个人崇拜。第二次思想解放是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破除“姓社姓资”。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1997年新的思想解放潮流，冲破“姓公姓私”。当然，思想解放是没有止境的，而且川流不息，一次接着一次。我们提出三次，是一种概括方法，其根据是以大的突破作为标志。

《国家历史》:《交锋》这本书是怎么出版的？

马立诚:书稿写完之后，我们首先给了《中国改革报》。该报十分热心，于1998年1月8日开始连载这本书的内容，引起了各界极大反响，读者纷纷给报社写信、打电话，希望报社联系安排此书出版，以振奋改革锐气。辗转相传的结果，今日中国出版社在1998年春节前夕拿到了书稿。这家出版社自1997年初以来策划出版了“中国问题报告”丛书，深受欢迎。丛书总顾问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总策划是当时今日中国出版社副社长黄隽清和副总编刘洪，丛书主编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许明。在他们的支持下，《交锋》列入“中国问题报告丛书”，于1998年3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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