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正遭越南和台湾的两面夹击 - 金钾大匣和迅博客 - jingedaxia - 和...

转自颜昌海的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4042176.html

中国大陆，正遭越南和台湾的两面夹击。这种夹击，是政治夹击。本来，在政治上，这两个地方都没有夹击中国大陆的本钱。台湾以前也是党国制，实行一党专制独裁，连它的盟友美国，也经常用民主、人权议题来敲打它；越南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同志加兄弟”，和中国大陆一样都是苏联模式下的政治体制，更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夹击中国大陆。

但是如今，因为越南和台湾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斐然，因此对中国政治体制形成了夹击之势。中国大陆，根本不需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体的围攻，仅仅越南和台湾的两个政治势力，就已经给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带来了巨大压力。

先说越南。越南的改革开放，起步比中国晚。但是后来居上，短短几年，基本完成了向民主和法治的转变，而且过程顺利，平和。

首先，越南已经基本实现党内民主。

一是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越共规定对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项目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

二是越共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直到得到满意答覆为止。

三是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广泛吸收党内外智慧。这从1986年“六大”开始，提前两月公布，在全党进行充分讨论，对文件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革新开放路线，“七大”、“八大”继续这样做，到了2001年“九大”，越共首次通过新闻媒体提前两个月公布政治报告草案，不但在全党甚至在全国范围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进行补充修改，越共“十大”前将《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交全民讨论，这不但集中了党心，还反映了民意，充分表现了执政党的责任心和自信力。

四是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有两名后选人角逐后，实行差额选举产生。选举前，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家庭地址、电话等向全社会公开，便于党员干部和群众直接实施监督。省委书记及所有省级干部均需有10%差额比例，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还允许党员干部自荐参选党政群团领导职务。 五越南允许党内有“内部派系竞争”，党内可以发出不同声音，也可容纳不同人物进而实现利益的平衡。

其次，越南社会已经初步具有政治民主：

一、越共将《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交全民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二、国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

三、国会代表允许非党参选；

四、国会代表允许自报候选人参选；

五、国会代表允许竞选，候选人可以通过与选民会谈、接触或向选民报告自己如被选为国会代表后将怎样履行职责等方式进行竞选；

六、国会代表选举实行社会监督；规定候选人、社会团体代表或被委任者有权见证、监督检票和对检票提出申诉。报刊记者，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记者，摄影记者得见证监督检票；

七、国会代表职业化，要求参选人要有履行国会代表职务、参加决定国家重大事项的能力和水平，有优良的道德品质，模范地执行宪法和法律，并得到人民的信赖；

八、国会甚至有权对由其选举或任命的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进行“信任投票”。国会代表可在国会会议上向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官员提出质询，质询场面向全国现场直播。

再说台湾。应该说，台湾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大陆逼出来的。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北京，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中国大陆与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日“断交”。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日益陷于孤立。这样的国际环境，使得台湾必须应变求存。

一方面，台湾随着20多年的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带动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新兴的地方财团势力及由中小企业主、中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医师、律师、部分公教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希望分享政治权力，省籍矛盾日渐突出。另一方面，上世纪70年代初期，台湾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的同时，以《大学》杂志社为主导，一批学术界和工商界青年提倡政治革新，提出扩大“政治参与”、“废除政治特权”、“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改造上层政治结构”等主张。党外势力开始活跃并得到发展，要求“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1972年3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面对内外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出一些调整，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包括举行“中央民代”增额选举、在国际上开展“实质外交”等等，并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有意识地提高台湾省籍人士在政权内的地位，力图通过笼络台省籍政、经人才来巩固统治。

70年代后期，党外运动续有发展。1979年，颇具影响的《美丽岛》杂志社聚集了一大批党外人士，意图组织反对党。由于这股势力与台湾当局矛盾激化，12月10日，爆发了“高雄事件”。1979年1月，大陆政府宣布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对国民党当局形成新的压力。1986年3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给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震撼。美国也敦促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此时岛内党外运动有所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在1986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之后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内外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国民党当局在1986年开始的所谓“政治革新”，目的是在新形势下以变求存，虽仍没有突破“动员戡乱体制”的范围，但解严、开禁确是4O多年来台湾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变革，台湾的政治体制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军事戒严和向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方向过渡。

此后的变化，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台湾民主化带来了政党的和平轮替，使得台湾成为“民主的灯塔”。蒋经国在台湾的政治改革，不可否认地对大陆具有很大的示范意义。

在两岸统一的前提下，分歧在哪里？经济的差异不是关键，台湾有很穷的地区，大陆有很富裕的地方，而经济更有非常强的互补性。很显然是政治体制的差异，无可否认台湾政治体制上与大陆是天渊之别，远大于海峡之间的距离。

当然，也不能说大陆没有进步；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人都会感受到，不论是公民的言论自由，维权意识，出入境自由，还是行政体制、法制建设、选举制度、制约机制和反腐机制的形成，所有这些，都蕴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但是，与经济飞速发展相比较，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却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

迄今为止的中国的改革，是通过给予国民以私有产权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改革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但如果不继续扩大国民的其他政治权利，那么就存在一种实际上已经浮现出来的危险，那就是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并积累了财富的人与政治领域的权力结合起来，形成权贵资本主义。而权贵资本主义，危害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于是，现实中存在着一种两难之境，继续政治体制改革，将损害权贵资本主义者既得利益；不进行改革，同样也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盛行，从而危及社会的发展，埋伏革命的危机。

那么，现实中的出路何在？越南和台湾的存在，恰恰为大陆提供了一条出路。

当然，还有另外两条路，都是在中国的北部。一个是俄罗斯模式，经历暴风急雨的巨变而实行了民主化的演进；一条是朝鲜模式，整个中国回到30多年前的禁锢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