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军和越南陆军

和中国不一样，中国农业文化，所以更内敛，不会大规模的对外征伐。而武器稍微超前的西方社会，就开始征服世界。落后就要挨打是一条真理。另外一点，有钱人就眼红，这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东方社会，首先陷落的是印度，殖民者逐渐攻打下东南亚诸国，然后是中国，日本。

日本的海军强大起来归因于日本知耻而后勇的民族性格。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美国首先打开了日本的大门。按照日本人的性格，这个仇恨的火种早就已经种下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美太平洋战争只不过是日本的报复。所以日本长期发展海军，然后对美开战，并非是偶然的。

佩里舰队的到来不但传遍了日本，也引起了近邻一个大国的注意，这个大国早就对日本虎视眈眈，希望能打开这个封闭岛国的大门。嘉永六年（1853年）七月，在送走佩里舰队后不到一个月，日本人再次遭遇了一场惊吓，俄罗斯帝国派遣使节普提雅廷（Yevfimy Vasilyevich Putyatin，1803-1883年）率领四艘船来到了日本。

当时的俄罗斯正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在西亚，俄国正在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施加压力，希望能获得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这两个海峡位于当时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附近，是亚洲与欧洲之间的分界线，也是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连接点，俄罗斯一旦控制了这两个海峡，俄国的军舰就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地中海。当然，英国和法国并不以往俄国的图谋得逞，对于英国来说，它自然不希望自己从地中海经由埃及前往印度的道路上出现任何可能存在的威胁，而英法也都不希望俄国在东南欧与西亚的势力坐大，威胁到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因此，在1854年前后，英法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正是在西面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俄国还是派出了普提雅廷舰队来到日本，希望在佩里以后分得一杯羹。

普提雅廷到达日本以后，他很有“风度”地根据日本的国策，在长崎向日本人提出交涉，要求划定日俄之间的边界，并提出开国贸易。日本幕府方面又一次拿出了“拖”字诀，提出考虑以后再做答复。这一次，幕府倒是押对了宝，普提雅廷并没有耐心和日本人耗时间，克里米亚的紧张局势使他身处于远东英法舰队活动区域的舰队变得十分危险，因此，他不得不于10月起锚退出长崎，是月，奥斯曼帝国向俄罗斯宣战，克里米亚战争正式爆发。普提雅廷舰队向中国上海撤退。当年12月，普提雅廷的舰队又一次出现在日本，他急匆匆地要求幕府立刻给予答复，幕府的回答是：正在考虑美国人的请求，目前开国为不可能，当在考虑给予他国通商待遇后，即给予俄国同样待遇。得到这一答复的普提雅廷在次年一月匆匆离开了日本。

此时，马休·佩里正带着他的舰队在中国，就在清咸丰元年（1851年），中国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起义迅速席卷南方，太平军于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攻占南京，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在华利益，佩里舰队正在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游弋，护卫侨民。在接到俄国普提雅廷舰队前往日本的消息以后，马休·佩里心急如焚，他惟恐即将获得的权益为俄国人捷足先登，于是在日本嘉永七年一月十六日（1854年2月13日）再一次率领舰队来到江户湾口。这一次，佩里手下除了萨斯奎那号和密西西比号两艘蒸汽船以外，又携带了一艘满载排水量达2415吨的巡洋舰“波瓦坦”号（USS Powhatan）以及四艘帆船，构成了七艘船只组成的大舰队，二月，萨拉托加号和朴利茅斯号两艘帆船也到达了江户湾，佩里手里握有九艘“黑船”，大大超过其第一次来航的规模，他杀气腾腾地提出了开国要求。

幕府对佩里的第二次来航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没算到的是来得如此之快，佩里口中所谓的“明年”在刚刚度过新年以后就生效了。此时，幕府对于佩里的要求正在广征意见，佩里的要求被发到各个阶层，从幕府的旗本、谱代一直到外样大名甚至基层民众，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德川幕府建立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连以往在政务上没有发言权的外样大名这一次也被要求发表意见。许多人大惑不解：是否接受美国人的要求不是应该取决于幕府的乾纲独断吗？如果幕府表明接受，相信不会有任何人会提出异议吧。

在佩里来航之前，朝廷于弘化三年（1846年）曾经下诏要求幕府整顿海防，而在佩里来航以后，幕府立刻把这一事件上奏给朝廷。朝幕关系的变动，是显示幕府控制力的晴雨表，一旦朝廷在政务上处于强势地位，就意味着幕府影响力的削弱。所以，幕府控制局面能力的减退是幕府提出“大讨论”的一个深层原因。

而直接原因则是佩里来航后幕府发生的一次内部变动，嘉永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就是在佩里第一次来航起锚离开日本后不久，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一病而亡，继任将军是一个病秧子，因此，作为幕府老中的阿部正弘就成为幕府的掌权者，他作为一名老中，自然不敢承担“变更祖制”的责任，于是，他想通过“大讨论”的方式，使更多的人来帮助他分担责任。幕府此时的心理是很微妙的，一方面，它畏惧美国人的武力威胁，不得不开国；另一方面，它指望“开国”这两个字首先由参与“大讨论”的那些人一致提出，幕府就可以“顺水推舟”而不用背负上“违背祖训”的包袱。不过，令幕府大跌眼镜的是：参与“大讨论”的人却没有如幕府所料地那样“配合”，他们有些抱着“乌龟壳”式的态度，不看形势而拒绝开国；有些人则闭口不言，不愿意成为“出头鸟”，更有些人则纯粹胡闹，提出些希奇古怪的想法来“攘夷”。幕府在综合这些意见后，在开国与御敌之间模棱两可，莫衷一是。

马休·佩里的第二次出现结束这次“大讨论”，九艘黑船将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江户湾。江户是日本的心脏，心脏受到威胁，幕府的态度立刻软化。同时，佩里还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他表示，一旦开战，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海军舰队可以立刻赶到。深知不敌的幕府无法再次使用“拖”字诀。嘉永七年三月三日（1854年3月31日），佩里率领500人，在神奈川的横浜（今横浜市）上陆，与幕府方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日本为向美国船只提供燃料、水、食物等补给品而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二港；日方须对美方的遇难漂流船只给予救助，并将船员交还美方；允许美方派员驻在下田；并给予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一旦日本给予其他国家权益，该权益美国无条件可享受）。

《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实行了200年的锁国体制的崩溃，日本的国门被佩里的炮舰威胁所打开。得其所需的佩里满意地离开了日本。

幕府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在送走了佩里以后，同年八月，英国人詹姆斯·斯特林（Sir James Stirling，1791-1865年）也率领英国远东舰队来到了日本长崎。英国人仿效佩里的做法，同样用武力相威胁，已成惊弓之鸟的幕府许可长崎奉行水野忠德立刻与英国人谈判并签订了《日英和亲条约》，除了下田、箱馆外，日本又开放了长崎，并给予英国人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

十二月，俄国人普提雅廷也卷土重来，就在这一年里，英国和法国向俄国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由俄土战争进而演变为一场国际战争，英法联军进入黑海，围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正是在这样的紧张局势中，普提雅廷还是“抽出时间”回到日本，十二月二十一日（1855年2月7日），幕府方代表筒井政宪和川路圣谟与普提雅廷在伊豆下田的长乐寺签署了《日俄和亲条约》，规定日俄之间北部边境在得抚岛和择捉岛之间，桦太（即库页岛）的归属问题待定；俄国也获得了美英两国同样的权益。

在次年的十二月，日本幕府又和荷兰之间签订了和亲条约，规定结束对荷兰的特殊待遇。荷兰也获得了和英美俄等国同样的权益。

1858年，七月，获得天津条约允诺的英法联军撤军，但是英将义尔真和法将格老转至日本，要求开关通商，并驰教禁。当蒙日皇照准。这一点可见当时的西方列强，依靠武器的先进，在东方如入无人之境。而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的发展以后，就成为亚洲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