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利工地上的日子

   我和克定哥，还有艾德金的大哥艾德鑫代表三队做先行官，我挑了一个简单的行李，用一付粪筐（实为挑土的备箕），一头装了我上高中睡了几年的被子，一头是网兜里装着一只脸盆，里面有带咸菜的几个罐头瓶子和半袋米；我还在边角处放了两本书和用手帕包着的一只口琴。一把锹掛在扁担上一甩一甩的，撞得脸盆里的东西丁冬作响。那天我们早早就出发了，下午4：00钟就到达目的地了。

    找到分配给三队的简易窝棚，我们就埋锅做饭。我淘米、洗菜，德鑫忙着生火下厨，克定哥则拿锹要把窝棚周围挖出一条三十公分左右的沟来，一则保证住地排水与干燥，另外，主要是防止田鼠跑到我们睡觉、吃饭的地方去。那时，曾流行一种叫“出血热”的传染病，就是由老鼠作为媒介传播的，这种大规模的在野外吃住的群体劳动一旦传染，其导致的危害不亚于现在的禽流感和甲流感。我把菜米淘洗干净，趁德鑫做饭的功夫，拿了锹去跟克定哥一起开沟。

    我们住的棚子是在离取土做堤不远的地方，一道斜坡处。克定哥把沟已经挖好了一段，他怕我没有经验挖不好，就用锹划出一道印子，让我就按那印子挖。只是我身单力薄，锹只能挖去上面浅浅的一层土，不像他那样一锹踩下去，端起来就是结结实实一块土垡子，而且一锹到底，差不多三十公分的沟就成形了。我吭哧吭哧，挖得浅不说还把土也挖散了，那条沟就被我挖得乱七八糟不说，我的手心里还很快打出了血泡，那样子一定是狼狈不堪。克定哥那一段沟已经挖好，他那一脸的黑麻子汪满了汗水。他胡乱揩了一把，拖锹过来帮我把没有挖好的沟重新挖了又清理一遍，然后我们洗锹、洗手，回棚里吃饭。

    干体力活吃饭就是香，德鑫做饭的水平不错。也就是蒸的饭香，再炒一个辣辣的素白菜，加上从家里带来的腐豆腐，酢胡椒，盐豌豆，我一连盛了三碗饭。吃得鼻尖冒汗，大呼过瘾。克定哥说，你要是不到毛家口去上学，在姚铺下学了就回来做事，饭吃得多也不至于长得这么瘦弱，干活路也就有劲了。他的麻脸上掠过一丝真挚的同情与惋惜的神情，言下之意是说就是这个读书耽误了我，今后有的亏吃了。德鑫是一个“独眼龙”，一只眼睛因患白内障几乎失明，我们那里叫“贬子”。淘气的孩子，看到一只眼睛失明的人，就会唱：贬子贬，买冰糖……这是无知小儿嘲笑有眼疾的人，一般人虽不高兴也不与孩子计较，可是德鑫在这一点上，与克定哥一样特别敏感。有一次一群放学的孩子从他家门前走过，有一个顽皮孩子冲他喊了一句：贬子贬，买冰糖！他上去一把揪住孩子给他一巴掌，还拖着孩子上门找家长告状。乡邻都觉得他做得过份，实际上是他娶了一个外地流落在此的漂亮媳妇，他有一种自卑感最怕别人讥讽和嘲笑，其实，德鑫平时是个性格温和的好人。他和克定哥一样都对我这个因多读了两年书，搞得高不成、低不就的人，充满同情心，在上堤的那段日子里，他们俩都尽量照顾我，只让我做些轻微的活路，说话也注意避免伤害到我的自尊心。

    我们打前站的在那片旷野里呆了一个多月，除了分配任务和做好准备，平时没有多少事。他们两人总让我躺在窝棚里看书和写些没有意义的废话消磨时光。我印象最深的是深秋时分，寂静的旷野里月光如水，空气中已是略带寒意，我坐在窝棚后边的草地上吹口琴。想起那一只国光牌口琴是我整个少年时期唯一的文娱生活，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露天电影也是偶尔才会碰巧看上一场的。年轻的心充满惆怅，我就找一个僻静处，反复吹那几只简单的曲子：白毛女的、卖花姑娘的插曲。我吹口琴完全是一种无师自通的瞎琢磨，开始拿着口琴找出1、2、3、4、5、6、7 ……的音符，再尝试吹东方红那种没有韵律的乐句，然后过渡到当时极少的带流行色彩的歌曲上，吹久了就要讲究技巧，什么和弦、伴奏。自己在这种摸索和练习中，既打发了时间，也感受到快乐。要感谢刘克定和艾德鑫这两个老实、木讷的人，坐在棚里默默无厌地做我的忠实听众，直到天晚了，我也吹得累了，我们就在那用芦苇搭的床榻上胝足而眠、酣然入睡。

    那一年，我十七岁。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我正面临一场人生的抉择与考验，我向往着走进某个单位，开始我那未知的人生，我也想要过一种美好的生活。但会有吗？我忐忑不安，一切都是那么茫然。在那个柴草搭建的窝棚里，听着耳畔响起这两个老实巴交的地道农民的鼾声，我辗转反侧，久久难以成眠……。

                                                                                   二

         天气很快就进入初冬了。农民把晚稻收割、打场归仓，又把棉花前三批白花收摘干净，留下妇女打点田间杂事，大部分男劳力就开赴水利工地了。

    那几天，一直阒寂的工地上忽然变得人声鼎沸，有的生产队的工地人来得早，上得也齐。立刻就有了集体劳动，你追我赶的火热景象，有打油诗四句为证：忽啦啦红旗正飞扬，颤悠悠扁担起波浪；喊声四起催快跑，队队组组竞赛忙。现在的人们再难看到那种共产主义大跃进的劳动场面了，所谓的人海战术并不是从科学涵意上说效率高不高，要的是那种激动人心的劳动氛围，那是一种美妙的精神境界，有人把它归结为“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以为真是太贴切不过了。人的幸福快乐感从何而来，来源之一是，激情的释放。这个道理我不细述，你只从坠入爱河的男男女女眼睛里洋溢的光芒就可看出。

    我们海螺三队晚了三天，大部队才訇然到达。我们像陕北老乡迎接长征到达的红军一样，欢呼雀跃，见到久盼的亲人，心中那种温暖和舒坦自不待言；更主要的是，再不必看到隔壁邻队工地热气腾腾，而我们寂然无声，受那种落寞和艳羡交叉的复杂心态的折磨了。当晚，我们安排了大锅饭大家吃得又香又美，把住宿的窝棚一一分配到位。队长和会计又与我们一起察看了分配给三队的堤段和土场。一夜无话，第二天东边发赤就纷纷扛锹挑担进入土场。

    为了提高效率，社员们都依自愿组合的原则分成若干个小组：挖土的与挑土的互相配合，并且要实现工种轮换以保证大家最大限度地做到精力充沛。我仍然归到一帮只拿七八支工的小青年行列里。要说没有竞争和岐视，是不符合公社劳动的真实情况的。人数大体相等的小组，完成的土方任务也是基本相当的，硬指标岂能容许你偷懒耍滑？每天的任务提前完成了，你就可以早些吃饭，早点休息，大家都比着的，谁也不甘落后。这样分组时，那些力气小、个不大的人，就成了烂柿子，谁都拿起掂一掂又放下不要了。有一个叫强伢的伙伴，跟我一样身单力薄，却不是读书的原因，大概也是小学毕业的水平，一到干活分组谁都不要他，这次也一样，急得他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跳，嘴里嗫嚅着：你们都不要我？怎么办！怎么办？……说着，说着，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平时人缘尚可，这次上堤打前站，给大家的生活安排多少做了些贡献，所以大家并不排斥我，我很快和英台、三川、又法、绍福等人搭帮结伙，成了一组。强伢当然也不会被淘汰，队长把他硬性搭配在实力较强的一组，只是自尊心受到一些伤害令他痛苦不已。我一直以为这就是人民公社、甚至是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带一点温情脉脉的色彩。在农村劳动的这一经历，对我影响至深，后来在我从事科研工作的过程中，有时我也把自己中标的课题拿来与大家分享，那些比较弱势的同事我也拉他进来参加我的课题组，因为我知道被排斥、被岐视的感觉实在不是很好，那对一个人的自尊心的伤害是很残忍的。

    一担土大约有六七十斤，从取土处挑到筑堤处有两三里。俗话说，远路无轻担，分组后，自然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的竞赛氛围，大家快步如飞、不甘落后，我唯有频频换肩，以减轻竹扁担对瘦弱的肩膀的挤压。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又想出一个办法，挑土的两个人，中途打调，也就是说，我们不须每个人都把一担土挑着以慢跑的方式走过这将近三里路，而是在中途就交给自己的伙伴。看起来似乎是路走得少了，其实整体算来也是一样，我后来也没有仔细想过，这样是不是可以提高效率？只是当时就是这样做的，也可能是青年人想找一点窍门的把戏。我真正在农村参加的体力劳动就是这一次，挑土跑了五六趟，我已经感到气喘吁吁，双脚像灌了铅一样，变得异常沉重，于是英台换我去挖土；我也不谦逊，没说客套话就和他换了，心想挖锹总比挑担要轻松一点吧。

    谁知道出乎我的意料，持锹挖土一点也不轻松，两个持锹的人要给六个人上土，每只备箕里要放三块土垡子，一担就要挖六次，你动作稍慢就有人催促了，动作熟练的农民挖土仿佛都是经过计算的，左右各一锹，再从正面一锹下去就是一块三十厘米见方的土垡子端起来，然后在备箕里两块平放在下面上面居中放一块，既放得平衡，扁担钩子也好钩。没有经验如我就手忙脚乱，土垡子不是大了、小了，土挖散了，放得不正也会让人挑起来前后磕碰不好走路。我后来上大学讲到泰罗的血汗工资制，就想起那挑堤挖土的经历，其实要提高劳动效率都要把多余的动作精简掉，不仅泰罗知道用“标准操作方法”制定出操作规程和劳动定额，以实现“科学管理”或“合理化的劳动组织”，就连中国的普通农民也一直在自觉实践之中。 

    尽管得到大伙的关照，我劳动不到半天还是感觉似乎要累垮了，肩膀火辣辣地疼，手握不住锹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地瘫软无力。我当然不愿意显得孬种，在简短的小憩之后，我又拾起扁担，进入挑土队伍的行列。贬子德鑫迈着大步从后面赶上来，轻声对我说，你慢一点，不要跟他们拼到憨搞，一般都是第一天最辛苦，把前面几天顶住以后就好了。我咬紧牙关，挤出一丝笑意对他说，不要紧我顶得住的！其实我的话音发颤，心说，苦哇，这一辈子还没有开头，如何过得下去。我跟着德鑫的步伐，几乎是跌跌撞撞把一担土挑到堤上，刚把备箕倒空，直起腰来。大队的会计贺元栋朝我走过来，说，继芳，你等一下跟我到大队指挥部去。并对德鑫说，你跟队长讲，郑继芳要调到大队帮忙，他的土方大队给他减了！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德鑫似乎明白了其中的机关，贬着一只眼对我笑笑说，去吧，今年的堤你就不必挑的了！他顺手把我的扁担也接过去，扭身快步往回走了，我跟着贺元栋往海螺大队指挥部驻地的一栋用竹篾芦席搭的工棚走去，一路上，人潮涌动，大家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快步如飞地在工地上穿梭往返，有些生产队为抢进度争上游，把青年姑娘媳妇也动员上堤了，红男绿女，笑语喧哗，气氛更加热烈闹腾。好一个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置身其中任谁也会变得激情洋溢，要奋勇争先而不甘落后。只有我感觉到脚步有些阻滞，但现在已经没有担子压在肩头，心中一荡，难道真有好事降临到我的头上？脚步顿时变得轻快起来！

                                                                                       三

    我那天被大队会计领到指挥部，是因为工地宣传栏要布置，原拟要两个监利知青来做的，可他们字写得不好，通栏大标语写得歪歪扭扭，没有一点大干快上的气势，附近几个大队的宣传栏贴出来一比较，就数海螺大队的水平最差，最可把大队书记刘学森急坏了。他可是全县有名的大队书记，海螺湖从三年自然灾害走出来，连续十多年风调雨顺，水稻棉花丰收再丰收，人们在算政治帐时都不说是老天长眼，只说是党支部书记领导有方。在这种面对面、肩碰肩的水利工地上，刘书记如何能够容忍自己低人一头，矮人一截？尽管在让谁去海螺小学教书这个问题上，他把决定的一票并不投给我，现在要为他争光了，他还是决定让我出马试试。

        我从小上私塾，字就写得不错，在高中阶段我一直担任墙报的主编。从文稿的编辑到大字的抄写，基本是由我主持执行的；尤其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我还是一个多面手，能写会画文采也不差。每期墙报出版刊图是最出彩的，有粉画、油画、国画，也有剪纸，木刻和素描，各种风格不一而足；我自学了多种书体，都能写得像模像样，用来刷写大字标语的美术字，我并不像别人要用戒尺和铅笔先打稿，一点一点地描，只拿一把排刷，醮上墨汁或颜料，用眼睛略为一扫心里有数，唰唰唰信手就写。眨眼就写成了，有楞有角，灵气活现，美感十足。我后来一直在心中暗想，如果这辈子去学美术，以我的灵气或许可以有所成就，却偏偏当了个蹩脚的教授，还学的是政治经济与管理专业，郑继芳这辈子耽误了却也不算太亏。原本命该如此的！

       那天用了一个下午，外加晚上略为在油灯下加了一会儿班，就把海螺大队的宣传栏布置得焕然一新。两天后参加姚铺公社的宣传栏评比，海螺大队名登榜首，公社党委书记段光祖召集各大队书记在海螺大队的堤段开了现场会，刘学森书记作了主题发言，以介绍如何“抓革命、促生产”，通过宣传鼓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使工程进度迅速进入一个高潮，其中也顺带表扬郑继芳挑灯夜战的革命精神。段书记站在那个用芦席搭的宣传栏前仔细审视了半天，除了对我的书画作品表示称赞外，就板报的内容安排更为推崇。因为我设计了四大版块：1、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搞好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指示和学习心得（当然都是从报刊上摘抄的），2、洪湖防洪排涝工程的简介、及其意义，县、区、公社的进程与海螺大队在其中所处的地位，还有奋斗目标。3、海螺大队各生产队的进展对比状况和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事迹。4、阶级斗争在工地上可能出现的新动向，这一部分既有报刊资料的编辑，也有根据刘书记敏感政治嗅觉的合理推论。

       就是这次现场会，让姚铺公社的段书记一眼看中了我是一个可用之材。一个星期之后，我被一个口令调到洪排工程姚铺公社指挥部去了。开始我还住在工地的工棚里，每天早晨5：00钟起来打开高音喇叭，先放《东方红》乐曲，再放一些雄赳赳、气昂昂的进行曲，或者是样榜戏的经典唱段“打虎上山”，把尚在熟睡中的民工们都吵醒；我再以主持人身份播报工地进程与消息。我把采访到的好人好事编成快板书在广播里念给大家听，无非是“铁姑娘班”、“老愚公队”；尽是子虚乌有的编造故事，为了宣传的需要，一点蛛丝马迹都被夸大，吹捧得神乎其神。有时，穿插着我也吹一二首口琴曲，以放松情绪，活跃气氛，虽然不是太臭毕竟达不到专业水准，后来我只放当时经典的流行音乐，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我在毛市中学时一个同学张治宇笛子吹得特别棒，把这个曲子吹得滚瓜烂熟，许多细节都能娴熟地表现到位，记得每天晚自习之后，月光明亮的校园里就回荡起张治宇那热情奔放、激昂悠扬的笛声。那首曲子是反映丰收后的农民，不忘支援国家而争相交粮的热烈场面，现在想来，依然感人至深。我把这支曲子拿到工地放，那个气氛非常融洽，只是我一激动就产生口误，说，下面请大家欣赏独“独子笛奏”……被人笑话了好久。

    随着工程的进度加紧，上堤的人员达到高峰，政治宣传的力度也加强了，我被安排专职出宣传版报并指导各大队的宣传栏。我的住宿遂从工地上的窝棚撤出来，搬到姚铺公社设立在福田寺的一个水泥预制厂，这里现在成了公社的指挥部的临时驻地，有我和主管水利工程的几个临时抽调的非专业土方技术人员，还有就是公社的总指挥、副指挥，也就是书记和一位副书记。至于预制厂原来的工人也都是从姚铺公社各大队抽调来的知识青年。现在大都已经上水利一线挑堤去了，只有四五个人坚守岗位，其中就有海螺知青贺爱娟和姚铺知青刘民主等人。

    当时在我们那里的知青，表现好与不好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好的当模范，评先进，戴红花，而且很快就返城了；不好的，偷鸡摸狗，拉帮结派，打架斗殴，返城的机会就总也轮不上他。有的刺头干脆破罐子破摔，系成当地一害，农民闻之色变。贺爱娟属于家庭成份不好的一类，她也失去了返城的机会，不过她始终是乐观向上，一双眼睛笑眯眯的；刘民主则属于表现不好的一类，此前我与他只算认识并不熟悉，我还在姚铺上学的时候，就听说了他在知青中的赫赫威名：偷鸡摸狗技术高超，打架斗殴冲锋在前。现在近距离接触他，我发现刘民主其实并非是传说中如雷贯耳的大魔头，他长得很有些英俊潇洒，还有一股书卷气，只是有些颓废倾向，平时给人吊儿郎当的印象不好罢了，他的乒乓球打得很好，长抽短吊近乎专业水平。

        在预制厂还有一个是刘民主女友的武汉知青，我现在总也回忆不起来她叫什么名字来了，只是记得她长得特别好看，还洋气，身材苗条挺拔，眉清目秀，略带黄色的卷发自然垂散，现在想来或许是一个混血儿吧。据人说，她也不是正式下放到姚铺来的知青，而是因为爱上了刘民主，就不顾父母的反对放弃城里的工作安排，与刘民主相携私奔到姚铺来插队落户了，可她农活也干不了，公社就安排她与刘民主一起在预制厂做民工。她和刘民主一定有一段众所不知的浪漫故事，不幸的是当年这种追求爱情的人都被视为异类，大家对他们就另眼相看。我除了工作之外，生活基本上和他们在一起，年轻人有许多共同话题，大家很谈得来。我有时也会离开几天，一回来就听到她在喊，民主，民主，继芳来了。那一口浓郁、正宗的汉腔，听来让人心旷神怡！

        我不住在工地，广播也就不用我管了，只一心安排工地采访和宣传栏的出刊，也代表姚铺公社到区里参加相关会议。平时每天我依然天不亮就早早起来，去福田寺闸边找在河边撒网捕鱼的人买一条二斤来重的鲩鱼，做我们的主菜，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差不多天天如此。那时鱼便宜，八毛钱一斤，纯粹自然野生的草鱼，味道极其鲜美，帮我们指挥部烧火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做菜的水平十分了得，除了烧这条鱼，还做一些时兴的蔬菜，我记得她用菠菜做汤，并不煮得太熟，在起锅前，翠生生的菠菜再淋上几滴麻油，不仅香气四溢，味道还极美。她的老公是预制厂的会计，每次帮我们把饭烧好，我们正好一桌人吃饭时，她就开始数落他的老公如何花心。一天正说得起劲，她的老公一脚踏进门来，不由分说，揪住她的头发就饱以老拳；她也并不示弱，一出手便用尖锐的指甲在那个莽汉的脸上开垦出一道道纵横的血痕；她一边奋力抗争，一边把她老公的风流韵事作深入细致的揭发批判，那种闹剧想必原来也是常演的，大家都见怪不怪；还是两个女知青看不下去，把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痛说革命家史的女厨娘拖到外面安慰、开导去了。

   我带来工地的家制醃菜还剩有一些没有吃完，指挥部的各位都是农村出身，对这种家常菜肴不感兴趣，当然也看不上眼，我偶尔端碗避着大家去打开瓶子赶几颗盐豌豆，拈一块腐豆腐，刘民主自是不肯低架子吃这种土菜，可那个洋气的靓女却在尝了一点后，感觉又辣又香味口大开。连声赞叹，这个酢胡椒几好吃，这个腐乳也几好吃哦！我索性连装菜的瓶子一并奉送。让美女开心，我当时虽然还没“开知识”，却也知道这是一件义举。

       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隆冬季节。大堤巍然横卧在平原之上了，河床也挖得基本贯通，只有几台“东方红”的履带拖拉机还轰隆隆地在堤面上日夜不停地反复进退，以把土铲平压实。进度超前的大队已经开始撤退，工地上的民工变得明显地少了。一天我接到通知，要到柳关去参加毛市区的总结表彰大会。我开始不想去开这种评功摆好的会，只想工程结束后，我就该回家了，海螺三队的大部分人马已经在昨天撤离了，我对这一段日子非常依恋，仿佛是留恋梦想中的天堂而不愿意回到现实中去一样。

       快近中午的时候，土方工程技术员老裴说，你还不走？开会通知你去你就一定要去的。说着又给我一件雨衣，那天冰凉的雨水一直下过不停，我穿着并不合身的雨衣，脚蹬一双高统套鞋，沿着新筑起的大堤，风雨兼程赶到柳关街上，等我到达，那个在大礼堂举行的会议已接近尾声。我也获得了一个鸡肋式的小奖，是书记代领的。我一路跋涉，浑身冒汗还不觉得冷，现在停下来才知道那雨衣和雨鞋并没有挡住泥水，我浑身都湿透了，冻得牙齿得得地打颤。我从会场出来，想到柳关的同学，就去找彭梅芳和彭爱国。在梅芳那里吃了饭，又把衣服脱下来他们帮我用火烘干，然后我才打道回府，风停雨住，我又顺着泥泞的大堤返回福田的住处，黑黪黪的旷野里除了偶尔遇到还在挑灯夜战的拖拉机，并无同行的路人；我一路跌跌撞撞赶到家时，已经烘干的衣服又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过了两天，我们也要撤离了预制厂了，大家依依惜别。我看着几位知青已经泪光滢然的样子，知道与我分别勾起他们为自己的前途感到忧戚，于是就给大家背了一首诗：“我本东西南北人，穷途不复泪沾巾。亦知车马有行色，为见长沮与问津。”大家一看掉书袋子了就都展颜一笑。 我这一生果然是东西南北胡混了一辈子，而当年年少时在预制厂结交的那些朋友却再也不曾有过重逢的机缘了，甚至连名字都忘了。我想即便此生再见面，可能也都认不得了。

    让我心中感到十分快慰的是，那天会后书记通知我不必回生产队了，而是到公社等候安排，他要给我一个单位让我去报到！天呐，我真的是鲤鱼跳龙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