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真相:现代政治还是"类黑帮"政治 - 顶顶博客

《同舟共进》 2009年第11期

民国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几可与春秋战国媲美。然而,民国的开放,是部分人的开放;民国的进步,也是部分人的进步。它本质上是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的。

民国是如此的短暂,短暂得让人来不及体会。存在于国人脑海中的,便是一个朦胧的时代,因此也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民国意识。

【似是而非之一:民国是第二次春秋战国吗】

大清既倒,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中国历史似乎呈现出第二次春秋战国景象。民国与春秋战国在形势上大体呈现如下三端相似之处:

两个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开了思,放开了想,“哲学爆炸”,激荡寰宇。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学问跻身世界水平。此为其相同者一。

春秋战国各国邦交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场景,自管仲、子产、苏秦、张仪到惠施、蔺相如等,凭三寸之舌,游说列国,创中国古代外交之鼎盛风气。而民国外交同样群星灿烂,既有留学欧美日之海归,也有晚清遗老、革命志士和政要士绅,各施法术技巧,几可与春秋战国媲美。此为其相同者二。

民国之群雄逐鹿,与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相似。战事频仍而国士们前赴后继,中国“士”之精神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得以遥相呼应。民国是一个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此为最似春秋战国者三。

性情中人多半敢作敢为,血性刚烈,勇于任事,同时又多少伴有些许憨直率真,迂腐可笑。因为有了这些真性情的涉外人物,民国在历史中更为清晰。诸君可见有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外长,有为了红颜不惜辞官的外长,也有为了信仰不惜归隐的外长,还有文人们为了改变中国组成“好人政府”的表演,更有16岁就单身负笈赴美的外交家。

然则,民国与春秋战国之不同亦有三端:

二者毕竟相隔2000年以上,19世纪以来世界一体化之进程肇始,西风东渐,民智渐开,士大夫们面临国难家仇和文化存续的严峻考验。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为创造文化而生,民国的国士们为捍卫民族文化而死。此为二者不同之一。

春秋时期,列强“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战国则“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连天子也不尊崇了。春秋战国的结果是开启了统一王朝的循环历史。而中国摆脱王朝循环和异姓革命的宿命,以民主革命为主旋律,始自民国。天下不再是一人之天下,而真正成为民众的天下。自孙文至毛泽东,为的是革命,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此为二者不同之二。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囿于东方一隅,以天下观念看待世界,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而民国肇始,政治领袖们在晚清失败的基础上,开始具有世界意识。春秋战国之终结,延续并加强了中国的天下观念;而民国之历史,则是中国奋而成为世界之独立民族一员的历史。此为二者不同之三。

【似是而非之二:民国是真正的开放时代吗】

在貌似第二个春秋战国之开放时代的背后,是民国内政和社会开放的不彻底性。

表面上看来,“只要将1912～1949年间的中华民国与此前的晚清,以及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比较,人们就会看到,这些年里外国影响甚至参与中国生活的程度是何等的深刻”。(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民国是前后百年间中国最开放的时期,似乎也不无道理。然而,“深受外国影响”既可以理解为在主权完整的情况下主动打开国门的政策后果,也可以理解为被迫接受的一种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地状态。后者可能才是民国开放的本质。

先看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的信仰,这是一个“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混合信仰体系。政治家们纷纷信了基督,但他们终究是典型的传统中国人,虽“洋”实“土”。这是民国本质上不开放的重要证明。

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崩溃,基督教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左右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民国外交总长、部长及众多外交人物均是基督徒,这就形成了上层开放而下层未开放的局面。孙中山、唐绍仪、王正廷、王宠惠、颜惠庆、蒋廷黻以及“四大家族” 中的蒋、宋、孔三大家族都信仰基督教。陆征祥、张学良后来献身基督,忏悔后半生。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日记多处记载“祈求上帝的保佑”。主帅如此,外交家亦然。陆征祥皈依基督后说他“在院中,天天为当局祈祷……天天为国民祈祷”。基督将军冯玉祥也曾说:“基督教能救中国,但军政界基督徒不少,何以国家软弱? 主要原因是没有组织起来。” 这位将军在1913年受洗时,一次性让自己500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因为人数众多,只能用消防水龙头为部下做“洗礼”。

民国政治家们皈依基督可以说是民国思想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最高表现,也是他们率性、自为和强烈的道德意识的体现。然而,这些宗教皈依——人性中最高层次的灵魂的归属所在——却并没有使中国获得真正的拯救。因为中国民族和文化内在的封闭性并不因单个领袖或者政治家的开放得以遽然改变。

其次看海归们的知识人生是如何或主动或被动演变为中国式的政治人生的。在灵魂层次之下,尚有知识层面。民国年间,中国上下延续了洋务时期向西方学习、留学国外的风气,这来自一种真实的期望——实业救国和知识救国。

民国初年留学风气再起。1911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先后选送1100多人留美。胡适即在其中,回国后曾言坚持20年不谈政治,然而最终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为国效劳。更有来自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陈友仁,不懂汉语,抛妻别子,孤身一人回国闯荡。

费正清描述了民国初年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情况。他说,随着这些新的精英人物1914年后陆续回到国内一团糟的官场,一个新的、洋化的爱国领导阶层出现了。这些归国的留学生通常已争得了学术地位,而且他们出身的家庭多半是搞学问的。他们年轻、有才能,早年学过中国经典,又在外国学习了4~10年,基本上掌握了外语和现代学识。在两种文化环境中艰苦学习20年左右,使他们真正成为具有双重文化的一代人,比之过去乃至今后的任何一代人,他们更能填补文化的壕沟。回国后,他们在服装、谈吐及学术资格上都明显地出类拔萃。在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强烈的、基于新的世界观的爱国主义。这种世界观就是:在西方科学知识普及全球之际,唯独中国处于落后境地。除了极少数汉学家之外,他们是仅有的一些能够把中国和外在的世界在知识上汇合起来的人。

然而海归们的思想境界和学识超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第一个留英获得博士学位的伍廷芳,在处理所谓民国第一案即“姚荣泽案”时,案子涉及的程序正义和司法独立成为伍廷芳和陈其美之间的斗争,也是伍廷芳给中华民国上下官员和黎民百姓上的第一堂法制课。

由于海归们走得太远了,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必须、必然承担超越他们自身能力的角色:既要为政,也要开化民智。当知识分子承担了道德、社会开化和政治义务等多重角色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知识分子,成了传统的“士大夫”。费正清理解蒋廷黻、胡适一类留学回国的学者,费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独立知识系统导致的悲剧。

再则便是各位枭雄,在拥兵自重的背后均有列强们忽隐忽现的影子,于是就有了对外开放和对内不开放的结果。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好, 北洋军阀也罢,统一政府时期的蒋介石等更是如此。民国外交家们的主要任务往往是如何以最大努力获取国外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支持。袁世凯用善后大借款加强了对抗南方的武力,是陆征祥等人帮着张罗的;孙中山依赖苏俄展开北伐,是陈友仁等在鞍前马后效劳的;没有美国则不成其为蒋介石。跑在他们前面的棋子就是各位外交家。因此,民国外交家们貌似促成了国家的开放风气,实则100%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民国政府在寻求外国援助的同时,绝不想让这些国家看到中国政府腐败和国内混乱的实情,因此也绝谈不上真正的新闻监督和新闻自由。在1929～1930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竟然用了一年时间,驱逐追求新闻真实性的《纽约时报》首席记者阿班,王正廷和伍朝枢(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皆有力焉。这不正是民国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的结果吗?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扬帆) 谌旭彬






【似是而非之三 :是现代政治还是“类黑帮”政治?】

民国通常被冠以“现代史”的范畴。然而,民国有多少现代性呢?从民国类似黑帮的哥们义气政治,可看出民国海归们其实只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电线杆,而电线中流淌的还是传统政治的血液。

比如,黄郛、陈其美及蒋介石这三个留学东洋的海归义结金兰,终归脱离不了本土政治文化的脉气。蒋介石曾经劝说黄郛加入国民党,黄郛不肯。蒋介石便叹道:“如果英士(陈其美)先生不死,可以办党,自己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郛)办政,可以分工合作,真乃天衣无缝。无奈黄郛只愿做客卿,无意参与党的政治。”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结拜兄弟的重视,国政在其眼里可以由兄弟们一锅端了。蒋介石还有周淡游、王恩溥、何禄山、张静江、邵元冲、许崇智、冯玉祥、李宗仁、吴忠信、张群、张学良等各位拜把兄弟,但都不如上述铁三角关系的分量,蒋介石还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青帮。这些“兄弟”或亲或疏,或反目成仇或一团和气,均只是蒋介石的政治筹码而已。又如,张学良和冯玉祥是拜把兄弟,张给了冯玉祥50万块钱,促使后者发动北京政变(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使得民国俨然成为类黑帮混战的场所。黄郛夫人沈亦云说:“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沈亦云《亦云回忆》)晚清民初的黑帮在反清、反袁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当自由成为混战,个人最终服从各种帮派网络关系的时候,政治也就一团漆黑了。

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花甲记忆》中说,一次他碰到北京西山的一晚清农夫,农夫问他:“外国人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皇帝呢?”丁反问:“外国人可以来做皇帝吗?”农夫便指着山下的电线说:“能做这种东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国皇帝了。”

在国人的心中,电线和电线杆是近代力量的重要标志。电线杆先是洋务运动成果的重要标志,继而成为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对象。义和团时期的揭帖有云: “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后来,电线杆成为军阀和独裁者悬挂人头的绝佳附着物。再后来,电线杆成为治疗性病和各种小广告的免费广告栏。就这样,电线杆竟然成了中国走向现代艰难命运的十字架。

为应对这个艰难的命运,蒋介石和黄郛这些“电线杆”,用电线把自己联系在一起,然而电线中传递的信息,却是山寨版的现代政治思维,一种“类黑帮”政治。

唐德刚在《李宗仁回忆录》的序言中说:“国族不幸,于新旧交递时代,历史进化失调。一部中国近代史,直是一部民国‘相斫书’。时贤中名将太多,名相太少。”其实,名将也不多,武人多。民国政治的一个特色就是“侠以武犯禁,文以儒乱法”,或者说武人从政继承了军阀传统,文人也纷纷从军。秀才吴佩孚即是当时典型的一位“儒将”(张学良说吴佩孚是“能够写点字的人,当年带兵的大都是老粗啦”),由此制造了一时角色混乱之局面。而大老粗中有张宗昌。费正清回忆:“北京大学校长曾经宣称,山东督军(张宗昌)‘体格是个象,脑袋是个猪,脾气是老虎’。这个人是名不虚传的军阀典型。他出生于一个‘贫贱人家’,当过一阵子吹鼓手,给人剃过头,并且当过给人驱鬼祓邪的巫师。他身材魁梧高大,有6英尺多,打起架来什么都不怕。他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给俄军打过仗。20世纪20年代他发迹当权后,还收养着4000人的白俄卫队。他分类挑选的40个‘后宫’女子中还有俄罗斯人。爱说怪话的人叫他是‘狗肉将军’……在他统治北京时期,他枪毙过编辑和新闻记者,在山东他杀死过秘密会社的农民会员,然后把他们的头挂在电线杆上。他是贪婪和残暴的化身。”

类帮会政治奠定民国的政治风气。南方以孙中山为中心(1903年国民党尚未成立时,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形成同盟会和国民党派系。北方以袁世凯为中心,形成北洋派系。其后,交织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联姻关系和互相提携的关系,渐渐形成了多重关系网。

当各路文人侠士粉墨登场的时候,似乎会造成中国社会开放开明的表面态势。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认为,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法治的、自发的、多元的社会,而封闭社会是一个一元的、集体主义的、人工设计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开放社会的目的“旨在人道和理性,旨在平等和自由”。然而,民国的开放与开明,甚至一定程度上昙花一现的平等和自由,为什么没有使中国获得“人道”和“理性”?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波普尔难题”。问题产生的缘由,可能要从中国社会的结构上去探索。

民国社会是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留洋归国者和当权者结合,形成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撑。而下层社会仍处于农业阶段,民间的疾苦、封闭与上层的浮华、开放形成强烈对比。因此,民国的开放,是部分人的开放;民国的进步,也是部分人的进步。这种似是而非的开放社会,并没有战胜它的敌人——封闭与落后的民间基石。民国的政治和外交,是少数人的游戏。无论玩弄权力者如何饮恨,如何义字当头,也无法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美国学者易劳逸认为,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几年“吉祥之兆”,是一种“假象”。“其实,国民党政权在推行其政策、计划,在改变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习俗方面,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事实上,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它与生俱来就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为动荡的体制之一”。(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似是而非之四 :外交官屡遭殴打,是因为不爱国吗】

民国外交官大多数是爱国的,然而,民国外交总体而言又存在妥协与半殖民地性质,所以外交官作为一个群体就变得难以定论了。

之所以难以定论,有两个原因:其一,弱国无外交的逻辑。1945年曾有中国记者至比利时采访出家修行的陆征祥,陆征祥叹曰:“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此话出自签订了《二十一条》、后又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的民国外交总长之口,相信是他切肤之痛后的感慨,也是一种“恨”。然而,“弱国无外交”的口头禅是一个陷阱。从逻辑上看,它为弱国不开展积极、强硬的外交寻找了借口。这句口头禅的隐含之意就是“强国有外交”。希特勒式的外交是一种典型的强国外交,但是他成功吗?国家发展被限制在力量追求上,其实是更为危险的路径。

其二,人民外交的逻辑。民国外长们的个人命运如浮萍一般在声势浩大的人民外交呼声中可怜地漂浮着。他们因这个不彻底的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说曹汝霖之宅被烧,“烧得其所”的话,而郭泰祺因交涉“一 • 二八”事变,以及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甚至蔡元培先生因“九一八”事变的交涉被殴打、恫吓,则是令人深思的中国特色的问题了。王正廷最惨,不仅在 1928年的济南惨案交涉中家被砸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交涉中更是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时代》周刊这样描述:“呼声中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民族情绪该如何正当表达,实在没有公认的标准。鲁迅在“九一八”之后,面对青年的失控发出的声音,依然值得今日中国青年深思。1931年11月30日,鲁迅在上海《文艺新闻》发表杂文《“日本研究”之外》(署名“乐贲”),忠告中国青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呲。

鲁迅若活到今天,看到有老年学者被青年人掌脸,不知作何感想。顾维钧作为职业外交家,他对于民众外交(人民外交)表达出的情绪和国家代表(外交官)处理外交事务之间的不同,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 ……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928年,蒋廷黻也曾说:“我们怎样能收族国主义(即民族主义)之利而免其弊,怎样能促进世界和平及国际正谊,而免国际主义的虚浮和幻想,这是个科学的问题。值得我们政治家及学者的研究。”

鲁迅说的是要正面地研究该研究的国难问题,不要躺在历史中发无用的悲号;顾维钧讲的是职业外交与民众情绪的区别;蒋廷黻讲的是对国际化时代的开放态度。上述三人从不同的角度,实际只阐述了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中最需要补充的两个字:理性。从民国外交家的思想遗产中,吾人所能得出的只有理性二字。理性是一种深沉的爱国主义,而这二字在民族主义面前,却常常显得狼狈不堪,甚或其持有者屡屡遭打。悲乎。

(作者系文史学者、北京大学副教授)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扬帆) 谌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