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中国的国际定位\\中国城市的全球定位

正在崛起的大国在承担国家责任时，很容易被其他大国作负面的解读，社会主义大国的身份更容易遭到西方大国的敌视

２００９年，中国经济实现“Ｖ”形反转。（资料图片）
伴随着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已无悬念。然而，这种抓人眼球的崛起势头也带来一些问题，“中国责任论”又起高潮就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一些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担负同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有些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加大对他们援助的力度，等等。
应对“中国责任论”早已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应对失当，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崛起进程。按说，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对世界负有一份责任，因为地球是大家共有的，地球的资源是共享的，国际秩序是共建的，因此，大家都有责任来维护国际秩序，共同保护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当然，国家有大小、强弱、贫富之别，不同的国家能承担的国际责任肯定是有区别的。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国际社会寄望她能多承担一点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尽管有些西方大国在强调中国责任时，含有“忽悠”、“捧杀”中国的味道。如果逃避应承担的责任，肯定有损国际形象；但是，如果承担本不该承担的责任，又会使国家超载，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速度，损害国民利益，甚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
由此，应对“中国责任论”，最为重要的是科学把握中国的国际定位，然后来确定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总量连续超法、超英、超德并将超日，但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不仅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人均三四万美元有天壤之别，就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相当逊色。就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是一个十足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基本定位。
这个定位就决定了，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一切国际责任都要同这个要务相联系，凡是有利于促进发展的国际责任，中国都应当积极地去承担；凡是不利于促进发展的责任，中国就应当回避、抵制。让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承担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减排责任，肯定会制约中国的发展，中国不能接受，而且还要理直气壮地反对。但是，中国又不能只顾自己发展，不顾全球气候变化正威胁全人类安全这一现实。所以，中国愿意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并认真按这两个文件的要求履行义务。
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拥有13亿人口，经济位列世界前三甲。从这几项指标看，中国又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世界性的大国。这就决定，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上负有不同于中小国家的特殊责任。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中国总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经常在援助贫困国家上作出表率；中国高举和平的旗帜，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外交政策的宗旨，并身体力行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要求处理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率先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提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
然而，中国还不是一个强国，在许多方面同世界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国在承担大国责任时，绝不能无限度，中国必须量力而为，毕竟中国自己还有那么多穷困人口，他们也是关爱、照顾、援助的对象。
在认定中国的责任时，还要考虑到，中国还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国家统一的大国，这在当今世界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必须将相当多的外交资源用于解决统一问题。而且统一问题在对外事务中很容易被其他大国用来作为制约中国的牌，甚至被一些小国当成向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此外，中国在发展和改革中面临着许多其他大国崛起过程中未曾遇到过的难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制约着中国的崛起。这也是影响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重要因素。
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最大的亚洲国家。中国的国际责任，更多地体现在维护亚洲的和平稳定和促进地区共同发展上。因此，对亚洲的事情，中国更为关注。对那些有可能影响亚洲和平稳定发展的问题，比如阿富汗战争、缅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中国在参与其中时就需要更为谨慎，而且也不可能采取同区外大国完全一致的立场。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又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两点又决定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需要格外谨慎。正在崛起的大国在承担国家责任时，很容易被其他大国作负面的解读，“责任论”与“威胁论”往往相伴而生。社会主义大国的身份更容易遭到西方大国的敌视。在“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越来越失去影响力的时候，“责任论”已成为他们用来对付中国的主要武器。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国肯定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因为中国已经将自己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政府在对外事务中，会“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但是，在当今世界，毕竟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不可能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文/刘建飞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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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环球》：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我国“大中城市房地产多数不健康”，这对城市竞争力会有哪些影响？
倪鹏飞：城市竞争力讲的是收益，房价也是一种价值，这方面我有一个研究的结论：房价与城市的竞争力存在相关性。城市竞争力强的地方房价就高，反之也同样。
但是，房价过高则会削弱城市竞争力。因为这意味着生活成本高，在收入有限的条件下，人们的压力会很大。商务房地产价格过高，也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影响对投资的吸引。
同时，过低的房价也不利于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房价过低就是成本过低，一方面，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定价，导致资源错配；同时也会导致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不足，结果是产业升级缓慢，这些都不利于竞争的提升。
《环球》：除了城市本身，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那么这种结构对中国城市竞争力有何影响？
倪鹏飞：你提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城市一定要在城乡的双赢中提升竞争力。如果处理不好城乡关系，结果可能导致城乡双输：农村衰弱，人口都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城市拥挤，无法就业，没有住房，患上城市病。因此中国未来的城市化，一定要走城乡共生共荣的道路。这次城市竞争力论坛的主题，就是探讨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城乡关系。
《环球》：从排名情况来看，中国内地城市与国际大都市的竞争力差距非常明显。那么根据您的研究，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城市，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倪鹏飞：从产业角度分析，它们的高科技产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非常发达；从本体和环境来观察，这些城市的人才非常丰富，创新环境也十分良好。这两方面强的城市，其排名都会比较靠前。这是我们经过反复比较得出的结论。我们用了75个指标进行比较，到目前为止，这是全球范围内有关城市比较研究的指标最多的一份报告。
《环球》：但是，亚洲一些国家的城市，特别是中国城市，增长比较高。这是不是说明中国内地城市与国际大都市的竞争力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倪鹏飞：我觉得差距在很快地缩小。整个中国经济处于起飞的阶段，中国城市增长和发展是惊人的，中国城市拉近与世界一流城市距离的趋势非常明显。虽然中国内地城市的起点低一些，但是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环球》：报告中有一个结论:竞争力挑战世界的城市体系。一些新兴的高科技城市，一些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快速增长的城市，竞争力在迅速地提升，在挑战现有的城市体系。这包括中国内地的城市吗？
倪鹏飞：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肯定有一些城市会上升为世界一流的城市。
“世界城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超越了本地区的，比如纽约、伦敦，它们的发展与本地区的关系不大；另一种是依托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比如东京，二战以后它迅速跻身世界一流城市，就是因为日本经济快速的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中国的中心城市也一定会蓬勃发展。
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城市高科技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总部经济”。因为现在全球经济运行的安排是由跨国公司的总部来决定的。纽约、伦敦、东京都受益于跨国公司总部的带动。我相信在未来几十年，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会迅速崛起。
《环球》：那么您觉得中国的城市要用多久才能对世界城市体系形成挑战？
倪鹏飞：再用20年的时间也许可见分晓，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我们有将近50年的发展。根据二战后国际上一些城市的发展经验，追赶和跨越的关键时间段也只是一二十年的时间。《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希望见证这个过程。
但是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不管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全球城市的竞争，不再遥远，就在眼前；全球城市的位置，不是中心，就是边缘。
《环球》：最后再回到您最初的定义，城市竞争力是创造财富和价值收益的能力，那么它的落脚点在哪里呢？
倪鹏飞：为居民提供福利，一定要加上这一句，否则就不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