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勤荣，用真话维护说真话的权益(南方都市报 2006-12-14)

　　2006年12月7日，高勤荣刑满释放(因狱中多次立功减刑4年)。媒体很快给出了充满敬意和同情的高调报道，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位曾经大胆说出真话的反腐斗士，今天更是一位受难英雄。

　　1998年5月，记者高勤荣率先揭露了运城地区耗资2亿元的作假工程。《南方周末》、《焦点访谈》等媒体迅速跟进，将运城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曝光。1998年12月，高勤荣被捕。1999年8月，他被运城地方法院判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刑期12年。

　　从媒体的报道看，这案件似乎是高勤荣遭受打击报复:揭露报道发表后不久，有关部门便找到高勤荣谈话，并且决定对他进行调查；报道在全国引起轰动之后，由有关部门牵头的专案组便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专案调查；高勤荣去北京反映情况时，被跟踪而至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运城；所有的“罪证”都是在高勤荣被捕之后调查取得的；高勤荣的所有“犯罪行为”，都是被捕前数年发生的，突然集中“暴露”出来，连经得起推敲的报案人都没有；证人的最新证词与案发时的笔录不符；高勤荣并无职权可以出卖但是被定为“受贿”……

　　此案所引发的争议并无最后定论，虽然很多人都明白，不能随意怀疑司法公正，但是人们实在是有太多的理由去相信，高勤荣是因为说真话而遭遇了报复。甚至不需要去援引案情经过和“罪行”细节，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作出判断。因为常识告诉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生活经验告诉他们，地方司法机构有时被某些地方官员滥用；因为生存守则告诉他们，说出真话是危险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总有某些人在阻止人们说出真话。

　　正是因为高勤荣的故事击中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难言的痛处，击中了广泛存在的潜规则，所以人们没有将它当成一桩普通的“冤狱”，而是将它放大为一件具有典型寓意的社会事件。8年来，人们以批判社会丑恶的愤怒，以维护说真话权益的激情，不断地为高勤荣申诉。

　　在网络上，不断有新帖在讲述这个故事，不断有跟帖支持。媒体方面，有超过100家报纸杂志曾经报道过高勤荣的遭遇。人们似乎也明白，一篇报道，一条帖子，一篇博客，不能改变高勤荣的命运，但是人们不断地提起他，至少是可以抵抗自己的遗忘，人们不能允许自己遗忘:有一位公民因为说真话而正在遭受牢狱之灾。保持这份清醒，已经是人们最后的，不能放弃的底线。

　　舆论支援以外，“搭救”行动也已经多方展开。2001年，李肖霖律师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发文，揭露运城司法机关肆意“伪造、篡改、后补司法文书”；2001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杨伟光等人就此事提交了89号提案，他们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冤案”——这份提案转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曾指示立案再审；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为高勤荣再作提案，仍然没有结果，直至高勤荣如今刑满出狱。

　　本来高勤荣可以更早出狱，只要他愿意签一份认罪书。但是他认定自己无罪。8年来他从未放弃过为自己洗冤，每个月发出10多封申诉信。可能在高勤荣看来，坚信自己无罪也同样是坚持真相，不断申诉洗冤也是在说出真话。就好像8年来一直没有忘记高勤荣的学者专家、两会代表、委员、媒体同行、热心民众，他们坚信高勤荣是遭遇了打击报复，他们坚持要为他伸冤还他清白，都是在说一个更大的真相:说真话的权益正在被威胁。高勤荣，和所有相信他支持他的人，就用这样的方式，用真话维护说真话的权益。

蒙冤记者高勤荣:想下跪感谢妻子八年奔波 

核心提示：揭露山西运城“假渗灌”工程的记者高勤荣，在度过了8年零4天的狱中生活后，于12月7日下午3点半秘密出狱。

当天下午，关押高勤荣的山西省晋中监狱派出两名狱警、一辆警车和一名驾驶员，将高勤荣秘密送回太原家中。

晋中监狱不同寻常的这一举措，事先得到山西省监狱管理局的批准

12月7日下午3点半左右，正在出工的高勤荣突然接到狱警通知：“赶快收拾东西，出狱！”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还穿着一身囚服的高勤荣一时间几乎有些反应不过来：这会是真的吗？

按照高勤荣的推算，他原本应该在4天前的12月3日就可以被释放的。但是这一天，因为法院的裁决迟迟不见踪影，最终他没能在当天走出监狱的大门。

在短暂的诧异之后，高勤荣迫不及待地脱下囚衣，在监狱教学楼的走道上换上“正常人的衣服”，匆匆忙忙迈开了脚步。

一起出工的狱友，站在窗口向高勤荣频频招手，向他喊：保重！

高勤荣双眼噙满了泪水，酸甜苦辣咸一起涌上心头：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8年之前的1998年5月，当时身为山西某媒体记者的高勤荣率先揭露运城地区耗费2.85亿元大搞假渗灌工程。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发高勤荣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随后，各路媒体包括本报的跟进使得这一问题大白于天下。

当年的12月26日，高勤荣被正式逮捕。1999年5月4日，高勤荣被运城地方法院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判刑13年，关押进晋中监狱。

狱警秘密护送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出狱。

包括高勤荣在内，12月7日下午被释放的刑满释放人员一共数十名。他们获释后，被带到监狱的第二道大门，在位于门口的值班室作一些简单的交接登记后，或被家人接走，或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想办法回家。

高勤荣是这些获释人员中唯一得到狱警护送的，而且是由两名副科长护送。然而，特别之处还不仅于此，与高勤荣同日获释的其他人员，都被安排在高勤荣出狱半小时后释放。

在两名副科长的陪同下，载着高勤荣的警车在晋中监狱通往太原的路上一路飞奔。下午5点多，警车径直来到了高勤荣家所在的辖区派出所。两名副科长找到派出所值班的一名中队长，将来意表明。这位中队长接着找来了片区民警，片区民警回答两名副科长：凡是公民我们都会给予保护，但这个事情还需要向公安分局反映。

从派出所出来，晋中监狱的警车载着高勤荣在太原城里穿梭。来到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时，夜幕已经降临，蒙蒙雾气笼罩下的太原，寒气逼人。

两名副科长带领高勤荣在迎泽分局反映完相关情况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从离开监狱到现在，3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高勤荣还没有给妻子段毛英打去一个电话。这一反常的现象，让段毛英一度惊恐：高勤荣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因为没有接到监狱的通知，不知道高勤荣准确出狱时间的段毛英没有去晋中监狱等候丈夫。

段毛英通过朋友向监狱打听消息，得到的答复令她丧气，狱警甚至对高勤荣是否出狱都回答得模棱两可。

段毛英不知道，从突然通知高勤荣出狱到提前半小时释放，再从狱警护送到与地方公安接触，晋中监狱都小心翼翼地防止着高出狱的消息被中途泄露。为了保密，晋中监狱甚至没有让高勤荣打电话回家，将消息告诉亲人。

在晋中监狱两名副科长的陪同下来到山西大学附近的坞城路时，高勤荣才在出狱3个多小时后第一次给妻子打了电话，因为8年零4天没回家，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里了。

山西省监狱管理局长特批

早在知晓自己即将出狱的今年10月底，高勤荣就在狱中写就一份《关于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的请示报告》(下称《请示报告》)，要求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对他出狱当天和之后的人身安全提供保护。

在呈报山西省司法厅厅长、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和晋中监狱长的这份《请示报告》中，高勤荣提了3个要求：1、监狱派车送其回家；2、监狱民警与当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联系，解决回家后的安全问题；3、要求监狱与有关部门联系，尽快破获2003年“4·18”案,以解其后顾之忧。

2003年4月18日，被关押在晋中监狱的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提前获释，在监狱大门外遭到3名不明身份男子重殴，昏迷48天。当天一名出面制止的狱警也被打伤。

高满强当年曾向高勤荣提供运城假渗灌的一些关键素材，后被解职，并被以其他罪名判刑7年。

10月底呈报的《请示报告》，后来被民警不慎遗失。本月6日，高勤荣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的请示被狱中管教干部突然提起。在得知《请示报告》已经遗失的原委后，高勤荣重写报告，呈交管教干部。

这份报告被按照相关程序火速上呈。经过层层批示后的这份报告，在7日下午3点半高勤荣出狱之前，被有关人员驱车送到晋中监狱。

据悉，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局长亲自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监狱派车送高勤荣回家。

事后获知这一细节的人们说，高勤荣出狱所得的待遇，是监狱管理中一个非常少见的特例。

8年后的第一次夫妻团聚

12月8日上午8点，一场小雪。山西省城太原，气温骤降。迎着纷飞的雪花，《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在青年路见到了出狱不到一天的高勤荣。这是高勤荣出狱后第一次面对媒体。

一路寒暄着向家中走去，爬到位于七楼的家门口时，高勤荣已是气喘吁吁。

“体质不好，虚了。”在钥匙转动锁孔的间隙，高勤荣折过头来说。

高勤荣已经46岁了。

家中停用多年的电话，在这个寒冷的上午响个不停。有高勤荣从前的朋友打来的，有从省外打来的陌生电话。高勤荣不知道自己出狱的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

中午11点左右，妻子段毛英回来。这是时隔8年之后，他们第一次在家里团聚。

没有人看到，在见面的一刹那，这对患难的夫妻是否曾在门口轻轻拥抱？

自从高勤荣8年前被抓走之后，段毛英就带着当年仅8岁的女儿离开了这个凄清得让她恐惧的家。段毛英一直把高勤荣被抓、判刑的事实瞒着女儿，但是夫妻俩都知道，纸包不住火，孩子肯定已经察觉到了。

高勤荣迫切地想见到女儿，但段毛英怕孩子一时接受不了，不仅会影响孩子心理，还可能伤了父女感情。

两人于是争论。最后高勤荣作出了让步：“让孩子慢慢适应吧！”

面对家人，高勤荣的心里似乎不仅仅是愧疚，还有自卑。在和妻子争论的过程中，他一遍遍地重复：“我会向孩子解释，爸爸是好人，不是为非作歹才被抓的！”

高勤荣说，8年前还是一个记者时，他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采访新闻上，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8年中，他的入狱更是给妻子和女儿带来了无尽的折磨。

段毛英曾30余次进京上访，寻求解救丈夫的办法。每每联想到妻子的这些奔波，高勤荣就忍不住落泪。

“我真想给她下跪，向她和孩子说声‘对不起’！”高勤荣哽咽着说。

……

在和《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长达一天一夜的交谈中，中等身材的高勤荣一直戴着一顶咖啡色帽子，满头短发被遮了个严严实实。

高勤荣似乎特别在意，不让蓄起来的三寸短发暴露在别人眼前。

高勤荣的面容稍显浮肿，他的双手抖得厉害，甚至握不住一支笔。

狱中办报连年获奖

法院判决高勤荣有罪后，他先后被辗转关押在永济、晋城、晋中3个监狱。在8年的牢狱生活中，高勤荣90%的刑期是在晋中监狱度过的。

晋中监狱知道高勤荣是个记者。在从晋城监狱转到晋中监狱1个月后，晋中监狱出于量才用人的考虑，将高勤荣调配到了《晋中监狱报》任组长。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高勤荣重新拾起了他的新闻本行，在服刑人员中寻找典型进行采访报道。他常常比别人更能捕捉到服刑人员身上人性的闪光点，并用纯熟的笔法将这些发现写成文章发表，对所有的服刑人员产生感化作用。

高勤荣用自己的文字感化着别人，但他自己却一直深陷在无尽的精神折磨中。在进入晋中监狱的最初一段时间，高勤荣平均每月至少要写10份申诉材料，这些材料有写给运城中院的，也有写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他认为自己受到的刑责完全是欲加之罪，是曝光了运城“假渗灌”之后遭遇的打击报复，是冤案。

他总是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某一天他会得到彻底改判。

但是这些材料最后都如石沉大海，有去无回。

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妻子段毛英身上，憧憬着妻子进京求助，会给他带来一个奇迹。

当幻想被现实一一击破时，高勤荣在狱中进行的新闻报道，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他的命运。

2002年华北、东北监狱报社联合评比，高勤荣采写的通讯《爱心的呼唤》和评论《立德做新人》分别获得当年优秀通讯一等奖和优秀评论一等奖，为整个山西监狱系统争到了两枚金牌。晋中监狱为此记高勤荣立功1次，使高勤荣获得3个月减刑。

在晋中监狱服刑期间，高勤荣一共获得3次减刑，累计减刑4年。这与他在监狱里突出的宣传报道不无关系。在山西监狱报系的评比中，高勤荣每年都被评为全省优秀报道员。

这些来自监狱的荣誉，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段毛英的一句话：高勤荣是个好记者。

对丈夫入狱前的评价，段毛英还有一句话：高勤荣不是个好丈夫和好爸爸，他很少顾家。

高勤荣有两个未来的计划：一是改造自己，做个好丈夫和好爸爸；二是保持自己在妻子眼中“好记者”的品质。

46岁的高勤荣还想拿起笔，从头再来。

背景资料：

高勤荣案全记录

1995年运城地委、行署决定在全区“大干快上”发展渗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运城投入资金2.85亿元，完成渗灌控制面积103万亩，配套76.7万亩；

1996年底，就职于山西某媒体的记者高勤荣，听到农民抱怨这项渗灌工程对农业生产几乎无用；

1997年底，高勤荣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走访，发现运城渗灌造假严重，劳民伤财，随后向中纪委和《人民日报》寄发内参；

1998年3月，中纪委就高勤荣反映的运城渗灌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

1998年4月5日，山西省纪委官员找高谈话，要高交代问题；一个由多部门组成的专案组此后长驻运城，不过调查的重点不是假渗灌；

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发高勤荣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运城渗灌造假被首度公之于众；

1998年7月，山西省纪委官员再次找高谈话，问：为什么要写内参？写内参的动机是什么？谁提供的线索？

1998年9、10月，《南方周末》、《民主与法制画报》(本报前身)、央视《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媒体相继报道运城“假渗灌”，山雨欲来风满楼；

1998年12月4日，高勤荣在北京被抓，12月26日被正式逮捕；

1999年4月28日，高勤荣在运城市人民法院受审，公诉机关指控高勤荣涉嫌“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和“受贿罪”。辩护律师为高勤荣作彻底无罪辩护，申辩高案涉嫌打击报复、程序违法、栽赃陷害，并指出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一项能够成立；

1999年5月4日，一审法院认定高勤荣上述三宗罪，判刑13年，执行12年。高勤荣上诉，运城地区中院维持一审判决；

2001年全国两会期间，7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反腐败的记者何以被判重刑》；北京文化和法学界知名人士签名声援高勤荣；

2003年，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第一次会议上，山西籍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吁请关注高勤荣案。

(特别提示：凡转载本稿件，请注明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民主与法制时报》 记者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