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度被列第140名荒唐吗？-丁 茂 战-搜狐博客

2010-01-25 | 经济自由度被列第140名荒唐吗？

面对美国对我经济自由排名需要大国心态

1月20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的传统基金会联合发布了2010年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排名情况。在被排名的179个经济体中，我国经济自由度得了51分，比去年跌了2.2分，排名从去年的132名跌到了第140名。

而排在我国之前的138、139分别是吉布提和老挝，排在我国之后的第141名是正在闹地震的最贫穷小岛国的海地，第142名则是位于北太平洋的另一个小岛国、未曾听说过的密克罗尼西亚。

而我国的香港以89.7分获得第一名，这也是香港连续十六年名列榜首，我国的澳门较去年晋升一位、名列第20，在亚太地区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我国台湾比去年提升八位，晋级到第二十七名。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9年经济成绩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7%，应该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高的国家，实在也是令人震惊的优异成绩。

面对上述巨大反差，加上改革开放30年巨大经济成就，去年经济总量可能超越日本、仅次美国，这些成绩来得太快，部分国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大国心态还没有形成，甚至有的呈现出某种的“暴发富”式的心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帝国主义”这种对中国带有污辱性的排名，自然让人义愤填膺，部分人对抗式心理被激发自然难免。

例如，某很权威新闻媒体发表专家言论，“经济自由度排名很‘荒唐’，中国无需理会”，“中国经济成就表明中国是最经济自由度的国家”，这“是中国偏离西方经济指挥棒的必然结果”，这根本不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而是有意识形态目的的，“我们完全无需理会如此荒荒谬的排名”，等等。

在做出正式评价之前，我不妨看看这个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评价指标体系分为10大类、50个指标：

一是贸易政策，有加权平均关税、非关税壁垒和海关腐败；

二是政府财政开支，有所得税边际最高税率、公司税边际最高税率、政府支出占GDP比例的年度变化值；

三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政府开支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政府拥有的企业和产业 、政府收入中来自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收入所占的比重和政府的经济产出；

四是货币政策，有包括过去10年通货膨胀率的加权年均值；

五是资本流动和外国投资，有外资企业法规、对于外资企业的限制、对于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行业及公司的限制、对于外资公司的限制及业绩要求、外商的土地所有权、外资公司与国内公司在法律上的平等对待、对于外资企业收入汇出的限制、对于资本交易的限制、外资公司本地融资的方便程度；

六是银行业和金融业，有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所有权、对于外资银行开设分支及子公司能力的限制、政府对于信贷配置的影响、政府管制、提供所有种类金融服务的自由，证券、和保险政策；

七是工资和物价，有工资和物价 最低工资法、不受政府影响，私下设定价格的自由、政府价格管制、政府价格管制使用的程度、政府对影响价格的企业的津贴；

八是产权，有司法系统不受政府干扰的自由、规定合同的商法、对合同纠纷中外国仲裁机构的认可、　政府对财产的征用、司法系统内部的腐败、在接收司法裁定与执行之间的延迟、私有财产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九是规制，有经营企业的许可要求、获取营业执照的容易程度、官僚机构中的腐败、劳动规制，如每周工作时间，带薪假期，产假等、关于环境、消费者安全、以及工人健康的规制、各规制给企业带来的负担；

十是非正规市场活动（黑市），有走私、非正规市场中知识产权的盗版、由非正规市场提供的农业产品、由非正规市场所提供的工业产品、由非正规市场提供的服务、由非正规市场提供的运输、由非正规市场提供的劳动。

美帝国主义有没有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肯定有，美中两国有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肯定有。但是，就这个10类、50项评价指标看，好像不是专门对准中国的，好像也不属于政治意识形态范畴。但是，提倡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好像是真的。对于这样一个在世界上比较有权威的评价指标，恐怕要放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美关系大格局中把握才更客观些。

第一，我们不能有“逢美”必反心态。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关系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关系。美国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政治文明，不能够事事上升到意识形态对立面去考虑，美国不是一无是处，我们高级领导干部子女有几个没有放到美国学习的？如同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美国也有肮脏的一面，但也如同中国、其他国家一样，也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一面。“逢美必反”违背“三行必有我师”的中国文化逻辑。

第二，我们不能有“逢不中听”必反的心态。其实我们对于来自美国的一些言论，也不是每每都是恶言相对，对于中性的、特别是赞美性的言论，我们很多时候将其作为权威性的、最终性的评判标准、进行宣扬。如果对于“中听”的言论沾沾自喜，对于“不中听”的言论，则反应强烈，这恐怕也不是正确的态度。“中听”未必都对，“不中听”未必都错，凡事恐怕还得要有自己的评判标准，还得要能够忍受各种正确与不正确的意见和建议。“逢不中听”必反显然不是正确的态度。

第三，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体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经济体制安排都是政府调控和市场支配的结合，即使我们在极端计划体制下也有自由经济的内容，两者比例谁多谁少、如何动态变化，非常不确定。然而，以计划体制为基础制度安排至少已经被我们抛弃，市场经济制度是我们的改革方向。美国是自由经济的典型代表，自由经济制度是美国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自由经济制度不是万能的，但也不能够因为华尔街制造了金融危机就否定了美国的自由经济制度。美国从自身经验出发制定的这个标准，至少评价美国自己是适宜的。中美两国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这个体系或许不适宜被用来评价我国经济制度，即使如此也不代表我们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全盘否定这个指标体系也是不合适的。更不能荒唐认定“中国经济成就表明中国是最经济自由度的国家”。

第四，我们应该借鉴这个指标体系为我所用。中国有定性分析的文化传统，美国有定量分析的文化传统，我们常讲“差不多”了，“主流”应该肯定，等等，但是，很多东西需要量化分析才更有意义。比如现在提出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出又快又好，那么什么叫科学发展了、什么叫好？恐怕还是要学习美国人，制定一个量化的标准。我们现在也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也提出政府要减少对微观主体的干预，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拿出一个与国情、文化传统相适应的量化指标体系呢？美国这个做法能够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还是有道理的，不能因为得出中国自由度差，就排斥、批判、愤怒、嗤之以鼻。

中美两国虽然不是盟友，但也决不能认定其为敌人、或者人为把美国推到对立面上去。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都为人类文明做出各自的贡献，都有互相学习借鉴之处。因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价值观念相关较大，时常发生一些小的摩擦、甚至冲突都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共同利益太多，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冲突因素不少。无论好坏，都用不着随之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