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尚的名义侵犯高尚

    穿上制服，他们就会变得邪恶

    刚刚过去的2009年，“唐福珍”是一个让人无法直视的名字。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人们，只要穿上某种制服，就会在特定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公共组织还是私人组织)下，做出对老弱妇孺施以拳脚，甚至夺人家产、逼人自焚的邪恶举动？

    这本《揭开行政之恶》或许可以为此类问题提供一个思考的路径。它让我们了解到，普通人行大奸大恶之事，不独存在于某一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历史时期，“不公正或者不必要地施加伤痛、苦难与死亡于其他人”，可能发生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可能发生在每个普普通通的组织人身上的。现代社会的组织，无论是公共部门的还是私营部门的组织，其运作规律中已经包含了一种非常危险的要素。

    《揭开行政之恶》的两位作者，美国公共行政学家艾赅博和百里枫认为，现代公共生活中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公共政策过程中包裹着的邪恶，即“行政之恶(adm inistrat-ive evil)”。该书的两位作者则将邪恶一般地定义为“不公正或者不必要地施加伤痛、苦难与死亡于其他人的人类行为”。普通大众在自以为正确的事业中，甚至在伟大的动机驱使下，卷入到行政之恶的严重事件当中而不知其所以然，即是行政之恶的典型表现。普通人如何可能与大奸大恶扯上关系呢？社会关系中，语言与去人性化(dehum anization)，以及视角与距离，都会让邪恶发生于看似普通的人群。

    理性传统催生行政之恶

    邪恶，具体地说行政之恶是如何转化为一种组织机制的呢？在现代性语境下，是什么样的心理动力使得行政之恶如此地普遍？本书提到两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心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与米尔格兰实验。这两个实验令人惊异地说明，人们会盲从权威，尤其是技术权威。

    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技术进步，人类展示出越来越大的力量，科学理性成为信仰；而随着进步与理性价值观出现的人类僭慢心理，使得这样的情形雪上加霜。作者分析，技术理性的危险不单单在于它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解决社会科学的问题，还在于过分的技术理性抽空了社会过程中内在的道德感与历史意识。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会服从那些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合法权威，去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即邪恶的事情)，因为人们以为掌握了技术理性的权威会承担责任，于是行政之恶的面具应运而生了。作者论断，正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理性传统，催生了行政之恶。

    需要检视的第一起历史事件是纳粹大屠杀。作者通过对纳粹大屠杀的慎密分析，表明这起历史悲剧之所以发生，关键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力与现代新的技术-理性行政实践(technical-rational adm inistrativepractice)相结合。完善的行政管理运作，包括公务员队伍的组成与管理，名单编排与档案管理，受害人及其财产的法律地位的界定，犹太人社区的组织，运输管理，死亡/奴隶劳改营的行政管理，以及所有这些包括其他活动的协调等等，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令邪恶成为可能。

    纳粹德国的理性专业人士中，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精于专业，善于管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与团队运作中都出类拔萃，在第三帝国的战争中，他们功勋卓著，建造了6000多枚V -2火箭；在他们参与的火箭研发项目中，20000多名奴工死亡。最具讽刺意义的是，V -2火箭攻击行动中的牺牲者(约5000人)远远不如建造火箭中的死亡奴工多。

    行政之恶并非德国人独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 A SA )也是行政之恶泛滥的重灾区。作为一个庞大的现代组织，任何一个人要全部掌控N A SA运作信息与影响力已经不可能；加上其独特的组织动力作用，N A SA逐渐形成一种所谓防卫性的组织文化。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技术上的失误，却可能成为组织管理上的灾难，而这样的事一再发生，无法避免。在“挑战者”号空难后不久，又发生了“哥伦比亚”号灾难。如果要深究这两起航天空难的原因，除了技术失误与组织忽视以外，还有更加复杂的政治原因。比如“挑战者”号空难背后的“太空教师”计划，就让“挑战者”号的发射在准备并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匆匆进行，其目的是要让里根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里向大众报告自己同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太空对话。航天灾难中的牺牲与纳粹大屠杀中的受害者自然性质不同，但是航天计划中本可以避免的人员牺牲，因为无意的技术疏忽与有意的组织掩盖而变得不可避免，就现代西方理性组织与文化包裹着行政之恶要素而论，其差异并没有人们想象中大。

    “问题解决”成为更大的问题

    作者进一步对行政之恶的象征层面进行了深层解读。理性方案之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即是公共政策中作为隐喻的“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as am etaphor)的内在弊端。作为隐喻的“问题解决”之所以成为更大的问题，是因为它将社会问题作为标准整齐而单一的物化工程加以解决，而忽视了社会本身是多重价值相互冲突而又平衡的复合体。简单地对社会问题加以一刀切式的解决，这个价值平衡就会被打破，公共政策的根本性价值就会受到威胁。这个现代社会中的组织弊病，没有解决它的灵丹妙药。

    现代性所挟带的问题，也非常典型地、甚至更为突出地出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西方社会开始对现代性、现代组织以及现代组织中的人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已经进行了至少数十年。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不必也不能再走西方的弯路。在我们的社会中，作为隐喻的“问题解决”已经成为政策制定或社会发展规划中最重要的公理，人们在计算可见的经济利益时，无法看到背后不可见的社会成本。将高楼的高度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将G D P看成经济发展甚至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无不是普遍存在着的危险心理———同样地，工程思维非常普遍地存在于当代政治与公共行政的思维当中。事实是，人性与现代组织的复杂，远远超越了可以用一个工程式来解决的程度；而人类组织中利益与价值观的多元，使得任何一种一刀切的政策都显得简单而粗暴。一旦技术理性的思维成为社会的主流思维，行政之恶的温床就已经铺就，只等着时势提供一个机会。

    防范以高尚的名义侵犯高尚

    正如作者所说，行政之恶不只是德国独有，美国也不例外。同样道理，行政之恶并非西方专利，中国也可能深受其害，原因其实不复杂，行政之恶实质是投射于现代组织中的人性之反映。正因为这个原因，普通人在组织框架的支撑下干邪恶之事，仍然可能发生，无论中外。

    消除行政之恶没有万全之策，这是作者告诉读者的，最好的办法是反思公共行政，尤其是身在公共组织内的人们反思公共政策。我们可以期待，一群理解了社会与政府实质问题的人，一群对公共生活抱着批判态度的人，他们所组成的社群对包括国家在内的社区健康成长至为关键；而他们中的专业人士、公共事务从业人员与研究人员，对于防范行政之恶负有特殊而艰巨的责任。

    如何防范现代组织以高尚的名义侵犯高尚，如何让所有公民，尤其是身在组织内部的人们，意识到行政之恶，意识到反思公共行政的重要性，《揭开行政之恶》一书，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启示。

    专题撰文　白锐(暨南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真实案例

    “邪恶”心理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与米尔格兰实验

    美国心理学家津巴多于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里创造一个模拟的监狱，招募在校大学生充当看守和囚犯角色，其中有11名被试随机地被派作囚犯，而另11人作为看守(每组有2人作后备以防有人生病)。9名囚犯分成3组，分别住在3个监仓，而9名看守也分为三班，8小时轮一班。6天后实验者不得不关闭了这座虚拟监狱，因为眼前的景象实在太让人震惊。实验者不清楚，那些普通的大学生们在何时将真实身份让位给了虚拟角色。大多数人真的变成了“囚犯”或者“看守”，无法区分角色与自我。他们在行为、思维以及感受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短短几天，这个囚禁实验(暂时性地)抹除了这些在校学生身上所有的社会习得，人类价值被搁置，自我概念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卑下以及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

    在1960年代中期，耶鲁大学的米尔格兰教授在报纸上登出广告招募志愿者，表面上是让他们参加一项研究惩罚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的实验，实验中两人一组，以抽签方式随机决定教师与学生角色。“教师”的任务是朗读，“学生”的任务是选择正确的答案，如果选错了，“教师”就通过按电钮给“学生”以电击作为惩罚。“教师”的操作台上每个电键都标明了电击的严重程度，从15V的“轻微”到450V的“致命”。这些电击实际上都是假的，但为了使“教师”相信整个实验，让其接受一次强度为45V的电击作为体验。事实上，研究者事先已经安排了每次抽签的结果总是真正的被试者作为教师，而作为学生的却是实验者的助手，“学生”假装被电击，“教师”与研究者同处一室，“学生”则独处于另一个房间。在实验中，主试每每命令“教师”施与电击，而且要加大强度；所谓的“学生”则在另一房间播放事前录好的声音，让隔壁房间的“教师”以为他们正在呻吟、叫喊、怒骂、哀求、讨饶、踢打，最后昏厥。若被试者表现犹豫，主试者则严厉地督促他们继续实验，并说一切后果由实验者承担。结果显示，只有少数人(占被试者的35%)做出了种种反抗，拒绝执行主试的命令。另外26个被试者(占被试者的65%)服从了实验者的命令，坚持到实验的最后，尽管他们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