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 罗 克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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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罗 克 案

作者: 余传琮 | 2007年03月07日 02:08 | 栏目: [ 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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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罗 克 案 

（一）

　　下面是遇罗克的一位同监室的“难友”，又曾是政治上的“对手”所写的回忆。那么多纪念文章中，我觉得这一篇最能体现遇的思想和节操。

　　遇的思想集中在他的《出身论》里。笔者以为，其意义和水平都远远超过了那个大理论家关于“人道主义”的烂文。他的节操，大家可以从下文看到。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言论自由。看看那些利用特权而骄奢淫逸的贵人，再看看那些为基本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平民，就知道值得关注的还有人生的平等权！

　　随便提及，有的人动不动就指人“个人崇拜”，哪个人没有自己的偶像？有的人拜金，有的人拜权，还有人拜ＸＸ。三十年前我就崇拜遇罗克，现在一样。　

狱中遇罗克

　　我跟遇罗克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十一月左右。我们在北京市看守所，那里关了很多学生。因为释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原来跟我关在一起的人都被放了，把没有放出去的重新编号，重新组合。在这次组合时，把我分到新地方。遇罗克就在这里，我们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跟他在一个牢房里，被管了差不多半年。

　　到了一九七零年四月九日，我被调到死刑号里的时候，我和遇罗克又都是在死刑号。那时，都是单间，我们只是在晚上，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才能说一两句话。有时听他跟看守说话，只是间接地知道对方跟自己一样，是死刑犯。    我跟遇罗克的接触主要是那半年关在一起的时候。 每个房间大概就是十多平米，关了二十个犯人，当时政治犯太多了，牢房里的拥挤程度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躺平了的话，就躺不下。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如果谁想翻身，要大家一起翻。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就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才能挤进去。　　北京看守所为了管理方便，在三个建筑群中间都有一个厅，值班的警察和看守都在厅里，而伸出来的每一个走廊就叫"筒"。英文的"Ｋ"字有三个笔划，从中间看，一层就是一、二、三筒，二楼就是四、五、六筒，三层是七、八、九筒，四层是十、十一、十二。我们当时就在二层的六筒一号，后来又调到七筒。　　我一进入六筒一号，碰到遇罗克的时候，实际上在别人向我介绍说，那是遇罗克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他是谁，我在监狱外面就知道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 当时抓我的罪名之一是说我是联动的后台，或者说是联动的思想后台。　　第一次抓我的时候，公安局自己不出面，而让美院附中的"四三派"把我抓起来，"四三派"是同所谓"老兵"（老红卫兵），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联动"，对立的，因为我跟干部子弟出身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当时海淀区最能打架的石油学院附中的"老兵"，就派了很多人来，和别的很多学校来攻打美院附中，来抢我。结果，引起武斗，双方打得激烈的时候，就在早上四点钟左右，我逃走了，一直逃到石油学院附中。为了安全，我和当时联动里最能打架的人住在一起，也跟他们谈文化，谈理论，后来石油学院附中被包围，我又跑了，他们被打得也够惨的。联动里面最能打架的人叫贺邯生，他被打得不能生育，绝了后。　　当时，"四三派"的理论基础是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因为跟联动在一起，从表面上看，我是个血统论者，但是实际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是少数派，当时被整得也很惨。后来，联动被抓，我又跟联动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说，同样因为言论罪被判死刑，遇罗克和很多人都被枪毙了，而我们最终没有被枪毙，还是因为出身好而占了便宜。所以，我一开始听说他是遇罗克，对他就有一个误会，因为他肯定会知道我的背景。　　不知道当局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有联动背景的人，和一个与联动有仇恨的人关在一起。当时，我的朋友是像彭小蒙那样的人，是红卫兵里的"笔杆子"，还有像魏京生，当时也是联动里搞宣传的，这都是我的铁哥们，而遇罗克的朋友是牟志京，所以在社会上，两派人是极端对立的。但是，可笑的是，我们都被关了进来。说实在的，当时联动分子在狱中的待遇比他们要好得多。而且，当时联动的人最后都被放出去了。我仍被关在里面，主要不是因为我是联动，而是因为江青的事。遇罗克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表现得很主动。我就是一个学生的样子，那时候才二十四岁，自己认为很成熟，实际上很幼稚。　　大家当时都是愁眉苦脸，遇罗克却是笑眯脒的。他走过来，对我说："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个走之，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之所在）的罗，克服困难的克"。他就是用这样开玩笑的、幽默的态度介绍自己。我就说："久闻大名，我读过你的文章，我觉得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对遇罗克说的是真的，因为他的文章逻辑清楚，论点明确，而且是说中了要害。遇罗克觉得很奇怪，一问我的名字，他更感到奇怪："你还读过我的文章？"    后来，遇罗克说过，他当时只是写文章,比如他写《联动的骚乱到底说明了什么》等等，他只是在文章上与这些人交锋，他希望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就像古代比武，抛开社会所附加的不合理条件，大家公平地较量一番。他当时对我们也有一种好奇心，像我对他有好奇心一样，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层面完全不同，都想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都是带有戒备心。想想很有意思，我们的谈话有点像外交辞令，谈什么问题都不像是普通的聊天，而且有点不约而同。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　　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说来没有什么意思。　　等到大家累了休息的时候，我和遇罗克都会主动坐在一起开始谈话。因为，知识的背景和结构不一样，而且在文革中的处境也不一样，所以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据我的经验，据我的学识，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是少年气盛，他说完以后，我也会同样说，据我的经历，据我的学识，事情就是这样。开始时，总有这样的争拗。　　后来，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血统论问题，这是冰释我们之间误解的开始。有一天，他跟我谈起电影，他先问我，你看过《马门教授》那个电影吗？那是东德拍的电影，主题是反法西斯的，中间有一大部份描绘马门教授，他是一个犹太医生，当时，犹太人在德国柏林受到迫害，学校里也对犹太学生迫害。他一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我说："看过"。我又说："跟中国没有什么区别"。他说："你会这么看吗？"我说："我觉得是这样。我在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到了文化革命，就发现，出身不好的人的处境，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遇罗克说："你们也会这么看？"他又问我："那你看过《出身论》吗？"我说："《出身论》写得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他就谈到，《出身论》当时也是一种宣传，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　　经过这一次，大家谈出自己观点的要点，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放下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焦点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比较放松地交谈。他跟我谈了很多他的童年时代，他们家的大院，他和弟弟妹妹的关系。谈及他在学校功课好，因为出身不好没能进入大学，而被排除在"游戏"之外。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所谓的好学校一直升上来的，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在这一方面，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草莓，在街道上怎么跟人搞好关系，怎样传呼电话……他在社会上交往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编诗集，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可以想象，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克一直在学习，我对他比较佩服。我当时对于自己会被判这么重的刑，始终耿耿于怀，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气难平，觉得是被别人迫害，完全是个人恩怨的一种阴谋，所以，我在监狱里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遇罗克也在场。这时候，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暂时忘掉铁窗中的残酷。因为，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每个牢房里都有几个被折磨的神经失常的人，他们也是遭遇最惨的人。有一个是当时的"北航"，现在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教俄语的，我们叫他王老师，他已经变得半精神病了，谁都可以在他身上踢两脚、打几拳；另外一个是个农民，因为说他骂了毛泽东就被关进来了，进来的时候，戴大镣铐，人已经被折磨得变了形，大家打他打得更狠。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从来不动手打人，我的良心也受不了这样的事。　　当时，我们就跟值日似的，轮流管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连上厕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走。轮到那些小年轻管他们的时候，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等轮到我的时候，他们说，让这个"联动"来管他，联动打死人都不眨眼，意思是我能把他们打个半死。当时，我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我也不想像别人那么做，别人觉得我假慈悲。　　当时遇罗克对他们的态度很特别，也不打他们，但是也不对他们好，完全不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就是视而不见。当时，我很奇怪，问过他，我说，那个俄语老师毕竟是老师啊。遇罗克的意思是，他们已经精神失常了，你对他好与不好对他们都没有用。他还说，在社会上值得同情的人多了。我想，可能他在社会上时间长了，总是同情人就会被认为是"烂好人"，是没有用的。从这一点上，我想遇罗克遇到的事情中有比这残酷得多的，所以他不会婆婆妈妈。　　我想是不是他更理智，更接近一个政治领袖？ 中国那个时候如果有民主选举的话，他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因为，在我们的牢房中这很明显。我们牢房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对遇罗克都毕恭毕敬。他们对我倒没有，量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仗着政府对我们好一点就胡作非为而已。　　但是，遇罗克不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较劲，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论》的作者，是当时在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对他非常尊敬。有时，我跟遇罗克争论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些人都在旁边摩拳擦掌，意思是我要有什么不轨的话，他们就会一哄而上。但是，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只是理论和观念上的冲突。　　在另一方面，遇罗克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一面。他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唱歌，也跟我们学了一些歌，还和我们一块下围棋、下象棋。他下象棋可以下盲棋，我们根本下不过他。想想那时《中学文革报》影响那么大，有多少人寄钱，或要求帮忙，有人想见他都没有机会。当局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就是要打击他，这一点他很清楚。　　我说，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他说："你们出够了风头，而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每个人都是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他指的是，当时中央文革一会儿支持这一派、一会儿支持那一派，他们从中有了办报纸的空间）"。他们找到这个机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所以他说，为了这他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　　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　　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　　在这一点上，遇罗克比我们强。他在的死刑号里向管理员大声"报告"，实际上是说给我们听，他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那时候，他的语调还是那么平静，一听就知道，他是带着微笑说的。这时候我就比较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质要比我们强得多。当时跟我们一块进来的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的一个"笔杆子"叫沈元，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愕然了。　　我们被拉出去批斗，戴上十几斤重的铁镣，身上插着生死牌，在两场批斗中间休息，吃乾粮的时候，沈元还跟我说，听说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我一听就笑了，我说沈元你还那么天真，你没听见遇罗克说的吗？你应该做更坏的准备。沈元说，怎么会呢？我说，可能我们都得被枪毙，沈元说，有那么便宜吗？我说，你说不便宜是什么？难道是终身苦役？还不如死了。　　其实我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希望活着，等我们到又一轮批斗时，看到前一轮挨批斗的人都被枪毙了，沈元回来后，就受不了了，也可能是他想要延缓这一过程，就开始装疯，喊、哭、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我就有些不明白，人在装疯时会不会真的疯了？遇罗克一直在拍打专门安在死刑号里的按钮，只要按了，队长就会来。遇罗克故意找茬儿跟他们说话，把想要跟我们说的话跟他说，让我们听。　　遇罗克始终保持这种状况，一直到三月五号他被拉走枪毙，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这一点是我所佩服的。我没有像沈元那样装疯。装疯不止他一个人，我们也弄不清究竟谁是真疯了，还是装的，反正后来都被枪毙了，也没办法考证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是沉默，并没有像遇罗克那样继续向他们挑战，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因为我后来知道，审讯他的审判员姓丁，因为个子很高，都叫他"丁大个儿"，丁大个儿对遇罗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丁大个儿就说，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机会。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愿以偿，把遇罗克送进死刑号。　　那个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　　从这个角度说，现在很多人要纪念遇罗克，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长远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从长远的方面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就像德国人一样，还要看《辛德勒的名单》，德国人还要知道纳粹为什么能够在这么优秀的民族产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好像在物质文明方面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比原来开放了，有了民间的口头言论自由，但是在思想的箝制和言论的限制上没有比当年进步多少。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有它的局限性，它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能出版这样一本书。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那个时代错杀了一个民族英雄，而在于中国有没有一天可以让大家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物质再丰富，中国还是一个原始的、落后的、严酷的社会。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　　在八零年遇罗克得到公开平反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当时遇罗锦通过别的途径找到我，接着是一些报社的记者跑来找我，因为我是唯一跟遇罗克在最后的时刻、在死刑号还在一起、并且愿意说出来的人。实际上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经历。当然，有的人已经死了，也有的人不愿意说了。　　那个时候，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进步了。因为八零年初的时候，虽然政府把"民主墙"从西单搬到月坛，但是整个的感觉是中国有一个可能性，街头大字报不行，可是在私下的思想自由已经开始了。遇罗克这件事情真正的平反对中国说来是一件大事。（二）　　下面是遇罗克的妹妹写的一本书中的一段，正好有那份宣告遇罗克无罪的判决书，全文如下：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一九六八年一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历史宣告了他无罪。　　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只允许他活了二十七岁。　　历史还将宣告他是“烈士”、“理论家”、“思想家”、“实践家”……然而，我盼望这些他受之无愧的名称吗？不。

　　我不想对我的哥哥给予任何评价。在我的身后有十亿中国人民——由他们去说吧！

 

　　（三）

　　无言。

遇罗克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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