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最翔实调查出炉 称仍存六大质疑待解答7

探秘西门豹祠:安阳县安乐镇的西门豹祠与历史上西门豹祠不是一回事

图片说明:作者拍摄的简陋荒凉的安阳安乐镇西门豹祠

图片说明:1965年10月安阳县人民政府重立的西门大夫庙碑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开车离开曹操墓所在地，车行一刻钟左右，来到东边的西门豹祠考察。这里靠近京广线与107国道，只见在桥洞左侧的高地上，竖立着一座破旧的牌楼。右边有几座破旧的棚屋，当中的一座里面的壁上用粉笔画着一尊象，写着“西门大夫神位相”，石桌上供奉着简陋不堪的牌位与香炉，没有一点像样的供物。外边的西门豹祠只是一座破旧的牌楼，与想象中的西门豹祠的格局相去甚远。我们围着它左看右瞧，只见几块模糊不堪的石碑，好象在诉说着往昔的悲凉。据说在1924年的直奉战争中，这座西门豹祠也被毁，仅存宋、明、清、民国的4块石碑。后来当地政府建造了一座碑楼，将4座石碑砌到一起，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关于现在这座安阳县安乐镇上的西门豹祠，能否成为判定曹操墓方位的重要证据，许多人是心存怀疑的，主要是它与曹操下葬时的西门豹祠是不是一回事。年代久远，历经沧桑，此西门豹祠早已不是彼西门豹祠了，这不仅是一种推断，而且史籍上屡有记载。公元307年，当时的胡人将军石勒攻破邺城，邺城在战乱中受到破坏，士民惨遭屠杀，西门豹祠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后来西晋的东海王司马越攻破邺城，石勒逃走。公元330年，石勒在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建立称皇帝，建立后赵。公元333年，他的侄子石虎在石勒死后夺取了后赵政权。335年，石虎迁都邺城，大造宫室，公元340年，石虎重建西门豹祠，但石虎是羯人，残暴成性，他对于汉族人民纪念西门豹的文化心理是不会认同的，仅仅是将西门豹当作神灵来看待，幻想保佑其统治。他不会在原址上再建西门豹祠，他所建的西门豹祠已不是曹操下葬时的西门豹祠了。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公元559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因天旱求雨无果，一怒之下毁掉西门豹祠，将西门大夫的坟也掘了。《北齐书 文宣帝纪》记载天保九年:“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唐代史学家李百药编修的《北齐书》曾记载这个家伙的暴行:“凡诸杀害，多令支（肢）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沉酗既久，弥以狂惑，至于末年，每言见诸鬼物，亦云闻异音声。”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迷信鬼神，他对于汉族人民心目中的西门豹是不认同的。汉族人民纪念西门豹恰恰是感戴他任魏国邺令时投巫于河，兴修水利，为民造福的事迹。迄至公元580年，隋文帝杨坚因当时邺城反叛，攻灭邺城后焚毁全城，迁移士民，从此邺城再也没有重建，西门豹祠也再度被毁。

现在所见的西门豹祠，据说是宋代之后再建的，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是以我们目前见到的西门豹祠来推断它就是曹操下葬时的西门豹祠，并以此来断定曹操墓的方位，作为“六大证据”之一，有点脱离历史情境，只能说是一家之言。《水经注 浊漳水》中记载:“漳水又东北径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魏文帝《述征赋》曰:‘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漳水右与枝水合。”“漳水自西门豹祠，北径赵阅马台。西基髙五丈，列观其上。石虎毎讲武于其下，升观以望之，虎自于台上放鸣镝之矢，以为军骑出入之节矣。”河北省邯郸市政协的文史学者刘心长早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中，就依据《水经注》等文献，考证出曹操时的西门豹祠在今漳河南岸的武城遗址的东南，在河北省的临漳县境内，并且有地下出土的遗物可以证明。（见1998年第1期《新华文摘》所收）在现在的古邺城一带，即今河南、河北两地交界之处，就有好几处西门豹祠。据新华社报道，河北临漳在2009年发现了石赵时期的西门豹祠的奠基石。此外，临漳县的西门豹祠已经在2009年5月正式开馆， 里面存有许多实物与文献记录。据2009年5月4日《 燕赵都市报》报道:“投资200万元的西门豹纪念馆在邯郸市临漳县正式开馆迎客。馆内有西门豹塑像，还陈列有《西门豹资料汇编》、《邺苑奇珍》、《邺城故事》、《邺都春秋》等文史资料。”当然，这些东西与安阳方面的论证一样，同样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现在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证明曹操墓选定一座西门豹祠而排斥其他西门豹祠的做法，难免使人怀疑其公正性。

沧海桑田，从古邺城到现在的安阳与河北临漳一带，历经兵燹，漳河水屡屡泛滥，早已造成许多地方的变迁。要探索曹操墓及其相关的西门豹祠的真实位置，可谓很难，也许永远找不到。如果要确认，一定要提出非常过硬、而不是让人疑窦丛生的证据，否则无以服天下。1985年5月6日的《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曹操墓在何方》，其中引用过当时的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江东平给作者的一封信，江东平副部长抗战时在此地工作过，信中写道:“古漳河在历史上几经迁徒，铜雀台、冰井台就是在漳河改道时被冲垮的。曹丕说:‘欲祭先王河上，悲伤感切’，似乎是因为漳河滚动，把曹操冢淹没了，致使他无处祭祀。”这并不是一种猜测，而是有史可稽的。据《资治通鉴》记载，曹操死后，漳河水时常泛滥成灾。当时的古冀州有过数次大水。咸宁三年（公元277年）七月，“兗、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资治通鉴》卷80）“咸宁四年（戊戌，公元二七八年）司、冀、兗、豫、荆、扬州大水，螟伤稼。”元康八年（公元二九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在洪水泛滥中，西门豹祠的改动是很正常的。现在隔了那么多年，完全不考虑其中的变迁，不过严格而多方面的讨论，仓促将此作为古时西门豹祠来认定曹操墓的位置，显然是不合适的。1975年底，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帮助整理古籍时，曾多次聆听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沿革的讲座。谭先生一再强调，不能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地址作为当时的地址，一定要详细研究它的历史沿革与变迁，不然，就不必建立历史地理学了。谭先生说的是人文科学中的通识，它是跨越专业的学术规范，足可以为今人镜鉴矣。

在从曹操墓向西门豹祠进发的途中，我们经过了出土鲁潜墓志的西高穴村西北的一处砖窑场。来之前查了查资料，知道汉末的墓志并不等于墓碑，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汉末立碑之风盛行，谀墓现象严重，引起人们的反感，曹操曾明令禁止立碑，曹丕在《典论 论文》中提出“铭诔尚实”，也是针对的这种文风。后来的人们有鉴于此，将立在墓前的石碑做成墓志，放到墓中，以证明墓主的身份。鲁潜的墓志就属于这种墓志。但遗憾的是，这块墓志所附的墓并没有发现，于是这块墓的原始位置便无从认定。就象我们现在的车牌一般情况下是安在车身上的，找到车牌也就是找到了车，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车牌离开车身也是常有的，如果拿脱离了车身的车牌来认定车的位置，岂非有点象古人所说的刻舟求剑、胶柱鼓瑟？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这一带因为兵燹与洪水而使墓葬变化的因素很多。鲁潜下葬后，当地的社会与自然情状肯定经历了许多变化，“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汉魏古诗中经常喟叹的情形是经常存在的，古墓的变化也在情理之中。就拿曹操墓来说，现在考古队所见的早已是面目全非，无从考定真相了。所以，在鲁潜墓没有找到之前，依据一块墓志的出土方位来判断曹操墓的位置，恐怕也是难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