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解放天津总攻时间的推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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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捷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塘沽作战的失利，促使做出转兵天津的决策。为此，东北野战军集中大部主力，拟在适当时机内发起对天津的总攻击。此时，北平和平谈判已经开始，但对和平谈判始终不抱希望的林彪，则坚持以“打”促“和”。1949年1月2日，林彪批准了刘亚楼攻击天津的作战部署。而按照中央军委部署，何时打下天津，则应围绕和平谈判的进展情况决定。在林彪看来，只有首先攻下天津，“傅作义及北平蒋系军官才更容易就范”。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决定首先攻下天津，给试图保存实力并借此达到政治目的的傅作义集团以有力一击，同时指示林彪、刘亚楼做好攻击前的各项准备。
为保证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众多工商业、学校等设施免遭破坏，摆在刘亚楼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为此，刘亚楼重点考虑的是战前各项准备的落实，特别担心护城河涨潮问题，因此建议不要过早确定总攻时间。而林彪以长围久困长春的教训为鉴，认为东野30余万大军应尽快打下天津，然后全力参加攻打北平。1月5日，林彪电令刘亚楼，要求“争取在10号至迟13号总攻击”。而“不宜于再推迟，以便争取在‘四九’能攻北平，过迟则已解冰”。与此同时，加快了对国民党天津守军劝降工作。
鉴于攻城准备尚未到位，外围作战正在进行，1月6日，刘亚楼致电林彪，认为10日总攻已不可能，13日也“没有充分把握”，建议暂不确定总攻时间，以便留有充分余地进行准备。7日10时30分，林彪就刘亚楼推迟总攻击的建议指出，“总攻击时间仍应在13号开始，不要再推迟，否则妨碍北平的作战。”13时30分，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攻击天津作战部署，并强调天津战斗结束后，“主力速移北平附近准备攻城，极力争取在‘四九’末能攻城”。 恰在此时，天津市参议会于8日派出和谈代表出城谈判，给和平解放天津带来了一线希望。对此，刘亚楼给予积极回应，提议攻击时间应视和谈结果确定。8日，林彪对天津市参议会派代表出城谈判问题指示刘亚楼，要求陈长捷所部必须在11日8时前放下武器。10日，经过与参议会4名代表的接触，为给陈长捷充足的考虑时间，体现我军和平诚意，刘亚楼经请示林彪，将总攻击时间一再推迟，由11日8时改为18时，最后限定在13日12时前。
此时，刘亚楼最担心的河水涨潮问题也初露端倪。10日9时，刘亚楼致电林彪：“13日恰是旧历十五日，海河每月初一、十五涨大潮时水比平常高四五尺，把冰浮起，甚至冲坍，为使攻城动作不受大潮阻碍，不能不把总攻时间移后1天，即移至14日。”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林彪同意了这一方案。当日，攻津各部队开始全面部署。12日，林彪致电平津前线各部队，通报了14日总攻天津的决定。要求天津作战打响后，应全力防止北平守军向天津突围，并在阻击中将敌全歼。13日，天津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守军未在规定的12时前做出答复。就在同时，林彪电告中央军委：“由此看来，争取和平解决避免破坏的可能似乎不多，本晚24时止，如仍无争取此种可能的征候，则明日开始攻天津。” 当天14时，东北野战军用大口径火炮轰击敌前沿阵地和市内纵深制高点，向天津守军发出了即将总攻的严厉警告。19时，林彪向刘亚楼下达攻击天津作战命令。
1月14日，已做好充分准备的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22个师及特种兵发起对天津的总攻。15日，天津获得解放；16日，傅作义谈判代表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协议；31日，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本文摘自天津今晚报2010年1月14日 21版《今晚副刊》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塘沽作战的失利，促使做出转兵天津的决策。为此，东北野战军集中大部主力，拟在适当时机内发起对天津的总攻击。此时，北平和平谈判已经开始，但对和平谈判始终不抱希望的林彪，则坚持以“打”促“和”。1949年1月2日，林彪批准了刘亚楼攻击天津的作战部署。而按照中央军委部署，何时打下天津，则应围绕和平谈判的进展情况决定。在林彪看来，只有首先攻下天津，“傅作义及北平蒋系军官才更容易就范”。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决定首先攻下天津，给试图保存实力并借此达到政治目的的傅作义集团以有力一击，同时指示林彪、刘亚楼做好攻击前的各项准备。
为保证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众多工商业、学校等设施免遭破坏，摆在刘亚楼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为此，刘亚楼重点考虑的是战前各项准备的落实，特别担心护城河涨潮问题，因此建议不要过早确定总攻时间。而林彪以长围久困长春的教训为鉴，认为东野30余万大军应尽快打下天津，然后全力参加攻打北平。1月5日，林彪电令刘亚楼，要求“争取在10号至迟13号总攻击”。而“不宜于再推迟，以便争取在‘四九’能攻北平，过迟则已解冰”。与此同时，加快了对国民党天津守军劝降工作。
鉴于攻城准备尚未到位，外围作战正在进行，1月6日，刘亚楼致电林彪，认为10日总攻已不可能，13日也“没有充分把握”，建议暂不确定总攻时间，以便留有充分余地进行准备。7日10时30分，林彪就刘亚楼推迟总攻击的建议指出，“总攻击时间仍应在13号开始，不要再推迟，否则妨碍北平的作战。”13时30分，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攻击天津作战部署，并强调天津战斗结束后，“主力速移北平附近准备攻城，极力争取在‘四九’末能攻城”。 恰在此时，天津市参议会于8日派出和谈代表出城谈判，给和平解放天津带来了一线希望。对此，刘亚楼给予积极回应，提议攻击时间应视和谈结果确定。8日，林彪对天津市参议会派代表出城谈判问题指示刘亚楼，要求陈长捷所部必须在11日8时前放下武器。10日，经过与参议会4名代表的接触，为给陈长捷充足的考虑时间，体现我军和平诚意，刘亚楼经请示林彪，将总攻击时间一再推迟，由11日8时改为18时，最后限定在13日12时前。
此时，刘亚楼最担心的河水涨潮问题也初露端倪。10日9时，刘亚楼致电林彪：“13日恰是旧历十五日，海河每月初一、十五涨大潮时水比平常高四五尺，把冰浮起，甚至冲坍，为使攻城动作不受大潮阻碍，不能不把总攻时间移后1天，即移至14日。”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林彪同意了这一方案。当日，攻津各部队开始全面部署。12日，林彪致电平津前线各部队，通报了14日总攻天津的决定。要求天津作战打响后，应全力防止北平守军向天津突围，并在阻击中将敌全歼。13日，天津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守军未在规定的12时前做出答复。就在同时，林彪电告中央军委：“由此看来，争取和平解决避免破坏的可能似乎不多，本晚24时止，如仍无争取此种可能的征候，则明日开始攻天津。” 当天14时，东北野战军用大口径火炮轰击敌前沿阵地和市内纵深制高点，向天津守军发出了即将总攻的严厉警告。19时，林彪向刘亚楼下达攻击天津作战命令。
1月14日，已做好充分准备的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22个师及特种兵发起对天津的总攻。15日，天津获得解放；16日，傅作义谈判代表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协议；31日，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本文摘自天津今晚报2010年1月14日 21版《今晚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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