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避不开的八十年代

采访完他，我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想了想说：“文章中凡是涉及我的地方，就不要用我的真名吧。”

谈起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区别，他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八十年代，我，其实不光是我，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现在想想，是那么的不实际。”

回顾过去，他口气淡淡的，好像说的不是自己：“八十年代，至少是我们这些在北京上大学的人吧，关心政治：北京发生的几次学潮，我们都积极参与了；热衷文化：虽然我和我的多数朋友都是学理工的，但我们课余却读诗，读历史，读哲学，听文化讲座，吼崔健的歌……但随着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结束，我们却陷入了深深的幻灭，有的人一走了之，漂洋留学或出国定居了，我也动过这个念头，也做过准备，但申请美国拒签，使我只好继续留在中国消沉。然后是92年邓小平南巡，原先消沉的人纷纷投入席卷中国的致富大潮，很多人发了起来，包括我。不少早先出国的人，新世纪开始后，又成为海龟，回国淘金来了，但他们很羡慕我们这些土鳖，赶上了九十年代最初的几波致富浪潮，淘到了第一桶金。”

他燃起一根烟：“现在，我觉得，能够真正让中国发生深刻转变的东西，除了钱、钱、钱，还是钱、钱、钱。”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又把还剩一大半的中华牌香烟使劲地捻灭：“不过，如今我每天累个臭死，偶尔闲下来回顾自己一生时，又觉得，最值得留恋的还是那个并不追求钱、钱、钱的八十年代。”

“朦胧诗”、“皮包公司”、“霹雳舞”、“托福考试”、“走穴”、“大哥大”……

坐在北京《乐》杂志“厂房”的会客沙发上，我信手翻着最新一期北京版《TIME OUT》的内容。这本杂志把上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词语“散珠”，用“八十年代的接头暗号”这根线串了起来。

说“厂房”，不说编辑部，是因为《乐》杂志编辑部位于北京东郊一个废弃的工厂──798工厂的厂区内，所有的采编人员，包括主编洪晃，都在一个原来的大厂房之内办公。

终于，洪晃让一位年轻的秘书，把闲翻杂志的我传到了她的“隔间”。

说“隔间”，不说办公室，是因为洪晃办公的地方并非自成一体的全封闭房间，也在厂房之内，仅仅比手下采编人员办公的地方高半层，用半封闭的玻璃挡板相隔，估计是由过去的厂房调度室改建的。用洪晃本人的话说，如此设计，一是“容易与年轻人打成一片”，二是“便于沟通和管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过的另类编辑部。不过，据说这个原798工厂的厂区，如今已经被画家、诗人、作家、记者等“艺术流浪汉”、“精神贵族”、“文化无产者”和“文化中产人士”开发成了一个不分阶级的工作、生活两用混居小区。

最近，北京忽然流行起“八十年代热”来：一本名为《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书，卖得挺火；学术界或朋友圈聚会，也离不开“八十年代”这个话题；网上也开始盛行传贴八十年代的老照片……不知是不是与这种基本上属于民间的怀旧热相呼应，《乐》杂志也在今年五月号的北京版推出了“回首八十年代”专辑。

谈到推出这一专辑的构想，身穿深蓝蜡染旗袍的洪晃说：“其实，《乐》杂志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而谈到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崛起，谈到他们的梦想、抱负，就不能不涉及与他们青春时代或少年时代如影相随的八十年代。”

洪晃本人的八十年代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穿插度过的，所以她特别爱谈中西对比：“中国中产阶级这个群体，与西方相比的一大区别是，它是一个新的阶层，偏于年轻，你往下看，还能找到，但往上看，你很难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找到中产阶级，所以说，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中产阶级。具体来说，他们大多是在六、七十年代出生、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受到八十年代文化的很大影响。”

不过，我注意到，《乐》杂志同一期的上海版并没有“回首八十年代”专辑，问到如此安排的原因，洪晃回答说：“八十年代是与政治很有关系的一个话题，《八十年代访谈录》那本书采访的八十年代风云人物，包括田壮壮、崔健，都是北京人，他们在上海没有什么影响，陈丹青虽然是上海人，但他很早就离开了上海，上海人也认为他是远离家乡的浪子。所以，我们觉得：上海就别八十年代了，因为他们对八十年代没有那么多回忆。”

但我的一些上海同学，显然不同意洪晃的说法。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个岁数，特别爱怀旧。过去，大学同学很少聚会，但过了40岁，老同学之间的聚会就越来越多：校庆大聚会、80级年级聚会、班级聚会、甚至还有寝室室友聚会……当然，聚在一起就是怀旧，怀念大学时光，怀念八十年代。”当年我们班级中的一位老大哥显然是喝多了，眼圈红红的。

老同学们听说我从英国来上海采访，又找到了一个聚会的借口：一位事业还算成功的同学作东，在上海市中心一家高档餐馆包了一间房，请来了当年同一个班级的大多数上海同学，甚至几位外地同学闻讯后也专程赶来。众人杯盏交错，话旧言新，互抖馊事，猜拳骂娘，谈着谈着，又谈到了与我们大学时代同时开始的八十年代：喇叭裤、双卡录音机、食堂排队买饭的长龙、班级自己组织的舞会、外滩闪烁的霓虹灯广告牌、里弄深处传来的邓丽君歌曲……

他们对八十年代有着太多的回忆，虽然他们的八十年代与北京人的八十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那时，北京风起云涌的一些事件，如西单民主墙、星星画展、校园竞选等，也曾波及到上海的校园，但论及影响的深刻和细微，显然都不及邓丽君的歌。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刚到上海校园时，我在寝室里第一次听到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播放的邓丽君那首《逍遥自在》，所带给我的那种震撼：原来歌是可以这样唱的！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过的！

要知道，那是1980年，距离文革时代政治至上的禁欲生活尚不太远。所以，有人说，邓丽君的歌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瓦解力最大、最彻底。

从此，作为与北京大学生不同的一个群体，上海大学生也以独特的方式，唱着自己的人生之歌，过着自己的“小资”生活，从八十年代走入九十年代，再迈入新的世纪。

那天聚会的同学，上大学前家庭背景各异，毕业后职业去向也不同：有教书的，也有经商的，有当法官、检察官的，也有当律师的，但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他们都应该算是本行业内的中坚、骨干。作为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二届政法学院学生，他们通过那个年代低录取、不收费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包分配、高就位的毕业分配机制，几乎是“长驱直入”地进入了中国“新中产阶级”的行列，难怪他们那么怀念那个给了他们“第一推动力”的八十年代。

李岷和洪晃一样编杂志，但她担任执行总编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却选择了北京亚运村附近一栋标准的写字楼作办公室。

我们在楼下的“随想咖啡厅”，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随想”式地聊着。

“我们最新一期杂志，推出了一套关于八十年代的专辑。送给你一本吧。”李岷说。

就连《中国企业家》杂志都在追热门，赶时髦。我想。

晚上回到酒店，一时睡不着觉，随手抄起李岷送我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却吃了一惊：他们专辑的题目不是“回首八十年代”，而是“生于八十年代”。

专辑介绍了一批二十来岁的CEO：康盛世纪首席执行官戴志康（25岁）、PCPOP首席执行官李想（25岁）、163888翻唱网首席执行官郑立（24岁）、MaJoy总裁茅侃侃（23岁）……与周晓虹教授开出的“新中产阶级”教育标准相悖，这批“新新中产” CEO，许多人从未在传统教育体制内获得肯定：例如，“亿万身家”的李想高中毕业后便开始创业；“混世魔娃”茅侃侃只有初中文凭……但曾任雅虎中国区总裁的周鸿炜说，作为一个集体，这批人是下一个5年到10年中国互联网业的主力军。

我这次在中国采访中产阶级，许多被采访对象都直接、间接地提到了八十年代：他们或是把八十年代与他们的青春时代、大学时代纠缠在一起，或是把他们的少年、童年时光与八十年代交织在一起，但“生于八十年代”，这样的联系方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982年出生的重庆人郑立20岁创业，他以2000块钱投资成立的163888重庆翻唱网如今拥有300多万注册会员、几百万翻唱和原创歌曲上传量，占有中国网络音乐总量的70%，该网首发的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已成为缠绕在“八十年代生人”口头和心头的一首热曲。

今年春节，伦敦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举行春节茶欢会，我也去了。会上，这些流落他乡的中国人聚在一起，一边吃着瓜子，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台上的业余演出。

演出者都是这些旅英华人及其第二代“黄皮白心”的“香蕉”华人。但也有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黄皮黄心”的地道中国客人，作为特约嘉宾上台演唱。他们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大概都有50多岁了吧，正在伦敦参加一个短期管理培训班。这一次，他们身穿同色、同款、同制式的黑色西装，唱起了中国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插曲《一条大河》，双腮鼓动着，双肩耸动着，唱得颇为动情。

不久，我右边一位30多岁的英籍华裔女子撇了撇嘴，低声说：“不看看都什么年代了，也不看看在什么地点！二十一世纪，在伦敦，听到这种革命歌曲，感觉特别滑稽。”

但这似乎并没有让我左边一位50多岁的华裔男子产生类似的滑稽感觉，他一边往嘴里扔着花生豆，一边同样动情地低声附唱着：“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

据说，在中国，唱卡拉OK时，不用看人，只要听其点唱的歌，就能猜出点歌者的年龄、甚至地域：五十来岁的人爱唱《一条大河》；四十来岁的人中，北京人爱唱崔健，上海人爱唱邓丽君（不分男女）；三十来岁的人爱唱王菲、周杰伦，二十来岁的人爱唱《老鼠爱大米》。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歌曲──能够酣畅淋漓地抒发每一代人成长时期情感模式的歌，用“我们生于八十年代”专辑前言的话说，就是那种音符和旋律中隐藏着“一代人共同的基因密码”的“密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