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堂随记

生活中的宗教肖知兴/文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中的宗教其实就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有用则信，没用就不信，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什么东西最有用呢？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最有用。按照王学泰先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大秘密就是，中国人真正的崇拜的从来就不是“文圣”，而是“武圣”，是关公。为什么崇拜关公呢？其实就是崇拜关系，崇拜义气，小圈子里朋友之间的义气。但这种世俗的义气其实并不值得这么崇拜。道理很简单，小圈子里的义气的代价或者反面就是剥削圈外的人、掠夺圈外的人、虐待圈外的人。好莱坞电影《完美陌生人》里的一句台词，把这点说得很清楚，主人公说，她的原则是personal loyalty（个人忠诚），因为这是law of universe（宇宙法则），对方不同意：是law of jungle（丛林法则）吧。把个人之间的忠诚当作一切的准则，最高的标准，这其实人类最原始的做事方式，是丛林原则。但可惜，很多中国人崇拜的就是私人关系。所以，有华人处就有关羽，不管多偏僻的地方，你找到一个中餐馆，你都能发现这位关圣爷的足迹。一个文明社会崇拜的应该是原则，一些亘古不变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契约，等等，而不是不讲原则的私人关系。一种文化，如果只讲关系，不讲原则，或者先讲关系，再讲原则，老实说，就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这种文化的未来是不足乐观的。黄仁宇说：“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很多人也都感慨中国人就像走兽，什么时候才能脱胎换骨，变成飞禽，好像一时看不到希望，包括一些最有见识的学者，在这方面，都觉得要实现这个转变，实在是太难，只是有些学者话说得比较温和，或者是因为自己是局内人，有些话不好多说而已。比如钱颍一有一次说，以中国现在的制度框架（广义的制度包括信仰和价值观），大概只能支持六千到七千美元的人均GDP，而现在沿海地区已经是七八千了（全国平均数低一些），所以他这个话其实很沉痛，只是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说出来。中国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儒家、道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学术界一直在辩论。我的观点是，我们的儒教、道家的道理本身都不错，根本的问题在于，应用的时候用错了地方。秦晖沿用严复当年在《群己权界论》的对公域、私域的划分，强调公域要讲民主，私域要讲自由。我们却全反过来了。应该用在公共领域、用来治理国家的清静无为（让民做主，让老百姓自己做主）的道家，反倒用到私人领域去了。汉初的黄老之治，与民休生养息的政策，从此就成了千古绝唱。相反，应该用在私人领域的儒家的自我修养、自我实现、内向超越（积极自由），反倒用到公共领域去了。所以儒家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统治工具，一种系统地洗脑和奴役被统治者的工具。统治者们天天讲“修己安人”、“克己复礼”，，矛头对准的都是弱势群体，目的都是控制这些被统治者，“修己”、“克己”，全是借口，要害全在“治人”、“安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自身“家天下”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相反，道家却变成了疗养手段。做奴隶主，做奴隶做累了——做奴隶主和做奴隶都挺累的。做奴隶连自由都没有，当然累；做奴隶主的，每天都要看着，别让这帮奴隶造反，也累；最累的是奴隶头子，又怕下面造反，又怕上面不高兴。大家都很累――累了怎么办？就要靠道家来做私下的疗养手段。什么吸纳术、炼丹术、性命双修、采阴补阳之类，都属于道家的疗养手段了。尤其是那些靠科举制度上去的奴隶头子，所谓“阳儒阴道”，表面上讲文死谏，武死战，精忠报国，最在乎的，其实还是自己那身臭皮囊。这其实也就是南怀瑾所说“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的意思。但南怀瑾这样说是夸赞，他觉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是好事咧。相比而言，佛教是最博大精深的，但以管窥豹，挂一漏万地说，其精髓还在于一个“空”字。梁漱溟认为印度文化的核心是取消，是一种向后看的、强调放弃的文化。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佛教中最中国化的禅宗的最大秘密之一在于“对时间的某种顿时的神秘的领悟”（李泽厚语）。总之，不要去试图去把握世界，不要去把握人生，而是把握瞬间，通过一霎那来堪破生死，超越因果，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放弃的哲学。熊十力比较佛儒得失说，与孔子看见“生”相比，佛学只见到“灭”。梁启超说，佛说法五十年，一言以蔽之，曰“无我”。虽然“无我”也可以解读为爱自然，爱他人，慈悲为怀，但我估计大多中国人还是把“无”当作了弃绝。当然也有入世的人间佛教，强调儒释互补，通过力行来改变周折遭的世界，但总体而言，强调放弃的比例还是更大一些。归根到底，宗教要解决的是人类行为的方向问题和动力问题。解决了方向问题，才能保证大多数人走大道、中道和正道；解决了动力问题，才能让大多数人长亭接短亭，一亭一亭走下去，让整个社会实现持续的发展。我们的儒家和道家，应该来讲，首先是没有把方向问题解决好的。聪明、才智都不缺，可惜都用错了地方，把儒家用到公域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权谋和权力游戏，把道家用到私域的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种种得道成仙的幻想。方向问题没解决好，动力问题，更是提不上日程了。私心以为，在动力问题上做得最好的应该还是宋明理学，不仅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也有“我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自信，更有“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境界。然而，儒家这种所谓的“内向超越”是否能够普遍地化为的日复一日的庸常行为，化为包括贩夫走卒之类的普罗大众“苟日新，日日新”，“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践行精神，实在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龚鹏程老师在这里讲的儒家的社会与生活实践，从大的范围来讲，其实也属于这个问题。这里我们不可能展开讨论，但仅就儒释贯通的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的那一代大师的最终选择看来，最终的出路，应该还是在宋明理学基础上新儒家吧。附:社会与生活中的儒家实践文/龚鹏程中国是一个儒家型社会，所谓儒家型社会，不是光从理论上讲，光是理论、概念这种东西就能够把一个社会改造成儒家型的社会，就能够让大家在伦理生活上都过一种儒家的生活的，不行，这里面必须有一些方法、办法。宋代其实也我们现在一样，也面临到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我们通常都说我们现代的社会跟古代的不一样，我们是巨大的变迁，是的，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宋代也是在变，中国的历史一直在变，所以当宋代相对于过去的历史时，也是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现在都有姓，我姓龚，然后有些人姓张，有的姓王，有的姓李，每个人都有姓，每个人都有祖先，有祖父、父亲，家族有来源。可是在孔子的时代，孔子的很多弟子都是没有姓。比如子路，他姓什么？姓季？“季”是小的意思，并不是姓。孟、仲、叔、季，这些都是排行。像那个孟姜女，她不是姓孟，她的名字是姜家的大女儿的意思。孔子因为是老二，所以是仲，叫仲尼，他的哥哥叫孟皮，所以这些孟、仲、叔、季是排行。子路是不知道他姓什么的，孔子的弟子里面很多是没有姓的。再比如仲弓，孔子说他的爸爸是一个出生很低贱的人，但是生出一个好儿子，就好比是一头牛生出一头小牛，头角峥嵘，可以拿来献天，就是说他的爸爸生了一个好仔，这就表示他的身份很低贱。因为孔子的弟子里面也有一些是有姓的，比如子张叫颛孙师，子贡叫做端木赐。一听他叫颛孙师，他叫端木赐，就知道这个人是贵族。孔子是第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在他之前只有贵族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个中外皆然。孔子是首先打破了这个阶段，欧洲是要到一千年以后才达到这个阶段，印度就更晚。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不仅贵族可以受教育，他的弟子里面还有很多平民。要注意，那个时候平民是没有的姓的，这个现在是完全不可想象。没有姓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祖先，平民是不可以祭祖的。有人就会觉得说，我们中国人都是祭祖的，怎么说不能祭祖呢？其实从来都是不能祭祖的。荀子讲过，天子祭七代，就是七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士大夫是上士三庙，就是士大夫里面地位比较高级的是三庙，下面中士两庙、士一庙。一庙就是祭自己的爸爸，爸爸以上的二庙、两世祖都是不能祭的。天子可以祭七代，祭七代的意思就是其中一个是始祖，另外是最近的五代祖，中间有一庙是把超过五代的其他的始祖的都集中到那里去，叫祧庙。所以就是一个远祖，一个是最近的五代祖，然后加一个祧庙，总共七祖，天子七庙。其他的诸侯、士大夫就递减，到了士的这一阶层就只能祭爸爸。老百姓因为没有姓，都是平民，所以不能祭祖。我们现在都说百姓，在过去百姓指的就是贵族，因为只有贵族有姓。比如《尚书·尧典》里的“平章百姓”，那个“百姓”就是贵族，因为他有姓。而一般的平民因为没有姓，所以是叫黎明。这些黎明，荀子就说过，是“持手而食”，就是靠两只手劳动才能吃饭的人，所以没有庙，无庙，不能祭祖。那么中国人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姓呢？是到春秋末期、战国时期，这个时候才有姓。因为这个时候贵族瓦解了。贵族瓦解就是原来我是贵族，贵族是有封地的，有权有封地，可是如果我一个人生了三个小孩，这三个小孩就会继承我的封地，我的封地就会分成三份。然后我的小孩他们每一个又生了三个小孩，这样我的封地又往下分，就分成了九份。然后他们又再往下分，分成二十七分，然后再分，这样慢慢地就没有了。所以在这样若干代以后，贵族也只是身份上还是个贵族，但是实际上跟一般平民是没有区别了，这就是贵族的瓦解。贵族的瓦解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因为和之前是不一样了。然后，国家又支持这种贵族和平民之间身份的转换，比如说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说不管你原来是不是贵族，只要打仗立了功，就可以做高官，由战功来决定，这样平民就崛起了。所以到了战国后期，平民崛起，贵族瓦解，贵族变成了平民，平民又起来变成了贵族，这个时候平民才有了姓，我们都有姓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在欧洲也是很晚才有姓，日本就更晚。后来不是说日本人有姓是怎么来的，住在田中的就叫田中，住在松下就叫松下，住在厕所边就叫御手洗。早期我们中国人取姓也是这样，住在陈地的就姓陈，做官做司马的就叫司马。这个时候是开始有姓了，但是祭祖却还是没有开始。到了汉代以后，到了魏晋，中国的贵族社会还没有结束，平民都还不能祭祖。因为到魏晋，一直到唐代中叶，中国社会实际上还是一个贵族社会，这个叫世族门第。世族门第的社会有点像印度的种姓社会，就是要看出生，这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身份不一样，出生的姓氏不好——自从大家都有姓以后，就开始要分大姓和小姓了，大姓叫高门第，小姓叫寒门，社会上分出了九品中正，分九等，看你的姓在哪一等。所以有些人生下来为什么叫“王谢子弟”啊？“乌衣巷口夕阳斜”，王谢子弟生下来就是富贵的，一个三岁、五岁的小孩都可以封大官的，但其他老百姓是不行的。像我们现在坐在一起上课，当时是要先搞清楚你们之间的等级是不是一样，否则的话是不同座的，是不能在一起坐的。有一个人后来做了大官，叫到盖，这个姓也很特别，他已经在朝廷做了宰相了，但是那些世族却不理他，不跟他说话。他就很生气，就问他们为什么都不跟他说话，那些世族就说，因为你的祖父当年是倒粪的，所以你现在身上都还有一股余臭。那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这种世族门第社会靠的是什么呢？靠得是官衔、读书，靠经学礼法持家，靠的就是这个。当时他们有家谱，家谱就是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避免家族祖先的避讳用的，这就是礼法门风。礼法社会是高门第的只跟高门第的互相通婚，血统不能混乱的。这样的社会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又瓦解，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动。这种社会变动到宋代以后又不一样了。而中国人所有人都可以祭祖，其实是到了宋代以后才开始每个人都祭祖。到了这个时候，因为每个人都祭祖，所以祭祀的仪式——因为过去只有贵族可以祭祖，但现在每个人家都可以祭了，所以这个祭祀的仪式就要重新定，怎么祭，有什么方式步骤，这个规定一直到明朝才完善。另外，中国的家庭结构是经历了几次大变化的。我们现在都说中国传统，中国传统好像就是一大块的，没有什么区别的，说我们中国传统就是大家庭，这是胡说八道，中国传统都是小家庭，哪里是大家庭？中国传统的核心家庭就是一夫一妻，带一个小孩。另外一种是直系家庭就是一夫一妻生了两个小孩，那另外一个小孩可能就会让他自己出去组织一个小家庭，然后另外的这个大儿子就跟爸妈一起住，以后就变成一个核心家庭带两个直系亲属，这就是直系家庭。这个是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是在秦汉时期、战国时期形成的。因为战国时期随着贵族的瓦解，大家庭也就瓦解了。再加上商鞅变法是鼓励分家，如果有两个小孩就鼓励分家，所以在西汉的时候基本都是小家庭的。但是小家庭有小家庭的困难，小家庭有小家庭的麻烦。小家庭带小孩，对小孩的教育和养护，成本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两个人要工作，又要带小孩，那个是很辛苦的，成本很高。现在有一些家庭要么请保姆，要么就是社会福利好交给社会，但那个时候就很困难。养小孩，养老人，这就造成了小家庭的负担很重，做不来，所以后来又开始鼓励大家庭。所以东汉开始家庭就扩大了，到了后来就形成了世族门阀。不过，到了唐代中叶以后，这个大家庭又瓦解，又变成了很多的小家庭、小家族，小家族后来就变成了社会基本的一个家庭形式。这样，那些儒者又想，我们原来儒学强调的那些亲人之间的亲戚的关系怎么来组织呢？所以这个时候才开始强调编族谱。各位回家看你们的族谱就知道，我们的来源总是很远古的，来源于彭祖，来源于黄帝，来源于张良，都很远古。但是，我们所有的族谱，没有例外，我不相信有例外，就是族谱的形式怎么样，到底怎么编，这个是到了宋代才出现的，就是欧阳修和朱熹定出了两种编族谱的形式，我们所有的族谱都根据这两种形式来编写。之所以要编这些族谱，道理就跟范仲淹定范氏义庄的规则一样，要把同姓的宗族、有血缘宗亲关系的重新组织起来，把大大小小家族组织起来，然后族人之间还有聚会，而且族人之间可以通过儒家的亲亲之义去约束它，鼓励它，提升它。所以用这种方式，第一个是自己家的祭祖，第二个是把同姓的人聚集起来。像张载他们提倡的宗子法，就是聚族，让这个族聚起来，用这样的方式让社会上一批同姓的人知道，我们彼此之间还有一些伦理上互相的要求，互相的鼓励。但是宗族不一定都很小，如果整个社会都构成了一个亲亲之义怎么办呢？怎么做呢？所以后来朱熹和他的一个朋友叫吕大忠，就定了一个乡约，乡民的约定。这个乡约有点像西方人上教堂，每个礼拜上教堂做一次礼拜，而这个乡约是每一个月聚两次或者三次。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是“约”，就像我们参加社团一样，社团有社团的条约、章程，大家就围绕这个章程。那么这里面也是一样，除了彼此之间经济上有困难，大家要互助，如果死伤、有灾难，大家要互相救济，除了这种互相的抚恤、互相的救济、互相的支援以外，更重要的是道义相砥。要互相之间劝勉，做好做坏，我们就互相约定，讨论哪些是好，哪些是坏，有些人要受处罚，有些人要奖励，后来这种乡约在中国的农村就推广得非常好。我们知道，王阳明在哲学上跟朱熹是不一样的，但是王阳明也一样推行乡约。王阳明之所以能有很好的事功，他在江西、广西平定民乱，靠的不是他的军队，而是靠他在各个地方推广乡约，效果非常好。乡约是针对一般的乡民的，乡约以外还有各地方的读书人，所以在各地方就还有书院。书院的讲学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学校这样，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圈地养猪型的，就是砌一道墙出来，然后把人关进去，然后喂食，喂一些标准材料，就是教材。喂了一段时间以后，最后就有个标准化、数量化，然后就推向市场，看市场能不能接受，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模式。但中国民间的书院不是这种形态的，是利用这些书院作为一个民间的像发电机一样的存在，对这些地方进行一些知识的讲习，提供一些儒家的道义、劝化之类的。而且不是只在一个地方的，他会去跟农民讲，跟煮盐的这些人讲，跟一般的知识人讲。这样，儒学就能够在民间生根，这种就叫做儒学的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之外，还有司马光编的家礼。在过去，这些家礼都是世家大族他们要经学礼法传家的，但是现在这些世家大族没有了，那我们的自己家里也应该有些礼了，家里每天的食衣住行、起居，还有岁时年节。岁时年节就是元宵该怎么过，过年该怎么过，过年家里该是什么样的仪式、什么样的气氛，如何祭祖、如何对长辈、如何来相处，这就是岁时年节该怎么来处理。还有就是婚丧喜庆。岁时年节是我们对于时间的处理，婚丧喜庆是对我们一生的，人类学家把它称为通关仪式，就是我们一生中有几个重要的关口，怎么样来过这个关口，有一些仪式。比如小孩子出生会有个仪式，结婚会有个仪式，死亡会有个仪式，这个就是每个人在人生的这些重要阶段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这些在家礼里面都会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这个就叫做家礼。司马光就编过一本叫《书礼》，后来朱熹到了南宋时期，因为觉得时代不一样了，所以就做了一些调整，也编了一本，叫《文公家礼》。朱熹的这一本就一直延用到清朝，后来清朝又加以增删修订。台湾的民间在早期，每家基本都有一本《家礼大全》、《家礼通》之类的参考书，碰到这些事情就有所参考。所以说，原来的中国的儒学并不是只有在政治上，或者在学校里面学，它在生活实践上也有一套方法，而这一套方法在我们今天仍然有参考的地方。像朱熹的那一套礼法，在今天也可以拿出来加以变通改造以后，在现代社会一样可以用的。比如说碰到死亡问题，就可以拿来看看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们现在社会也还有一些其他的礼俗可以拿来改造，比如说我们的婚礼、生日。生日，现在都是弄一个蛋糕来，然后大家唱唱歌，也只有这样了。生日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仪式了，婚礼却是千奇百怪，而死亡就还是有点依照原来的。这些东西就是儒学在现代社会当中，它要考虑到社会的变动，取得一些新的介入社会的方式，从而在实际生活中实行，这个我觉得是目前儒学应该要考虑方式。这就是儒学实践的第二个方法，我把它称作是儒学的生活实践。原来在谈儒学的时候，最早在谈的时候，就是在自由主义民主之路上，希望儒学能够开拓自由民主之路，这是儒学在现代政治领域中的一种实践和尝试。然后在八十年代，就谈到儒学跟经济的关系，这算是儒学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实践和尝试。那么现在是在社会领域，在生活领域，希望能够重新纳入我们的社会，把社会改造成一个能够拥有儒家生活伦理、态度、精神的一个样子，这大概就是儒家生活伦理几种不同的实践方式。（龚鹏程，著名学者，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本文是龚鹏程先生２００８年１１月2９日在十乐®举办的传习社讲座“儒家伦理的生活实践”实录的节选，文稿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肖知兴 @ 13:31:08 | Comment[1]
2008/11/26文史传习系列讲座之龚鹏程: 儒学与生活伦理之实践文史传习系列讲座之龚鹏程: 儒学与生活伦理之实践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台湾行政院陆委会文教处处长，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今游大陆，任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以读写为乐，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著书70余种（内地已出版的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文化符号学导论》、《文学散步》、《国学入门》、《书艺丛谈》、《北溟行记》、《书到玩时方恨少》，《龚鹏程四十自述》等，对学界影响深远，曾出任公职推动两岸文教交流，为当今传奇人物。主题：儒学与生活伦理之实践主讲：龚鹏程 教授
时间：11月29日(周六) 15:00~18:00
地点：浦东芳甸路599弄1号 “十乐”会所（锦绣路/芳甸路口向南200米）请于11月27日前联系 yehui@aamp.org.cn 办理报名手续，领取邀请函！肖知兴 @ 10:57:52 | Comment[0]
2008/11/20惊闻“樟木头现象”惊闻“樟木头现象”樟木头是东莞下辖的一个经济强镇，曾以拥有中国第一家乡镇级的五星级酒店而名噪一时。众多登记为港资的劳动密集性企业和定居在这里的香港人，把这个南粤小镇变成了一个高楼林立的“小香港”。今年下半年来的几条新闻，又把这个小镇推向了舆论前沿。一条是珠三角一带最大的玩具加工企业之一、位于樟木头的合俊玩具厂倒闭；一条是房产新闻：香港人甩卖樟木头的房产，近一百平米的商品房，只卖9万元。一百平米9万元，还不够买上海最贵楼盘的一个平米（大概是12万）。水落石出，冰冻三尺，中国沿海地带建立在出工加工业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的虚假繁荣，终于在樟木头这个地方率先露出了本来面目。遥想三十年前，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渐进改革的惯性，只能采取以增量带存量，以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改革战略。以经济特区为起点，老大中国以其惊人的体量、迫不急待的姿态和自残式的低要价，加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体系。而今南柯梦一场，人去楼空，留下是满地鸡毛和900元一平米的楼价。普通的商品可以流动，可以进出口，所以价格总体是趋于一致的。而房地产的价格，因为是“不动产”，在正常情况下，则是当地的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等各方面综合发展水平的一个写照。这个处于广州、深圳、香港、东莞等华南大中城市群的中心地带的经济重镇，莞深、广深、京九铁路在此交汇，三条高速公路贯穿全镇，号称“国家卫生镇”、“广东省文明村镇”和“中国麒麟之乡” ，怎么会一下子凋零到这个程度？顾晓鸣老师在传习社的公益讲座上曾经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掠夺式发展和分享式发展的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结果。南美、北美的一个同样很边远很偏僻的地方，同时发现一个金矿。南美的矿主给工人100美元一个月，工人们仅够填饱肚子，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七年、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这个金矿就废弃了，成为一个鬼城。北美的矿主给工人1000美元一个月，工人有了消费力，金矿附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中产小镇，七年、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大家很自然地发展起来了其他产业，继续建设这个小镇，直到小镇成为了大家美仑美奂的家园。东莞是谁的家园？知情人告诉你，这种地方一般有三种人，一种是港台老板，一种是内地来的打工者（不可忽视的是庞大的性工作者队伍），最后一种是那些福从天降、无所事事、坐吃地租的本地人。无边无际的工业厂房、打工棚之间，点缀着装模作样的花园式住宅和星级酒店。老板和打工者，都不可能把这个地方当家园。说老实话，即使是在它的繁荣期，我对这种五星级酒店加打工棚组成的中国式繁荣的表面现象，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难道这是一种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一种建立在背井离乡、谁都不把这个地方当家、“生活在别处”的发展模式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经济发展之于西方，是一种内生的现象，健康的公众意见表达机制使得他们能够尽量在在经济、社会、伦理、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中实现平衡。所以中国人出国，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的大都市，而是他们美如图画的各种中产阶级社区和中小城市，还有农村。普通的劳动者，工作之余，打猎、钓鱼、上教堂、听音乐会、去图书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享受自己的家园。而我们这里，在这种荒不择路、先赚了钱再说、不管白猫黑猫的机会主义发展战略下，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还能聚集到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还能产生一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外，多的却是这种迟早会榨掉最后一点使用价值，然后被无情地抛弃的樟木头式的城市。其实，即使是这几个大城市，也在逐渐变成别人的家园。动辄上万、几万的房价，说明他们打开大门欢迎的是煤老板、铁矿石老板、港台老板、温州老板，而不是中产阶级。当然，如果没有文化、语言和护照的隔阂，这些老板更倾向与选择的是洛杉矶、多伦多和悉尼。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沿海大都市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将会拉得越来越大，在一个更大规模上复制樟木头现象：大城市成为车水马龙的五星级酒店，内地成为垃圾遍地的厂房和工棚，所谓“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樟木头的老板因为成本的低廉，像蝗虫一样集群而来，现在因为成本的提高，又像像蝗虫一样集群而去，留下一片焦黄干渴的大地。“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的结果是中国社会阶层、地域、城乡之间的断裂，不管是否民主政体，未来都将面临一种极复杂、极棘手的局面。这一轮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留下来不仅是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最大是给中国未来政经改革埋下了难于估量的隐性成本。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之日，也许就是中国的权贵们又像蝗虫一种飞离这片灾难深重的大地的时候？我给我的加拿大、美国来的老板班同学们讲这个逻辑的时候，他们耸然而惊，多半也是怕这帮蝗虫降临，把他们的家园也变成樟木头式的地方吧。上帝给我们的本来也是青山绿水，我们把它变成黄土高坡，还扯着嗓子唱，“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