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以书代款 易中天绵里藏针

    话说西元二千零八年，巴蜀地震，生灵涂炭。万万同胞纷纷捐款捐物，赈济灾区。中有号为文化大师之余秋雨，于自家博客贴文，“低调”默认，“给四川灾区捐款一次就高达二十万元”，一时间，风头无俩。

    孰料，余“捐款”周年之际，“老对头”萧夏林于网路上贴出质疑文章，指余任名誉董事长之某公司“一共只捐款6万元”，余“直接捐款恐怕是零”。舆论纷纷要求余氏“拿出证据，以正视听”。余大师一边骂别人嫉妒，一边以“拖字诀”拖，就是不拿证据。

    胶着之时，文化悍将易中天施展连环追问，针针不离余氏要害。果然，余氏及都江堰教育局不得不回应称，余氏所捐者书，非钱也，并将设立“秋雨图书馆”云云。至此，假捐门才真相大白。（文/余少镭）

    余秋雨从“捐款”到“捐书”的蜕变历程

    近几年来，几乎可作为官方“文化吉祥物”的余秋雨先生，是非不断，总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余秋雨“含泪劝告”灾民，一时让其饱受诟病，各类谴责、嘲讽之声遍布传统媒体和网络世界。地震过去一年后，余再一次因“假捐门”进入公共视野。

    从事件的因果来看，“假捐门”是“含泪劝告”的延续，但“假捐门”的光谱更为复杂，它包涵了道德、法律以及知识分子责任、公众知情权等多个维度。到了“假捐门”乃至本年中的“股权门”，年底的“碑文门”，同在文化精英圈内的易中天、叶檀、张鸣等人对余秋雨毫不留情地批评，让人看到了所谓的文化精英圈也在分化，这一分化的判断标准乃是他们在“为谁说话”。经此一年，围绕余秋雨先生几大公共事件发生后，余先生身上种种的铠甲被公众舆论卸掉。

    我们先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假捐门”的发展过程：

    2008年5月23日，余秋雨发表名为《就汶川赈灾捐款答记者问》的博文，以记者提问的方式点出自己“给四川捐款一次就高达20万元”。

    2009年5月25日，《北京文学》编辑、被余秋雨称为“咬余专业户”之一的萧夏林发表名为《假捐款真诈骗———余秋雨的大爱至善》的长篇博文。萧夏林在这篇博文中揭露，汶川大地震之后，余秋雨及其九久读书人公司所谓捐款56万元，捐献10万元图书，捐建秋雨九久希望小学和99书友希望小学的承诺，包括余秋雨个人第一时间捐献20万元兴建，还包括余秋雨声称的马兰到四川灾区做义工都是虚构的。此外，萧夏林称，如果捐款了就要拿出证据。

    6月5日，余秋雨在其博客上撰文，称有四个“咬余专业户”专门对自己进行造谣，而余秋雨的助手表示，接受捐赠的单位将于下周发表声明澄清此事。

    6月8日，九久读书人公司发表声明：去年“5·12”地震发生两天后，余秋雨先生决定捐款20万元用于灾区学校重建项目，委托九久读书人公司代为联系安排。后公司找到相关单位，决定将捐款用于三所新建学校的图书馆建设。

    6月9日，有媒体发布消息称，据该网记者从四川省民政局、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了解到，这三个地震时的捐款机构均无余秋雨向灾区捐款的记录。

    6月14日，《余秋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易中天认为，最适合余秋雨的身份还是“公民”。作为公民，捐款是权利，不是义务，所以余秋雨就算一文不捐，大家也不能说三道四，但是余秋雨不能诈捐。因为如果扬言捐款多少万，又分文不见，那就涉嫌“欺诈”。

    6月15日，易中天再发博文，质问余秋雨：“一，所谓‘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的名称是什么？二，将这20万善款交给‘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的途径是什么(转账还是付现)？三，交给‘当地教育局及相关部门’是在什么时间(精确到年月日即可)？”

    至此，由于两大文化名人的卷入，“假捐门”事件持续发酵，各大媒体纷纷派出精干人马进行采访报道。

    6月18日，上海市对口援建的灾区都江堰市教育行政部门回应，由于20万元不够建立一所小学，所以都江堰市教育局建议余秋雨将捐献方式改为给3所小学捐3万册馆藏图书，余同意这一建议。这一解释不但没有让余秋雨解套，反而引起公众更大的质疑，从捐款变成捐书，且捐书行为还未完成，不能不使人怀疑这是余迫于公众舆论的应对措施。

    8月30日，余秋雨在博客上贴出了其向都江堰三所小学捐助图书及设备的清单，总价约50万元。

    至此，这一事件可算落幕，但并没有消弭公众的质疑，余秋雨愈加陷进信任危机之中。因为到萧夏林撰文质疑时，距离余秋雨宣称的捐款已有一年。面对公众的质疑，余秋雨及其助手各种解释看起来那样苍白无力，直到8月底三所小学的图书馆落成，余捐出了价值50万元的图书及设备，无补于其公众形象的挽回。首先他混淆了捐物与捐款的区别；其次标价50万元的图书和设备，其付款的实际价格恐怕远低于此。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是在公众的质疑、媒体的关注之后，才忍痛割肉，若无舆论监督，这位一向宣扬大爱至善的文化大师说不定会“健忘”到记不得曾说过捐款20万的话了。

    一个忽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文化人

    “假捐门”整个事件中，参与者众，特别是网络上，网友几乎是一面倒地表现对余秋雨的不满与愤怒，这显然不能说公众都在嫉妒余的名声，易中天的名气并不亚于他呀。多年前余杰就余秋雨在“文革”时期的表现，质问他“为何不忏悔”，金文明指出余秋雨文中多处文史常识方面的“硬伤”，并未得到像“假捐门”这样广泛的响应，甚至还不乏同情余秋雨的人。这是因为公众其实对历史问题，对专业瑕疵，基本上能持一种包容的态度。德国著名的作家格拉斯直到晚年才有勇气讲述他早年参加纳粹的经历，何况在忏悔精神稀缺的中国，更何况那场运动席卷神州，几亿人陷入癫狂状态。

    而“假捐门”则不一样，这一事件涉及到一个公众人物是否诚信的基本伦理问题。尤其对余秋雨这种喜欢高调出境、喜欢口吐各种美言大词的文化人，公众对其诚信的要求就更为严格，因为余秋雨自己和媒体一道，按照民族文化价值重塑者、公众文化导师的范儿打造光辉形象。他的新作《问学》腰封上赫然印着：“古有三千弟子《论语》孔夫子，今有北大学生《问学》余秋雨”等“妙语”。在书中，他说自己“创制了中国文坛‘散文式’文化通史”。一位文化名人若将其装扮其形象越高尚越堂皇，其道德层面特别是诚信方面的缺陷，杀伤力越大，当其公信力倍受质疑时，所宣扬的大爱至善就在公众眼中变成了假爱伪善。在这个浮躁趋利的世代，公众可以忍受不高尚，但不能忍受假装高尚。

    “股票门”、“碑文门”可看作“假捐门”后上演的续集，这两大公共事件，将存在余秋雨身上却有着典型性的现象—————公众不喜欢却官府万千宠爱集一身，引入更深层次的讨论与思考。

    上海有关部门对“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的授牌，意味着余秋雨作为官方文化形象代言人的价值得到了认可。而当公众认识到光鲜的“文化吉祥物”背后，却有着不那么光明正大的利益交易，那么这种“文化吉祥物”呈现的不是美感，而是美的反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股票门”和公众利益的关系比“假捐门”更为紧密。

    媒体报道了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获得通过的新闻，其十大股东名单中出现余秋雨的名字。按照中小板股票平均发行市盈率48倍计算，余秋雨的身家可能因此过亿。同为上海市民的财经评论员叶檀，拿出多个理由，在媒体上公开质疑余秋雨涉嫌侵吞国有资产。

    有人写文章说叶檀眼红余秋雨的一夜暴富。其实，对名人取之有道的财富，多数人并不眼红，比如余秋雨的巨额版税。而对来路不明的财富，虽一纤一毫，公众有权提出质疑。余秋雨获得的飞来横财，其过程是否公正，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即使余秋雨是被动地获得股权，那么掌控国有资产的有关部门为什么主动让余秋雨占便宜？余秋雨的这一“文化吉祥物”，对官方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个问题弄清楚了，那么余秋雨近年来公众形象欠佳而在官方控制的场子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答案也就有了。

    为何余秋雨能成为“文化吉祥物”？

    余秋雨在南京钟山风景区撰写的碑文曝光后，引来恶评如潮。这篇碑文的立意、文采皆属下等，立在虎踞龙盘、人文荟萃的南京，真是一种反讽。对碑文的内容，已有许多人逐句批驳之。我认为对“碑文门”评价最为精到的是人大教授张鸣的文章。

    张鸣文章的题目是，“他们为什么喜欢余秋雨”。这里的“他们”指的是官方人士，这一文章的立论虽然针对余的碑文，但同样能解释在为什么“假捐门”中，有官方人士主动出来为其解围；在“股票门”中，他靠官方的眷顾一夜暴富。

    张鸣分析道：“首先，当今之世，体制内的官员，往往迷信体制内认可的学者或者专家。无论这些人实际水平如何，外面名声有多臭，只要体制内认可，比如有若干学官头衔的，所长、院长、校长之类，官员都会买账。像余秋雨这样，据说被有关方面钦定为大师的人物，在官场一定会被待若上宾。

    其次，在心理上，官员对于来自正统的东西，都会有某种迷信。皇家用过的玩意，哪怕就是夜壶，也值钱。多年的习惯，已经让官员们养成了一种惯性，官方钦定的东西，钦定的人，就值钱。现在学界都当然地认为官大学问大，何况官场？像余秋雨这样，特别会拿腔作调，特别会装出有深不可测的文化的大师，从气质上就跟我们的官场文化、官场价值观相契合。”

    余秋雨在体制内的尊隆地位，和在民间声名狼藉，形成巨大的反差，然而这种反差在历史上却是合乎逻辑的常态。

    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王锡爵有一次碰见员外郎顾宪成。王很诚恳地向顾提出自己的疑惑：“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意思是说现在怎么这样邪性，庙堂对某件事的是非判断，天下必定反着来。顾宪成硬邦邦地扔下一句话：“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顾在这里承认朝野对立，价值判断满拧这一事实，朝廷颂扬的、提倡的，民间必定嘲笑、反对，但因果关系和王锡爵所说的倒置。首先是朝廷罔顾民意，民间喜欢的、推崇的、坚持的朝廷一定要反对，要限制。

    这种朝野价值判断相反的根本原因是权力来源问题，官员的权力来源于皇帝，皇帝权力来源于自说自话的“受命于天”，而不是来源于真正的民意，那么官民的对立是长期存在的，朝野价值判断相反乃在情理之中。

    文化大师如何荣获“华语第一文盲”

    只是到了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民间表达之快捷与自由，远超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那么这种“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会显得更加突出。以余秋雨这类体制内文化红人为例，他以《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而获得公众认可，他的价值也被官方认知，此后，以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为推手，他被照官方标准包装成这个时代的“文化吉祥物”。在所有的媒体中，对普罗大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电视，电视上做评委、嘉宾，接受专访，几乎是这些年余秋雨最主要的社会活动。电视受众和各级官员就是被这种强势媒体的灌输，而获得对余秋雨“文化吉祥物”的深刻印象。

    但民间对余秋雨的非议，一直和其风光相随。只是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即使有对其质疑的声音，也难以获得巨大的传播效益。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是中国网络时代初期出现的，那时候只有少数人上网，这篇文章当时的影响有限。而今天，中国网民已经超过3亿，网络舆论的影响已经不亚于电视、纸媒的影响。如今，即使仍有传统媒体为余秋雨这个“文化吉祥物”不断做装扮工作，但面对网络以及部分市场化纸媒上对余秋雨的种种批评质疑，这种装扮止不住余大师公共形象的雪崩。

    在2009年即将结束时，网络上一次有些无厘头的评选，可看成对“假捐门”折射的时代光谱作一次注脚。网友发起“华语世界文盲”的评选，余秋雨意外登顶，成为“华语世界第一文盲”。事实上，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戏剧理论还是较有造诣的，网友将其选为“第一文盲”当然有戏谑的味道，但更能说明的是以网友为代表的民间对官方标准的否定：你们最看重的，我们偏偏最不看重。你们看重余大师的“文化价值”，在我们眼里，他就是“第一文盲”。

    没证据表明几天后，余秋雨先生下决心将他的博客关闭是对这次恶搞的回应，但禁不住广大网友这样联想。尽管余先生一次次表示自己对网络的不屑，可深谙传播之道的余先生难道就真的瞧不上网络的影响么？他的“含泪劝告”，他对“假捐门”的及时回应，好像都是通过他的博客发布的。不知道这次摆出和网络决裂的态度，会不会和他以前N次宣布“封笔”又不久后解封一样？是不是凡是大师不喜欢的声音，全当不存在，只剩下媒体热捧的美好回忆？　● 十年砍柴（作家，学者）

    漫画 李俊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