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不安與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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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曼.岡赫拉曼布(伊朗)
紀實永遠比虛構更富戲劇性。近日，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就讓全世界都瞠目結舌，盡管許多人曾看過類似題材的美國片《拯救大兵雷恩》。突然炸開的國家暴力，甚至讓以色列自己的《哈勒茲日報》(Haaretz)都搖頭，“政府已經失去理智。”
對那位投奔怒海的前進黨人，的確沒有更好的解釋了。
顯然，他已經忘了，軍事機器是怎樣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製造出絡繹不絕的巴勒斯坦人彈，而他的前任、驍勇桀驁的沙龍又是怎樣奮作一生拼才引領猶太人走出加沙地帶。利庫德集團“鐵腕”的策略早已銹跡斑斑。
如果說坦克和殺戮在過去幾十年里還成就過什麼，那就是鍛造了哈馬斯在巴勒斯坦人中間的威望，直至把它推嚮執政的高處。而繼近40年的軍事占領之後，“以色列在安全上什麼也沒有得到，”紐約大學的湯尼?於德這樣感慨，“它在國內禮儀和國際尊敬上輸掉一切。”
沒有人可以一面製造他人的“無間道”，一面安享自己的“文明國度”。道理很簡單，事實也盡在眼前。這里的問題是，為什麼以色列就是看不到？大打出手只是為了幾名被綁架的士兵麼？假如不曾潛入以色列的歷史，不曾體味這個民族的精神氣質，我們將很難回答這些問題。
回到1967年。擺脫了生存危機的以色列，開始考慮國家建設的問題。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裂痕悄然滋生。面對百廢待興的國家，猶太人很快分裂為阿肯納西人和瑟法底人，世俗派和宗教派。
前者早年生活在西方，從納粹集中營走出來的他們，帶著深刻的受害者情結，並由此衍生了對國家暴力近乎迷信的執著。而歐洲文明的熏染也賦予他們民主的理念，除必欲尋回“神應許之地”，他們還希望在中東建造“民主的綠洲”，公正對待每一位以色列公民。
瑟法底人又稱“東方猶太人”，較之阿肯納西人，他們更強調國家的“猶太”屬性，認為對待巴勒斯坦人(無論是否擁有以色列國籍)最好的方式就是殖民、虐待和驅逐。
這種矛盾經過幾十年，尤其在巴勒斯坦人二次起義之後，徹底分化了以色列社會。接受還是拒絕和平進程，成為一種哈姆雷特式的追問。左翼的工黨、右翼的利庫德集團都無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漸漸的，以色列國防軍也就失去了在社會上的神聖地位。他們打贏了歷次中東戰爭，卻無力捍以色列人民“免於恐懼”的天賦人權。綁架和人彈不斷侵擾猶太人“地獄中的花園”，軍事優勢曾經附加的安全感竟脆弱得不堪一擊。這許多年了，就算建起了自己的國家，就算坐擁中東惟一的核武庫，以色列人還是無法贏得與苦難的賽跑。
不安的感覺如影隨形，“失去理智”幾乎是必然的。在外人看來，新近的綁架事件，縱使構成軍事挑釁，也決計不應成為盲目轟炸的借口。但在以色列人眼里，它有分明的象徵意義:以色列正在失去它的戰略縱深，哈馬斯在巴勒斯坦大選中的勝利准確無誤地指嚮新的“亂世”，危亡迫在眉睫。
施暴成為自然而然的出口。如果還不想被斥為“懦弱”，奧爾默特就必須殺戮，哪怕正是同樣的“剔除”戰略成全了哈馬斯，無可挽回地將以色列國家推嚮邊緣。
這里無意粉飾哈馬斯及真主黨的挑釁行為。但以色列的確有必要重新審視它基於猶太复國主義的安全理念了。作為這個國家統治性的意識形態，复國主義明確以“外患”定義阿拉伯人，並以打壓阿拉伯人為每一個猶太人的基本義務。激進的复國主義者甚至認為，約旦河西岸是猶太人的傳統聖地，一分一毫也不能“讓給”阿拉伯人，任何試圖這樣做的人都構成對猶太律法(Torah)的違背，也都必須受到懲罰。
這讓任何妥協都變得異常困難，也注定了拉賓們的悲劇結局。安寧於是與以色列人失之交臂，而就像一些猶太學者反思的那樣，一直在以色列人心中醞釀不安的，與其說是貧民窟里的巴勒斯坦人，不如說是陳舊的猶太复國主義。
以色列人聲稱他們熱愛和平，卻不知在他們中的大部分“發現”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自然衍生的權利之前，任何“和平進程”都只能是死路一條，而“流著蜜和奶”的樂土也只會存留於“應許”之中。
1947年或更早，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便注定要分享巴勒斯坦的空間。幾十年來，他們的命運絕望地纏繞在一起——巴勒斯坦人不能否認以色列，就像他們不能否認自身的存在；以色列也無法清除阿拉伯人，除非連同自己一道摧毀。這一點，不論奧爾默特還是哈馬斯，都無法改變。
2006年7月20日 東方早報
紀實永遠比虛構更富戲劇性。近日，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就讓全世界都瞠目結舌，盡管許多人曾看過類似題材的美國片《拯救大兵雷恩》。突然炸開的國家暴力，甚至讓以色列自己的《哈勒茲日報》(Haaretz)都搖頭，“政府已經失去理智。”
對那位投奔怒海的前進黨人，的確沒有更好的解釋了。
顯然，他已經忘了，軍事機器是怎樣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製造出絡繹不絕的巴勒斯坦人彈，而他的前任、驍勇桀驁的沙龍又是怎樣奮作一生拼才引領猶太人走出加沙地帶。利庫德集團“鐵腕”的策略早已銹跡斑斑。
如果說坦克和殺戮在過去幾十年里還成就過什麼，那就是鍛造了哈馬斯在巴勒斯坦人中間的威望，直至把它推嚮執政的高處。而繼近40年的軍事占領之後，“以色列在安全上什麼也沒有得到，”紐約大學的湯尼?於德這樣感慨，“它在國內禮儀和國際尊敬上輸掉一切。”
沒有人可以一面製造他人的“無間道”，一面安享自己的“文明國度”。道理很簡單，事實也盡在眼前。這里的問題是，為什麼以色列就是看不到？大打出手只是為了幾名被綁架的士兵麼？假如不曾潛入以色列的歷史，不曾體味這個民族的精神氣質，我們將很難回答這些問題。
回到1967年。擺脫了生存危機的以色列，開始考慮國家建設的問題。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裂痕悄然滋生。面對百廢待興的國家，猶太人很快分裂為阿肯納西人和瑟法底人，世俗派和宗教派。
前者早年生活在西方，從納粹集中營走出來的他們，帶著深刻的受害者情結，並由此衍生了對國家暴力近乎迷信的執著。而歐洲文明的熏染也賦予他們民主的理念，除必欲尋回“神應許之地”，他們還希望在中東建造“民主的綠洲”，公正對待每一位以色列公民。
瑟法底人又稱“東方猶太人”，較之阿肯納西人，他們更強調國家的“猶太”屬性，認為對待巴勒斯坦人(無論是否擁有以色列國籍)最好的方式就是殖民、虐待和驅逐。
這種矛盾經過幾十年，尤其在巴勒斯坦人二次起義之後，徹底分化了以色列社會。接受還是拒絕和平進程，成為一種哈姆雷特式的追問。左翼的工黨、右翼的利庫德集團都無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漸漸的，以色列國防軍也就失去了在社會上的神聖地位。他們打贏了歷次中東戰爭，卻無力捍以色列人民“免於恐懼”的天賦人權。綁架和人彈不斷侵擾猶太人“地獄中的花園”，軍事優勢曾經附加的安全感竟脆弱得不堪一擊。這許多年了，就算建起了自己的國家，就算坐擁中東惟一的核武庫，以色列人還是無法贏得與苦難的賽跑。
不安的感覺如影隨形，“失去理智”幾乎是必然的。在外人看來，新近的綁架事件，縱使構成軍事挑釁，也決計不應成為盲目轟炸的借口。但在以色列人眼里，它有分明的象徵意義:以色列正在失去它的戰略縱深，哈馬斯在巴勒斯坦大選中的勝利准確無誤地指嚮新的“亂世”，危亡迫在眉睫。
施暴成為自然而然的出口。如果還不想被斥為“懦弱”，奧爾默特就必須殺戮，哪怕正是同樣的“剔除”戰略成全了哈馬斯，無可挽回地將以色列國家推嚮邊緣。
這里無意粉飾哈馬斯及真主黨的挑釁行為。但以色列的確有必要重新審視它基於猶太复國主義的安全理念了。作為這個國家統治性的意識形態，复國主義明確以“外患”定義阿拉伯人，並以打壓阿拉伯人為每一個猶太人的基本義務。激進的复國主義者甚至認為，約旦河西岸是猶太人的傳統聖地，一分一毫也不能“讓給”阿拉伯人，任何試圖這樣做的人都構成對猶太律法(Torah)的違背，也都必須受到懲罰。
這讓任何妥協都變得異常困難，也注定了拉賓們的悲劇結局。安寧於是與以色列人失之交臂，而就像一些猶太學者反思的那樣，一直在以色列人心中醞釀不安的，與其說是貧民窟里的巴勒斯坦人，不如說是陳舊的猶太复國主義。
以色列人聲稱他們熱愛和平，卻不知在他們中的大部分“發現”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自然衍生的權利之前，任何“和平進程”都只能是死路一條，而“流著蜜和奶”的樂土也只會存留於“應許”之中。
1947年或更早，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便注定要分享巴勒斯坦的空間。幾十年來，他們的命運絕望地纏繞在一起——巴勒斯坦人不能否認以色列，就像他們不能否認自身的存在；以色列也無法清除阿拉伯人，除非連同自己一道摧毀。這一點，不論奧爾默特還是哈馬斯，都無法改變。
2006年7月20日 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