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琐记

火车是下午6点29分始发的。经过近16个小时的奔波，第二天（也就是14号）上午10点，我们一家人回到了长沙，回到了养育我成人的故乡。

                 陪女儿报名、考试

        回到长沙的当天中午时分，气温骤然高达25度，让刚刚从十几度甚至几度以下低温过来的人们极不适应。我仅穿了一件长袖衬衣，还嫌浑身燥热，袖口往上挽了又挽，可仍然不解决问题，于是，直向妻子唠叨后悔没带上一件短袖衬衣。跟炎热气温相对应的是：考生报考美术学院的热情几近疯狂，在全国各重点美术学院和少数一般大学开办的美术学院设在位于长沙河西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报名点前，前来报考的各地考生和陪同来的家长有如过江之鲫，将报名点挤得水泄不通，不要说比较快、比较顺利地报上名了，就是想挤到前面去向招生学校的老师问问情况都根本没办法，而只好老老实实在女儿想报考的美术学院的长长人群后面排队。等轮到我们开始办理报名手续时，我们已经在骄阳下汗水涔涔地站了两个多小时了。

        14号早上，我的手机在约定的6点半钟准时叫响。我迅速起床，然后叫醒女儿和妻子，草草吃了点早餐，帮女儿背起画板，提起画箱，便匆匆向设在湖南师范大学的考点赶去。

        跟昨天的天气的晴朗炎热相反，老天爷不但下起了雨，而且气温骤降，一下子就下降了十多度，让人有从夏天突然进入冬天的感觉。我们7点10分乘坐姐夫亲自开的私家车从位于长沙汽车西站的姐夫家出发，20分钟左右便赶到了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由于下着雨，因此，我们还才走到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门口，就不能不被密密麻麻的人群给延缓了脚步。报考美院的学生本来就多如江鲫，再加上大量送考生参加考试的父母或亲友，更使得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内外都乱成了一团糟：有的找考生考场公布榜，有的找考场，有的到处找水，一个个像无头苍蝇一样瞎碰乱撞。我们好不容易才帮女儿找到考场，又在几十列队伍中找到属于她的那一列，直到她跟着背着画板、提着画箱和水桶的长蛇阵般的队伍走进考场，我们才总算松了一口气。看看时间，已经是8点25分，我跟妻子不约而同地感慨道：“我们做父母的不容易，如今的学生更不容易啊！”

        女儿进了考场，我们夫妻俩也随之犯了难：回姐夫家吧，路程有十多公里，打的回去要花近20多元钱不说，女儿考完以后怎么办？让她自己打的回谁敢保证每个的士司机都是好人？经过权衡利弊，我们最后作出选择：算了，我们还是在考场外面等她吧。于是，我们在寒风冷雨中在外面走走，又到商店、超市、书店躲躲，数着分钟和小时等待女儿考试的结束。要是在平时愉快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三四个小时只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可一到了眼下这种既冷又无事可做的百无聊赖的特殊环境中，不要说三四个小时，就是10分钟也觉得特别漫长。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就在这难捱的时光中，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到11点25分的时候，终于盼来了提着画箱、背着画板的考生们从考场三三两两走出来。然而，我们左等右等，望眼欲穿，望尽千人皆不是，直到12点的时候，才接到女儿的电话，问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赶紧告诉她：“我们在铁门外面，你快点出来！”接到女儿后，我们从车流中拦了一辆的士，匆匆赶回姐夫家，急急忙忙吃过午饭后又送女儿马不停蹄地赶往湖南师范大学美术专业考试考点参加下午两点的考试。女儿进考场后，我们依旧像上午一样百无聊赖，漫无目的地东逛西逛，在艰难的等待中迎接到了考试结束后从考场走出的女儿。

        16号早上，风更大，雨也更大，气温更低。我们夫妻仍然跟15日陪女儿找考场、帮排队进考场、排队报名一样又整整忙活了一天，直累得腰酸腿疼，身心疲惫。尽管这样，可为了唯一的女儿的前途，我们又实在发不出牢骚。在此后的12天时间里，我们仅休息了4天，剩下的8天，我们不是陪女儿去考场，就是去给女儿找考点报名。比起女儿本人来，我们的辛苦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拜祭父亲

        2月23日下午，我和妻子专门抽出时间去拜祭安葬于望城县于家湾农村的父亲。

这一天，老天爷像有意要考验我们有没有孝心一样，从早上就开始下起雨来。雨虽然不是很大，但由于风力较强，因此，它就像万万千千根鞭子一样斜抽在天地之间。虽然天气寒冷，并且下着大雨，但我跟妻子都没有退缩，而是毅然决然顶着风雨出发。

       姐夫安排车辆送我们乘坐了十多公里的等级公路、在离于家湾还有约3华里路左右的地方，道路拐向了一条泥泞的弯弯曲曲的小道——车子没法前行了。于是，我跟妻子只得无奈地冒雨踏着泥泞的小路前往父亲的墓地。

        我们走出也就半里地吧，一看鞋子和裤子早已溅满泥水，但这个时候什么也顾不上了。我们继续往前走，不久就来到了一个小山坳处。这里住着我大舅的儿子——我的大表哥、二表哥，还有几个舅舅都在附近居住。这里，看得到对面山腰埋葬父亲的墓地。我们在大表哥家停下来，一为避避雨，二想找个人给我们带路和帮忙扛鞭炮。我们携带的祭拜父亲的物品太重了，仅鞭炮就有近20斤。

        大表哥不在家，家里成了一座空城。过了将近20分钟，大表嫂闻讯赶了回来，同来的还有几个我们不认识的人。大表嫂指着其中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们：“这是于建国的崽，喊定伢子，让他带你们去吧！”大表嫂说的于建国，是我二舅的儿子，比我小一两岁，我们童年的时候在一块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的伙伴了。被叫做定伢子的小伙子，约摸十八九岁的样子，方形脸上留着板寸头，模样长得很腼腆。听说我是表伯伯，我旁边的中年妇女是表伯母，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没敢叫我们，怯生生地只顾从我的手中接过鞭炮就往外走。我和妻子跟着他一起出了大表哥的家门。

        外面，雨虽然小了一些，但依然不用多久就可以把人淋个透湿。定伢子把鞭炮扛在肩上，也不打伞，听任雨点抽打着瘦弱的身躯，深一脚、浅一脚地领着我们穿过蜿蜒狭窄而泥泞难行的的田埂迈向父亲的坟地。看着他这样子，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想给他撑伞吧，可田埂实在太窄，根本就没法子跟他并肩行进，于是只好放弃这个念头。但是我还是关切地问他：“于定，你一身淋得这么湿，不会感冒吗？”他平淡地回答道：“冒得事，习惯哒！”定伢子满口是我最熟悉、也最亲切不过的长沙乡音。

        好不容易我们穿过了几条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田埂，终于上到了埋葬父亲的坟地的山脚下。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到父亲的坟地，大约还有将近30米的距离。在这个位置，矗立着一幢在农村也已经显得有些落伍的平瓦房。这房子是我大舅的儿子——三表哥建的，但三表哥早已经不在人世了，留下三表嫂孤儿寡母挺不容易，后来三表嫂另择高枝，改嫁了他人。于定卸下肩上的鞭炮，将其倚靠在侧房的墙根下，他让我们在外面稍侯，自己径直进了堂屋。过了不到10秒钟，于定领着原三表嫂——我姐姐的中学同学代端云走了出来。她在年轻的时候长得挺漂亮的，打扮也很时髦，不少同学都叫她“妖精”。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岁月的风雨早已将她吹打得憔悴不堪，年轻时的风华荡然无存，怎么看也纯然是一个老太婆了。一见我和妻子回来，原三表嫂依然像当年那么热情：“国庆、小吕回来了！到屋里坐一下吧？”“不啦，给老爹上完坟还要赶回去有事，等下次时间充裕点再到家里坐吧。”我嘴上说等下次，实际上是托词，从心里来说，根本就没有想进去坐的意思，为什么呢？一是离开农村几十年，已经不太适合农村的环境了，再就是跟一个纯粹的农妇在一起没有什么话题可谈，而无话可谈的局面可以说是十分令人尴尬的。见我们不肯进去坐，原三表嫂也不勉强，她穿上雨靴，拿起柴刀，撑着雨伞，领着我们向父亲的坟上跌跌撞撞赶去。她在前面一面走，一面用柴刀帮我们砍掉荆棘和杂草，使我们能够顺利地行走。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于定要把原三表嫂找来的原因了：不仅是由于她懂父亲墓地的具体位置，更主要的还是要她来给我们的行走提供方便的！

        原三表嫂带领我们在一处长满了灌木和柴草的墓地停下来，然后，她将父亲墓地前的小灌木一根根砍掉，将坟堆上的那些杂草一把一把揪出来，直到整个坟地已经较为开阔干净了她才停手，然后告诉我们祭拜的步骤。按照原三表嫂的指导，我和妻子将点燃的香插上坟堆，之后再点燃钱纸，各自跪在父亲的坟前磕了头，许了愿。最后，于定点燃了我专门购买的一挂30万响的鞭炮。由于雨下得比较大，鞭炮的声音有点沉闷，远不如晴天那么响亮。放毕鞭炮，我们在心里告别了父亲，又跌跌撞撞地从原路返回。快到原三表嫂家的时候，妻子悄悄地对我说：“给100元钱给她，表示一下我们的谢意吧，毕竟人家那么热心冒雨为我们做事！”经妻子这么一说，我亦马上醒悟的确应该感谢原三表嫂。我掏出100元钱来上前一步塞给原三表嫂，可她发现后硬是不肯要，紧跑几步就逃离了我。我追上去，不由分说硬是将钱塞给了她。

        离开原三表嫂，我们照原路返回。回到大表哥的家里，于定说是要回家，按照妻子跟我的商议，我掏出100元钱向他表示谢意，可他死活硬是不要，他说出的拒绝的理由是：“我能赚钱了，这钱我不要！”他的这一举动很让我感到意外：现如今有几个人对钱不感兴趣！别说已经付出劳动了，就是没有付出劳动，只要是你给他的，他接起来照样毫不犹豫，心安理得！像定伢子这样冒着雨付出劳动而又坚决不要报酬的花样少年，在人群里只怕是10个里头难挑得出一两个来的！

        从那时到现在，我时常会想起我的那个叫于定的表侄儿，尽管他人长得并不魁梧、帅气，没有读什么书，家庭生活状况顶多也就是温饱型，但他的不肯接受近乎施舍的做人骨气却一直感动着我，让我觉得，这个少年虽不高贵，可他的性格中却有着当今这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普遍缺少的那种宝贵的东西。我比他大30多岁，几十年来走南闯北，也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了吧，但在做人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承认，我还得老老实实向我的这个表侄儿看齐！

                      姐姐与麻将

        姐姐让我和妻子越来越觉得陌生了。

        而全部原因就在于她对麻将的沉迷。

        姐姐曾经有过甚为精彩的人生。近20年前，她担任县政府招待所所长。那时候，她凭着豪爽的性格所建立的左右逢源的社会关系，和勇闯市场、大胆开拓的精神，将一个死气沉沉的单位打理得生机勃勃。几年后，她被调至县妇联工作，职务是副主任。在这个位置上，她呼风唤雨，没用两年，硬是把一个清水衙门装填得仓廪丰足。不仅如此，她还跟县委办局所有单位的头头脑脑建立起了“哥们”关系。曾经有过这么一种说法形容她：在望城县，没有王群联办不成的事。这足见她在望城的能量了。父亲还在世时，最后几年迷上了打麻将，姐姐当时很反感。一反感，便免不得要跟父亲斗几句嘴。为此，父女的关系还闹得很僵。父亲去世时，姐姐没怎么悲痛，连眼泪都没有多掉几滴。

       谁想到，又过了几年，受整个湖南打麻将成风的不良风气影响，姐姐也成了彻头彻尾的麻将迷。前几年，她还在职，那时候就已经陷得很深了：经常上完上午的班，吃过中午饭就跟一些局长们“砌长城”，一砌就是一下午或者一通宵，什么工作，什么事业，什么亲情，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等到去年转为非领导职务后，姐姐更是阴阳颠倒，整个人都扑进了麻将里。我们陪女儿回长沙考试，住在姐夫建在长沙汽车西站的小楼里，前后共半个月，姐姐在望城县县城的家里没日没夜地打麻将，玩得天昏地暗，总共到姐夫家这边来还不到5次，并且每次过来最多吃餐饭，有时是听到“麻友”一召唤，连饭也顾不上吃，拔腿就跑走了。我们离开长沙的前一天，打电话告诉她我们第二天晚上乘火车回南宁，她只“嗯”了一声，别的什么也没说又一门心思去玩她的麻将了。第二天，我们到出发时，最终连她的影子也没有见着。为了她的麻将，姐姐已经变得让我们不认识。她这到底是怎么啦？

        回到南宁，我们一直纳闷，就是到现在，我们也依然不明白：姐姐过去对我们可是充满了浓浓的亲情啊！前些年，我们回家，她要到车站接，我们返回她要到车站送；每次她都要买很多东西送给我们；我们在家的时候，她会安排我们去唱唱歌什么的，以防止我们觉得乏味，可现在对我们怎么像是对一个普通邻居那么随意呢？

        生我养我的故乡，因姐姐对我们态度的平淡似乎越来越远了，这一点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这一辈子无法割断跟家乡的联系，毕竟我的童年和少年跟她息息相关，我的根在那里。但愿有一天姐姐会远离麻将，重新回到其乐融融的亲情氛围中！

                                                                                                                                                                 作于2006.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