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退民办教师是民族之耻

清退民办教师是民族之耻(2010-01-06 08:41:39)
标签：杂谈 分类：七窍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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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微博上，浙江卫视钱江频道主持人钟山拍桌大骂教育部清退民办老师的视频，称这是“民族的悲剧”，为很多人叫好，清退民办教师已非一日，个中的冷暖甘苦，唯有当事人自知。但民办教师水平再差，在穷困地区教了34年书只给600块钱，无论如何是这个民族的耻辱！
民办老师是改变中国落后地区的火种，本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许会逐渐消失，既然政府想提前结束这一职业，又不想背上40多万民办教师的财政包袱，那么至少也要给出合理的补偿，比如按当地人均收入乘以民办教师的年龄系数，或在其到达退休年龄时，给予一定额度的养老金等等。几百块钱安置费，你是在打发叫花子？老实说，教育部用“清退”两个字其实已经包含了某种歧视，你不想多给钱，难道还不会说点好听的？
还有更绝的，拿公办老师的指标赚钱，不，是抢劫。
2009年10月27日，《焦点访谈》播出一期节目：河北威县招录180人为公办教师。县教育局要求，按专科毕业生不高于5万元、专接本毕业生不高于3万元的标准自愿捐款，名义是“捐资助教”。
节目采访完还没播出，威县当局就给央视发来信函 “决定予以彻底纠正，退回已捐资金”。这个速度，堪称舆论监督的一个经典案例。准确地说，不是《焦点访谈》威力大，而是强制捐款这件事本身太疯狂。有网友评论，这“就是一次公开打劫”。
捐款是退了，但被捐款的教师还是高兴不起来。这笔少则3万多则5万的捐款，几乎是当地一户农家好几年的收入，为什么还不高兴？——由于“捐款”取消，这批教师“正式编制”的梦想随之破灭。“被自愿”毕竟还是一种自愿，一个正式编制的公办教师多么具有诱惑力。
人们没有任何资格去指责这些沉默的老师。弱势者的权利，就是以这样一种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公权力的张狂和无畏，也正是建立在对被管理对象心理的把握上，用三五万块购买一个正式编制，是这个社会的无奈和管理者的无耻。
又想起自己在两年前的一次采访，尽管浙江算是富庶的省份，一样有贫困的学校和代课教师。看图说话吧——

2008月1月18日，我离开浙江泰顺县城，穿过“世界上最美的廊桥”——北涧桥，往浙南的大山深处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在海拔800多米的一处山顶上，看见泰顺县翁山乡和平小学的孩子们在操场上欢快地奔跑着，在摄氏零度的山区里，雪花和雾水打在操场上，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两根水泥篮球架柱子挺立在操场的两端，上面的篮板早已不见踪影。林校长说，这是原先翁山乡中心小学的旧篮球架，刚搬来时还有篮板，但已经很破旧，2003年的一场台风把两块篮板刮走了。

光秃秃的篮球架下，男孩子在黄泥地上划了几道线，玩起了“攻城”游戏，女孩子手拉手在玩一个叫“星星多”的游戏。一条黑狗在孩子中间跑来跑去。除了游戏，和平小学的孩子们玩得最多的就是乒乓球和跳绳了，跳绳是孩子们自己搓的稻草绳。学校最像样的体育器材有三样：两只篮球、两只足球和两副羽毛球拍，这是温州大学的学生前几年捐的，依然崭新如初。老师说，因为怕孩子弄坏了，一直舍不得用。

图片上在打乒乓球的背影，是全校个子最高、也是成绩最好的女孩子——六年级学生翁红艳。所有的同学，包括男同学都在乒乓球擂台赛上败给了她。
乒乓球桌是花200块钱请邻村的木匠做的，但就连在校工作时间最长的老师都不清楚是哪一年做的，看桌子的工艺和成色，至少用了20年，两根木条竖起来放在中间当球网用。乒乓球室门的下半部分已经不见了，两边的窗户有很多没了玻璃和窗框，大都被2006年的“桑美”台风损坏。寒风挟着雪花从窗户里灌进来，学生用没有胶皮的光板球拍在打球。
乒乓球一打完，小红艳就匆匆地跑下楼。一问，原来她要和几个同学出去买点礼物，要送给夏老师，夏老师是他们的代课老师，马上要被清退回家了。当地没有商店，她们要买礼物的地方在15公里外的横坑乡，由于一天只有一班车，已经错过了时间，只能步行过去（来回要30多公里！）。

这位就是夏碎吉老师。当时他正在邻村的山峡小学监考，我拍这张照片时不知道是他，只拍到了半张脸。与和平小学一样，山峡小学也是翁山乡中心小学的分校。
他做了24年的民办代课教师，根据政策，教完这个学期他就要被清退了。面色凝重的他正在为生计犯愁。本来，学校每个月支付他700元薪水，一年按10个月计算。现在，他只能一次性领1万多元安置费后回家。（相比内蒙宁夏的民办老师，他还算幸运，但考虑到东西部的生活条件和物价水准，其实也差不多）
他教的学生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了，学生的家长也不希望他走。家长得知此事，决定凑钱让他留下。但当地乡村的条件确实太差，六年级学生14个家长只有8个人出了钱，凑齐了4000元钱，这是他2008年上半年的工资。
为了节省来回80元的路费，家住邻县苍南的夏碎吉，一年只回两次家。去年暑假，为了给成绩较差的学生补课，一年只回去了一趟。
夏老师说，他打算在更偏僻的地方找一所学校继续他的代课生涯。“我21岁就当教师了，一直做了24年，很多学生已经在县城当上了老师，有的考上了大学在北京上海工作，现在叫我干别的，也做不来。”
那天晚上，翁红艳和其他同学从几十里外的横坑乡提着纪念品赶回学校。每个同学出了5块钱，给夏老师买了一床新被子和20包麦片，留作纪念。她说，“夏老师每天早上都是饿着肚子给他们上课的，有了麦片，他就可以不饿肚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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