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馒头办”进驻中央 - 李子旸的日志 - 网易博客

前几年，郑州市“馒头办”（全名是馒头生产销售管理办公室）和市内各区的“馒头办”，当众上演争夺管制权的丑剧。舆论大哗。公众惊讶地获悉，馒头居然有专门的管理办公室，被一大帮政府官员，拿着纳税人的资金在管制。

由于情形实在不堪，结果，争夺管制权的双方谁也没达到目的。郑州市政府随后撤销了市区两级的那个滑稽的“馒头办”。政府管制的汪洋大海总算少了一瓢水。

郑州的“馒头办”虽然被撤销了，但创办“馒头办”的念头并没有在中国广大公务人员的头脑中消失。更重要的是，理解、赞许，甚至要求、敦促公务人员创办类似“馒头办”机构的公众大有人在。许多公众无可救药地地相信，如果政府官员不对市场进行管制，许多事情就会一团糟。

公众舆论的支持或者默许，让政府官员利用公共利益寻求私人和部门利益的冲动披上了道德和正义的外衣，而大行其道。于是，“馒头办”的故事就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重演。

这个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就是《粮食法》。“馒头办”进驻中央。

最近，媒体披露，十四个中央部委组成的多个《粮食法》立法专题调研组，已经结束了长达数周的基层调研，陆续回京。一位官员说，“各个小组都已经回来了，目前正在整理调研报告。”他预计，在这些调研报告的基础上，酝酿已久的《粮食法》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初成草案。

馒头是郑州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商品，而粮食是全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商品。政府应该对这种重要的商品进行管制。这种逻辑在许多人看来毫无可疑之处，相当于天经地义。可是，实际上，这种逻辑非常荒谬和错误。

肯定会有许多人坚持认为：粮食实在太重要了，因此生产和销售不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整，而必须由看得见的政府官员去直接管理。当然，这些政府官员可能会失职或者腐败，对此应该加以监督和惩治，但不能因此就放弃对粮食的管制。

我建议这些人抬头看看现实，看看自己每天吃的粮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他们肯再花一定时间，查阅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粮食的管制史，就更好了。

改革开放以前，粮食的生产和销售完全由政府控制。那时候，用管制这个词是不合适的，管制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局部控制。而当时的粮食，是由政府全面彻底控制的。农民只能把粮食按固定的价格出售给政府。城市居民只能从国营粮店凭票证购买粮食。

那个时候，粮食安全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人们总是有挨饿之虞。即使后期可以吃饱了，但也仅仅止于基本供应，至于质量和口味，如今日之优质大米、多种专用面粉，闻所未闻。

后来，国营粮店消失了。今天大家都是到私人粮贩、超市那里去购粮。人们因此而挨饿或者受勒索吗？不，人们得到了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丰富供应、优良质量和殷勤服务。

过去的人们，说起“富强粉”，就好象是在说什么奢侈品，今天的人们，却只担心这种细粮吃得太多会不利健康。过去，如果国营粮店的某位职工坚持长期给消费者送货到家，他很有机会评上全国劳模。但对今天的粮贩来说，如果他不这么做，自己都会觉得不安，怕因此失去顾客。

政府供应和私人供应之间的差别，非常清楚和明显。从这种对比中发现某种规律，难道很难吗？我实在有些不理解，稍一思考就会破除的对政府的迷信，怎么会那么顽固呢？

再来说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粮食的管制史。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粮食的收购、流通几次三番地管制、放松、再管制、再放松地折腾。自己制造出一个“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局。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对当时政府政策来回的改变，只能归结为无厘头。“卖粮难”“买粮难”交替出现。政府为此付出了数以千亿计的财政资金。结果只是养肥了粮食系统的一大批贪官，并制造出顶上只有薄薄一层粮食的粮仓。真不知道，这种骗局怎么会促进和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好在中国的经济体总量足够大，对各种折腾的应付能力还比较强。私人经营者也足够吃苦耐劳。中国的粮食生产总算没有被不可理喻的管制压垮。产量逐年提高，全国人民其实已无粮食安全的问题。不过，在人们设法化解、绕开政府管制的过程中，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形成了畸形的格局。在此格局下，国有垄断集团得到了攫取超额利润的机会，一些政府部门也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和收入，而广大农民则失去了许多应得的利益。

改变这种畸形格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破除种种垄断和管制，让市场来调节粮食的生产和流通。但是，事情总是难以尽如人意。一方面，近年来，丑化市场经济的声音越来越大，不明道理的公众也糊里糊涂地跟着起哄，市场导向的改革变得艰难。另一方面，畸形的格局造就了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现在发现了固化自己垄断地位的新方法，那就是打着法制的旗号，推出形形色色其实是行政文件的所谓“法律法规”。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紧锣密鼓的《粮食法》。

不过，《粮食法》其实并不仅仅是垄断集团固化自己地位的工具，同时，也是垄断者之间划分彼此势力范围的工具。更高层次的管制者，在行为方式上和郑州市区两级的“馒头办”没什么区别，都想为本部门争取到更大的管制权。更大的管制权当然意味着更大的收益。区别仅仅在于，层次越高，对市场体制的破坏性越大。

此前的权力分配，粮食生产环节由农业部负责，粮食流通、加工环节由粮食局（还有一个国家级的粮食局，你没想到吧）负责，粮食消费和进出口环节则由商务部负责。这种拦腰斩为三段的管理体制非常可笑。你可以想象，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个综合性的农业生产集团将要被迫和多少官僚打交道，办一件事要盖多少公章。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至今都没有如正大集团那样全产业农业集团，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合理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三位佛爷都打发走，让市场自己去运转。但政府官员们当然不会这么想。他们不但不想放弃可笑的管理体制，反而想让本部门攫取更大的权力。粮食局等部门就希望能通过《粮食法》来控制生产、流通、消费等整个粮食产业链。观察《粮食法》的立法过程，和各位官员的种种说辞，为人民服务的表面下，争夺权力的嘴脸清晰可辨。

《粮食法》是近年来计划经济思路全面回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一再表明，市场放开到哪里，哪里的商品和服务的产量质量就会大幅提高，人们的生活就会因此而改善。而反市场的措施在哪里回潮，哪里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产量就会大幅降低。一些重要产区的煤矿乱局，已经造成了煤炭的供应紧张。而《粮食法》如果真的推出，也必将大幅抑制中国的粮食生产，减小粮食生产者的收益，并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的国家粮食安全。

公众也许很难直接改变政府官员的行为，但公众普遍认同的观念对政府的政策其实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如果公众普遍接受、甚至呼吁政府的管制，那么，我们就只好接受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和道德的堕落。相反，如果公众普遍接受自由市场体制，那么，政府官员一意孤行，继续扩张权力的步伐就会放慢，甚至会被终止。因此，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念，是改变政府错误的公共政策的第一步，也是非常有效、非常根本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