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一、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

    自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成了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949年，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28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压在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从此走上了复兴的伟大征程。社会主义新中国一改旧中国任人宰割、欺凌的屈辱地位，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当代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靠什么思想武器取得了民族独立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成就？靠的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靠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是靠孔夫子。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靠中国的传统思想，靠孔夫子，既不能取得民族独立和实现社会现代化，也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同匡亚明谈论孔子时指出，孔子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线，旗帜鲜明。［参见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74页。］当然，儒学在今天以至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仍有其价值，不会因社会现代化而中断。传统的儒学（道家学说、佛家学说也一样），只有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吸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与时俱进，进行自我革命，弘扬其积极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才能获得新的活力，转化为当代的新形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毛泽东思想将中国思想文化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需要民族独立，需要马克思主义。

    近代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靠中国的传统思想、靠孔夫子救不了中国，于是便转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转向西方的德、赛两先生。他们满心以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可以救中国，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现代中国需要德、赛两先生，需要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则行不通。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先进的中国人便转向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那些迷信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人，很有必要重温一下中国人寻找救国真理的历史，重温一下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就会重蹈历史旧辙，就会走回头路，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为什么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这两大历史任务的完成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在西欧，但它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总结和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是普遍真理。它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中国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欢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无论用儒家思想来拒斥马克思主义，还是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理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都违背时代潮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丢不得，丢了就要亡党亡国。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的生命力在于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现实实际和历史实际，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中间有曲折，有错误，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二、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要中国化，就不仅要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要向中国文化学习，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在这方面毛泽东堪称典范。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固然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尊孔读经”逆流的批判，但他也善于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从中汲取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指出，孔夫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在抗大的讲话中提出要向孔夫子学习，设想在三四百学员中可否出几个孔夫子。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在研究理论、研究现状的同时，还要研究历史，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1943年，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毛泽东本人博古通今，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这是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中国的现实实际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刘少奇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335页。］

    应该说，毛泽东思想中的有些内容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直接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东方相对落后的中国开花结果，这固然主要是同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形势有关，但也与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有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抵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上的错误，之所以能打破帝国主义和大国主义对新中国的侵略、干涉和封锁，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主要是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所以，必须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

    在文化问题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是人类文化交往的一个普遍规律。如果我们从整个人类文化的交往、发展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孔夫子是古代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与孔夫子相结合，实质上是东西两大文化、两大文明的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结合的产物。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还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统一”的内涵不能完全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实际结合，而且还包括与中国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这两个方面，虽然前者是基本的，但后者也不可或缺。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实际的结合，造成我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自己的历史、哲学、文化缺乏应有的学习和研究。为此，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研究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往的规律；全面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正确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加强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的学习与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关键在立足现实的总结和概括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结合？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就哲学而言，较为流行的理解和做法是在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引证一些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料，借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普遍真理性；或者是以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框架，去整理、剪裁中国哲学。但这种做法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关系的理解上是片面的，实质上是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注解和证明。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应理解为：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以有利于对实践的指导，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就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产物而言，可以这么说。但决不能由此推论出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已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更不能用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资料去证明马克思主义已包含了中国智慧。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都很关心中国，很关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的了解是有限的。从这一点讲，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西方文化的总结和概括。李约瑟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源于中国的观点难以成立，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存在双重误解。笔者以为，把中国智慧、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的。

    如何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概括和总结，这是一个伟大的永无止境的历史工程。在这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并在实践上取得了成功。我们应该从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中，去寻找宝贵的启示。

    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内容异常丰富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复合体。其中最深层的、具有永久价值的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推动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命脉，它只能不断丰富和发展，不能中断。倘若中断了，那这个民族就灭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从根本上讲，就是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结合，就是吸取、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时又赋予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新的活力和新的内容。只有做到民族精神方面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内化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才真正地中国化了。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它包含哪些内容？这是一个“见智见仁”的复杂问题，因论者的社会环境、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学术观点、个人的气质和品性等不同而不同，也很难用一两个命题或判断表达。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主要有：独立自主、维护统一的爱国精神；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时俱进、日新变革的创新精神；崇实求真、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精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精神；协和万邦、爱好和平的精神等。这些精神互相依存、互相渗透，融为一体。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是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正是这种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才使中华民族能战胜千难万险，绵延不绝，开拓创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人类作出了贡献。在20世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和弘扬了这些民族精神。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最宝贵的、最具有永恒价值的就是这些精神。中华民族的复兴靠的就是这些精神。

    中国历史文化优良传统甚多，因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优良传统相结合亦有诸多方面，在此仅举重视人生修养和主观世界改造一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注重徳治，注重修身、正己，形成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吸取了其中的积极思想，在党的建设方面重视思想教育，重视党性修养和主观世界的改造，形成了一整套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任务的完成。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少数，绝大多大数成员来之于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主要长期在农村分散的环境中从事革命活动，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

    在有些外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能，但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之所以能做到这点，除了有正确的路线外，很重要的一条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党性修养。而这一条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修养论相结合的产物。

    至于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借鉴，对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历史、文学、艺术等具体领域的批判继承，对神话传说、成语典故、民间谚语等思想资料和古代语言的运用，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有许多精辟独到的思想。许多研究论文和著作对此都有所论述，故在此从略。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上，绝大多数研究者只注意两者相一致、相契合方面的结合，而忽视了两者各自特有、互通有无、互补相成方面的结合。其实，就文化交往而言，两者各自特有、互通有无、互补相成方面的结合更为重要，更有价值。从哲学上讲，中西哲学各有特点。有些内容，西方哲学讲得充分，十分发展，中国哲学则鲜有论及；而另有些内容，中国哲学讲得充分，十分发展，西方哲学则鲜有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的总结和概括，因而对中国哲学中某些特有的内容就鲜有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对中国哲学中特有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有论及、甚至无有论及的合理思想、命题和概念的吸取和改造。这种结合需要对中国哲学做深入的研究、发掘，从中概括和提炼出中国哲学中特有的珍品。

    总之，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简单地理解为引用中国历史文化的思想资料来注释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也应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和概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中国历史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四、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

    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它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优良传统，也有不良传统。即使是精华、优良传统，也受到历史条件和阶级的限制，不可照搬、照抄，全盘继承。事实上，精华与糟粕，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人们对精华与糟粕的认识和区分也是相对的，存在着把糟粕当精华或把精华当糟粕的可能。

    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时，我们应当承认，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一个思想文化原因，是他的思想中渗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例如，平均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均贫富”的思想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平等要求，成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均贫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念有类似之处。因此，在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曾把它视为社会主义之滥觞。在很长时期里，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与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的界限是比较清楚的。他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反对民粹主义。但在晚年，平均主义思想也反映到他的头脑中，并且与历史上的平均主义联系起来。他推介《张鲁传》所记“五斗米道”的做法、不满八级工资制，即为例子。

    当今社会上存在一种尊孔读经热、国学热，但是我们一定要十分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对马克思主义的渗入。做到这一点的重要前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要防止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防止把糟粕当精华，防止在一种倾向下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高扬民族精神、继承优秀传统时，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不利于现代化的负面因素，有了这种警惕，头脑就会更加清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可以得到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