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田家英是我认识社会的引路人

　　1973年国庆节过后，我正式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报到上班。人事部门当即发给一份条目详尽的表册，让我填写。在过了八年之后，重新分配工作，自然对组织叫做的事无不恭谨如命。不过，那表上有一项是让填出本人的“师承”，这可把我难住。我想所谓“师承”，是指受业的导师，如同室的蔡美彪可填写罗常培，李瑚可填写陈垣；我想不出自己该填上哪一位，于是只好把此项空着不填。

　　过了若干年之后，有次整理旧日信札笔记，突然发现其中竟夹有“文革”初期造反派为我写的一份“定案材料”；这材料怎么会落在我的手里，已经全然说不清了，可是它让我恍然大悟，明白了我原来也是有所“师承”的。那材料上开篇就赫然写着，丁某人，是胡绳的“得意门生”、田家英的“得力干将”；当然，胡、田二位的名字前边都冠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类的头衔。这样定的“罪名”，虽然“得意”“得力”均过甚其词，但是大致还都有事实依据，算不得诬枉。胡绳同志不但指导过我如何做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而且我在建国初期还正经地上过他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课，确实是他的一名老学生。至于田家英同志，从五十年代起，他和胡绳同志一起，当过我十年的顶头上司；不过事后回想，当年他和我的关系，并不像帅与将或官与兵，反而像是师生。这当然是由于他从来在我们年轻人面前没有首长或官员的架子，我在他的面前也就从来没有感觉拘谨，不觉得要谨言慎行，更不觉得有必要察颜观色。有鉴于此，我觉得他也是我青年时受业的老师。于是我想，以后如果再碰上要求填写“师承”关系时，我就干脆厚着脸皮写上：胡绳、田家英。1996年，朋友介绍一家出版社出我一本论文集(不知什么缘故至今还没印出来)，并遵照编者要求，在文集结尾处写了一篇本人从学的经历。我在这篇自述学历中，写过胡绳同志对我的指导之后，又写了以下一段话：

　　如果说胡绳同志是我研究学术、研究理论的引路人，那么应当说，田家英同志则是我认识社会、研究社会的引路人。我在田家英同志指导下，起草了许多调查报告，并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但是我至今认为，截止到“文化大革命”为止，我在理论和学术领域里较可自傲的作品，恰恰就是这些《调查报告》；遗憾的是，这些报告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已经片纸不存。不过当年参加农村调查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我认识到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农村问题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一度有过献身农村问题研究的想法。

　　认识田家英，是在1955年，可是此后五六年间，因为他不分管我所在的研究组的业务，所以工作上的接触并不多。1959年，机关中反右倾运动热火朝天，我被定作批判的重点，可奇怪的是，从始至终的几个月里，从没看到过田家英的踪影。后来才知道那也正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受了批评，日子开始不大好过的时候。他领导浙江调查时，我正在房山劳动改造，没赶上。1961年秋后，“改造”告一段落，我回到原单位工作，正好赶上田家英奉命组织一次去山西的调查。调查有两个题目，一个是《六十条》中提出然而没有明确解决的“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大队还是放在生产队的问题，另一个是工业生产的情况。调查工业的，去了煤矿。调查“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自然是下乡。

　　去农村的调查组，由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十来个干部组成，组长高禹、副组长裴润，我也被分在这个组。调查的地点是由山西省委帮助选定的，即晋东南地区潞城县的魏家庄公社；它是山西省互助合作运动以来生产一向不错的先进单位。调查大约进行了半个月，田家英也带着逄先知赶来，和大家一起研究了调查的结果，我奉命执笔起草了魏家庄调查报告。后来回到长治，大家又分头到其他几个县不同类型的公社里做过短期调查。这次调查进行得比较顺利，干群间、上下间，意见大体一致，总之是认为按现时农村情况，基本核算单位还是定在生产队为好，这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有利于调动各生产队的积极性。个别集体积累已形成规模且收益较好的的大队，只要群众自愿，自可仍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次调查，反映的是当时农村的实际需求，虽然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面临的问题，但总算是克服农村体制上的“共产风”的一个进步。这一意见，为毛泽东所赞同，并责成田家英负责写成正式文件，提交给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这次颇为平淡的“山西调查”，对于参加调查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初次跟随田家英学着做调查的人来说，却受到了不小的教益。印象最深的，大致是两条：一是要反映真实情况，实话实说，绝不说假话；另一条是，在调查组内，可以畅所欲言，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什么人的意见都可以驳，即使是田家英的意见也同样可以和他争个脸红耳赤。我们这些普通干部，在田家英这样的大首长面前，没大没小，嬉笑打闹，放言无忌，争论不歇，惹得当地的干部大为惊奇，老是偷偷问我们：你们的胆子怎么这么大?

　　坚定的求是态度，充分的自由讨论，这大概可以算是田家英领导的一系列农村调查能够取得重大成绩的两大法宝。

　　奉毛泽东命赴湖南调查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在多难的中国大地上吹起了一阵温暖的春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来的“左”倾错误，开始得到初步清理与初步纠正，党内外有识之士也开始探讨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

　　1962年2月底，毛泽东决定由田家英再率调查组，到湖南他的家乡一带调查《六十条》下达后的农村状况。田家英从杭州赶回北京，立即在红旗杂志社会议室召开调查组全体会议，宣布这次调查的意图和选定的地点(即湖南省湘潭的韶山冲、湘乡的唐家坨、宁乡的碳子冲，亦即毛泽东的家乡、毛泽东的外祖家乡、刘少奇的家乡)。田家英说，少奇同志要我告诉大家，湖南春寒，要多带些衣服。到了那里，也可以向省委借些棉大衣，带下乡去。

　　调查组由农村工作部、政研室的干部为主组成，此外有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办公厅的个别同志参加，共17人，计：农村工作部的王录、裴润、王涵之、罗贞治、刘显谦，政研室的柴沫、高禹、李洪林、郭冲、丁伟志、张作耀、孙启佑、宋士堂，红旗杂志社的张先畴、张凛，人民日报社的萧风，办公厅的金石。加上田家英和逄先知，就组成了一个19人的大调查组。

　　3月初，田家英率领我们南下，直达武汉，住进东湖边的翠柳村。在这个湖光山色、鸟语花香的地方，一住就是十来天，无所事事，却又不见布署下一步行动的动静。大家都像丈二和尚，却也不去打听，乐得逍闲，逛逛东湖，看看杂书。请王任重讲过一次湖北情况，但讲的过于平稳，没给大家留下什么

　　印象。倒是农村工作部的裴润，奉田家英命，就农业生产的破坏与恢复问题，给大家做了个报告，使大家对当前我国农村状况的严重性，大大加深了认识。裴润列举大量数字，证明1960、1961年间，农作物产量、农村人口、耕地面积、牲畜、肥料、口粮等项，与1957年相比，甚至与1952年相比，均大幅度减少或下降。他据此做出了一个令人怵目惊心的结论：“农业生产力和实际生产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都下降到1952年以前。1960年农村劳动力，少于1949年。”然后裴润又谈到“恢复问题”，他说，“劳动力恢复的中心是体力的恢复，体力恢复的中心是提高口粮标准。而按每年粮食递增百分之四的速度计算，需要五年才能恢复，但不容易。”“畜力，恢复到1955年(水平)，需要五年；全面恢复，需要九年。”从裴润的报告中，人们看到了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对我国农村面临的严峻形势，认识十分清醒，而且是敢于面对事实的。田家英安排裴润给调查组做这样一个报告，显然也是向大家传达了他对当时中国农村状况的估计。而像我们这样数年来一直在农村生活和劳动的人来说，自然也都觉得裴润的估计符合农村的现实。大家在正式出发调查之前有此认识，当然都大大增强了严肃而沉重的使命感。

　　等来等去，等到了3月22日上午，田家英突然通知调查组全体人员：今天一律不要外出，下午有重要活动，衣冠也要弄得整洁一些。下午三时许，一辆大轿车，把我们拉到了东湖宾馆的梅花岭别墅。进得楼后，发现身材魁梧的毛泽东已站在会议室门内侧，并和大家一一握手。当时陪同参加会见的还有王任重、谢富治。等大家肃然落座后，毛泽东拿出田家英他们准备好的一份名单，逐一点名。叫到谁，谁就站起来，他看看，有时候还开上一两句玩笑，然后再往下点。记得点到柴沫(当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秘书，“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时，他说：“柴沫，老朋友了!”点到调查组中最年轻的宋土堂(已于1996年病故)时，他说，历史上向来就是年轻人打败年老的，赤壁之战的时候，周瑜三十四岁，鲁肃三十七岁，诸葛亮才二十八岁，可是他们打败了五十四岁的曹操。点完了名，又开玩笑道：“知识分子成堆么!”接着，他便讲起农村调查的事。他说自己对农业还熟悉，工业就不熟悉了，不如陈云同志。他提醒大家下去，只能带上马列主义，不能带着框框；要依靠当地干部，要不连话都听不懂。“湘乡的话，更不好懂，我们家乡都说湘乡人讲话像牛吼。”他还嘱咐大家，要适当和老乡一起做些轻微劳动，这样老乡才会把你看成自家人，和你说心里话。毛泽东情绪很好，谈笑风生。话说完了，还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可是谁也没敢提一个问题。事后田家英还把大家埋怨了一通：你们怎么就不说话?老人家情绪那么好，提个问题不就可以多谈一会吗!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我们冷场而扫兴，会见完毕，还到别墅门外跟大家一起照了张像。调查组成员每人。都得到一张，留作纪念。“文革”时，我把这张像片藏在有林彪“四个伟大”题词的毛主席标准像镜框背后，高高挂起，居然逃过了被造反派抄走的厄运。

　　大概是毛泽东接见后的第二或者第三天，调查组便带着被接见后的兴奋，奔赴长沙。在省委第一招待所里住了两三天，省委书记王元春给大家介绍了省里当前情况，又从省里抽调了几个干部参加调查，帮助我们工作。这几天，田家英兴致极好，和大家不断地开玩笑，有时候还咬耳朵发上两句牢骚。记得参观了湖南省新建成的宾馆大楼以后，他就躲开省里的人，悄悄在我们面前撇嘴说：也不看看老百姓住的是什么样子!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会享受了!这样尖锐的话，当时大半只有田家英敢说，我们只能意会，心里同情，谁也不敢接碴儿。

　　遭遇“分田到户”的风波

　　3月底调查组全体到达韶山。韶山的春意正浓，满山的映山红灿若流霞，农舍掩映在竹丛杉林间。大家交口称赞之际，又禁不住流露出内心的焦虑与不安。我们既为此地山林受到了特殊保护而庆幸，却又无法不由此联想到几年来神州大地那些数不清的一座座被剃了光头的山丘而愤懑!有的同志说，有些山头，本来土层就薄，现今把树一砍，土冲走了，石头裸露，看来要等几亿年后，石头风化成土，再种树了!

　　在韶山短暂观摩后，调查组兵分三路展开工作。韶山大队，以柴沫、裴润为正副组长；大坪大队(属湘乡，即唐家坨所在的大队)，以高禹、萧风为正副组长；碳子冲大队(属宁乡)，以王录、张凛为正副组长。田家英住在韶山，领导整个调查。我被分在大坪一组。省委、地委和县委也都派了少数干部参加调查。事实证明，当地同志参加，对于调查大有好处，他们情况熟、语言通，使得调查工作得以较快地进入轨道。只是他们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不像我们这些北京去的，常常乱发议论，口出狂言。

　　初到大坪，正是油茶花开，春耕忙时，农民的生活虽仍清贫，但一日已能凑合着吃上三餐，可以下田劳动。所以，给我们的初步印象是，这里比许多“重灾区”好得多，显出一派平静安定的田园风光。可是，调查工作正式开始之后，却让我们这些“北京下来的”，受到了意想不到的震动。事先，在农民中已经哄传，这回是毛主席派来的人。于是他们不单觉得信得过，而且还觉得和这些人说说真心话，能够捅到中央去，能够管用。这种纯真的信任感和过分的期望值，使得这些和善、质朴甚至有些木讷的老乡们，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他们的心扉。不论是在调查会上，还是在田头农舍，他们开始用本来就激越高亢的湘音，倾诉起他们的苦恼与愿望。他们对几年来所受的饥寒的倾诉是很动情的，有时甚至声泪俱下，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走南闯北的人，听来却觉得大坪情况还不算出格的差，可算是上中等了。后来，萧风和我们三四个人，在湘乡县内转过两天，看过几个较好的大队，也看过几个很困难的大队，验证了我们对大坪状况的判断是不错的。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大坪社员们向调查组提出了实行“分田到户”的强烈要求。农民们“分田到户”的呼声，成了我们湖南调查一行突然遭遇的强烈的龙卷风。

　　“分田到户”，是当地农民使用的并不确切的口语，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关于土地权的分割和变化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化土地公有为土地私有。事实上湖南农民当时所提出的“分田到户”，无非就是安徽等地已经试行过的“包产到户”的同义语罢了。农民们普遍认为，现今贯彻的《六十条)，虽然改善了生产和生活状况，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面临的经济困难，不能有力地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无法从根本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说到底，农民已经看明白公社化以来建立的“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体制，是违背当前农村的实际、违背农民的意愿的。他们认为，恢复农村经济的有效办法，只能是以户为单位分别承包和管理少量田地的生产。他们信心十足，认定只要准许“分田到户”，完全有把握把生产和生活搞上去，于国家于农民，必定两利。老乡们苦口婆心，言之凿凿；调查组的成员们则听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正在我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田家英来到大坪。大坪的情况，他还不知道，一下听到这样强烈的“分田到户”的要求，也不免感到突如其来，不好表态，只好叮嘱调查组的同志们注意保持谨慎客观的态度：“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4月6日，他再次来到大坪。所以这么快又来，大约是得知调查的三个点，虽然都有“分田到户”的要求，但以大坪为最强烈，要来进一步听听情况。不过，这回他还是只听不说，到唐家坨看望了老人们，然后布置我们写一份《大坪大队基本情况》，另写一份《唐家坨情况》，就又回了韶山。前一份报告的起草，落到了我的头上，完成这项任务可成了一大难题。因为此时，调查组内部已经围绕着如何看待“分田到户”一事发生了激烈争论。虽然马上就以明朗的态度表示积极支持或坚决反对的，一时都还是少数，不过两不相下，争论渐趋激烈，并有上纲上线之势。报告如何写呢?高禹和我商量的意见是，在报告中既要如实反映情况，又不要对是否实行“分田到户”表示态度。报告大致是按这样的路数写的，但是面对农民如此强烈的要求，也无法把我们的情绪完全掩盖起来。于是，这份汇报一般概况的报告里，也不免处处流露出我们同情农民的倾向性。例如，报告中概述了几年来生产破坏的情况和农民恢复生产、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之后，就以相当充分的篇幅，如实地描述了大坪大队社员、干部、群众、党员、老年、青年、劳动力强的户、劳动力弱的户都要求“分田到户”的状况，并且毫不回避地说明这的确是当地农民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报告中写道，目前此处群众的情绪已如箭在弦上，用农民的话来说，已是“政府一松口，就会一声喊”。报告反映了农民提出要求“分田到户”的理由，说他们普遍认为，只要允许这样做，“就会精耕细作，两三年就能恢复生产”，“粮食可以增产，家庭副业也能很快发展，社员吃得饱，征购好完成，政府也买得到东西。”因此，“分田对社员对政府都有好处”。据此，报告对这种“分田到户”要求的性质做了简略的分析，认为它表达的是农民恢复生产的强烈愿望，所以它“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作解释”。我们当时之所以敢如此写，并且自以为稳妥，无非一是觉得如实反映了民情(我们路过长沙时，田家英带领我们看过一场湘剧《谢瑶环》，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认真体察民情”的信念确实深深印在了我们这些调查人员的头脑里，总也忘不掉)；二是我们对中央充满信任，我们知道报告经田家英同意，签发付印后，将直送毛、刘两位主席。以中央领导之高明，自会体谅民心，做出正确的决策。何况我们只是如实地反映了农民的呼声，并没有就如何决策的事提出任何建议，一切听从中央定夺。

　　我奉高禹的指派，把这份我们自认为十分稳妥的报告，以及《唐家坨情况》，到韶山送交田家英。大坪与韶山分属两县，实际上仅是一道山梁之隔。从大坪步行出发，走段山路，穿过滴水洞，大约三小时许即可到达韶山冲。这条路也就是毛泽东少年时常走的小道。1962年，滴水洞别墅已经修成，游泳池也蓄了满池碧水，不过毛泽东还没来住过。1959年他回韶山时，这里还没有建设。我只身走这条山路，一路上没碰到一个人，鸟鸣林静，可不像后来的喧闹不堪。那时的滴水洞，有警卫，不许一般行人穿过，我们调查组的人，则特准放行。到得韶山，见到田家英，交了报告，住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田家英告诉我，报告可以，已送长沙排印报中央(韶山、碳子冲两地也都先后写出调查报告，基调和大坪的报告大同小异)。田家英对于大坪调查组就“分田到户”问题展开的争论发生了兴趣，决定亲自到大坪看看，于是让我带路，还有一位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同行，沿我走过的来路直奔大坪。田家英这时正四十岁，身心俱佳，这点路简直不在话下。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歇也没歇一歇，一口气就走到了大坪大队。

　　田家英在大坪分别召开了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会、调查组全体会。在调查组的会上，他说，“分田到户”，也就是“包产到户”，在安徽一些地区已经做了，现在正在设法纠正。该不该实行?这可是件大事。唐家坨几位老人家在那里私下议论，被调查组一位同志听见了。他们说得很有趣：“这事(指“分田到户”)，急不得。田秘书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也不能自己说了算，还得找少奇、朱老总、周总理他们开个会，商量商量，才好定怎么办。所以急不得。”田家英说，老乡们真是很懂得我们党办事的程序，也很明白他们提出的这一要求实在是件大事。这确实是件大事。我是最喜欢发议论的，可是这个“分田到户”的问题，我可不能随便说什么了。他对调查组的同志们说，你们在内部怎么争论都行，到外面去，可不许乱说，不能随便向社员们许愿。田家英做了如此谨慎的表态，可是仍然掩饰不住他对几年来生产遭受破坏的愤懑和对农民生活贫困的深切同情。给人印象极深的是，他向调查组的同志们说，考茨基的《论土地问题)很好，值得一读。又说，列宁讲过：“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可怕。”我们深深感到田家英是和我们心气相通的，民间的疾苦在他的心上是很重的砝码。我们信任他，寄希望于他，觉得他有办法也有胆量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到中央。

　　遵照田家英的嘱托，我们在大坪又做了一些面上的调查，然后由我执笔集中大家意见，写出了当前农村《集体经济七大矛盾》的报告，比较集中地分析了当时认识到的农业体制下生产、分配、生活以及人际关系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5月底，我们结束了大坪的调查，三个调查组的人员奉命全部到韶山集合。这时田家英不在韶山，他带着逄先知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去了。调查组的事，暂由柴沫主持。田家英特请梅行专程到韶山，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拟定的《休养生息二十条》。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梅行讲到中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估计，说“困难还未充分暴露”，“现在还没到沟底”，“要有思想准备”。尤为引入注意的是，梅行说到，中央设想“重灾区，‘包产到户’暂时不纠”。这一来，惹得当时在场的地方干部，会下纷纷向我们打听：“重灾区，按什么标准划定?”我们调查组的许多人也都敏感到，这一条是田家英让梅行传达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

　　对无为县实行和纠正“包产到户”的调查

　　听过梅行传达后，柴沫找到裴润、罗贞治和我，说田家英托梅行捎来口信，要我们三人去安徽无为考察一下“包产到户”的状况。田家英说，那里“包产到户”实行得很普遍，现正在逐步纠正；但是大部分还没有改过来。你们去看看情况究竟怎么样。

　　田家英选我们三人是有考虑的。裴、罗二位，长期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对邓子恢支持安徽“包产到户”的意见，了解得自然很透；而我则是1958至1959年间曾在无为下放过，并且正是由于反映无为实际情况而在“反右倾”中受到了重点批判，所以对了解无为的真实情况也许较为方便。

　　我们三人遵命行事，6月初经武汉到达无为。无为县委安排我们到生产条件最好、“五风”破坏又最重的东乡圩区作了一周左右的调查。当地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对我们无保留地倾诉了“大跃进”中的悲惨遭遇，也无顾忌地畅谈了实行“包产到户”后取得的迅速恢复生产的奇效。在无为的调查，实在是件很容易的事，只要你不昧着良心，到农民村舍中转上三两天，就一切都明白了。三四姓男女老少合组的新家庭，只剩下墙基的小村落的废墟，处处可见，这无疑使得连“非正常死亡”的统计都显得多余。至于当前的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农村，则呈现出一派令人无比振奋的兴旺景象：男女老少起早贪黑的生产积极性，鸡鸭成群、鱼虾满塘、食足民安的情景，说明这里正在恢复着向来是长江“粮仓”之一的地位。

　　干部和社员们反复向我们诉说，“包产到户”对恢复生产作用极其显著，千万不可仓促行事一律禁止。当时无为县委正在奉命做一些纠正“包产到户”的工作，但是他们根据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的意见，采取的步骤非常稳健。无为县委只是在少数几个集体生产很有基础的大队，做了“纠正”的试点。我们去看过纠正“包产到户”的试点大队，生产生活虽然也还过得去，但是生产的积极性确实要比那些没有纠正的差些。

　　在无为调查结束后，承地委安排，我们在芜湖铁山住了两天，把调查的情况议论一番。三个人的意见完全一致。起草调查报告的事，又落到我的头上；推也推不掉，因为我能听懂无为的方言，记录得最多。回到北京，我起草好报告，送交裴润，由他转报了田家英。7月，田家英把这份《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的《简讯》上。后来在“文革”高潮中，这份报告不但成了田家英的一条罪状，更成了我“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疯狂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铁证。其实，当时我们还是有意地对农村遭受破坏的情况尽可能写得概略一些，避开对一些具体的悲惨情节的描绘，以免过于刺激视听。但是，报告毕竟尖锐地指出，“一九五九、一九六○两年农村经济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无为这个素来的鱼米之乡，一度竟然变成了“荒凉凄惨的重灾区”。“群众把这几年的大破坏，叫做一场大劫。”“集体生产已经根本无法维持”，“只好允许社员自求生路”。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无为才不得不实行了“责任田”的办法(即“包产到户”)。报告说明，就无为实际状况看，实行“包产到户”，“确实发挥了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对恢复生产效果显著”。报告指出，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如对大农具的管理和使用、对集体经济的保护和发展，有些消极影响；对于将来农业的大发展，也会有局限性，可能会出现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困难，等等。但是，就当前恢复农村经济的需要看，实行“包产到户”还是“利大于弊”。而纠正“包产到户”的做法，是违背群众意愿的，群众情绪有抵触，效果不很好。所以，我们认为，作为“权宜之计”，“包产到户”在“重灾区”仍宜施行。

　　这样一份远比湖南调查报告措词尖锐、态度明朗的报告，田家英居然敢照登在中央办公厅的内部刊物上，送到中央领导面前，这当然表明这时他对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肯定态度，是更加明朗了。

　　据逄先知回忆，田家英到上海后，就把我们在韶山、大坪和碳子冲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碳子冲的报告寄给了在北京的刘少奇。他们对此的反应，立即表现出显著的不同。陈云称赞了报告，说写得“观点鲜明”；刘少奇认真看了碳子冲的报告，认为很好。毛泽东对此却很冷淡，稍后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报告后，当即明确表态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但是，田家英并未就此止步，他试图为广大农民的利益，再力争中央的支持。他回到北京后，关于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洧制(集体所有、半集体所有、包产到户、分用单干，等等)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设想，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并获准按照这样的思想，在湖南调查的基础上，着手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逄先知的回忆，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下边引用的有关材料也都出自该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田家英布置政研室组织两个调查组，分别去对“包产到户”呼声最低的东北和山西，查看对此事反响如何。柴沫向我们传达说，据田家英透露的信息，看来中央已经原则上定下来要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现在的问题只是考虑波及面的大小，所以要我们再去两地做一番调查。高禹带队去山西，王忍之、张作耀和我跟随柴沫去东北三省(到长春后又增加了王广字)。这趟任务，看来是十万火急的，我们立即启程，直奔哈尔滨。打算由北而南，依次在东北三省做调查。

　　这次到东北调查，任务比前两次更明确了。如果说去安徽调查，是要回答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地区要不要纠正的问题；那么这次去东北调查，则是要回答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要不要实行的问题。在黑龙江，和省委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又到呼兰、五常两个县做了调查，结果除在五常发现有一个大队偷偷地实行了“包产到组”，也对部分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搞得还不错之外，农村中还没有形成实行“包产到户”的普遍要求。农民比较普遍的是要求实行“包产到组”，或者干脆恢复过去的“互助组”。干部和群众解释说，之所以这样要求，是由于东北地广人稀，必须靠马拉农具才能耕作；现今农户没有自备马匹和马拉农具的力量，所以农活无法由一户单干，只能三五户联合成互助组才行。我们调查组觉得这种“包产到组”的设想，是在黑龙江的一大发现。并且觉得这正好说明了，生产力状况决定着生产的规模，从而也决定着什么样的生产体制才是适宜的。柴沫督促我们每到一地，每有所闻所见，都立即连夜写出报告，即发北京，报田家英。在黑龙江前后大约做了十来天调查，报告送出却有六七份之多。

　　半途而废的东北调查

　　据逄先知回忆，正是我们在东北做上述调查的时候，田家英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六十条》，而是去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并决定由陈伯达负责为中央起草“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接着，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稍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大讲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在会上，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刘、邓、陈等中央领导人，但是严厉批评了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的意见和活动，并且说“田家英把持政研室”。自此，田家英也就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我们远在黑龙江农村，未能及时了解到北京的信息，只是在临离开哈尔滨时，恍惚觉察省里的干部们在“包产到组”问题上，突然变得态度暧昧、吞吞吐吐起来，甚为不解。是到了长春后，柴沫才接到田家英的电话，要我们立即结束调查，返回北京。接着，又从吉林省委了解到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从柴沫到我们，都感到突如其来，不明白“中央精神”何以突然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我在笔记本上，还不自禁地写上了“风云突变”四个大字。这到“文革”中被抄出发现后，也居然被当成了一个审问、追究的突破点。

　　我们在东北的调查，半途而废，只得仓促收兵。田家英由于得到刘少奇的说情，也由于毛泽东还需要他帮助做些事，所以还留在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上。可是作为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他却再也不到政研室视事了。可能是由于国民经济这时尚未真正好转，还顾不得“再来一次”反右倾，所以，我们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暂时都还平安。除了柴沫做过一次“自我检查”外，我们这些一般干部都是在小组会上谈谈学习体会，也就过了关。农村的实际问题没解决，我们的认识问题也没解决，可是既然没有挨整，并且看到那几年国家的经济情况逐渐有所好转，于是也就庸人自“安”了。谁也没料到，四年之后，从田家英到柴沫，连同我们这些他们的追随者，会因此(当然还有其他的“罪行”)被一齐投入到灭顶的灾难中。当然人们更没有料想到，在风暴过后，这桩永远也不许翻的案，居然翻了过来；岂止翻过来，而且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事，事实上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全面改革与全面振兴的突破口。一着下去，全盘皆活!

　　民心何向?国情何状?这么显著的大问题，在中国认识起来怎么会这等艰难周折，怎么要付出那么大的沉重代价呢?才华横溢、识见过人的田家英，质朴执着、忠诚宽厚的柴沫，他们甘冒风险为民请命的奋斗经·历，他们宁折不屈的悲剧人生，难道还不该唤起更多人去体贴去关怀民间疾苦的自觉与良知吗?

　　1998年6月于北京西郊皂君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