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蒙河:考古学证据已足以断定安阳曹操墓(南方都市报 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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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证据已足以断定安阳曹操墓

类别:时事评论 作者:高蒙河 原创 浏览量:135  发布时间:2010-01-03 手机看新闻
版次:TM06 版名:南方评论 历史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史学新证

    ◎ 高蒙河 复旦大学考古学系教授

    最近,河南省文物局宣布在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发现曹操墓后,媒体和网络舆论有诸多质疑。考古学者提出六个依据,其中有五条是间接证据,诸如:规模上,墓葬巨大、与曹操的魏王身份相称;时代上,墓葬出土遗物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位置上,墓葬与出土鲁潜墓志等记载一致;葬俗上,曹操倡薄葬,墓内装饰简单朴实;遗骨上,发现与曹操终年66岁相近的男性遗骨。此外,还有一条是直接证据,即发现了数个而非一个带有“魏武王”刻铭的石牌和石枕,堪列最足证的关键证据之首。

    众所周知,考古认定墓主人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发现带文字尤其有姓名的墓碑、墓志、印章、刻有姓氏的遗物等。这次不但有“魏武王”字样的遗物面世,还能与相关文献记载互为印证,依照考古复原的逻辑性,确证“曹操墓”的要素皆已具备。换句话说,假使没有发现带“魏武王”字眼儿的遗物,即便就是真的曹操遗体或者骨架完好地埋在墓里,考古上也不敢妄断那就是曹操本人的真身。可见,文字性遗物的举足轻重性,堪称断定墓主人身份的定尺天条。

    可这类刻有“魏武王”字样的最硬档文物,却偏偏被不少质疑者认为是最有硬伤的证据。从埋藏角度说事者认为,这类遗物是从盗墓者手里收缴来的,真假难辨;或者说墓葬被盗,是有人故意埋藏在墓里的;还有人指出曹操部下也有可能随葬被曹操赏赐的武器,故而非曹操墓。另外影响最大的,是在“魏武王”谥号上做文章,认为曹操生前无此称呼,是他死后才有的追谥,刻有“魏武王”的石牌和石枕,怎么可能成为陪葬品?凭此断定曹操墓,自相矛盾,很不严谨。要之,考古学者提供的证据链都是断裂破碎的,条条依据都有漏洞。

    来自各方的群起质疑者,以关注历史的学者和社会人士为主,多无专业考古背景,也没去过考古工地现场,信息源基本来自媒体报道。因此,他们的评判既有言之有道的推理,也不乏对媒体消息的误判。比如上面提到的“魏武王”遗物来自盗墓者而不足信的说法,已有考古现场实有出土而不攻自破。再比如“魏武王”遗物是后人故意埋藏而非曹操死时随葬的说法,属于假设范畴,除非掂出证据,充其量只有50%的可能性。至于曹操部下受赏而随葬“魏武王”武器说,若一件两件兴许能说得过去,可发现那么多件,就不太可能是赏赐所能自圆其说了。何况那件刻字的石枕如果也属赏赐之列,那就更说不清道不明曹操和属下到底是什么关系了。

    可见,逐一解析这类质疑“魏武王”刻字文物的说法,大都是貌似有理、疑似有据的说辞。相对于考古学者提出来的系列证据,质疑者们多有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味道。更有甚者,还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干的多是谜面未解,又添谜团的搅局事。其中流传最盛、影响最大的是所谓“魏武王”谥号说。但持该说者似乎没来得及做足考古常识或者传统民俗的功课,就匆忙上阵,掀帘子抢答,粗看彷佛不无道理,但多多少少有误社会和大众,特需解构如下:

    首先,什么是谥号?一般词典上说,即古代君臣后妃等有地位的人死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给与一个盖棺定论似的评价。但问题是,到底是死后什么时候追谥呢?是死后几月或者几年之后才追谥呢?还是像《尔雅·释诂》注疏“谥”字说的那样:“人死将葬,诔列其行而作之也”呢?如果“人死将葬”,也就是即将下葬的时候就可得到谥号,那么“魏武王”石牌和石枕随葬在曹操墓里,不就很正常了么。准此,则质疑者反而该接受反证了。

    其次退一步讲,就算“魏武王”石牌和石枕确实是后来等到曹丕登基做了皇帝才追谥的称号,当时不可能与曹操同时随葬,那也还有后来的时间可以放进曹操的墓室里去。墓葬发掘多了的考古学者大多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汉魏以后的合葬,往往是一个墓室要前后埋葬几位逝者,这些逝者不太可能都是同时去世。换言之,后去世的人下葬,总是要重新开启墓门再埋葬进去。像曹操墓里现在发掘出来的一男二女三位逝者,恐怕也不是一次性下葬的。如果比曹操晚去世的女性下葬,为什么不可能再把追谥了“魏武王”的石牌或石枕后带进去呢?故此,“魏武王”刻铭文物出在曹操墓里,无甚异常。

    另外顺便还要说到的是,考古学界根据出土文字证据确认墓主人的案例不止于曹操墓,例如早年发掘的著名长沙马王堆汉墓男女主人身份,就是因为发现了“利苍”、“辛追”、“轪侯之印”等印章或遗物,从而确证了墓主人就是长沙丞相及其家人的身份。换言之,同样都发现了带有姓氏名号的文物,既然马王堆汉墓主人身份不被质疑,那曹操的身份不予承认,就有点太不合考古常规了。如果考古学者经过论证,认定了是曹操墓,却捂证不发,慎行讷言,封锁消息,那在这个越来越提倡知情权的社会,比质疑声更大的责难,恐怕会更令考古学者处境尴尬。

    考古圈内的人都知道,像曹操这等名人墓葬的考古工作,时间一长,难免不走漏消息,容易引发以讹传讹的结果。适时地把阶段性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对外公布,既是对广大公众的一个交代,也有主动接受公众评判和其他专业领域人员一道参与讨论的目的,这恰恰反映出考古学者与日俱增的公众职责和社会义务。说这是急于求成,是借机炒作,是匆忙定论,是打造曹操墓的推手等等,我觉得都不太符合考古第一线工作的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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