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南方周末 - 【年度回访】上海“钓鱼执法”后遗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15 22:25:15
“上海钓鱼执法”貌似落幕，但诸多“被钓鱼”的受害者的退赔问题、正名问题等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们的维权诉讼仍阻力重重。
沸沸扬扬的钓鱼执法事件，其影响并没有因媒体视线的转移而消失，相反，“后遗症”还在延续，还待反省。
被威胁的受害者
12月上旬，陈瑞勤从闵行交通执法大队取回了被扣了19个月的面包车。这被陈理解为是媒体曝光上海“钓鱼执法”的成果。此前，陈先后跟行政执法部门打了两个官司，均败诉。
陈瑞勤本打算放鞭炮以示庆贺，但在律师建议下放弃。陈还想到法院申诉，要求摘掉他的“黑车”司机帽子。但是很快，陌生人来电话以委婉而强硬的语态提醒他：既然没有什么损失，就“不要搞了”。
类似的威胁，因控诉“钓鱼执法”出名的“白领”张晖也曾领教过。他的妻子收到自称为“钩头”的一封信，要求其不要“苦苦相逼”，信中列举了张晖妻子、女儿以及父母的名字，乃至他的工作单位。作家韩寒在博客中分析，这封信逻辑强大，言简意赅，很可能并非真的出于"钩头"之手，而是大有来头。
在处罚被撤销之后，法院曾多次派人找张晖商量，希望能撤诉。一位饱受压力的法官在情急之下，甚至当着其代理律师郝劲松的面高声要求他要“听话”。不过，张晖最终选择了诉讼。
收到“威胁信”一周之后，张晖诉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案开庭，几乎没有经过审理，法官即宣布张晖胜诉。他因此成为上海数年来因状告“钓鱼执法”打赢官司的第一人。“他从一个老百姓成长为一个站立的公民。”郝劲松这样评价在钓鱼风波中不屈服的张晖。
阻力重重的连环诉讼
张晖案的胜诉被沪上法律界人士认为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此前所有“钓鱼执法”受害者都将提起诉讼，而所有败诉者也都将提起上诉或再审。
这种预测并非没有依据。10月27日，猪肉铺老板吴大鹏在诉讼时效只剩三天时提起诉讼，随后被浦东新区法院受理。在自己用来拉猪肉的面包车被钓之后，这位东北大汉一度拿刀去执法大队找“钩子”，后在家人苦劝下放弃。
另一位“钓鱼执法”受害者侯树中起诉浦东新区城管局的官司，二审已获立案。一审时，尽管他找到了三位同时被“钓”的司机为自己作证，法院最终却采用那个身份神秘、从未在法庭上露面的“乘客”证词，并据此判其败诉。
支持法院如此判决的是上海高院出台的一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它系由高院与市交通执法局等有关部门、有关专家学者“研讨”形成。
上海律师富敏荣认为，这份意见理应被上海市高院撤销，“如果继续按‘意见’审理，那么就可能导致更多的错案”。
侯树中尚未接到开庭通知。相反，倒是他住地的村委会干部找上门来，希望他不要再告，“搞不出名堂”；此外，有关部门曾与其协商，承诺退还其罚款总额的五分之一，但前提是撤诉。这激起了侯树中的愤怒，他决心将官司打到底。
以“断指维权”闻名的“钓鱼执法”受害者孙中界已回到河南老家。他向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提出了赔偿申请，其中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其兄孙中记说，目前双方尚在协商，对方正在跟他们“一分一毛地砍”。
孙中界、张晖的代理律师郝劲松则可能要再打官司。
郝曾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以及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机构，申请公开近三年查获黑车的数量及罚款总额。
最近他陆续收到了回函。回函回避郝的申请内容，称：申请中没有明确提供文件的名称、文号，故无法公开，并要求其补正相关申请内容再作答复。
郝劲松并不知道回函中提的那些“文件”、“文号”。他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非《政府文件信息公开条例》，“我申请的是罚了多少车，多少钱，”郝劲松说，“哪有什么文件、文号？”
似乎担心再出“意外”，有的部门在给郝劲松的回函中还加了一个“保险”。比如限期郝劲松在12月1日前补正申请，而郝收到回函的时间是11月29日——只有两天时限。郝松劲称，多份回函中的用词、格式甚至连标点也都一样。“他们应该开会研究过”。
郝劲松说，他计划将上述部门告上法庭。
引发争议的问责
尽管“钓鱼事件”最终水落石出，并以浦东新区政府向公众道歉而结束。但事件的定性却并不明确。法律界人士普遍主张的“钓鱼执法”涉嫌犯罪说并没有被官方认可，其中的一个注脚便是，郝劲松曾以钓鱼事件当事人涉嫌“有组织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向上海警方报案，但最终没有结果。
官方更倾向于认为钓鱼事件是“执法方式的错误”。早在10月26日，浦东新区区长姜睴在就钓鱼事件向公众认错道歉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曾提到，孙中界事件存在“制度性缺陷”或“系统性问题”，“不能把责任都归在基层执法人员身上”。
12月7日，媒体公布了钓鱼执法事件的问责结果，浦东新区副区长陆月星和浦东新区城管局长吴福康分别被处以行政警告。二人被问责原因皆为“在向新闻媒体错误发布孙中界事件调查结论中负有领导责任”。至于在孙中界事件中的具体责任人，特别是已经证实确实存在的“钩子”和“钩头”，则至今未公布处理结果。
这一结果引起众多非议，认为如此处理难以服众，亦不足以警示后来者。郝劲松更是以“颇为震惊”来形容自身感受。
有消息人士称，在关于钓鱼事件的处理上，上海市有领导认为应当“严惩”，但也有领导认为钓鱼事件有“制度性”原因，不主张具体处罚个人。
富敏荣认为，钓鱼执法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并非规避个人责任的挡箭牌，“不能让整个上海为某些个人的错误埋单。”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9462
沸沸扬扬的钓鱼执法事件，其影响并没有因媒体视线的转移而消失，相反，“后遗症”还在延续，还待反省。
被威胁的受害者
12月上旬，陈瑞勤从闵行交通执法大队取回了被扣了19个月的面包车。这被陈理解为是媒体曝光上海“钓鱼执法”的成果。此前，陈先后跟行政执法部门打了两个官司，均败诉。
陈瑞勤本打算放鞭炮以示庆贺，但在律师建议下放弃。陈还想到法院申诉，要求摘掉他的“黑车”司机帽子。但是很快，陌生人来电话以委婉而强硬的语态提醒他：既然没有什么损失，就“不要搞了”。
类似的威胁，因控诉“钓鱼执法”出名的“白领”张晖也曾领教过。他的妻子收到自称为“钩头”的一封信，要求其不要“苦苦相逼”，信中列举了张晖妻子、女儿以及父母的名字，乃至他的工作单位。作家韩寒在博客中分析，这封信逻辑强大，言简意赅，很可能并非真的出于"钩头"之手，而是大有来头。
在处罚被撤销之后，法院曾多次派人找张晖商量，希望能撤诉。一位饱受压力的法官在情急之下，甚至当着其代理律师郝劲松的面高声要求他要“听话”。不过，张晖最终选择了诉讼。
收到“威胁信”一周之后，张晖诉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案开庭，几乎没有经过审理，法官即宣布张晖胜诉。他因此成为上海数年来因状告“钓鱼执法”打赢官司的第一人。“他从一个老百姓成长为一个站立的公民。”郝劲松这样评价在钓鱼风波中不屈服的张晖。
阻力重重的连环诉讼
张晖案的胜诉被沪上法律界人士认为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此前所有“钓鱼执法”受害者都将提起诉讼，而所有败诉者也都将提起上诉或再审。
这种预测并非没有依据。10月27日，猪肉铺老板吴大鹏在诉讼时效只剩三天时提起诉讼，随后被浦东新区法院受理。在自己用来拉猪肉的面包车被钓之后，这位东北大汉一度拿刀去执法大队找“钩子”，后在家人苦劝下放弃。
另一位“钓鱼执法”受害者侯树中起诉浦东新区城管局的官司，二审已获立案。一审时，尽管他找到了三位同时被“钓”的司机为自己作证，法院最终却采用那个身份神秘、从未在法庭上露面的“乘客”证词，并据此判其败诉。
支持法院如此判决的是上海高院出台的一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它系由高院与市交通执法局等有关部门、有关专家学者“研讨”形成。
上海律师富敏荣认为，这份意见理应被上海市高院撤销，“如果继续按‘意见’审理，那么就可能导致更多的错案”。
侯树中尚未接到开庭通知。相反，倒是他住地的村委会干部找上门来，希望他不要再告，“搞不出名堂”；此外，有关部门曾与其协商，承诺退还其罚款总额的五分之一，但前提是撤诉。这激起了侯树中的愤怒，他决心将官司打到底。
以“断指维权”闻名的“钓鱼执法”受害者孙中界已回到河南老家。他向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提出了赔偿申请，其中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其兄孙中记说，目前双方尚在协商，对方正在跟他们“一分一毛地砍”。
孙中界、张晖的代理律师郝劲松则可能要再打官司。
郝曾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以及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机构，申请公开近三年查获黑车的数量及罚款总额。
最近他陆续收到了回函。回函回避郝的申请内容，称：申请中没有明确提供文件的名称、文号，故无法公开，并要求其补正相关申请内容再作答复。
郝劲松并不知道回函中提的那些“文件”、“文号”。他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非《政府文件信息公开条例》，“我申请的是罚了多少车，多少钱，”郝劲松说，“哪有什么文件、文号？”
似乎担心再出“意外”，有的部门在给郝劲松的回函中还加了一个“保险”。比如限期郝劲松在12月1日前补正申请，而郝收到回函的时间是11月29日——只有两天时限。郝松劲称，多份回函中的用词、格式甚至连标点也都一样。“他们应该开会研究过”。
郝劲松说，他计划将上述部门告上法庭。
引发争议的问责
尽管“钓鱼事件”最终水落石出，并以浦东新区政府向公众道歉而结束。但事件的定性却并不明确。法律界人士普遍主张的“钓鱼执法”涉嫌犯罪说并没有被官方认可，其中的一个注脚便是，郝劲松曾以钓鱼事件当事人涉嫌“有组织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向上海警方报案，但最终没有结果。
官方更倾向于认为钓鱼事件是“执法方式的错误”。早在10月26日，浦东新区区长姜睴在就钓鱼事件向公众认错道歉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曾提到，孙中界事件存在“制度性缺陷”或“系统性问题”，“不能把责任都归在基层执法人员身上”。
12月7日，媒体公布了钓鱼执法事件的问责结果，浦东新区副区长陆月星和浦东新区城管局长吴福康分别被处以行政警告。二人被问责原因皆为“在向新闻媒体错误发布孙中界事件调查结论中负有领导责任”。至于在孙中界事件中的具体责任人，特别是已经证实确实存在的“钩子”和“钩头”，则至今未公布处理结果。
这一结果引起众多非议，认为如此处理难以服众，亦不足以警示后来者。郝劲松更是以“颇为震惊”来形容自身感受。
有消息人士称，在关于钓鱼事件的处理上，上海市有领导认为应当“严惩”，但也有领导认为钓鱼事件有“制度性”原因，不主张具体处罚个人。
富敏荣认为，钓鱼执法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并非规避个人责任的挡箭牌，“不能让整个上海为某些个人的错误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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