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经纬---《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节录）

《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节录）

梁 衡

我们该怎样做人——独立、理性、牺牲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为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讲出了这两个人生和政治的基本道理，这篇文章才达到了不朽。其实，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的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

   “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已，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他的人格思想。

一是独立精神——无奴气，有志气

范仲淹有两句诗最能说明他的独立人格：“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他在《岳阳楼记》里向往那些高风亮节的人，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们看看他最希望与哪些人同归呢？

1034年，当范仲淹第二次被贬到桐庐任上时，他知道这里就是汉代高士严子陵隐居之地。严是汉帝刘秀未发迹时的好友，刘称帝，严坚决隐而不出。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独立精神正是他所追求的。他便为严子陵修了一座祠堂，并亲写了一篇《记》文，文末歌曰：“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四句话流传甚广，也成了他人格精神的写照。1038年，范第三次被贬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任上时，途中经彭泽拜谒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刚正不阿不畏武则天的权势被陷入狱，又贬为县令。范当即为其写一碑文，里面所描写的“刚不可摧、方不可变”，正是他自己的形象写照。

 范仲淹秉公办案常与上司争是非，任其怎样以势压人，也不苟同。每结一案，就把争论内容记在屏风上，可见其性格的耿直。一年后离任时，屏风上已写满案情。他两袖清风，走时无路费，只好把老马卖掉。

二是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原则办事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更爱真理。”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吓坏了推荐人晏殊，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范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一会儿，难受地说：“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回到家他又给晏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说：“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呼！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搢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晏殊是他的恩师，入朝的引路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范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品格。

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不以物喜，不以已悲”。那么以什么为立身根据呢？以实际情况，以国家利益为根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无私奉献。你看我们的周围，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虚伪龌龊。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独立思考，理性处事，敢于牺牲。陈云同志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小平同志推倒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每次读《岳阳楼记》就会立即联想到周围的现实。 “不为物喜”，就是不随波逐流，这种对独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三是牺牲精神——为官不滑，为人不奸

 “不以已悲”是抛却个人利益，不患得患失。怎样处理公与私关系，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我们熟悉的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牺牲自己。1038年前后，宋夏战事不断。朝廷曾先后任命数人都畏敌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说，形势危机，延州不能无守，就挺身而出，自请兼知延州。

我们该怎样做官——忧民、忧君的为政之道

范仲淹对政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忧”字上。《岳阳楼记》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成熟期之宋代，作者生于忧患，成于忧患，倾其一生和一个时代来解读这个“忧”字。

1、忧民

他在文章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范仲淹的忧民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为民办事、为民请命和为民除弊。为民办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权为民所用”。他较突出的一件政绩是修海堤。1021年，范仲淹调泰州，任一个管理盐仓的小官。当时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于淮水之南，东临黄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冲毁盐场，淹没良田，不但政府盐利受损，百姓亦流离失所，逃荒他乡。范仲淹只是一个看盐场的小吏，这些地方上的政务经济上的事本不归他管，但他见民受其苦，国损其利，便一再建议复修海堤，政府就干脆任他为灾区中心兴化县的县令。他制定规划，亲率几万民工日夜劳作在筑堤工地。一次大浪淹来，百多人顿时被卷入海底。一时各种非议四起，要求停工罢修，范力排众议，身先民工，亲自督战，前后三年，终使大堤告成。地方经济恢复，国家增收盐利，流离的百姓又回到故乡。

二是为民请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为民所系”。关心民情，是中国古代清官的一种好品质，好传统。郑板桥就有一首名诗：“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出身贫寒，起于基层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么变，忧民之心始终不变。1033年，全国蝗、旱灾害流行，山东、江淮地区尤甚。时范已调回朝中，他上书希望朝廷派员视察，却迟迟得不到答复，他又忍不住了，冒杀头之祸，去当面质问仁宗：“我们在上面要时刻想着下面的百姓。要是您这宫里的人半天没有饭吃会是什么样子？今饿殍遍野，为君的怎能熟视无睹？”皇帝被他问得无言以对，就顺水推舟说：“那就派你去赈灾吧。”当年他以一个盐吏因上书自讨了一个修堤的苦差事，这次他这个谏官，又因言得差，自讨了一份棘手难办的赈灾之事。但从这件事情上倒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办事才干。他一到灾区就开仓济民，组织生产自救。灾后必有大疫，他遍设诊所，甚至还亲自研制出一种防疫的白药丸。赈灾结束回京后他还特意带回灾民吃的一种“鸟味草”，送给仁宗，并请传示后宫，以戒宫中的奢侈浪费。

三是为民除弊，除去弊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他是一位行政能力极强的政要。他的忧民，绝不像其他官僚那样空发议论，装装样子。他每治一地，必有创造性的惠民政策。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积劳成疾，病体难支，但逾迸发出为民请命，大胆改革的热情。1050年，他62岁时，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只用传统的调粮、赈济之法，而是以工代赈，大兴土木，特别是让寺院参加进来，用平时节余搞基建，增加就业；二是大办西湖的龙舟赛事，让富人捐助，繁荣贸易；三是高价收粮，使粮商无法囤粮抬价。1051年，范去世前一年，知青州，这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他见百姓往200里外的博州纳税，往返经月，路途劳苦，还误农时，运费又多出税额的二到三成。农民之苦，上面长期熟视无睹，范心里十分不安。他就改革征税方法，命将粮赋折成现金，派人到博州高于市价购粮，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务，免了百姓运输之苦，还有余钱。一般地方官都是尽量超征，讨好朝廷。他却多一斤不要，将余钱退给青州百姓。

 2、忧君

范仲淹的第二忧是忧君。他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封建社会“君”即是国，他的忧“君”实际是忧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敢说真话，犯顔直谏。范仲淹的话说： “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仁宗属于“能君”，他有他的主意，对范是既不全信任，又离不开，时用时弃，即信即离，类似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而范仲淹既有独立见解，又有个性，这就构成范仲淹的悲剧人生。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范仲淹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每次被贬他就说：“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他将一切置之度外，一生四起四落，前后四次被贬出京城。

二是大胆改革，付诸行动。 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阶层。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1035年，范仲淹因知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他又浑身热血沸腾，直指吏治之弊。他经调查研究，将朝中官员的关系网绘了一张“百官图”，并拿着这图去面见仁宗，说宰相统领百官，不替君分忧，不为国尽忠，反广开后门，大用私人，买官卖官，这样的干部路线，政府还能有什么效率，朝廷还有什么威信，百姓怎么会拥护我们。范仲淹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脏官。而仁宗让他搬到在自己的殿旁办公，即刻批准。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

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坛为大家。其思想、其文采，光照千年。”好文章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全部知识和阅历的结晶，是他生命的写照。范仲淹为我们写了一篇千古美文，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财富和政治财富，同时他也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