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反“左” 的实质在于反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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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guang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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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开放   ——   欢迎跟帖！ 文章ID:626726 2009-12-25 23:57:15
吴江反“左” 的实质在于反对革命
奇光
吴江曾以马克思主义者名义，写过不少反右（即反修）文章，是响当当的“左”派。而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则掉过头来拼命反“左”，以曲解经典为能事，把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视为“‘左’倾”和“空想”，进行了系统“清算”。其主要切入点之一，就是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
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说，马克思在书中用唯物史观准确阐明了一段历史，重申了各国工人政党一致主张改造现存经济制度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谈到1848年革命时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想以一次街头暴力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如今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发生了变化，“1848年的斗争方法”，已经过去。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就要学会使用“普选权”，开展合法的议会斗争，以便为最后“决战”积蓄力量。这就是导言的基本意思。
而德国党内一些受修正主义影响的人，则未经恩格斯容许，删去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些重要提法，断章取义地摘要发表了其中有关争取普选权、进行议会斗争的段落。还在党刊上登出相关社论宣传，似乎恩格斯主张“无论如何要守法”，只能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恩格斯得知后十分气愤，马上表示抗议，进行了批驳。在先后给考茨基和拉法格的信中，严厉斥责把自己歪曲成“合法性崇拜者”的作法，认为这是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和平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为了“消除这个可耻现象”，恩格斯进一步说明，自己提出合法斗争策略，“只是针对今天的德国来说的，而且还作了明确的保留。对于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地利来说，这种策略是根本不适合的，就是对于德国来说，它也可能到明天就变得不适用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36、537页）这样，机会主义者的“议会迷”，就被戳穿了。
但是，当代国内外伯恩施坦的信徒，仍然要就这篇导言把恩格斯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先躯”。主流精英谢涛、辛子凌已经发表了长篇大论，而吴江在几本小书中反来复去、不厌其烦地引用其中的那句话：“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借此大作自己的文章。在他看来，这个“当时”不仅指1848年，而且直至19世纪末，甚至还包括整个20世纪，乃至现在和将来，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很大扩张力”，还没有到该铲除的程度。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毛泽东思想，统统都是没有实际根据的“幻想”。马恩列斯毛所支持和领导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1848年法德工人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还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都不过是“左”倾的“冒进”而已。所以，吴江作出一个总的结论：“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运动中虽然有右的东西，但主要的倾向是‘左’。‘左’的东西层出不穷，其危害性非常之大。”（吴江《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以下简称为《前途与命运》）第126页）
只要懂得一点国际共运史的人都明白，吴江这个结论是何等的武断和荒唐。在他心目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伯恩施坦右倾修正主义毒化了欧美各国工人政党，使第二国际遭到破产，不是什么危害，而是正当的反“左”；苏共20大后，现代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从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到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其危害也不算大。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他却耿耿于怀，视为可怕的“左倾”危害，一概加以否定。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厄运不是肇因于怀疑，而是肇因于教条、迷信。”“过去曾不断反对‘修正主义’，反得昏天黑地，现在看来，教条主义的危害比‘修正主义’更大。”甚至说得更离奇：“马克思在创立他的学说的时候，就认定教条主义是他的学说的最大敌人，教条主义比直接反对他的人更危险。”（《前途与命运》第238、239页）所以，吴江一再大声呼吁：要反对“‘左’倾的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为此，他可谓竭尽全力，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反思”和“清算”。
吴江肆意歪曲国际共运史，对马恩列斯毛进行无端攻击。公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由于“过激思想和行动”，抱着“急于事功”态度，对革命寄于“过高期望”，提出了不符合实际的看法或估计，对当时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消极影响。《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都是头脑不冷静的“过激”情绪产物，所谓“资本主义已经敲响丧钟”的论断，不过是凭着“思维悟性”的主观“推理”和“假设”。特别是从20世纪初开始，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左”倾，对社会主义危害极大。他说：“社会主义运动中‘左’的错误是由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及其他著作引发的吗？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这样认为。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 《帝国主义论》对资本主义作出了“误判”，这本煌煌巨箸已经被邓小平关于“当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一句话“驳倒了”；《国家与革命》“极左”也给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危害”。至于斯大林，其“左”就更可恶了，他“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构想，这里便埋下了祸根。”苏联“坚持实行一条‘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路线”，对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恶劣，当然其中也包括中国。吴先生指责苏东和中国都搞了消灭私有制的不断革命，他认为“教条主义和‘左’倾共产主义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通病”。（《前途与命运》第128_129、174、176页）
吴江在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几乎不是冷静的反思，而是充满了愤恨。指责中国一开始就走苏联人的路，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没有脱出十月革命以来的‘左’倾教条主义框框，因而使中国人民中途放弃了新民主主义，遭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关于建国以来所犯‘左’的错误的历史应从何时算起？我意应从1953年宣布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改造之时算起。” 吴先生一再发泄了对毛泽东的怨恨，其恼怒竟到了失去理性思考的程度。他诬蔑毛泽东“在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之后，又反对巩固社会主义秩序”。胡说“毛泽东时代我们无法盼望‘社会稳定’。毛泽东是一个永远追求‘不稳定’的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闭关锁国”，“放弃了对中国沿海黄金地带的建设，而把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浪费于‘山地建设’和‘深挖洞’”，表现了一种“空想农业共产主义思想和民粹主义思想”，是“以农民得天下，以农民知天下”，如此等等（同上第131、265、135、26页）。吴江曾经积极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和建设摇旗呼喊，而今却像刚从长期躲蔽的阴沟里爬出来似的，面对建国30年的所谓“‘左’祸”，大惊失色，怒不可遏，简直不知如何诅咒和否定才能使他解恨，才使他痛快。
总而言之，吴江按照自己的“生产力挂帅”历史观，认为苏东和中国经济落后，消灭私有制，搞社会主义革命，是“左”倾冒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高度发展，已经“潜移默化”地产生社会主义因素，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也无须无产阶级革命，否则也要犯“左”倾错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吴先生反“左”的实质所在。为了给这种观点制造根据，他竟然还捏造事实，说什么马克思在1873年之后已经改变了“危机引起革命”的观点；什么恩格思晚年已经“放弃不断革命论”，等等。他反“左”心切冒火，真是到了连写作应遵守的起码道德底线都不顾了。
所以，近30年来，在持续不断的反“左”非毛浪潮中，吴江一马当先，充分发挥了自己独特的笔干威力。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他伙同其他主流精英，不遗余力地反“左”，大张旗鼓地反“左”，不择手段地反“左”。甚至兴灭继绝，把民主革命早已推翻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农奴主贵族等各种反动势力呼唤出来，重新扶植起来，与国外反共反华势力相呼应，一起批判和控诉毛泽东时代的“左”。实质上是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全面反攻倒算。他们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不停地咒骂毛泽东，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泼污水。到头来又怎样呢？结果是反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掉了工农大众的主人公地位，反掉了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反掉了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国精神，反掉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自豪感，反掉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如今，国内矛盾重重，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国外敌对势力连连制造事端，阴谋支解中国。真可谓“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再次被推向了最危险的边缘，哪还谈得上“和谐盛世”？
面对多年来反“左”非毛所造成的严重局势，无数有识之士和工农大众都在不无忧虑地思考着，议论着，追问着，这是为什么，我们的道路为啥越走越窄？那套用以反“左”非毛而指导行动的东西，是否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呢？于是，大家又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这个论题上来，以实践为标准，回忆建国60年来的历程，对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行深沉的反思。
然而，那些长期左右改革开放大业的“精英”人物却很不高兴，说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回忆过去就是想“开倒车”，叫嚷要警惕“极左回潮”。吴江属于这些“精英”中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的政治嗅觉一向灵敏，在本世纪初就说：“思想路线上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止，以后在各种问题上（包括改革），‘凡是’与‘实践标准’的争论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有人对改革开放始终不以为然，他们看到改革开放中出现一些问题，。。。。。就别出心裁，在相反意义上举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吴江论集》第24页）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出现上述问题算不了什么，无需以实践标准去反思和纠正，否则就要重犯“两个凡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好象实践标准是他的“专利”，只能由他用以否定建国后头30年的革命和建设才有“正面意义”，而别人用来检验和反思后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别出心裁”，只有“相反意义”了。其实，这是对实践标准采取的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他把头30年视为“左”，大反特反，而对后30年的私有化改革给工农大众造成的疾苦却“不以为然”，吴先生站在何种立场，就不言自明了。
“物极必反”，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法则。吴江们一个劲地反“左”，现在似乎有点事与愿违了。毛泽东虽被淡出了主流媒体，而在广大人民中间却掀起了一浪高一浪的“毛泽东热”；马克思主义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也成了热门书籍。主流精英一再鼓吹理论创新，但很可惜，新出炉的东西，就是不被广大人民群众众所认同，反而还要动手动脚闹事。岂不知，官僚买办及其文人的无耻、贪婪、腐朽和丑恶行为，已从反面教育了人民，认清了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本质。所以，吴江们的反“左”非毛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陷入了被动和孤立。他们与其说犯有“恐左症”，不如说越来越心虚，越来越担心翻船了。为了维护“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他们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反对群众以实践标准检验或反思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把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思念视为“极左”不断批判，甚至以“死路一条”相威胁。企图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牢牢锁定在“弱势群体”而被奴役的悲惨境地。
但是，长期以来反“左”非毛改革所积累的矛盾已经暴露，以美国为策源地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中国深受其害，“以美为师”、“跟着美国走”的设计已经碰壁。中国向何处去？当权者似乎有点进退失据，越来越拿不出凝聚人心的对策。须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毛泽东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它是团结中华各族人民的理论基础和灵魂。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旗帜，绝不能放纵吴江一类精英继续反“左”非毛，要批判他们公开散布的“生产力挂帅”唯心史观，批判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谬论，并肃清其恶果。否则，就会背弃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使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付之东流。这并非危言耸听，毛泽东生前早已告诫全党。我们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必须尽快警醒，挺起胸来，抬起头来，冲破官僚买办设置的障碍，坚决摆脱受制于美国的依附地位，独立自主，重建社会主义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