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重论孔之三：孔子没有删诗书订礼乐

    孔子一生学到了什么？这是迄今多人争论不绝的。孔子本人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的，而历来的传说是：“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到底如何？可以析而研究之。

    删诗之说，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司马迁大概是根据《论语?子罕》所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演化出来的。实际上，删诗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扎聘鲁，已经详细观看了《诗》的《风》、《雅》、《颂》的演奏，可见当时《诗》已经有了《风》、《雅》、《颂》的定本。那时孔子才八岁。

    《论语?为政》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子路》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为。”《论语·八佾》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泰伯》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季氏》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阳货》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面墙而立也。”实际上，《诗经》在春秋时，已是交际往来习用的语言，《论语》也说明了这个情况，《左传》一书，其中多处记载了引《诗》示意的生动史例，可见《诗》已是社会上广泛流传了。

    《论语·卫灵公》曰：“放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曰：“子曰：恶紫之夺珠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复邦家者。”可见孔子对“郑声”的淫荡，是十分忌恨的。他要删《诗》，—定会把《郑风》，以及《卫风》给删掉的。他只说了《郑风》不好，并没有说把它删掉。现存的《诗经》也还保留着《郑风》与《卫风》。可见孔子没有做过删《诗》的事。“自己反鲁，然后乐正”之说，至多也不过是孔子把《雅》、《颂》的乐谱整理了一下，也还找不到确据。  
 
    删《书》之说，更为渺茫，不可信。《史记·孔子世家》说：“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司马迁说话的根据只有《论语》上说的“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也。”“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论据显然不足。实际上《尚书》这部书，是我国最古历史文献，经过天灾人祸，先秦的版本，早已亡佚。西汉伏生所授的《今文尚书》也亡于晋朝，现存的《尚书》版本只有东晋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这部书大家公认为伪书。它包含着28篇今文和25篇伪古文，假论孔安国为序，杂组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吴械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清人闫若据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引经据典”，逐一揭其矛盾。《古文尚书》之伪乃大明。之后，惠栋又作《古文尚书考》。程迁祚作《晚书订疑》，段玉裁作《古文尚书撰异》，继闫若据之后更证明了《古文尚书》之伪。多人论《书》，但无人能找出先秦时代《书》的真本。

    《论语》中三次提《书》：《论语?述而》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为政》曰：“或问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薨，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论语?宪问》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在《论语》中孔子论《诗》有十一条，论《礼》、《乐》有八条，论《乐》有十六条，谈《书》最少；他要弟子们学《诗》、学《礼》，却没有教弟子学《书》的语言。

    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取如此漠然态度；对序《书》一件大事，只字未提，可见删《书》、序《书》之说是没有根据的。钱玄同认为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应该不是妄言虚语。

    《史记·滑稽列传》中讲了孔子有“六艺之教”，“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遂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这里的《书》教，显然指的是《尚书》，但与《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所说的“六艺”不同，那里说：“教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礼、乐、射、御、书、数。这个“书”，说得明白，指的“六书”之法，不是《书经》。《大戴礼记主言》又说有“七教”：“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此谓七教。”《中庸》又有“九经”之说：“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孔子的“文”指的是《诗》、《书》、《礼》、《乐》的知识与理论，用以指导行动，使之“不逾矩”，达到忠与信的目的。把这些文献所载对比起来，很难确定孔子曾以《书经》为教材，谈到“《诗》、《书》、执《礼》”，也不过是把《书经》一些物语，当作一般的“雅言”而已，没有成本大套讲论过《书经》。

    这样说来，删《书》之说，也就不能成立了。

    “定礼乐”如何呢？

    古《乐记》久已失传，无从考辑：现存的《周礼》、《仪礼》、《礼记》，既讲了礼，也涉及乐。所谓“定礼乐”大概指的就是“三礼”。   

    《周礼》一书，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枚举。宋张载认为：“《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宋郑樵说：“（周礼）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实行。……”大体上可以说《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东迁以前三百年，其官制政典之改易，不知凡几，着手改易的人不是周公一人，多所增损；刘歆据《左传》校勘《周礼》，而《左传》之礼经，皆不见于《周礼》。可见《周礼》一书，不是原文，亦非全部伪作。汉郑玄、马融谓为周公所作，汉代已有人反对；唐贾公彦《周礼疏?序周礼废兴》说：“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大半，故林孝存（又作临孝存，名硕）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十论七难以排异之。何休亦以为战国阴谋之书。”宋洪迈《容斋笔记》说：“《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师传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从往师之，此书遂行。”

    虽对此说遵违不一，但近代公认《周礼》为多收集古籍，集辑成书，与孔子没有关系。

    《仪礼》乃记载礼仪的书，《汉书艺文志》谓：“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今只存十七篇，限于士礼。旧说以为秦始皇焚书后的残余。《史记?儒林列传》说：“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这里说《仪礼》（士礼）传自孔子。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认为《仪礼》非周公之作。”邵懿臣、皮锡瑞等认为是孔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是这样说的：“仪礼，汉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出残阙之余，汉代所传，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一曰戴胜本，一曰刘向别录本。其经亦有二本：高堂生所传者，课之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之，谓之古文。”四库书编者众多硕儒，考校周备，据此可知《仪礼》并非孔子所作。

　　《礼记》一书，包罗甚广，如《王制》、《月令》、《学记》、《乐记》、《坊记》、《中庸》、《儒行》、《大学》等，公认为儒家之书，出自孔门后学之手。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之甚详：《礼记》“汉郑玄经，唐孔颖达疏，《隋书经籍志》曰：河涧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回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胜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以《月令》—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后人驳却此说，认为后三篇非马融所增益，原四十九篇即《小戴记》之原书。”   

　　总之，《礼己》一书，也不是孔子所作。

　　孔子与乐的关系。

　　《论语》中有孔子“正乐”之说，也止一句而已：“吾自己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好像《雅》、《颂》的歌谱是孔子定正了的。其实不然。据《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扎聘鲁，听了周乐，听了《风》、《雅》、《颂》之歌，对《十五国风》一一作了赞语。听了歌《小雅》后，季扎赞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听了歌《大雅》之后，季扎赞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听了歌《颂》之后，季扎赞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倡，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他又看了舞《象箭》、舞《南篱》、舞《大武》、舞《韶漫》、舞《大夏》、舞《韶稍》，对其音乐及舞蹈均一一作了赞语，由此可见，《雅》、《颂》及《十五国风》之乐，早有定品，不须孔子去做“乐正”。不特此也，与之相应多种舞蹈及音乐亦有定式。故知：不待孔子之定正，《雅》、《颂》早已各得其所，各种舞蹈及其音乐，亦早已各得其所。季扎聘鲁时，孔子才八岁。   
    在别处，孔子谈及音乐的话，还有：（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是说：《诗》、《礼》、《乐》是相辅为用的。（二），“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论语?八佾）“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风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其盈耳哉。”（论语?泰伯）这都是赞美音乐艺术美及其感染力的。（三），“子语鲁大师乐曰：‘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嗷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这是孔子谈的乐理。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孔子对古《乐经》作过整理工作。古《乐经》早已亡佚，《论语》里也没有提过它。至于大量的旧乐谱以及舞蹈音乐的繁重整理工作，一点也看不到孔子做了什么。像季扎聘鲁时对《风》、《雅》、《颂》以及多种舞乐的品评，孔子也没有作过。可见孔子定乐的事，也是渺茫莫可捉摸的。 
 
    关于“修春秋”。

    孔子主“述而不作”。关于“春秋”的出处，说法有：

    （—）曰修春秋；（二）曰成春秋；（三）曰作春秋；（成与作之说法，见于《孟子?滕文公下》）；（四）曰“为春秋”，马驌《绎史》有此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辞。”“作”与“为”可以理解为辑集素材，思理有序，举笔成章，拓荒成书。“修”与“成”似应解为：在既有的史料基础上，加以修整而后定稿。孟子兼“成”与“作”为说，左丘明主“修”说，可见《春秋》一书到底怎样形成的，已是模糊的状态。

    《春秋》一书与三传所记不同。《春秋经》终于鲁哀公十六年，并云：“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孔子作《春秋》，怎么能把自己的死年月日时写上去？马驌的解释说：“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录以续孔子所修之经。”那么《公羊传》、《谷梁传》为什么只记到鲁哀公十四年，而不续记孔子卒？《左传》不但写了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而且把《春秋》记事延续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这又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杜预在《左传序》里只作了一个含乎其辞的答复：“异乎余所闻。”这里露出了《春秋》是否孔子所作的破绽。   

    不止此也，《春秋经》与三传之间，不但字有许多差别，文亦有别。如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在《公羊传》作“邾娄”，“蔑”在《公羊传》、《谷梁传》均作“昧”。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九月，纪裂繻来迎女”。“无骇”，《谷梁传》作“侅”；“裂蠕，”《公羊传》、《谷梁传》并作“履緰”。又如“夏四月君氏卒……癸未，葬宋穆公。”“君氏”，《公羊传》、《谷梁传》并作“尹氏”；“穆”，《公羊传》、《谷梁传》并作“缪”。此种差异不胜枚举。《公羊传》记孔子诞日曰：“襄公二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记曰：“庚子，孔子生。”《左传》没有孔子生日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只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这样一件大事为什么各《传》记载不同，《左传》为什么没有记载？都是无法解释的。杜预《左传序》说了《春秋》的来由：“《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榛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由此可见《春秋》乃鲁侯的史记，有定本，不须孔子去“作”、“成”或“修”。杜预强为之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则，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杜预这段话是为了证明孔子确实下过“修”《春秋》的功夫。这样大的一件事，在《论语》中未见与诸弟子谈过，也未见诸弟子对此做过赞誉，可见还是子虚乌有者也。杜预说了—句实话：“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实际也就是一本旧史，孔子未曾“作”、“成”、“修”过，而是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以之为本，做过一番传述。至于左丘明曾受业于孔子的事，也是查无实据的。 
 
    孔子作《春秋》是无凭无据的。  
 
    孔子与《易》。 

    孔子“序易传”之说，始于《史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繁》、《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此后，《论语谶》记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铁挝三折，漆书三灭。”《抱朴子》记曰：“有古强者云：‘孔子尝劝我读《易》。云：此良书也，丘窃好之，韦编三绝，铁挝三折，今乃大悟。’”《易纬乾凿度》把孔子“序易传”写得神乎其神：“五十究易，作十翼，……颐师于姬昌，法旦作九问、十恶、七正、八叹，上下系辞。”这些都是无据之谈。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把《易经》尊为六经之首，董仲舒乘时大扬其波：“《易》本天地，故长于数。”实际上，考据学盛行以来，人们已公认，《易传》乃战国时人的作品。

  《论语·述而》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就是说孔子到五十岁才想下功夫学《易》。以前他没有学《易》。五十岁以后，孔子干了什么？他五十一岁见用于鲁，在中都宰，后迁为司冠，参加了齐鲁夹谷之会；五十三岁，为了强公室，他抑三桓，堕三城，受挫。齐人以女乐贿鲁定公，定公谣乐，三日不听朝政。孔子失去施展抱负的条件，于是离开了“父母之邦”，周游列国十四年。六十八岁，孔子回到鲁国，七十三岁去世。五十岁以后从政繁忙，周游列国，劳碌奔波，从来未见他学过《易》，也未和弟子们讨论过《易》，回到鲁国五年，《论语》中也没有研《易》的记载。此可见“晚而喜《易》”、“韦编三绝”的说法，是无凭无据的。
 
    另外，“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段话，在《鲁论语》里则是另外的写法：“假我数年，五十而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里把“易”变成了“亦”。若此说属实，更可知“晚而喜《易》”是靠不住的。 

    有人说：《论语》里也引用了《易经》的话：“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论语·子路）这句话见于《易》之恒卦九三爻。但这里用的是否恒卦的爻辞，是值得研究的，《易》之爻辞实《周易正义》曰：“《易》之爻辞，亦名为繇。”《汉书·李寻传》“人民繇俗”之注曰：“繇，读与谣同。”《国语?周语》曰“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掌卜辞的“贞人”（或卜人），常用民谣表述卜兆而成爻辞，如《咸?九四》的“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中孚·九二》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归妹?六三》的“归妹以须，反归以娣。”《震卦》之“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鬯。”   

    孔子引用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并没有说《易》曰，很大可能是直接用的民谣。孔子在这里说的话的全句是这样的：“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己矣！”又子路问政，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广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而）这里，孔子引用了“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欲速则不达”等民谣，着重点在阐述一个“恒”的重要，并且指出“不占而己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可以肯定孔子不是引“易”，而是引用民谣。

    孔子对于卜筮并不感兴趣，不但说过“不占而已矣”，还在许多处表示了他不信占卜：

    《论语·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论语·雍也》。“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先进》：“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为政》：“非其鬼而祭之，謟也。”
    《论语．颜渊》：“死生有命。”

    《论语·述而》：“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祷之久矣。”

    一个这样不信鬼神与卜筮的人，怎么可能去下力研《易》？

     《史记·滑稽列传》说孔子重视《易》教。“《易》以神化。”司马迁讲的六艺是：《礼》、《乐》、《书》、《诗》、《易》、《春秋》。《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讲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大戴礼记主言》记曰：“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此谓七教。”《礼记?中庸》曰：“凡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论语?述而》说孔子主张四教：“予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只有司马迁说孔子之教学有《易》教，其余诸人，连孔子在内，也没有说教学内容有“《易》教”。

    《汉书·儒林传》曰：“商瞿子夏本受《易》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唐孔颖达于《周易正义》中便认定孔子传《易》于商瞿子夏。这个说法被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中否定了：“子夏《易》是丁宽所作。”“《文苑英华》载唐司马贞曰：“《易传》，子夏，韩氏婴也。（韩婴字子夏）”指明韩婴传《易》授受有绪。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肯子夏传《易》为“伪中之伪。”

    《史记·孔子世家》载有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适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庄子·天运》及《太平御览卷一》引用《庄子》的话，都记载了同一故事，繁简不同，故事演义有差，内容基本一致。李林炌把这些话作为根据，认为孔子问的不是“礼”，而是“易”。他认为“易”之发音与“礼”字相近；又因为孔子听了老子的话以后曾赞美老子“其犹龙耶”，从而根据《说文》所说：“蜥易、堰蜒、守宫也。”古籍中有释“易”为“龙”者，于是认定孔子问的是“易”。这个说法太勉强，不须多解。《庄子·天运》老子答孔子问说得很明白：“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道，无自而不可；苟失于道，无自而可。”《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得明白。老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这些教训孔子的话，一点与《易》也沾不上边。

    《易大传》之“十翼”说是孔子作的。这也是古代学《易》大家早已否定了的。《易大传》果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篇章，其中有丰富的辩证思维。《易·繁辞》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又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与义在《论语》中讲得很多，但只字未谈过阴阳之道。“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子贡的话说得准确，说孔子讲过阴阳之道的，都是后人的演义。如《礼己·礼运》说：“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礼己?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王肃伪作《孔子家语·本命解》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阴穷反阳，故阴以阳变：阳穷反阴，故阳以阴化。”《京氏易传》说：“孔子云：阴阳运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些都是后人假借孔门之口的论说，不足为凭。   
   孔子在《论语》中谈过“道”、“天”、“命”；谈“性”很少。

  《论语》中“道”字凡六十见，有几种不同的含义：（甲）“道听途说”（论语?阳货）之“道”，指的道路之道。（乙）“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泰伯）这个道，指的是政治路线。（丙）“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这个“道”指的是治国安邦之大道。（丁）“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这个道指的处世之道。（戊）“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这里的“道”指的是方法。可见《论语》中的“道”与《易大传》的道，根本不相同。

    《论语·子罕》中孔子说：“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北宋张载便以“两端”为“阴阳”：“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己者，立天地之大义。天地变化，二端而已。”（正蒙·太和）清王夫之同此说。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礼记·中庸》把“两端”解为“用中”：“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郑玄注这句话说：“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朱熹注这句话说：“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事之审而行之至矣。”看来，把“两端”说成“阴阳”，是不能成立的。孔子没有讲过阴阳之道。

    《论语》讲了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过犹不及。”（论语·季氏）“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允执其中。”（论语·尧曰）这些与《易大传》的“神无方而《易》无体”是毫不相干的。  

    孔子多处讲了“天”与“天命”，但其含义是模糊的。

    “天何言哉，四时行鸟，百物生写，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个“天”指的是自然的天。
    “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犹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
    “天厌之。”（雍也）
    “天生德于予。”（述而）   
    “唯天为大。”（泰伯）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罕）   
    “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天丧予。”（先进）
    “天之历数在尔躬。”（尧曰）
    “知我者，其天乎。”（尧曰）   
    这些“天”指的都是“有人格”的天。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里仁）这个“天下”指的是“天下之人”。 
 
    孔子一方面“畏天命”，一方面又觉着“天命”也不灵；他“畏天命”的话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子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死生有命”、“命也”的“命”，显然指的是世俗“命运”之说。与此同时，孔子对于这个“命”又有所怀疑：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子贡不信命，做买卖常发大财。孔子觉着“命”也很难说了。《孟子?万章》也说过类似的话：“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但孔子最终还是悲叹一声，服从了命运的裁决：“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

    总之，我们无法找到孔子研《易》的事，看不到孔子的哲学思想里有“一阴一阳谓之道”或“弥论天地之道”（易·繁辞上）；孔子从来没有谈过《易》之卦与爻；相反，孔子对占卜的事并不相信。看来，孔子“序易传”之说，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