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终结：日本投降与美中英苏澳五国受降

1945年的5月与8月，相继有德国、日本战败投降，在战争形态方面两者却有差别甚大的形式。

    4月底，战事在德国本土的核心区域进行已久，德军处于分崩离析状态。此时东线德军的5个集团军群仅余库尔兰、维斯瓦、厄斯特马克3个集团军群的残部，舍尔纳的中央集团军群在波希米亚地区遭围歼，魏斯的北方集团军群被解散。德军西线总司令部原辖3个集团军群，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在鲁尔战役被击溃，布希的H集团军群残部改组为西北总司令部，只剩G集团军群。东南总司令部辖魏克斯F集团军群被解散，只剩E集团军群。而南线总司令部早就只有一个C集团军群。戈林的空军勉强能起点交通工具的作用。海军方面，德国的2艘战列舰3艘袖珍战列舰2艘战列巡洋舰3艘重巡洋舰只有“希佩尔海军上将”号、“欧根亲王”号两艘重巡洋舰龟缩在港内，至于潜艇战早在一年多前即已结束。进入5月，德国的战败与投降在作战行动中迅速完成。

    在希特勒自杀前一周的4月23日发生了希姆莱同瑞典的伯纳多特伯爵洽谈投降事件；4月29日驻意大利南部的德军向西方盟军签字无条件投降，此两项均未获希特勒与最高当局批准授权。希特勒死后当日夜（4月30日），希特勒遗嘱执行人鲍曼、戈培尔令德军参谋总长克莱勃斯同当面苏军指挥官、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崔可夫洽降，以解决柏林地区德军的投降。5月4日，按照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西北欧德军代表在盟军蒙哥马利司令部签字投降；5月5日德军西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自行率G集团军群向西方盟军投降；5月5日、5月6日，德国海军总司令弗雷德堡与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长约德尔先后赴盟国远征军司令部洽降；新任德国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邓尼茨于5月7日1时30分正式授权约德尔完成投降签字手续，2时41分所有德军的投降书在法国兰斯的艾森豪威尔总部签署，代表盟军签字的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由于斯大林对此受降方式提出异议，经苏、美、英三国商定，5月8日在柏林又举行了一场德军投降签字仪式，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国所有武装部队于中欧时间23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完全解除武装。这回的仪式由苏军朱可夫元帅主持，艾森豪威尔的副手、英国空军上将特德与美国战略航空队司令斯帕茨、法军总司令塔西尼等出席，德国方面也改由德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陆军元帅、弗雷德堡海军上将、什图姆普弗空军上将担任代表。从4月30日夜克莱勃斯晋见崔可夫洽降到5月8日投降书正式签字，8天时间即完成投降、受降的全过程。

    7月下旬的亚太战场，冲绳岛战役结束、婆罗洲战役基本结束；菲律宾日军第14方面军残部退缩吕宋岛北部山区；在缅甸，仰光收复后日军缅甸方面军损失大部兵力，余部退入泰缅边境趋于解体。美国陆军航空兵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持续进行，海军完成对日本沿海布放水雷，7月28日海军舰载机轰炸吴港，一气击沉“榛名”“日向”“伊势”号战列舰，“天城”号航空母舰，“青叶”“利根”号重巡洋舰，“北上”“大淀”号轻巡洋舰。至此，日本海军12艘战列舰仅余“长门”号，19艘航空母舰仅余“隼鹰”“葛城”“龙凤”号，5艘护航航空母舰、18艘重巡洋舰全部沉没。但是，地面战斗尚未在日本本土展开，日本本土尚有陆军240万兵员海军130万兵员。同盟国结束战争的一个方案是由苏联远东军围歼日本关东军，美、英盟军撇开日本中国派遣军、南方军第7、18方面军等直接登陆攻击日本本土，这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一、盟国对日受降格局的形成

    8月初，亚太战场却以另一种方式迅速达于最后的高潮。8月6日、8日、9日相继发生广岛原子弹爆炸、苏军发起远东战役、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由此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谢幕的五个阶段。

    日本乞降阶段：8月9日上午开始，接连召开了“六巨头”会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内阁会议、再“六巨头”会议，直到10日凌晨以御前会议天皇圣断内阁成员签字的形式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当即通过中立国瑞典、瑞士将日本乞降照会转交同盟国政府；

    日本宣布投降阶段：收到同盟国的“贝尔纳斯答复”后，8月15日以天皇对国民发布“停战诏书”形式向世界宣布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日本军方宣布停战阶段：8月16日16时，日军大本营遵麦克阿瑟训令向陆海军下达停止作战行动解除武装令；

    日本军方向盟军最高统帅部洽降阶段：8月19日，日军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海军省首席副官横山一郎海军少将及随员飞抵马尼拉，与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举行洽降会谈，日本代表呈交所有部队及装备设施的清单，领受“日本向同盟国投降书”、指令将由日本公布的“天皇投降诏书”、“对日本陆海军总命令第1号”三大文稿，以及关于盟军最高统帅部进驻日本及投降仪式的具体安排；

    日本向各交战国投降书签字阶段：9月2日，交战双方在日本投降书上正式签字，麦克阿瑟宣布“和平已在世界上恢复”，驻世界各地日军部队缴械投降行动随即展开。

    在政治层面上，关于“日本国的战败与投降”、“日本军队战败与投降”、“无条件投降”的概念在交战国特别是美国、日本的政治文件中是怎样表述与理解的？实际的执行又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曾经在战后的二战史研究引起热烈的讨论，而日本右翼人士也常常借此大做文章。本文未及涉足此一课题，仅限于梳理与考订作为军事行动的受降史事。

    战败国投降与战胜国受降作为一场全球战争终结的标志，是非常浩大的工程。1945年的8、9月，较之以往“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的模式，又显得较为从容不迫。此时的战胜国更有可能精心导演失败者的投降与胜利者的受降以震慑残存敌对政治与军事势力、充分展示战胜国的威严荣耀进而影响战后国际政治格局，而浴血奋战的军人因青史留名其荣誉感将获得最大满足。1940年6月纳粹德国制服法国后，便有一场精心策划的投降受降仪式，希特勒选择贡比臬森林作为法军签字投降的地点——因为1918年11月11日德军代表曾在这里向协约国军总司令、法国福煦元帅俯首投降。

    对日作战国家中美国的份量最重，美国也当仁不让地出面主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谢幕，与此同时也获取了足额的战利品。日本乞降的次日，杜鲁门向同盟国提议由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担任盟军总司令，执行盟军对日本的占领。虽然苏联进入亚太战场仅数日时间，对于美国的这种当仁不让也不能完全顺应，作为一种姿态苏联提出过设两名盟军最高统帅的方案，即麦克阿瑟与华西列夫斯基并列，而最终只是任命了杰列维扬科中将为苏联驻最高统帅部的代表。8月14日杜鲁门正式宣布：日本接受了要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麦克阿瑟被任命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军最高司令，已命令盟军即日停止进攻行动（[9]第977页）。由美国拟订的所谓“总命令第1号”方案同时出台，规定中国（除东北，包括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由中国战区统帅受降；中国东北、朝鲜北纬38度以北地区及南库页岛由苏军远东军总司令受降；东南亚、北纬16度以南的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缅甸、菲律宾以南太平洋岛屿由东南亚战区统帅与澳大利亚司令官受降；日本、菲律宾、朝鲜北纬38度以南地区由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总司令受降；太平洋其它地区由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受降。

    此方案须征询各国意见，实际上只须获得苏方的同意。就美、英关系而言，关于受降安排早有预案，6月间于波茨坦举行的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上已商定菲律宾以南原属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作战地域改属东南亚战区以便美国去经略更大的空间。台湾原属尼米兹的太平洋战区，此时按政治、军事问题一揽子解决的原则改由中国战区受降，这也不会引起争议。因此，方案最严重的异议只可能涉及美军与苏军的结合部，例如朝鲜半岛用北纬38度线划分是在十分匆忙的情况下决定的：8月11日深夜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考虑到美军在朝鲜半岛应有立足点以利执行对日本的占领，而当时的美军要达到朝鲜半岛尚有很大距离，提过高的要求也无法实行，实行美、苏两军各占领一部分实属不得已的选择，以北纬38度线划界只是时间紧迫所致。

    斯大林同意了朝鲜半岛的占领方案，可以推测因时间紧迫政治家的主要精力用于最重要的问题的考虑。斯大林对东部地区的利害关系看得很清楚：美国方案显然将千岛群岛当作日本本土，因为负责防卫千岛群岛的日军隶属总部在北海道札幌的第5方面军，由美军受降是顺理成章的，美国的狡猾之处可能在于此。至于根据雅尔塔决定这些岛屿应交给苏联那是政治问题，而受降是军事行动。千岛群岛岛链构成对苏联远东沿海的屏蔽，有重要战略地位，在历史上就是日、苏争夺之地，利益攸关。斯大林对“总命令第1号”方案提出修正意见：千岛群岛日军应由苏军受降，政治、军事一次性解决千岛群岛问题。斯大林进而要求将北海道北纬50度以北地区划为苏军受降地区，以使日后苏联舰队可以自由出入北海道外海之宗谷海峡、根室海峡，从而增加太平洋军事行动的通道。美国方面考虑，除了军事受降没有更好的理由处理千岛群岛问题，但为了杜绝斯大林的进一步要求，在让出千岛群岛受降权的同时反提出在千岛群岛划一个岛屿供美国设置军事基地，这显然为苏联不能接受。最终，苏联获得千岛群岛受降权而两相扯平。

    美中英苏澳五国接受日本陆海军投降的格局至此形成。

    二、“八一五”时日军序列及美中英苏澳五国对受降地域、受降单位的分割

    1945年8月的日军序列是：

    陆军有⑴第1总军（东京），辖第11方面军（仙台）、第12方面军（东京）、第13方面军（名古屋）；⑵第2总军（广岛），辖第15方面军（大阪）、第16方面军（福冈）；⑶航空总军（东京）；⑷第5方面军（札幌）；以上4项为本土部队；⑸中国派遣军（南京），辖华北方面军（北平）、第6方面军（汉口）；⑹关东军（长春），辖第1方面军（牡丹江）、第3方面军（沈阳）、第17方面军（汉城，自8月10日起归属关东军）；⑺南方军（西贡），辖缅甸方面军、第7方面军（新加坡）、第14方面军（吕宋岛）、第18方面军（曼谷）；⑻第10方面军（台北）；⑼第8方面军（拉包尔）；⑽第31军（特鲁克岛）；⑾小笠原兵团（父岛）。合计五大单位六直属单位。

    海军有（1）海军总队指挥下：联合舰队（辖第3、5、10、12航空舰队与第6、7舰队），海上护卫总队（辖第1护卫舰队），横须贺镇守府，吴镇守府，舞鹤镇守府，佐世保镇守府，大阪警备府，大湊警备府，镇海警备府（参见[1]137页本土决战之陆海军组织一览表）；

    （2）第10方面舰队（新加坡，辖第13航空舰队与第1、2南遣舰队）；（3）中国方面舰队（上海，辖第2遣华舰队与海南警备府）；（4）南东方面舰队（拉包尔，辖第11航空舰队与第8舰队）；（5）南西方面舰队（吕宋岛，辖第3南遣舰队）；（6）高雄警备府；（7）第4舰队（特鲁克岛）。

    由“总命令第1号”划定受降地域而确定的各国受降单位是：

    美国陆军受降单位——日本本土之第1总军，第2总军，航空总军，第5方面军，海军总队；海外之关东军下属第17方面军，南方军下属第14方面军，南西方面舰队，镇海警备府；

    美国海军受降单位——第31军，小笠原兵团，第10方面军及高雄警备府在台湾以外的部队，第4舰队；

    中国受降单位——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南方军直属第38军（驻法属越南北部），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

    英国受降单位——南方军，第10方面舰队，航空总军下属第3航空军（新加坡），陆军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及下属香港防卫队、中国方面舰队下属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

    苏联受降单位——关东军，第5方面军直属第88师团（南库页岛），第5方面军直属第89、91师团、独立混成第129旅团（均驻千岛群岛）；

    澳大利亚受降单位——第8方面军，南东方面舰队，南方军直属第2军（莫罗泰岛），南方军直属第18军（新几内亚东），南方军第7方面军第37军（婆罗洲）。

    关于受降单位的分配可作如下的分析：

    1 美国陆军受降单位与海军受降单位差别甚大。日本海军的大部分单位：联合舰队，海上护卫总队，横须贺镇守府，吴镇守府，舞鹤镇守府，佐世保镇守府，大阪警备府，大湊警备府驻在日本本土，均列为美国陆军受降对象。最终发布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总命令第1号”明确投降地域内“一切陆上、海上、航空及辅助部队”向该受降主官投降。驻日本本土的日军不便另外举行正式的投降仪式，否则上述海军八大单位理应由美国海军受降，因为本土以外日本海军的大单位美国海军没有分到一个。大战期间美国陆军与海军始终争斗不断，既有战略分歧也有地位荣誉之争，美国陆海军受降单位如此不均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反映了当时陆海军战略地位的差异，也与两军统帅麦克阿瑟与尼米兹个人地位有关；

    2 日本陆军的五大单位，美国得二个，中、英、苏各得一个，六直属单位美国陆军得二、美国海军得二，中国得一，澳大利亚得一，看上去比较合理。据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史》[1]，9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布的投降令只提陆军省的“大陆命特第1号”，海军在海外的投降按驻在地而随同陆军，因此此处未作受降日本海军单位分配的统计；

    3 英国与澳大利亚的受降地域合为“东南亚、北纬16度以南的印度支那、缅甸、菲律宾以南太平洋岛屿”，由此确定的受降对象包括日本陆军的一大单位一直属单位，日本海军的两大单位。最终发布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总命令第一号”将两国受降地域作了具体划分，澳大利亚的受降地域是战争后期澳军主要作战地，有前澳大利亚领地与荷属东印度的部分：新不列颠岛（俾斯麦群岛）、布干维尔岛（所罗门群岛）、东经141度以东之新几内亚、莫罗泰岛。在日军大本营9月2日“大陆命特1号”（[1]4卷第356页）中婆罗洲列为英国受降地域，但驻婆罗洲的第37军实际向澳军投降。关于第37军的隶属有两种说法，即第7方面军下属[1、2]与南方军直属[17]。起初将婆罗洲列为英国受降地域的理由应当表明[1、2]之说是对的。太平洋战场的澳军主要在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作战，在麦克阿瑟的重心北移后，似乎应当将澳军划在东南亚战区，为此引发澳军的牢骚：“因为他的士兵被留下担任收拾在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和布干维尔的敌方卫戍队这项杂差，而美军却在参加大张旗鼓的打胜仗的事业”，为了取得平衡，盟国联合参谋会议以后又确定将婆罗洲交给澳军（[31]第257页），于是便有战争后期澳军第7师、第9师进攻婆罗洲与日军第37军作战；

    4 “总命令第1号” 规定日军“只向上述指挥官或其代表投降”，美、中、英、苏四国的五位受降主官均指名道姓，即麦克阿瑟、尼米兹、蒋中正、蒙巴顿、华西列夫斯基。但澳大利亚受降主官却是“澳大利亚司令官”（有的资料称“最高统帅”，可能是用词理解差异所至，例如在文件中麦克阿瑟常被称美国陆军总司令，而实际是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这是指澳大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督）？或国防部长？还是澳军总司令？实际执行中三者均不是。按日军不同隶属关系区分，澳大利亚应有4场受降仪式，其中最高规格的、可以作为标志的是接受日军第8方面军、南东方面舰队的投降（拉包尔），但澳大利亚陆军总司令布莱梅不是该受降仪式的主官。“总命令第1号”显然考虑到了没有一位澳军将领可与美、中、英、苏的五位受降主官相比。大战期间，澳军转战欧、非、亚三大战场，劳苦功高却可惜没有产生优秀的领军将领，较为著名者如布莱梅担任过西南太平洋战区陆军司令，战后晋升为澳大利亚首位元帅，却很为麦克阿瑟瞧不起。依旁观者看，澳大利亚分得日本大本营直属第8方面军、南东方面舰队，外加南方军两个直属军的受降权，对于澳大利亚及澳军而言当是非常体面的，而没有安排布莱梅担任拉包尔地区受降主官可能归于澳大利亚政府的某种考虑；

    5 由中国受降的第10方面军、高雄警备府实际是驻台湾的第10方面军、高雄警备府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第10方面军下属第32军驻琉球群岛，主力在冲绳岛战役被歼，余部受降权归美国，高雄警备府驻日本西南诸岛的部队亦同此；

    6 关于香港地区受降权问题。中国战区于8月20日公布16个受降区并任命受降主官（台湾地区陈仪的任命时间是9月3日），第2方面军司令张发奎负责“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3]。但在9月4日公布的各地区受降主官、地点，日军投降部队长官番号表，却多列出第17项——香港受降主官英国海军少将哈考特（注：中国、日本文件称其为少将，但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说法是Harcourt爵士、海军上将），负责接受日本陆军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及香港防卫队、日海军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的投降（[4]）。此前的8月29日，蒋中正令陆军总司令部授权哈考特对香港九龙（[4]第94页）受降。日本陆军香港占领地总督部（香港防卫队为其下属）原为大本营直属后受中国派遣军节制，海军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属中国方面舰队，可见香港的地域与驻香港单位的受降权应归于中国战区。与“总命令第1号”不同的是日军大本营9月2日“大陆命特1号”（当然就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意思）单独列出哈考特及受降部队（参见[1] 4卷第356页、[23]204页），而上述9月4日中国文件的意思显然与此抵触：在不能获得香港受降权时退而求其次——将英军受降主官作为中国战区委派。所有这些非同寻常的做法透露出当年当事国间的交涉之艰难最终只能作为很特殊的问题来处理。关于盟国间交涉的最后结果，[22]认为是“哈考特以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身份”受降，[21]第366页认为是中国“委派英国第11舰队司令哈考特受降”。但这些只是冠冕堂皇的政治说词，真正的受降总导演麦克阿瑟自有他的处置办法，早在8月24日麦克阿瑟即宣布香港地区由哈考特受降（[26]8月26日），作为“总命令第1号”之最终版本的日军“大陆命特1号”没有规定哈考特受制于哪位受降主官或代表谁的说明，因而全部受降主官也由6人变为7人。若以同盟国协商的“总命令第1号”原则来衡量，麦克阿瑟是有所“犯规”的。麦克阿瑟也许以为香港受降比起一场世界大战的终结来既不是棘手问题也不是大问题，如此处置也就可以了。终于，中国官方以后公布的日军缴械一览表（1946年2月14日，[4]第507-514页）不再包括香港。

    “总命令第1号”规定“中国（除东北，包括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由中国战区统帅受降”，主要根据是1942年初成立中国战区时盟国对其作战统辖区域的规定，该区域当然包括香港地区并应有英国的认可。但台湾是日本割让地，“总命令第1号”中注明包括在中国受降区域内，香港是英国租借地却没有特别的说明，使得“中国（除东北，包括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是否应当包括香港成为一个问题？英国方面肯定可以援引美、苏千岛群岛受降权交涉之前例，差别只是香港是主权明确的租借殖民地而千岛群岛是历史争议地。中国方面的让步方案除前述将英军受降主官作为中国委派外，还可提出中国军队在香港受降后即撤出如法属越南北部的模式，但当事另一方是英国为五大受降国之一而不是法国，何况中国军队“先受降后撤出”方案的执行困难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战胜国、战败国的身份区别当然重要，文件用词上两可因素也有影响。后人对此事件有各种评说，但大抵是事后议论、责怪居多。不幸的是，中、英关于香港订有正式租约而英国又是同盟国之一，这两大因素却是同时发生着。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两种极端方案：一是由同盟国将香港受降权与主权一块判给中国（应当说当时的同盟国有这个权力），若注意到英国就是同盟国之一、中英关于香港订有租约、世界反殖民化大气候尚未形成，则此方案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二是中国直接以武力介入造成既定事实，由于中国可利用同盟国关于战区与受降区域划分的合法性、权威性，又有地理的便利，得手的可能性诚然很大，但后果肯定会非常严重。

    7 麦克阿瑟被同盟国授以接受日本及军队投降的大权，“二战”最后一幕的基调与细节显然与此有关，在麦克阿瑟的传记[16]有“艾森豪威尔曾在法国而不是德国的土地上接受德国投降，投降仪式在午夜举行，当时没有任何通讯社在场，让签署文件的纳粹将军们感情没有受到伤害。麦克阿瑟认为这么做大错特错。他就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东京举行这个仪式，并且让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参加。但他不打算通过让日本人交出佩剑或者举行一次胜利游行来羞辱他们。蒙巴顿则不同，他认为应该逼天皇到马尼拉亲自向麦克阿瑟投降，麦克阿瑟觉得这种做法已经过时，而且无益于让日本人顺从地接受他们的失败。他想要的是让战争体面地结束，同时，他采取的做法还要有助于占领的开始”（第549页）。

    三、同盟国对日受降典礼

    9月2日上午9时，日本国政府与军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代表向盟军最高统帅部交验正式的“天皇投降诏书”与“大本营关于陆海军投降的总命令”（[23]198-199页），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国天皇与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分别签字。受降主官盟军最高统帅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各交战国代表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中国军令部长徐永昌二级上将、英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弗雷泽(B.Fraser)海军上将、苏联驻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杰列维扬科(K.N.Derevyanko)中将、澳大利亚陆军总司令布莱梅(T.Blamey)上将、加拿大摩尔-戈斯格罗夫（Moore-Cosgrave）上将、法国远东总司令勒克莱尔(J.F.Leclerc)上将、荷兰赫尔弗里奇(C.E.L.Helfrich)海军上将、新西兰艾西特(L.M.Isitt)海军中将依次签字([14])，加、荷、新国签字代表即尔后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成员。

    签字仪式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天皇投降诏书”、“大本营投降的总命令”三项文件于当日公布于世。投降方出席者还有日本外务省的加濑俊一秘书等3人、陆军的永井八津次少将（东部军管区附）杉田一次大佐（第17方面军参谋）等3人，3名海军代表中没有首脑人物，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因不堪重负而推脱出席，指令其作战部长富冈定俊海军少将为海军最高代表。

    五大交战国代表中，美、英、澳都是战争中的战地指挥官，而中、苏似乎是将受降当作军事外交来办的，突出了政治性的一面。在苏联远东军及各方面军、集团军、军的主要指挥官名单中没有杰列维扬科的名字（参见[10]）。当然，在美国人大出风头的地方斯大林多半不会允许苏军高级指挥官来捧场。美军有众多的战争风云人物出席：陆军第6集团军司令克鲁格，第8集团军司令艾克尔伯格，第10集团军司令史迪威，陆军航空队司令斯帕茨，陆军航空队远东司令肯尼，太平洋陆军参谋长萨瑟兰，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司令魏德迈，第3舰队司令哈尔西，太平洋舰队两栖部队司令特纳，太平洋舰队参谋长谢尔曼等。还有麦克阿瑟特邀的战争初期被俘的菲律宾美军司令温赖特、新加坡英军司令珀西瓦尔出席。尽管有上百位陆海军将领，却不见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官员出席，以至让军人占尽风光。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不满麦克阿瑟对日本人的宽容态度，这显然是他没有出席“密苏里”舰签字仪式的主要缘由。

    盟国政要曾经讨论过应由谁代表日本签字的问题，最终达成的共识是不强令天皇或内阁总理出席投降签字仪式，其理性出发点是顺利而尽快结束战争。鉴于投降书将天皇与政府、大本营并列，日本当局认为这有悖于日本国体，希望在“奉天皇令，以天皇名义”（By Command and in behalf of the Emperor）之下重光葵与梅津美治郎两人联署投降书，未获盟国批准（[1]4卷第350页）。

    盟军“总命令第1号”虽然规定由美中英苏澳五国军事首脑接受日本陆海军投降，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上特别写明了日本向同盟国投降，而同盟国是“波茨坦公告”署名（含附署）的“美、中、英、苏四大强国”。正如[9]所指出，日本投降“所采取的形式是由美国、英国、俄国和中国‘代表其他对日作战的联合国家’接受天皇的一份无条件投降的声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法国和荷兰的代表也出席签字”（第983页）。72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虽然列名五大军事受降国，在政治问题上却只具有普通作战国的地位。

    四、美中英苏澳五国受降情况

    以下按“密苏里”舰签字顺序（美中英苏澳）分述受降仪式，同一受降地域内不同隶属（按前投降指挥体制）的日军单位的投降分别列出，日军大单位、直属单位与其下属部队的受降方若为同一国者不列，驻海外日军第10方面舰队、中国方面舰队、南西方面舰队、南东方面舰队的下属“编号”舰队的投降列出。

    美国

    （1）日军南方军下属第14方面军、南西方面舰队投降

    9月3日上午9时30分，投降签字仪式在菲律宾的碧瑶草草举行，投降方代表是第14方面军司令山下奉文大将、参谋长武藤章中将，南西方面舰队司令兼第3南遣舰队司令大川内伝七海军中将、参谋长有马馨海军少将，山下奉文在投降书签字。 

    受降方主官是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中将。遵奉麦克阿瑟的指令，当年在菲律宾败于本间雅晴的温赖特、在新加坡败于山下奉文的珀西瓦尔出席了投降签字仪式。

    第10方面军直属独立混成第61旅团未在台湾地区投降，因其驻在地是菲律宾北方外海的巴布延诸岛，距吕宋岛极近，该旅团很可能调吕宋岛作战并投降。

    菲律宾战役从1944年10月美军在莱特岛登陆开始已将近一年。第14方面军所属第35军在莱特、宿务、棉兰老等岛屿的部队大多战败溃散，军司令铃木宗作在内格罗斯岛战死；第41军被长期围困马尼拉以东山区趋于解体；只有山下奉文率方面军直辖部队数万残部在碧瑶北山区苦撑。8月25日接到南方军总司令部关于停战交涉的指示，山下奉文率幕僚于9月2日走出驻地，到达美军指定的地点投降（[20]第256-260页）。

    （2）日军关东军下属第17方面军，镇海警备府投降

    9月9日在汉城，日军第17方面军司令上月良夫中将、镇海警备府司令山口仪三郎海军中将向美国第24军军长霍奇中将正式投降，美国海军第7舰队司令金凯德中将在场。日本朝鲜总督阿部信行（预备役陆军大将）出席签字仪式，但霍奇忽略了阿部信行的敌国俘虏身份要求他继续留用，几乎酿成政治风波，几天后这一决定被取消。

    （3）日军大本营直属第31军，第4舰队，南方军直属帕劳地区集团，南西方面舰队第30特别根据地队投降

    第31军的主力第29、43师团与独立混成第47、48旅团于1944年6-8月马里亚纳战役被全歼，军司令小畑英良战死。因美军实行“跳岛作战”，第31军残部得以撑持到战败投降。9月2日在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岛附近洋面美军“波特兰”号轻巡洋舰，日军第31军司令兼第52师团长麦仓俊三郎中将、第4舰队司令原忠一海军中将（注：[1]4册第381页“在中部太平洋方面…负责个小岛屿之全般指挥的第4舰队司令长官小林中将，驻屯特鲁克岛”。此处有两个问题：第4舰队司令应是原忠一，小林仁是原忠一的前任早已于1944年2月去职，参见[2]；其次，由海军指挥陆军极为少见，通常是在陆军部队极少的情况，而第31军尚有较多建制单位，又任命了新的司令）、帕劳地区集团第14师团长井上贞卫中将、第30特别根据地队司令伊藤贤三海军少将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的代表莫雷海军少将正式投降，投降日军包括驻中太平洋地区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各部；帕劳群岛位于菲律宾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南方军帕劳地区集团（辖第14师团，独立混成第49、53旅团）、驻帕劳群岛的南西方面舰队第30特别根据地队亦在此投降。

    尼米兹没有出席美国海军最高级别的受降仪式，战后出版的尼米兹正式传记没有有关事项的记录(参见[32])，显然美国海军的受降单位太少级别太低是重要因素，而受降单位的分配毕竟要由国家的整体战略来决定。美国陆、海军的争斗从过程看几乎是水火不相容，但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制度与国家利益。

    （4）日军大本营直属小笠原兵团，横须贺镇守府下属父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投降

    9月3日在父岛附近洋面的美军驱逐舰上，小笠原兵团长兼第109师团长立花芳夫中将、父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司令森国造海军中将向美国太平洋舰队马格雷特海军准将投降。

    （5）日军第10方面军下属第32军，高雄警备府所属部分部队投降

    作为日本本土外的琉球群岛，在日军大本营9月2日“大陆命特1号”（[1]4卷第356页）中具体规定日本西南诸岛与论岛以南向美国海军投降，但冲绳岛战役时美军体制已经调整，冲绳岛的地面作战归陆军全权负责。9月7日，美国陆军第10集团军司令史迪威上将主持日军的投降仪式。据[15]第692页在投降书签字的是日本陆军2人海军1人，另据中国《中央日报》的报道日军投降代表是第28师团长纳见敏郎中将等10人。6月23日第32军司令牛岛满与参谋长长勇在冲绳岛兵败自杀，此后第32军没有任命新的司令。第32军的余部有驻宫古岛的第28师团、独立混成第59、60旅团，驻石垣岛的独立混成第45旅团。日本海军投降代表应属高雄警备府。

    美国海军虽然不是主持方，但有著名海军将领——第5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上将出席了受降仪式。

    中国

    （1）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南方军直属第38军，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投降

    受降典礼的仪式于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方司令部举行。日军投降代表7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海军中将，第10方面军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南方军直属第38军参谋三泽昌雄大佐。

    受降主官是中国战区统帅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还有第3战区司令顾祝同二级上将，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海军一级上将，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空军上校。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9月5日致冈村宁次备忘录指定日方投降代表是冈村宁次（签字人），冈村的总参谋长，越南北纬16度以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台湾、澎湖列岛日军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中国（除东三省外）、越南北纬16度以北、台湾、澎湖列岛之日本海军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显然，在中国陆总备忘录的用词中，“日军”指日本陆军，备忘录非常清楚地规定了日本陆军的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第38军这3支部队都必须有代表出席。而对于日本海军就没有不同部队的区分，只需1名“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即可。因此南京受降典礼上日本海军的两支部队只有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一名代表而没有高雄警备府的代表，加之冈村宁次的投降书只说“总命令第1号”所规定地域内所有陆军海军辅助部队投降而未指明部队名称，“高雄警备府”的番号就被忽视以至战后中国诸多的“二战史”资料相沿成习，都见不到高雄警备府向中国战区投降的记述（参见[29]）。按常理不同的部队都应有代表出席投降签字仪式以示郑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承办参谋对“高雄警备府”的忽视究竟是别有考虑还是无意之为？恐难以求证。

    在“总命令第1号”中指定的美中英苏澳五国6名受降主官（不含英国哈考特）都是战地指挥官，但蒋中正同时还有国家元首的身份，可能碍于这点，蒋没有主持或出席任何受降典礼，本次最高规格受降典礼则是指派何应钦作为其代表。很多资料称受降典礼所在地是中国陆总前进指挥所，其实何应钦在典礼前发文撤销前进指挥所另组建中国陆总前方司令部，“由本总司令亲自主持”（参见[4]），可见这些礼仪细节都是很较真的。

    南京受降典礼次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训令冈村宁次转饬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在中国战区受降地域内日本海军所有舰艇、装备、港口设施等由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曾以鼎中将负责接收。9月16日，在上海举行了移交仪式（[25]）。

    （2）日军第10方面军，高雄警备府投降

    10月25日8点55分，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在台北举行。

    日方投降代表第10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总督府总务长官兼代理农商局长田一二三，高雄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海军少将等5人；

    受降主官是中国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上将，还有台湾警备副总司令陈孔达、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第70军军长陈颐鼎、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海军第2舰队司令李世甲。

    自10月5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抵台开展接收行动以来，均未见有关日本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志摩清英海军中将的报道。

    （3）日军南方军直属第38军投降

    9月28日，受降典礼在河内越南总督府举行，日军南方军直属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参谋长幸道贞治大佐向中国陆军第1方面军司令卢汉上将签字投降，第38军下属大部分单位第21、22师团，独立混成第34旅团（此处日军投降单位依9月4日中国陆总备忘录及“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4]第502-514页，关于存疑处的分析参见[29]）向中国军队缴械。

    8月16日，战争期间流亡在云南蒙自县的法越殖民军部队司令亚历山得里少将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肖毅肃参谋长提出：越南本属法国的远东殖民地，要求中国协助法军重返越南并接受驻越日军之投降。肖毅肃指出亚历山得里的要求与盟国划区受降的决议相悖，亚历山得里因此拒不出席河内的受降典礼。

    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下的其它14个受降地区，日军中国派遣军与中国方面舰队的下属部队由中国派遣军的方面军司令或军司令领衔分别履行投降并缴械。

    日军中国方面舰队下辖第2遣华舰队驻地香港，但并未出现在9月4日“中国各地区受降主官、地点，日军投降部队及长官番号表”（此表列有哈考特的受降范围）与日本陆军省“大陆命特一号”哈考特的受降范围，事实上却是在香港向哈考特投降。日军中国派遣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与第13军第118师团一部远东战役期间与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骑兵集群交战，但仍按原建制在中国战区划定的受降区投降。

    因中国军队不能及时到达原日军占领区，中国战区内有两次特殊的受降：10月6日美国海军第3两栖军军长洛基中将代表中国战区在天津接受日军第118师团长内田银之助中将的投降；10月25日美国海军第6陆战师师长谢伯尔少将代表中国战区在青岛接受日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长长野荣二少将的投降。

    英国

    （1）日军南方军，第10方面舰队投降

    9月12日，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受降仪式在新加坡特别市政厅举行。蒙巴顿坚持日军将领必须当场交出军刀、必须有日军官兵在投降仪式现场。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元帅事先被告知了仪式的有关程序，认为受辱过重而称病不去。投降方正式代表是第7方面军司令板垣征四郎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木村兵太郎大将、第18方面军司令中村明人中将、第3航空军司令木下敏中将、南方军总参谋长沼田多稼藏中将、第10方面舰队司令福留繁海军中将（兼第13航空舰队司令、兼第1南遣舰队司令）以及驻爪哇泗水（苏腊巴亚）的第2南遣舰队司令柴田弥一郎海军中将共7人，板垣征四郎同时作为寺内寿一的代表在投降书签字。

    受降主官是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与蒙巴顿并排就座的有东南亚战区地面部队司令斯利姆上将、中国陆军冯衍少将等10位盟军将领（[24]786页）。

    此前的8月28日在仰光政府大厦举行过投降书草签仪式，由东南亚战区参谋长布朗特中将主持，签字人是南方军总参谋长沼田多稼藏中将。

    （2）香港日军投降

    9月16日，香港英军司令哈考特海军少将在香港接受日本陆军第23军司令兼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总督田中久一的代表、总督部参谋山津善九郎大佐、日军香港防卫队司令冈田梅吉中将、日军中国方面舰队第2遣华舰队司令藤田类太郎海军中将的投降。日本海军投降单位已不是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而是其上级第2遣华舰队，其间显然又有曲折。

    苏联

    （1）日军关东军投降

    远东战役一周后，苏军总参谋部于8月16日发表声明：日本武装部队未真正投降，苏军将继续作战。同日，在收取大本营16时停战令后日军关东军总司令向苏军远东军总司令要求停战；8月17、18日，日军第5方面军司令与关东军总司令先后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8月16日晚，苏军远东第1方面军特命全权代表谢拉霍夫少将在哈尔滨机场截获日军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并要求其无条件投降，8月19日上午秦彦三郎被送至苏军远东第1方面军指挥所（苏联境内加里阔沃）洽降。苏军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秦彦三郎下达了关东军投降和解除武装的最后通牒，限令8月20日12时前全部停止作战行动，各部队在指定地点集结并履行缴械投降（[7]390-391页）。8月20日、8月24日关东军总参谋副长松村知胜少将奉命携带有关文件两度飞往加里阔沃洽降，此后即扣留在苏联军方。

    此前的8月19日拂晓，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的特命全权代表阿尔乔缅科上校乘座的武装飞机强行降落在长春机场，确认安全后通知后续的近卫机械化第30旅立即飞赴长春，同时阿尔乔缅科上校一行直奔关东军总司令部。关东军最高当局正在举行会议，阿尔乔缅科要求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执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示下令投降。经过一番交涉，山田终于交出所佩军刀以示本人已成为苏军俘虏，并于当日14时10分在投降书上签字，同时签字的还有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随后山田发表广播讲话宣告日军已经投降。19日下午，进入沈阳的苏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偶然在机场俘获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据[30]，首位进抵长春（8月20日）的苏军首脑是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8月22日、9月3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代表、某政治中将（原文如此，是何人待考，苏联远东军军事委员希金是上将军衔），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本人先后抵达长春。以上三人均召见了山田乙三。9月5日，山田乙三及总司令部将官经哈尔滨解送苏联伯力。

    （2）日军第5方面军所属部队投降

    在南库页岛战场苏军远东第2方面军第79步兵师与日军第5方面军直属第88师团于8月22日签定停战协定；在千岛群岛战场苏军远东第2方面军某步兵师与驻占守岛日军第5方面军直属第91师团8月23日签定停战协定。

    苏军管辖区域内日军投降有此大不相同的形式，某些“二战史”文献资料中可见不甚确切的描述，例如[5]第307页称“9月2日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正式向苏联红军投降”；[21]第22页“山田乙三于8月17日下令向苏军投降，9月3日华西列夫斯基到达长春，关东军近60万人成为苏军俘虏”；[25]记载“8月21日关东军50余万正式在哈尔滨向苏军投降”；当年的新闻报道有“苏军公报：8月21日我军继续在伪满前进…俘敌5.2万人…”（[26]）。

    查苏军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与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的回忆录、《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及[6]均没有关于正式受降仪式的记载。据华西列夫斯基本人记录，他奉斯大林之令于9月29日才离开远东抵达莫斯科（[12]第511页），可见若有正式受降仪式他应当在场。梅列茨科夫记述：“哈尔滨为庆祝胜利而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月3日，我飞抵该市…不久莅临的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大会在第二天举行…”，接下来数天是苏军远东军及各方面军首脑视察长春、沈阳、大连、旅顺等地（[7]第399页）。《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将远东战役的时间界定为8月9日至9月2日，有的研究者可能因此而附会9月3日有过某种仪式。关于苏军的受降行动，资料[8]的记述可能是最清楚的：“到8月末，苏军全部结束了解除关东军、伪满军、伪蒙德王军队、以及张绥部队的武装和接受他们投降的工作”。

    苏联在日本关东军投降问题上为什么采取如此形式，这与苏联从政治、军事方面考虑可能预设有“必须击溃日本关东军”的目标有关，而“关东军是否被击溃”也就成了二战史研究的疑难问题。苏联的正式文件与史料一般强调关东军被苏军击溃，例如[11]下册“远东战役”条目（第695页）“从8月19日起，各地日军纷纷投降…关东军终被击溃”。该书在“千岛群岛登陆战役” 条目与“南萨哈林岛战役” 条目均不提日军奉令停战和投降。但华西列夫斯基的说法似乎倾向客观：“战局正式进行了24天，战斗行动实际不到一半时间…日本关东军的突击力量被彻底粉碎”（[12]第510页）。中国方面的资料例如[18]第925页“18日，日本关东军开始投降”，没有“击溃”或“歼灭”字样。[19] 第1075页 “关东军大部缴械投降，少数负隅顽抗的部队被歼灭”。在日本方面，“关东军是否被击溃”甚至成了左、右翼分歧的标志之一。例如林三郎（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俄国课长）不仅详述停战谈判、投降经过，还强调关东军未被击溃：“自8月9日凌晨开战到8月15日，关东军与苏军交战的部队有7个师团与1个独立混成旅团，只占关东军24个师团与9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小部分”（见[6]第191页）。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则持相反观点：“战斗开始后还没到一周，拥有如此庞大兵力的关东军主力已经完全崩溃了”（[23]第4卷139页）。就苏联的立场而言，“击溃日本关东军”至少是对于日俄战争俄军蒙辱的报复，也是分享对日战争胜利成果、增加今后涉日国际问题砝码的需要。前者不仅显露于斯大林9月2日的战争胜利演说，也有9月6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远东军总部与各方面军首脑赴旅顺拜谒日俄战争阵亡俄国官兵公墓的举动可以作证。可以肯定，苏军的另样做法并非是无意的。苏联在远东的所得虽远不如美国，但大国的姿态还是要做足。[9]第984页称“麦克阿瑟打算把解除武装和日本士兵的遣运工作办得井井有条，并设法防止在东京湾全面受降之前发生任何就地受降的事情…俄国人并没有受麦克阿瑟命令和指示的约束，俄国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于8月21日便接受了满洲关东军的投降”，这一说法就是指华西列夫斯基给山田乙三“限8月20日12时前停止一切作战行动及缴械投降具体安排”的最后通牒。

    澳大利亚

    （1）日军第8方面军，南东方面舰队投降

    第8方面军的主要部队被澳军围困在新不列颠岛拉包尔地区与布干维尔岛布因地区已久。9月6日，在新不列颠岛拉包尔附近洋面的澳大利亚军舰上，第8方面军司令今村均大将、南东方面舰队司令草鹿任一海军中将（兼第11航空舰队司令）以及管下第8舰队（驻布干维尔）司令鲛岛具重海军中将率部向澳大利亚陆军第1军军长斯塔迪中将正式投降。

    （2）日军南方军直属第2军，第10方面舰队第23、25特别根据地队投降

    资料[33]记载第2军于9月9日在马鲁古群岛的莫罗泰岛投降，但[2、17]均记载第2军司令部的终战位置是西里伯斯岛（今苏拉威西岛），[1]4卷第377-381页简述各部队终战态势未提第2军，附图“日军在终战时之态势概况图” 西里伯斯岛之眉拉特、马仰沙及莫罗泰岛均有驻军，[1]4卷第382页海外军人统计表（1950年6月）注明第2军，第23、25特别根据地队的地域是“澳北，西部新几内亚”。第2军司令部的确切驻地待考。澳大利亚陆军总司令布莱梅上将主持受降仪式，日军第2军司令丰岛房太郎中将、第23特别根据地队（驻西里伯斯岛）司令大杉守一海军中将、第25特别根据地队（驻安汶）司令一濑信一海军中将率部投降。

    （3）日军南方军第7方面军第37军，第10方面舰队第22特别根据地队投降

    9月10日，在婆罗洲（加里曼丹），第37军司令马场正郎中将、第22特别根据地队（驻巴厘巴板）司令鎌田通章海军中将向澳大利亚陆军第9师师长伍腾少将正式投降。

    仅仅4个月前第9师才登陆婆罗洲的塔拉坎，米尔福德少将的第7师战争前期在北非与新几内亚作战后期在婆罗洲作战，是仅次于第9师的优秀部队（[13、14]），但没有赋予主要的受降任务。

    （4）日军南方军直属第18军，第10方面舰队第27特别根据地队投降

    9月13日，在新几内亚东部的威瓦克，第18军司令安达二十三中将、第27特别根据地队（驻威瓦克）司令佐藤四郎海军中将向澳大利亚陆军第6师师长罗伯逊少将正式投降。

    五、旧日本陆海军消亡

    10月15日，东京盟军最高统帅部下令废止日军大本营及参谋本部、军令部，末任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海军大将解除军人身份。10月16日麦克阿瑟发表广播讲话称日本帝国陆海军的解散已基本完成。11月30日，日本内阁陆军省与海军省撤销，代之以第一、第二复员省。陆军大臣下村定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退出内阁，文官首相币原喜重郎兼任第一、第二复员省大臣，至此旧日本陆海军彻底消亡。

    “八一五”时日军兵员数估计为本土陆军240万海军130万共370万，海外陆军310万海军40万共350万，总计720万（参见[1]4卷第341页）。

    远东战役后关东军59万余俘虏中的绝大部分被解送至苏联（此数字应包括南库页岛、千岛群岛战场日军第5方面军的63840人，参见[6]第197页）。

    据[1] 4卷第382页日本厚生省复员局海外军人统计表（1950年6月）推算，美中英澳四国接受海外日军投降人数分别是：美国陆军503 540人（按：其中第17方面军29万人注明“韩国之人员数，包括北韩者在内”，即包含在北韩被苏军俘虏者，计有第34军第59、137师团与独立混成第133旅团可估计为3万人），美国海军115 453人，中国1314 063人，英国528 038人，澳大利亚284 979人，合计2746 073人。

    关于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人数，几乎所有中国资料均引用“1283240”这一数字或其约数，例如[21、27、28]，实有订正之必要（参见[29]）。 

    注释

    [1]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军事译粹社1968

    [2]《日本陆海军事典》，http://homepage1.nifty.com/kitabatake/rikukaiguntop.html

    [3]“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第一号备忘录”附件，参见徐万君《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春秋出版社1989

    [5]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潮出版社1995

    [6]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

    [7]《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王树森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95

    [8]普拉托诺夫等，《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下册，战士出版社

    [9]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5）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10]弗诺特钦科，《远东的胜利》，沈军清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

    [11]《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3

    [12]《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徐锦栋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3（据俄文1988年版）

    [13]李巨廉等，《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1931-1945）》，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14] James F.Dunnigan and Albert A.Nofi,《The Pacific War Encyclopedia》 ,Checkmark Books,1998 New York

    [15]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汪溪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

    [16]佩雷特，《老战士永不死》，任海燕等译，海南出版社1999

    [17]日本东亚战史研究部，《日本陆军》 ：“终战时陆军部队一览”，

    http://www1.odn.ne.jp/tobu7757/J_wsd/armydate/data/final_01~05.htm

    [18]《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起源、进程与结局》，解放军出版社1990

    [19]《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20]儿岛襄，《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天津市政协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21] 李新总编、汪朝光著，《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中华书局2000

    [22]刘存宽，《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23]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

    [24]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2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5]《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45年，http://ef.cdpa.nsysu.edu.tw/ccw/02/1945.htm

    [26]《中央日报》，1945年8月、9月

    [27]郭汝瑰等，《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28]王秀鑫，《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29]黄力民，《中国战区接受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单位与人数考订》，《民国档案》2005年第3期

    [30] 楳本舍三《关东军司令部》，高书全译第278-286页，转引王季平，《“八一五”这一天》，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178-185页

    [31]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下册，王伟等译，东方出版社1985

    [32]E.B.波特，《尼米兹》，蒋恺等译，解放军出版社

    [33]王捷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