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日本投降全过程

纪实日本投降全过程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间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一个百年来屡遭列强蹂躏的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外来入侵的完全胜利。 　　9月2日　1945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 　　9月9日 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中，被日军屠杀和作战牺牲的中国民众、军人达2000余万，加上负伤者，伤亡累计3500万人。无家可归的难民更是多达4200余万。战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 月3日。通告指出：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全国庆祝　　8月15日晚6时许，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经重庆电台传出，重庆市民大放爆竹，欢欣之状空前高涨。重庆中央社内短而狭的灰墙上，贴出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号外。几位记者驾着三轮车狂敲响锣，绕城一周，向市民报告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满街的人流，狂欢拍手。　　同日晚，《国民公报》刊登“日本投降”的号外最先到重庆市中心，市民争购，供不应求。重庆市鞭炮店生意大佳，爆竹瞬间售空。入夜，爆竹大放，各路探照灯齐放，照耀得市区如同白昼。与此同时，昆明正在放映电影的影院内，当银幕上映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幕时，观众一片欢呼。他们拿出帽子、手帕在空中乱舞。正在演戏的剧院里，有人听到胜利的消息后跳上舞台，抱住正在甩腔的大花脸狂呼：“日本投降了！”台下观众狂喜，纷纷跑到街上欢呼胜利。　　著名诗人闻一多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毅然将留了7年以表忧患的美髯剃掉了。　　同一天，《成都晚报》以“胜利来临夜，成都狂欢时”为标题，报道了成都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满街的人群像洪水般的激流汹涌着，许多人拿着长串鞭炮满街飞跑，敲锣打鼓，有的把洗面盆也拿出来乱拍、乱捶。成都各报发出号外，市民莫不争先抢购，有高出500元买1份的；许多人欲购此号外，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品。许多商店、各重要街道大放鞭炮志庆，直至午夜，尚有游人欢呼庆祝。　　晚上，古城西安，人们到处燃爆竹，钟楼附近变成了欢乐的中心。士兵买不到爆竹，就扳着机枪朝天鸣枪以示庆贺。这一夜，茶馆供应免费茶，酒馆供应免费酒。卖西瓜的把像太阳旗般的半截红瓤瓜，操刀狠狠地切成一片片，免费招待路人。　　8月15日晨，上海国际饭店之顶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国旗，临风招展，数千人仰头致敬。上海全市停业，爆竹声整天不绝，人们自发地上街游行，欢呼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胜利。　　在敌后的晋察冀、晋绥、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当边区政府和报社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连夜组织宣传队奔赴附近农村，传播胜利的消息，赶印号外和传单，飞送各地。人们奔走相告，一群一伙的人们欢呼聚谈，庆贺胜利的到来。　　8月15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万人欢腾。街上张灯结彩，各处黑板报都用大字报道了胜利的消息。各机关和群众的乐队、秧歌队纷纷出发游行。入夜，人们用柴棍扎起火炬，举行了火炬游行。　　同日，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发表广播演说。他激动地说：“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他还指出：“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　　为庆祝抗日胜利，全国即日起放假3日，民众狂欢，恶梦结束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在国会宣布投降　　日本投降仪式为何在军舰上举行？　　　　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仪式。 　　1945年9月2日，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的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这一仪式为什么不在盟军总部所在地横滨新大饭店进行，而偏要选在这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军舰上举行？原来，这里面另有隐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为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并由他负责安排受降仪式。对此，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愤愤不平。他认为，海军从瓜岛一直打到冲绳岛，是赢得太平洋战争胜利的主角，现在却让陆军代表接受日本投降，这不公平。他向杜鲁门总统表示，如不能体现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他将不出席受降仪式。 　　这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很为难。后来，由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从中调解，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让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代表盟军各国，尼米兹则代表美国，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签字仪式由麦克阿瑟主持，签字地点则定在海军的军舰上。 　　“密苏里”号当时在东京湾的停泊点，距离横滨盟军总部只有30海里。 　　“密苏里”号是美国最大的战列舰之一，特别是“密苏里”号是以杜鲁门家乡命名的战列舰，而且还是由杜鲁门总统最宠爱的女儿玛格丽特给取的名字。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杜鲁门总统欣然批准了这一建议。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团由外相重光葵和大将梅津美治郎带领来到密苏里号甲板上。　　　　麦克阿瑟和同盟国受降代表肃立在甲板上。 　　　　即将见证历史的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　　　　中国代表、军令部长徐永昌在签字。 　　　　日本战败投降书现藏于西点军校博物馆　　　　投降书封面　　　　投降书正文　　　　裕仁天皇投降诏书　　投降书原文　　我们, 谨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皇军总将, 兹此接受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中国政府及大不列颠政府于波茨坦协定所拟订的四个条款, 和及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提出的附款, 上述四强下称为同盟国。 　　我们兹此宣布日本皇军总将, 所有日本陆军部队以及所有日本辖下地区的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我们兹此颁令所有日本辖下地区的武装部队以及日本人民立即停止任何敌视行为, 以便处理及援救受损船舰、战斗机, 军用及民事财产以及必须遵循由盟军最高统帅的指示及由他监督下由日本政府所颁布的所有法令。 　　我们兹此命令日本皇军将领总部立即向日本陆军部队以及所有日本辖下地区的武装部队的各司令官指令(他们)必须自发性无条件地投降, 确保所有部队受他们监管。 　　我们兹此颁令所有民事、陆军及海军官员必须服从及遵守由盟军最高统帅所宣布的声明、法令及指令而使投降(条款)能落实于他们或他们的职能中。除非由他(官员)提出告退或呈辞外, 我们会如旧保留以上官员的原有职级以及会继续(派遣他们)执行非战略性任务。 　　我们兹此保证遵守波茨坦协定所拟礼待天皇, 日本政府及其继任者的条款, 无论任何法令及采取任何行动必须得到盟军最高统帅的指令或由同盟国拟定贯彻(波茨坦)协定的制约。 　　我们兹此命令日本政府及日本皇军将领总部立即释放由日本国拘留的所有盟军战俘及本国的离心分子, 并给予他们提供保护、医护, 照料及直接运送至(盟军)指定的地点。 　　天皇内阁及日本政府必须服从盟军最高统帅将制定实行投降条款的步骤行政以治理国家。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于日本国东京湾签署, 第0904号。 　　各国代表签字手迹　　　　联合王国代表　　　　麦克阿瑟盟军最高统帅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中华民国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代表　　　　英联邦澳洲代表　　　　加拿大自治代表　　　　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　　　　荷兰王国代表　　　　英联邦新西兰政府代表　　　　重光葵 受命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　　　　梅津美治郎 受命代表日本皇军将领总署　　视频:日本投降仪式　　',1)">　　1945年9月9日——日本向中国投降签字日　　　　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中方代表何应钦呈递投降书　　为了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伤亡３５００万人、经济损失６０００亿美元的代价。　　南京受降典礼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大门上挂着一块上贴‘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１４个金字的横幅，正门上悬挂着中、美、英、苏国旗，对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受降席、投降席后方各站立８名武装战士，会场气氛严肃寂静。会场布置呈“口”字形，受降席座北朝南，以何应钦为最高受降官。投降席坐南朝北。观礼席在东西两侧，除国民政府的有关军政人员外，还有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签字仪式的主持人是国民政府总参谋长萧毅肃。 9时半，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率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人来到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10时，在中国人员的押引下进入会场。冈村宁次快步进入礼堂，向何应钦敬礼后，低头入座。然后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敬礼，领取投降书，交冈村宁次签字盖章。签字盖章后，再由小林浅三郎呈交何应钦。小林浅三郎递交投降书后，冈村宁次立即率领投降代表退席。随即，中国陆军总司令、中国受降代表何应钦发表广播讲话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这对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从此开一新的纪元。”　　出席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典礼呈递降书之日军代表，共七人，分别为：日驻华派遣军参谋小笠源清中佐、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日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岗村宁次大将、中国海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法属印度支那军代表三泽吕雄大佐。　　从“九一八”事变到这一天，中华民族经过了整整１４年的殊死抗争。在胜利时刻到来之际，国民政府决定用隆重的仪式来完成洽降、受降手续，让全体中国人充分享受百年来首次受降的喜悦——在湘西小城芷江举行洽降仪式后，国民政府确定由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高级军政人员组成庞大的受降代表团前往南京受降，同时组织全国各大报社的记者采访受降仪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与帝国主义强国签订了７００多个条约，唯独这一次是胜利的、平等的。　　　　　　　　南京受降典礼会场　　　　何应钦宣布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开始　　　　中方受降代表何应钦在日军降书上签字　　　　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大将在投降书上签字　　　　何应钦与盟国代表步出礼堂　　　　中国战区投降书，封面　　　　　　　　　　投降书正文　　　　中国战区统帅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　　中国战区投降书原文　　一、曰本帝国**及曰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二、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曰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三、吾等在上述区域内之全部曰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四、本官当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全部曰本海陆空军各级指挥官及其所属部队与所控制之部队向蒋委员长特派受降代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及何应钦上将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投降 　　五、投降之全部曰本陆海空军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暂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当暂时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飞行场一切设备舰艇船舶车辆码头工厂仓库及一切建筑物以及现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区内曰本陆海空军或其控制之部队所有或所控制之军用或民用财产亦均保持完整全部缴于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指定之部队长及**机关代表接收 　　六、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曰本陆海空军所俘联合国战俘及拘留之人民立予释放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 　　七、自此以后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曰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 　　八、本官对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以后对投降日军所颁发之命令当立即对各级军官及士兵转达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区之所有曰本军官佐士兵均须负有完全履行此项命令之责 　　九、投降之曰本陆海空军中任何人员对于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嗣后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犯命令者愿受惩罚奉曰本帝国**及曰本帝国大本营命签字人帝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岗村宁次 　　昭和二十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　分签字于中华民国南京 　　代表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并为对曰本作战之其他联合之利益接受本降书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分在中华民国南京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中国各战区受降详情 　　中国累计分为16个受降区，从9月2起至全部日军缴械投降，累计受降日军105万人，其中华北方面军30万，第6方面军35万，第13军30万，第23军10万。16个受降区具体受降情况如下——　　本文中各受降地区名称依据中国陆总规定的“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并按受降时间顺序分述。各受降地区接受投降官兵数，在各种资料、报道中出入甚大，本文以《昭和20年的中国派遣军》所记载为主要依据。据该书2卷2册第94页：“从投降到1954年止，从中国派遣军原占领地域遣返日本国内人员1528883人（内中国派遣军的军人及军事机关文职人员约105万）”，其各区数字之和约105万，这些与冈村宁次记述“停战时中国派遣军的兵力，约为105万（华北方面军30万，第6方面军35万，第13军30万，第23军10万）”（《冈村宁次回忆录》第83页）、日本复员局海外军人统计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军事译粹社1978）记载都非常吻合。按日军惯例，《昭和20年的中国派遣军》一书除另有说明，所指人数均为陆军。　　1 京沪地区　　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69页“9月中，汤恩伯在上海主持受降仪式”（另见《中国战区受降纪实》），实际并没有仪式。据《中央日报》，9月11日第3方面军司令汤恩伯中将在上海召见日军第13军司令松井太久郎中将，交付“沪字第1号命令”，饬令日军自12日起缴械投降。该报道并称关于南京方面的受降汤已在南京召见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当面详细规定。南京是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典礼所在地，京沪地区显然不便再来一次受降仪式。上海部分的日军投降主官是松井太久郎，投降部队是中国派遣军直属第27师团；第13军司令部、第60、61、69师团，独立混成第90旅团；第6军独立混成第89旅团；上海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海军陆战队。南京部分的日军投降主官是京沪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长、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投降部队是中国派遣军直属第3、34、40师团，第13飞行师团；第13军第161师团；第6军司令部。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的“京沪地区”之下，分列上海地区、杭州地区、南京地区，投降官兵数只有上海165000、南京138830，但杭州地区的投降部队番号都在上海地区出现。如此说法的原因推测是松井太久郎兼任杭州、上海两区的投降指挥官，因此上述165000与138830应是“京沪”、“杭州厦门”两区总计投降陆军官兵数。　　2 山西地区　　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9月13日，山西日军投降书签字，未举行仪式（日军由第1军司令澄田赉四郎派山冈道武少将代表，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代表）”（注：山冈道武是第1军参谋长）。此处没有说签字地点，但8月18日第2战区长官阎锡山即率部进入太原。未举行签字仪式的原因，推测一是省内局势动荡，一是阎不屑于做此事。在所有受降主官中阎的资格最老，他是1935年的一级上将，1904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受降总主官何应钦1909年入日本士官学校），而对手澄田赉四郎中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毕业（1912年），1944年11月才由第39师团长晋升军司令。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79页、《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214页称9月13日阎锡山在太原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纯属臆测。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军司令部、第114师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10、14旅团、第5独立警备队；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第292页记载第5独立警备队在平津地区集结投降，错误。接受投降官兵58000。　　3 南浔地区　　中国第9战区新3军9月3日进抵九江，9月4日新3军军长杨宏光在柴桑口司令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在投降书签字。但发生在9月9日前的仪式不能视为正式的。　　第9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第58军军长鲁道源9月9日进抵南昌。据资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2页，“在南浔地区，根据第9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第58军军长（鲁道源，译者）和我方会商决定，9月14日在南昌进行了投降仪式，向第9战区长官薛岳（二级）上将投降…10月1日，我投降指挥官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中将在南昌与受降官薛岳将军会见…”。《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只有“9月14日上海南昌日军开始缴械”。 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334页称“9月14日在南昌由第58军长鲁道源主持…”。据《中央日报》，9月13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举行了洽降会谈，由鲁道源主持，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由汉口飞赴南昌受命。次日中午12时在南昌中山路中央银行大楼举行正式受降仪式，笠原幸雄向鲁道源签字投降。南昌受降时薛岳还在吉安，直至9月25日才离开于次日到达南昌。以上可见南浔地区有过两次受降，原因一是薛岳没有到场，二是绝大部分投降日军（第58师团、独立混成第22、84、87旅团；中国派遣军直辖第13师团）在九江附近长江沿岸而中心城市南昌仅驻有独立步兵第7旅团（以后薛岳加派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渡在九江地区主持受降事务），但南昌的受降应具有第9战区的名义，据第58军一位军官回忆鲁道源主持签字仪式提及薛岳对鲁说：此次我派你到南昌代表我受降是你一生的荣耀云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第79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难以推测薛岳为什么没有亲自主持受降。　　前文述及，8月16日后第11军退到湖南祁阳时，第6方面军令第11军司令即来汉口（9月初笠原幸雄从汉口赴九江投降），部队就近入列第20军。那么第11军司令部是撤销还是随第58师团、独立混成第22旅团部队转移到南昌、九江地区？尚待查考，但《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2卷2册第92页所列投降部队中有第11军司令部。　　本区接受投降官兵66830人。　　4 杭州厦门地区　　据《中央日报》9月13日第3战区长官顾祝同抵达杭州，前进指挥所撤销，第3战区长官部即日视事。《中央日报》（9月17日第2版）报道9月15日在杭州青年会旧址顾祝同召见第13军司令松井太久郎的代表、第133师团长野地嘉平中将，将第1、2号命令交付野地嘉平转松井太久郎，饬令日军自16日起缴械投降。同时被召见的有第133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大佐及独立混成第62旅团长长岭喜一少将（但据日本陆军资料长岭喜一于6月10日亡于任上，接任旅团长安藤忠雄，张子申《走向神社的哀歌》[解放军出版社1994]未载）。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320页称9月下旬松井太久郎在杭州向顾祝同投降，《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1154页称顾祝同主持仪式接受松井太久郎的投降，均系臆测；资料《浙江抗日战争史》（楼子芳，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不能忘却的历史———抗日战争在浙江》（连晓鸣，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记述9月6日或4日第3战区副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在富阳宋殿村主持日军第133师团长或参谋长投降仪式，均为误解。战争末期顾兼任军事委员会东南行辕主任节制第3、第7、第9战区，这是他得以列座南京典礼受降长官席的原因，而杭州厦门地区的受降也就没有正式仪式的必要了。本区投降日军部队是第6军第133师团、独立混成第62、91旅团，海军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浙江抗日战争史》第358页称“日军投降部队是第70师团、第133师团、第62旅团、第89旅团、第91旅团、海军陆战队”（亦见《不能忘却的历史———抗日战争在浙江》），均错误。据《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3页厦门投降日军约2810人（含陆军“美浓部队”200多人），则在本区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官兵可估计为约3万。　　5 长衡地区　　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中将于8月29日进抵衡阳，9月7日进抵长沙，9月15日在长沙湖南大学礼堂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20军司令坂西一良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20军司令部、第64、68、116师团、独立混成第17、81、82旅团、第2独立警备队。接受投降官兵70180。资料《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投降日军约15万，如此大的讹误不知从何而来，按说湖南境内很少会有日本侨民，即使将侨民数与军人数混同也不至于此。　　6 广州海南岛地区　　受降部队9月7日进抵广州，第2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上将9月15日到达，9月16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海军海南警备府代表亦出席。投降日军部队是第23军司令部、第129、130师团、独立混成第23旅团、独立步兵第8、13旅团、海军海南警备府，接受投降陆军官兵83890，海南警备府海军官兵49400（《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7 武汉地区　　第6战区长官孙蔚如中将9月1日抵宜昌，受降部队9月15日抵汉口，9月18日孙蔚如在汉口中山公园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6方面军司令部、第132师团、独立混成第86、88、83、85旅团、独立步兵第5、11、12旅团、海军扬子江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接受投降陆军官兵142600。《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投降日军 21.3万，考虑到海军的一个特别根据地队员额从二、三千到万余人不等，即使陆、海军合计也达不到这个数目，因此不足为据。　　8 郾城地区　　第5战区长官刘峙二级上将8月25日进抵老河口，9月7日进抵南阳，19日到达漯河，20日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是第12军司令鹰森孝中将、第115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等，鹰森孝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15师团、骑兵第4旅团、独立混成第92旅团、第13、14独立警备队，《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投降日军 2.5万，漯河受降碑（1946年建）碑文称投降日军31560人。　　9 新汴地区　　9月4日受降部队进抵郑州，9月22日第1战区长官胡宗南中将在郑州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12军司令鹰森孝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2军司令部、第110师团、第6、10独立警备队。郾城区、新汴区合计接受投降官兵72740，《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本区投降日军6万。　　10 徐海地区　　第10战区长官李品仙上将9月7日进抵徐州，受降部队9月17日抵蚌埠。李品仙于9月22日到达蚌埠，9月24日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有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第6军参谋长工藤良一少将、第6军第70师团长内田孝行中将，十川次郎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中国派遣军直属第131师团，第6军第70师团，第13军第65师团、独立步兵第6旅团、第1独立警备队，接受投降官兵徐州21000，安庆20370，蚌埠1000。　　11 包绥地区　　资料《中华民国史事日志》“9月28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归绥接受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中巽少将之投降”（此处“中巽少将”应为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之误）；但《中央日报》有如此报道：第12战区司令傅作义“派朱大纯师长办理绥远受降，9月29日完毕”，又于9月29日“派张砺生、孙兰峰两总司令为察、熱受降全权代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包头的部队，9月24日在投降仪式上正式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345页“9月下旬，受降仪式在归绥举行，傅作义将军主持受降仪式，日军投降代表为蒙疆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9月26日，蒙疆军司令部及所辖的独立第21、24警备队在包头开始缴械”（注：《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有一明显错误，“8.15”后蒙疆驻屯军司令部转移到平津地区，并在北平向中国第11战区投降）。关于该区投降的部队，《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则是“第21、24独立警备队9月26日在包头开始缴械”。查日本陆军资料全部日军都没有“第21、24独立警备队”的番号。据以上分析应订正为：9月28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二级上将在归绥接受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之投降，该区投降日军是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下属的驻包头独立警备步兵第21、第24大队。接收投降官兵数未见于资料，按独立警备队的正常编制员额推算两个大队约1500人。　　12 越北地区　　9月2日日军第38军代表赴云南开远洽降。9月22日第1方面军司令卢汉率部抵河内。9月28日，受降典礼在河内越南总督府举行，日军南方军直属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参谋长幸道贞治大佐向中国陆军第1方面军司令卢汉上将签字投降，第38军下属大部分单位——第21、22师团，独立混成第34旅团向中国军队缴械（依中国陆总4号备忘录、《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卢汉在1945年11月9日记者招待会宣布接受投降日军30081人，但后来资料多引用29815（例如《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420页）。　　据第1方面军参谋长马锳回忆投降日军代表是“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第21师团长三国直福中将，第31旅团长服部尚志少将，独立混成第34旅团长永野修身少将，第38军参谋酒井干诚大佐”（《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第617-637页）；“当第1方面军入越时，留在越北的日军仅有第38军之第21师团，独立混成第34旅团及其配属特种兵部队，总数3万多人（第628页）”。此处多有误记与疑点：查日本陆军资料永野修身少将没有其人，海军倒是有永野修身元帅；独立混成第34旅团长应是服部尚志少将；战争后期日本陆军没有第31旅团的番号（甚至没有独立混成第31旅团、独立步兵第31旅团的番号）；酒井干城应是中佐（陆军士官学校第40期）；第22师团为什么没有提到？第22师团组建时是三单位制，曾设置第22步兵团司令部后撤消，师团辖步兵第84、85、86联队；马锳错误记述的“第31旅团”应该是什么？　　8月16日，战争期间流亡在云南蒙自县的法越殖民军部队司令亚历山得里少将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肖毅肃参谋长提出：越南本属法国的远东殖民地，要求中国协助法军重返越南并接受驻越日军之投降。肖毅肃指出亚历山得里的要求与盟国划区受降的决议相悖，亚历山得里因此拒不出席河内的受降典礼。　　1946年4月，投降日军官兵全部遣返日本，其中列为战犯的189人解送广州，中国军队于5、6月间撤回国内。　　13 潮汕地区　　9月12日第7战区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上将之代表、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7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徐景唐抵达汕头，9月28日上午9时在汕头外马路原“国际俱乐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之代表、第23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在投降书签字（《中央日报》、《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1940年8月重组的第7战区长期局促于粤赣边，仅辖有一个集团军及地方部队，承担受降任务较轻，接受投降日军人数仅多于包绥区。资料《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称“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在汕头接受日本第23军军长田中久一之投降”，显系误记。投降日军部队依《1946年2月14日日军缴械一览表》是“第104师团与潮汕支队”，表中广州海南岛地区则没有第104师团；依《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3页是“第104师团的部队及其他”，而广州海南岛地区有“第104师团”（注：查http://www.gd918.org驻汕头日军主体是第130师团步兵第94旅团的独立步兵第281大队[队长田中英二]、独立步兵第621大队[队长村重武一]与师团炮兵队[队长后藤？]，旅团长小野修少将兼任潮汕警备司令官）。按第104师团驻地海丰，介于广州、汕头之间，将其划在潮汕区也有可能。若注意到没有日军军司令部的几个受降区——“杭州厦门”、“郾城”、“徐海”地区——除投降主官（或其代表）还有本区的师团长作为投降代表，而本区未报道第104师团长出席但有第130师团步兵第94旅团长小野修出席，则第104师团司令部究竟在何处投降仍可存疑。本区接受投降官兵4460人。　　14 平津保地区　　9月9日第11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自西安抵北平开展洽降，10月8日第11战区长官孙连仲二级上将自西安经新乡抵北平视事，主要受降部队第92军于10月18日到达北平接管城防。10月10日孙连仲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根本博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战车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1、8、9旅团、独立步兵第2旅团、第3、7独立警备队；驻蒙军司令部、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3军第118师团。接受投降官兵126800人。　　15 台湾地区　　9月14日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驾机飞抵台北，10月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率部抵达，10月24日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上将抵达。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在台北举行。日方投降代表第10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及台湾军管区司令）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总督府总务长官兼代理农商局长田一二三，高雄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海军少将等5人；安藤利吉在投降书签字。　　受降主官陈仪上将，还有台湾警备副总司令陈孔达、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第70军军长陈颐鼎、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海军第2舰队司令李世甲。　　自10月5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抵台开展接收行动以来，均未见有关日本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志摩清英海军中将的报道。　　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98页“第10方面军及所辖第9、12、50、66、71师团，第65、66、100、103、105旅团及其他部队共16.9万人”，不仅漏列了海军高雄警备府、陆军第8飞行师团，旅团数与番号也全错。又《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第291页所列“独立混成第61旅团（台湾）”为错误，该旅团确为第10方面军直辖但驻在地是菲律宾北方外海的巴布延诸岛，未在台湾地区投降。投降日军部队应为第10方面军司令部，第9、12、50、66、71师团，第8飞行师团，独立混成第75、76、100、102、103、112旅团；高雄警备府司令部、高雄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马公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第29航空战队。　　1944年9月22日成立第10方面军时，负责动员与指挥准军事部队的台湾军与第10方面军并存司令兼任。1945年2月1日日本本土防卫指挥体制调整，设本土8个军管区，由驻地方面军司令或军司令兼任，同时台湾军改称台湾军管区、朝鲜军改称朝鲜军管区。因此在本区投降的应当还有台湾军管区。本区接受投降官兵第10方面军128080人、高雄警备府46713人（《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中国资料多引用未区分陆、海军的合计数字169031（例如《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420页）。　　16 青岛济南地区　　9月16日第11战区副长官部济南前进指挥所成立，10月10日第11战区副长官李延年中将抵达济南，12月27日李延年在济南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43军司令细川忠康中将在投降书签字。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70页称“11月李延年在济南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期错误。投降日军部队是第43军司令部、第47师团、独立混成第5旅团、独立步兵第1旅团、第9、11、12独立警备队；海军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投降陆军官兵 70500。　　因中国军队不能及时到达原日军占领区，经中国战区授权有两次特殊的受降：10月6日美国海军第3两栖军军长洛基中将代表中国战区在天津接受日军第118师团长内田银之助中将的投降，在场中国代表是第11战区参谋长吕文贞；10月25日美国海军第6陆战师师长谢伯尔少将代表中国战区在青岛接受日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长长野荣二少将的投降。　　以上16个受降地区有京沪、山西、杭州厦门地区未举行正式受降仪式，受降主官有山西地区阎锡山、南浔地区薛岳、潮汕地区余汉谋未出席受降仪式或正式召见日军投降代表，实际受降主持人级别最低的是南浔地区鲁道源。日军投降指挥官有山西地区澄田赉四郎、杭州厦门地区松井太久郎、包绥地区根本博、潮汕地区田中久一未亲自投降。投降日军五大单位之一的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志摩清英未在南京受降典礼与台湾地区受降典礼露面。　　至1945年12余27日止，所有在华日军均缴械投降。　　接受投降日军单位与人数的总计　　将以上资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所列各区接受投降陆军官兵数字相加，合计接受中国派遣军投降官兵（不含香港）1046510，另冈村宁次记述为105万，日本复员局海外军人统计表（《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合计为1049700。　　接受投降官兵还有中国方面舰队63755人（含香港）、第10方面军128080人、高雄警备府46713人（以上三项均依《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第38军30081人（依《中央日报》卢汉1945年11月9日记者招待会）。若取中国派遣军投降官兵1049700，则总计投降官兵1318329人（含香港）。　　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本陆军计有：1个总军司令部、3个方面军司令部、10个军司令部；33个师团（中国派遣军26个、第10方面军5个、第38军2个）、1个战车师团（中国派遣军）、2个飞行师团（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各一）；29个独立混成旅团（其中中国派遣军22个，第10方面军6个，第38军1 个）、11个独立步兵旅团（中国派遣军）、1个骑兵旅团（中国派遣军）；13个独立警备队（中国派遣军）；1个支队（中国派遣军）；陆军投降官兵合计120.4万余人。　　海军计有：中国方面舰队及下属海南警备府，高雄警备府；包括6个根据地队、4个陆战队、1个航空战队、2个警备队共13支部队（参见《中国战区接受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单位与人数考订》）；海军投降官兵合计10.9万余人。　　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历史上又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