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疑”重于“信”

张中行先生的文章，确如一饱览世事的布衣老头坐在冬日的阳光下，不紧不慢地拉拉家长里短，说说世态人生，简净素朴，不着余墨。我喜欢他的文章，还因为其怀人忆事、谈艺论学基本不离红楼沙滩 “老北大”，这里恰是我一直工作和曾经居住的地方。银闸胡同是他当年和 “林道静”（杨沫）同居之处，虽然现在面目全非，但每当路过这条胡同，我仍会不禁想起他的“银闸人物”中那些个有趣的“人物”，甚至会对“余永泽”、“林道静”们的不同选择和命运生发一番感叹。

同在京城舞文弄墨，与先生的近距离接触却只有一次。1995年5月17日，葛剑雄兄由沪来京，因张中行对他在《读书》发表的一篇文章曾赞赏有加，故《读书》编辑在东四北边的孔乙己酒家做东，宴请他与张中行先生，庞朴、王蒙诸先生作陪，在下也忝陪末座。葛、王均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汪洋姿肆、一泻千里之人，他二人凑一起，正是“侃”逢对手，整场饭局的“谈锋”自然被这两位垄断，只听他们侃侃而谈、你来我往、妙语连珠，他人委实难以置喙。张先生本是“主宾”之一，话却不多，只是静静地认真倾听。文与人，都给人以散澹飘逸、平淡冲和、粹然儒者印象。不过，如果对他了解较深，便会知道，他的慈眉善目之下还有“决不宽恕”的怒目金刚一面。他那凡事顺随平和的人生态度，却有着决不轻信，坚守着不少人都未能坚守的做人底线。

张中行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2006年，他人生的前70年，是中国社会大厮杀、大动荡的70年。在时代的狂风巨浪之中，个人只是扁舟一叶，能随波起伏不被惊涛骇浪吞没即是万幸。劫后余生，看到太多的死亡悲剧，张先生对生之不易的感受格外强烈，所以格外强调“小民要活”（“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他的要求实不过分，只是升斗小民能平平安安地 “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并不易得。1947年，他的家乡土改，再穷的村也要找出地主来，张家虽不富裕，但在村里尚属能吃饱之家，也成为土改对象。土改开始时，不断传来邻村打死人的消息，张家准备外逃避难，但此时村里被围，“对象”之家一个人也不许出。这时，张的妹妹不久前刚生一残疾女孩，狠狠心，把孩子按在水缸中淹死，全家人谎称埋孩子混出村去。他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就活不成了——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了”（张者：“张中行：决不宽恕”，《文化自白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有此经历，在新时代，他一直小心翼翼、兢兢业业，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能不表的态就不表，就是在大鸣放时，无论怎么动员，他虽有自己观点，却就是不“鸣”不“放”。因此，幸免右派之厄运。他不是学术权威也不是领导，历次运动都是有惊无险，甚至文革中，他虽然也受到监督劳动、被斗、认罪之罚，但毕竟不是重点，只是心惊胆战地看着朋友、同事、邻居被打被抄甚至自杀。而他文革中在干校三次被批斗的经历，也不过是当时许多小民的家常便饭，因此更具“典型性”。

到干校时，他已年过花甲。有次在水井打水不小心水桶落入井中，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结果此事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开了他的批斗会。第二次，是一天晚上正要上床时，听到有人在外喊“看彗星”，他也与大家一起跑出去看。以后的几个晚上，他为了看彗星有何变化，每天上床前都到院里看一看。没想到，有人向领导汇报，认为他动机可疑。于是，领导又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又开了他的批斗会。会上全部发言集中一点：看彗星是妄想变天。第三次则是他在劳动之余，伏在桌上悄悄在纸片上抄写唐诗宋词，被人汇报，又被作为 “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而且，这次“罪行”最为严重。因为当时只能读“红宝书”，而他有时间却不钻研该书。由于罪大，批斗也要大举，所以先来一番搜查，果然在他箱中搜出《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的合订本。“接着就开批斗会，审问，带这样的书，并抄录，是想干什么？”批斗会自然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竟敢轻视红宝书，可见无意改造自己，实为罪大恶极等等。他说，每次批斗会他都是站在会场中间，立正、低头、认罪，而没有坐“喷气式”、挂黑牌，实属优待 （张中行：《流年碎影》，第555－5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在这种严苛环境下，他认为，对小民来说，“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张中行：决不宽恕”）。不过，他还强调，人生在“顺”、“随”之下，还有一个做人的底线——“我一生不在背后窥人隐私，打小报告或告密，以求用别人的血换得平安或往上爬，就是在干校为奴也决不破例”（《流年碎影》，第554页）。因此，在文革中杨沫单位的“专政组”来外调，对他进行种种威吓，要他按他们的要求“证明”杨是假革命、是叛徒时，张中行却顶住巨大压力，说杨当年是真革命，而自己却是不革命的。后来，杨还写文章对此表示感谢，说他这次表现十分勇敢。言下仍有他当年钻故纸堆，没有随她走上革命道路是胆小之意。但她毕竟知道，这时的不说假话之人少之又少，需要的勇气却也不下当年的“革命”。

说到当年与杨沫的分手，张中行认为主要是两个人思想上有了距离，杨走“信”的路，他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的“疑”来自北大，他认为这是得自母校的恩惠。他承认，是在母校怀疑精神的熏陶下，摸索着走过来的。他毕生感念老北大推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使他一直保持清醒。“新的政局的变化带来排队的变化，因为许多人适应新潮，飞速前进，我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这种形势，我自己也觉察到，无论是为声名还是为实利，都应该也急起直追。”但他做不到，因为“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字’，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流年碎影》，第329页）。

所以，当北大约他撰文纪念建校90周年时，他的文章题目就是“怀疑与信仰”。他认为，教育的成功就是教人“疑”，让人不信。因此，他非常推崇早年读过的罗素的《怀疑论集》，他一直记得书中说过，历史课本讲打败拿破仑时，英国的说功劳都是英国的，德国的说功劳都是德国的，而罗素主张课堂上让学生兼念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不知所措，罗素说，能够教得学生不信，就成功了。对罗素此论，他大加赞赏，屡屡提及。他认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他说，自己的思想是罗素的怀疑主义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结合。他一家三代共有7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当然只有他是老北大，其他人都是新北大。“他总是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陈洁：“女儿眼中的张中行”，《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22日）。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