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30万冤魂,我们该诉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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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30万冤魂,我们该诉求什么?

[1283] (2009-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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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导读 .c2{font-size:10pt; font-family:Arial,宋体; line-height:15pt;color:#333333;} .c3{font-size:12pt; font-family:Arial,宋体; line-height:18pt;color:#333333;} 陈云林:别怕ECFA带来市场开放效应 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昨天鼓励台湾南部居民,不要害怕ECFA带来的市场开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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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年前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疑是南京人心头永远的痛。扩建后总占地111亩、建筑面积约25000平方米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宛如一块凸显的大伤疤,让人触目忆难,触目生悲。门外用30万人的血泪调和历史的尘土塑就的《家破人亡》、《市民逃难》、《冤魂呐喊》等大型雕塑,就像一个个黑色的惊叹号——应该说更像是黑色的历史钟杵,沉重敲击着参观者的心灵,叫人发出痛楚的心声。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外形被解读为“和平之舟”。为了平复参观者的悲愤心情,让人产生珍惜和平、祈盼幸福之感,纪念馆区西部冥思厅玻璃幕墙后特意辟建了总面积达32000多平方米的和平公园。根据介绍,和平公园设计上整个空间氛围以表达和平的美好为主题,南边的草坡自东向西缓缓下降,在接近公园纪念雕塑水池边与地面相平;两侧绿地植物也是由茂密到稀疏。用意即在于“让人们整理参观展馆后的压抑情绪,平复其悲愤的心情”。和平公园的中部的巨大的长条形水池意在起导引作用,目的是将人们的视线直接引向水池终点的和平女神塑像。和平女神塑像位于黑色花岗岩石材的“和平”基座之上,它由一个手托和平鸽的母亲和期盼和平的儿童组成,象征着人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和平之舟”,还作为纪念空间的“尾声”的“和平公园”,都让人联想到日本广岛的和平公园、和平之门。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位于广岛市街中心、元安川和本川汇合点的中岛町。是为纪念 1945 年 8 月 6 日广岛遭原子弹轰炸而建立的公园。原爆慰灵碑上刻有在原子弹爆炸中死难者的名单以及墓志铭,铭文的大意是:在和平下安息,错误不再重复。为纪念世界第一次核弹轰炸60周年,2005年广岛市又设立了“和平之门”纪念碑。设计者之一的阿尔泰说:“这些拱门代表的是通向另一个世界、通向我们向往的和平世界的门槛。”

   对于广岛而言,将纪念原子弹爆炸的公园以和平命名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反战的概念无疑是极具针对性的。由美国人指导制定的战后日本宪法也称为“和平宪法”。其核心是第九条,主要内容就是“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其战后发展道路也称之为和平发展道路。日本一直涌动的修宪运动“暗流”主要就是要冲击宪法第九条。所以日本的修宪图谋一直遭到曾遭受日本侵略的邻国舆论的强烈批评。

   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缺陷也是严重和显而易见的,它可以说是日本“模糊历史观”的具体体现。所谓“错误不再重复”就是含糊其词,是谁的错误?和平纪念馆内陈列的全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留下的物品和相关参考资料,却缺少日本发达侵略战争、荼毒别国人民的资料,没有对“原爆”之灾的真正原因有所反省。它让日本仅仅是以一种受害者的面目出现,而回避了日本首先是个加害者的问题。

   因此,在客观上造成两个纪念场馆的呼应关系是不恰当的。两国民众在战争中的角色有本质的不同,南京大屠杀的被难者是纯粹的受害者,而广岛原爆被难者则不然,他们是身兼加害与受害双重角色,原爆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是原爆灾民自饮自己参与酿制的一杯苦酒。这从两个公园的雕塑的不同之处就可以看出端倪。不像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纪念雕塑的人物主要是孩子,在南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的雕塑,受害者包括男女老幼,“被活埋的丈夫永不再生”,“一个无奈的知识分子的临终挣扎”等雕塑和铭文表现的受难对象是成年男子,而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纪念雕塑中,男人是缺位的,明眼人一下就可以看出广岛男人正在侵略战场上。在“原爆之子”等三座雕塑中,孩子都是受害的主角,妇女如“风暴中的母子”,“老师与儿童”里的母亲和老师都是配角,因为日本女人也不是无辜的,她们中绝大多数当时是狂热的侵略战争的支持者,是名副其实的刽子手帮凶。日本新娘千代子不惜自杀以激励蜜月中的厌战丈夫参加侵华战争,她的丈夫不负所望,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她的行为催生出了为侵略服务的“国防妇人会”。日本女人在街头制作“千人缝”,一千个过路女人每个人缝一针,赠送给日军士兵作为护身符等事例都是力证。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死难人数比广岛与长崎的原爆死难人数之和还多许多。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书名就叫《南京浩劫》。书中这样形象描述南京大屠杀人数之多:“一位历史学家估计,如果南京的死难者能手牵手,那么这队行列可以从南京一直排到杭州,空间距离约为200英里;他们流出的血液重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皮,如果将这些尸体一一叠起,可以达到74层楼房之高。”

   南京大屠杀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它并不是战争的必然结果。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势必会造成平民的伤亡,这是事实。但南京浩劫是针对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有意的灭绝人性的杀戮。《南京浩劫》记述:“中国男子被日本士兵用来练习刺杀和斩首比赛。估计有20000-80000中国妇女遭到强奸。许多日本士兵不仅强奸中国妇女,还将妇女破腹开膛,割掉她们的乳头,将她们活着钉在墙上。日本士兵强迫父亲强奸他们的女儿,儿子强奸自己的母亲,并迫使其他家庭成员在一旁观看。不仅活埋、阉割、割除器官和烤活人取乐成为常事,而且更为恶劣的折磨也时有发生,如用铁钩钩住舌头将人吊起;将人活埋至腰部,然后在一旁欣赏他们被德国牧羊犬撕碎。”这种杀戮是毫无人性的兽行,真如难民的“守护神”魏特琳女士在日记中所说:“好几位妇女来向我诉说她们遭遇的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经历,“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毫不奇怪,他们(难民)觉得侵略者就是野兽。”拉贝在日记中在写日本士兵的罪恶行经时,也所次使用“兽行、兽性”字眼:“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他们纷纷逃到我这里躲避兽性大发的日本匪兵的污辱和杀害。”“令人发指的兽行至今仍让他们感到不寒而栗。”“时时表现出残暴、野蛮和兽性,以致别人可以把他们同成吉思汗的部落相比。”“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正常的人不会做出这等事来!”

   南京大屠杀暴露了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它的阴暗、丑陋,可以从对有“活菩萨“之称的魏特琳的精神伤害中略见一斑。魏特琳女士是美国人,中文名字叫华群。1919年秋天她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在日本军队逼近南京,学校奉命迁移,美国方面也叫她撤离时,她毅然为 学校留守,认为:“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她将学校改为 战时收容所,专门收容妇孺,帮其免遭日军的蹂躏。为此日寇“曾批华教授的颧颊以泄 愤”。 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得魏特琳精神与肉体受到创伤,在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久,魏特琳的精神彻底崩溃,她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精神治疗。她的精神创伤和崩溃是因为丧心病狂的日军所暴露的人性之恶的狰狞面孔,以及其所制造的人间地狱的种种惨状,远远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所致。她本是一个很阳光的人,不仅因为她的心里有上帝,更因为她对美与善的热爱与追求。读她的日记,你能强烈感受到她对美与善的热爱,她的内心世界有一种可贵的天真,天真得甚至让人觉得很幼稚。在她的日记,经常出现美丽的景色描写,如皎洁的月光,松树和玫瑰枝上闪烁的露珠,的叽叽喳喳小鸟,蟋蟀在柳树上唱着动听的歌,月光的静谧之美,阵雨之后清新干净的世界等;与此同时是她对破坏美景行为的鞭挞,如“这一时刻本应用来欣赏大自然的美,而不应用在破坏和屠杀上”, “以这种令人憎恶的方式破坏这样美丽的夜色,真是罪过。”她的善良、天真更表现在她以己度人,她对日本国民、尤其日本妇女的极其幼稚的期盼上:“要是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 “如果一个国家的妇女不支持战争,一旦这个国家的男人想打仗时,妇女就停止缝补、编织和做饭,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阻止战争。”她哪里知道,南京陷落的时候,日本国民、日本妇女都狂热地投身到了庆祝胜利的汹涌的“灯笼波涛”里去了。她日记中记下的的种种美好的东西,其实也是她力图驱赶日军暴行在心头形成的铅重墨黑般的乌云的一种挣扎。罄竹难书的日军残暴行径,让魏特琳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她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治疗,但疗效甚微。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前,她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所以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宣布魏特琳死讯时说“ 像在战场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样,魏特琳女士也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她的去世被称为英雄之死。我倒觉得说她也是一名受害者更恰当。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有一个和平大钟,钟架是一座名为“倒下的300000人”的抽象雕塑:3根黑色的三棱柱,柱间上部层叠5个“0”,组成了“300000”的数字,中间挂钟的梁为一个“倒下的人”字形。站在它面前,我就想,在这场屠杀中,倒下的不仅仅是30万同胞的躯体,倒下的首先是日本兵的人性。后一个“倒下”决定了了前一个的“倒下”。在这里,祈祷人性比祈祷和平更接近事情的本质,更属放矢对的。张纯如说:“南京大屠杀应该被当作警世良言,告诉人们,人类很容易让自己的孩子被塑造成高效的杀人机器,并丧失人性”。这话说得很中肯。日本士兵接受的教育就是除了天皇以外,其他的个体生命毫无价值可言。东史郎在1996年写给张纯如的信中说:“如果我们的生命毫无价值,那么一个敌人的生命必然变得更不重要......这种人生哲学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俘虏。”

   因此,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我们的诉求点不应仅仅是泛泛的和平反战,而应该突出人性、良知、文明和生命的尊严。南京大屠杀的性质以“舟”喻之,是人性的覆舟,良知的覆舟,文明的覆舟。就使命而言,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称为“人性之舟”或“人性与和平之舟”,要比“和平之舟”更有意义。南京大屠杀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绳结,更是南京人和中国人的一个心结,这个心结需要日本民族的忏悔的眼泪才能消融。忏悔的眼泪是良知之液,它是中日和平友好之树必需的营养液。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高中部 王聿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