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麦苗青菜花黄：川西大饥荒纪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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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当年，温江专区普遍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组织起互助组。互助组是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生产互助组织。按照当时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构想，这是农业集体化的“最初级形式”。下一步搞土地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即后来所谓的初级社。再下一步，取消土地报酬，土地归集体，即所谓高级社。从而变土地私有为土地公有，变小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大农业。
党内没有人怀疑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了，农村仍然穷得一踏糊涂。问题是这个改造的过程有多长。毛泽东当时估计需要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苏联版的农业合作化历史证明，步子太快是要吃亏的。中央一再告诫全党，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大量存在的；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既要反对消极对待的右倾错误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思想，而且把为什么不能急，急了会产生的不利后果讲得很清楚。主持农村工作的中央农工部长邓子恢则明确指出，“今天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偏向，是主要危险。”14
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在实行统购统销以前，中央有效地控制着合作化的规模和进程，及时而坚决纠正急躁冒进偏向。这种冒进情绪当时主要来自于满怀革命激情的中下层干部和急于致富的贫困农户。
川西坝子最早实现“互助组化”的是新繁县，其中最风光的是禾登乡新民村的罗世发组和清白江李园村的冯泽应组。县里开群众大会，罗世发、冯泽应戴着大红花，骑在县上奖励的水牛上“走马夸街”。
根据中央的要求，新(解放)区合作化的步子应比老(解放)区更慢点。但是受到鼓舞的新繁县委沉不住气了。“光搞互助组，搞得再好也不算本事。新繁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搞农业生产合作化？”1952年初冬，县委决定在罗世发互助组和冯泽应互助组试办两个合作社。
新繁县委未经请示搞合作社，令对上级精神说一不二的地委书记宋文彬极为不满，打电话给新繁县委书记曹云生，下令将两个合作社解散。冯泽应的合作社叫散就散，解散罗世发的合作社却遇到困难——农民们不愿意散。
罗世发原是禾登乡乡场的剃头匠学徒，集结在他合作社的多半是和他一样的乡镇贫民，土改时分到了土地，他们“一无耕牛，二无农具，三不会种庄稼，只有光人一个，不搞互助合作就无法生产。”搞合作社土地、耕牛、农具入社、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对他们极为有利。还有建社干部描绘的光辉前景：第一步实现合作化，生产飞跃发展；往后，依靠集体力量，修电站，用拖拉机，开汽车盖楼房，大家都过共同富裕的生活……共产党可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乾坤不是一两年就让共产党扭转了吗？如今共产党要领着他们走一条从未走过的路，他们相信听党的话没错，苏联人民走这条路不是已经过上了好日子么？祖祖辈辈简直就没伸过皮的贫苦百姓，谁不想早一天过上这种好日子呢？
“我永远记得那晚上的情景”，亲自参加建社，又动员农民解散的喻权域忆说：“曹书记、戴声沛和我对社员说了许多话，社员不愿解散，有的社员当场哭起来，许多人跟着抽泣……”
深感同情又不敢违背地委命令的县委书记曹云生问喻权域怎么办，16岁的建设科“小科长”喻权域说：“农民坚持要办，我们就支持他们办吧，早迟都要办的，晚办不如早办。”曹问：“小喻，你有把握办好吗？”，喻胸脯一挺：“有把握！”。曹说，你们有把握办好，我就打电话报告宋政委。
曹神秘兮兮地把门关上，拨通了宋文彬的电话，详细汇报了罗世发社不愿散的原因，请求地委同意把这个社办下去。宋毫不领情，语气生硬，见曹喋喋不休，说：“解散你们那两个社是李政委决定的，你向李政委直接汇报吧！”说完就摔了电话。
“你看，碰钉子了。”曹悻悻地对喻说：“你说给不给李政委挂电话？”曹是李井泉的老部下，知道冒犯了李政委日子难过。少年气盛的喻权域劝他挂。曹提起话筒，又追问一句：“你们真有把握办好吗？”“有把握！”
长途电话那一头，李井泉语气温和。他仔细听了曹云生的汇报后说，省里正试办一个合作社，把农工部的强手都派去了。你们有没有干部力量？曹云生望了喻权域一眼，回答说：“还行吧。”李井泉说，既然农民不原意散，你们又想办，就试办一个，但你要亲自抓，又作了两条规定：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名字不得上报纸，二、不得组织参观，以免扩大影响。
李政委表了态，宋文彬只好同意，但他又加了一条规定，对外不得称合作社，仍称“罗世发互助组”。又从地委派了干部，组成地、县、区三级联合工作组指导建社工作。四川省第一社“新民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诞生，社员15户。
李井泉在合作化初期的稳健，体现了中央和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西南局对政策的把握，也和他吸取晋绥区土改中犯左倾错误的教训有关。然而1953年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建设开始后，粮食供求矛盾的尖锐使局势发生了变化。
就在作出粮食等农产品统购统销决策的前夕，毛泽东就互助合作运动发表了两次谈话，对合作化进展情况表示极大不满，批评在现阶段不急于改造农村个体经济的意见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他解释说，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共产党为农民做的诸般好事，如发农贷、发救济粮、搞农田基本建设，推广农业技术和新式农具等等，都搞到个体农户头上，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搞社会主义，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粮食大增产，解决粮食问题，那真是“难矣哉!”他批评“纠正急躁冒进”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该吹倒的合作社，“应当查出来讲清楚”。他说，党内党外都有议论，说农民还苦，“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我历来不是那样看的。”他要求今冬明春合作社要有一个大发展，要分派数字、摊派下去，合乎条件的地方“多多益善”。
毛泽东的讲话通过1953年底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贯彻实施，它和两年前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截然不同。那个决议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将是大量存在的”基本估价之上。现在情况不同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所以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
寄希望于通过合作化解决粮食危机不仅是身居权力顶峰的毛泽东，还有大批立功心切的中下层干部和急于脱贫的贫穷农户。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做好事要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以行“大惠”，使合作社享受到比个体农户更多的政策优惠。实行统购统销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土地私有的意义，更刺激了农民入社的“积极性”。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摊派数字，到54年秋后建立3万多个合作社，结果一个冬春就发展到7万多个。中央农村工作部见势不妙，1954年3月发出“收缩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警告盲目发展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混乱现象”，“得不偿失”。但“收缩”一阵，年底仍达到10万个。
统购统销和高征购在农村引起的混乱，使党内头脑清醒的领导人看到合作化过快可能造成的灾难，一再提出反对盲目冒进的主张。而毛泽东的看法恰好相反，他把混乱的原因归结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和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实现合作化，铲除自发势力的根基。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基层干部和一些农民办社的“积极性”，认为它是农民迫切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证。上有好者，下有好者，反对者夹在中间，越来越难以控制局势的发展。中央农工部计划1955年合作社发展到30到35万个，结果发展到67万个。
实际上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基层干部“直接、间接的威助下轰起来的”。1955年春中央农工部下令“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5月，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申明，停止发展是经毛泽东同意的：“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停下来，以后主席说，干脆就停止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他对试图通过合作化解决粮食危机发起抨击：
“事实上，办社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我们不是苏联，不是匈牙利，他们是工业化国家，我们就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物质基础，我们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可以想见，真正使合作社增产，那是很费劲的。……认为合作社办起来了就会增产，那除非老天爷保护它。认为只要插上社会主义旗帜就增产了，那就不是唯物论。”
“把这个高潮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是主观主义的，……光看他的表面；高高兴兴，双手举起来，甚至哭哭啼啼要求入社，你就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觉悟高了。这样看会使我们犯错误的，就助长了干部的冒进情绪。高是高呀，是不是好呢？好是好的，是不是那样好呢？不一定。是不是所有地方都那么好呢？也不一定。……盲目的认为普遍高涨，到处高涨，这里高涨，那里高涨，这是没有好处的。”（邓子恢：“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
批的正是毛泽东的基本观点。
亲口说过合作社停止发展1年半，不到半年就变卦。7月31日，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长篇报告，全面阐述其基本观点，声称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某些人却象小脚女人东摇西摆走路，“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领导已经走在群众的后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现在的情况不是“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胜利吓昏了头脑”，不能容许一些人“利用苏联的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如果不加快实现合作化，农村马上就要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他要求1955年合作社数量翻一番，达到130万个。最后，他对党的合作化运动方针作了重要修正，由“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改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这个纠正意义重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大前提是农民“自愿互利”，反对强迫命令；既防急躁冒进，又防放任自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则将运动变成彻头彻尾的政府行为，对农民来说，入不入社，何时入社，入什么样的社从此由不得自己了。
在此之前，四川的合作化运动相对稳健。对于中央在合作化运动中的意见分歧导制的时收时放，李井泉比喻为“开闸关闸”，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的名言是“新媳妇子放屁----一股一股的来”。毛泽东这把火一放，李井泉闸门大开，新媳妇顾忌全无。年初省委计划当年入社农户达到20％，年底已有70％的农户入社，温江专区达85％以上。
李井泉的合作化热情是和他的权力同时膨胀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