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思考

《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之《后记》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时间：2006-3-23 9:10:54 阅读：397次      
现状附上四川作家东夫写的《后记》 　　十五年以前，我就准备写一本有关大跃进的书，并开始了搜集资料的工作。之所以生出这样的念头，是因为这段历史对我个人的印象太深了。相信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除了极少数享受特殊待遇的人之外，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随着岁月的消逝，它似乎已经成为过时的话题。对过来人，它已是老生常谈；对新一代人，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天方夜谭。我发现，后者（包括学历很高的人）对这段历史不仅一无所知，而且根本没有了解的热情，听前辈人回首那段往事，一脸的茫然，自以为聪明者则断定是吹牛——天下还有这等事？这种情形我听同辈人感叹过，自己也多次遇到过。 　　这的确令人感叹：一个历来注重历史的民族，何以变得如此健忘？一场从历史的角度讲刚刚发生的、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浩劫，眼看就要成了外星人传奇。我们的营养充足、见多识广的青年一代对诸如清官秘史、纳粹暴行之类可以侃侃而谈，却对他们父辈的惨痛经历如此陌生。 　　事实上，过来人所了解的也十分有限。所谓“灾荒年”、“三年自然灾害”、“过粮食关”等不仅仍挂在人们口头，而且许多人至今也觉得那几年是老天爷把中国人害苦了。有关大跃进的书，国内目前也出了几本，但都是概略性的叙述，缺少生动具体的事实，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伟大的哲人说过：“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大跃进这页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惨痛之极，正因为如此，它可供我们思考、警示、吸取的教训太多了，应当将其详尽真实地记载下来，好好地研究，以免重蹈覆辙。据说，写建国后某些时期、某些事件，“宜粗不宜细”。“粗”就容易淡忘，把以几千万人生命为代价留下的教训忘掉，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呢？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成功的举措，例如农村体制改革，正是吸取了包括“大跃进”在内的诸多历史教训才有的。而一些弊端至今“长盛不衰”，大约就是因为太健忘的缘故，比如虚报浮夸，弄虚作假，一哄而上等等。 　　抢救和记录真实的历史，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有关这段历史，无非有三个资料来源，一是当时的公开出版物；二是历史档案；三是个人亲历。 　　翻开那时的公开出版物，所看到的和实际情况有天壤之别，留下的内部档案资料，大部分也与事实相去甚远，甚至是颠倒黑白的。如果后人只能凭这些东西去研究历史，真是太可悲了。在那个谁说真话谁倒霉的年代，许多真实的历史都留在人的记忆中，尤其是当时的各级领导者，掌握的情况更多。后者现在都脱离了领导岗位，没多少个人利害可虑；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看问题更实事求是，眼下他们差不多都是耄耋之年，来日无多，不抓紧时间，就人亡事没了。 　　怎么写，对我也是大难题。不客气地讲，有关建国后历史的书，受读的不多。大体上是两种风格，一是教科书式的，泛泛而论，空洞枯燥；一种是所谓“纪实文学”，水多油少，过多的议论、情绪化的渲染，以及“合理想象”的细节，文学不象文学，历史不是历史，不伦不类。我试图用纯纪实的方法来写，所述及的任何事件、场面和引文，全部根据当时的公开出版物、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访谈记录，决不搞“合理想象”。我相信，那段历史本身就精采之极、震憾人心，让事实说话，比什么议论都有力。 　　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史料，为我个人能力所不及，只能选择一个局部地区。四川大跃进搞得最左，灾难持续时间最长，死人几乎占到全国一半，很有代表性。温江专区是四川粮食主产区，天府之国所在地，其中的郫县、红光公社是毛泽东等众多领导人物亲临视察过的地方，更具典型意义。我认为，把这个地区大跃进的来龙去脉写清楚，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同时，我生于斯长于斯，有搜集材料的种种便利，有的甚至是得天独厚。 　　为此，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查阅了上千万字的档案材料，走访了数以百计当时的领导干部和当事人，而后对资料筛选、核对、整理、消化。可以说，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 　　历史是人写的，写历史自然要写到人，这是写当代史的一件难事。说好的无妨，揭人之短就容易惹麻烦。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种写法，也就作好了应付挑战的准备。事实证明，那时候做过错事的人绝大部分是形势所迫，但确也有少数人品低下者，这种人任何时候都有，社会大变动时期更少不了。我不怕触犯什么人，只怕冤枉了什么人。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件好事，它迫使我下笔更严格、更谨慎，尽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把事实搞得更准确。 　　当我认真学习这段历史时，我发觉大跃进决非偶然，而是有历史原因的。建国初期，“人民急于求富、政府急于求成”是一种普遍情绪。毛泽东急于实现工业化，国家工业底子又太薄，几乎完全要靠农业的积累来完成，使农民不堪重负。毛泽东热衷于快速实现农业合作化，是认为合作化能创造生产奇迹，为工业化提供强大支持。一九五五年大规模的合作化开始，虚报、浮夸、瞎指挥就伴随产生。一九五七年一个反右运动，堵住了党外的嘴，毛泽东真以为合作化创造了奇迹，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堵住了党内的嘴，巨大的灾难随即发生。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这个过程，我在第一章中对温江专区合作化的历史作了简略的回顾，我认为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写这本书，对我相当于修了一门大跃进专业课，感触很深。了解的东西越多，就越感到这门功课的深奥。本书所记述的，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渗透于其中的个人观点，无疑是很浮浅的。真实的记载，实是求是的直面、研究和总结这段历史，对国家和民族大有裨益。 　　有人试图用建国后十多年中工业化的巨大成就，证明当时的农村改革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农民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说法给我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建设国家的目的何在？脱离现实利益的国家利益对老百姓有何意义？这样的“牺牲”对人、对家庭难道不是巨大的灾难？如果真是这样，当年的那些宣传岂不是存心的欺骗？ 　　我相信当初党和政府不是这样考虑的，竭力推行这套政策的毛泽东也并非是要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工业化。恰恰相反，毛泽东坚信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农村的生产力迅猛发展，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并为工业化提供强大的支援。他犯的正是他经常批评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当然以后的错误就不仅限于此了。 　　真正的问题在于，历史证明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并不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试图彻底公有化的公社化运动则给农村造成摧毁性的破坏。如果说对合作化的热情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执政党及其领袖幼稚的冲动，那么当实践已经血淋淋地证实了此路不通，还要“头破血流决不回头”地一条路走到黑，并且残酷打击持不同意见者，这就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了。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国家太穷了，想快一点富起来。它使我们看到，纵有伟大的豪情状志，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同样会带来多么惨重的灾难。遗憾的是，这种“快速致富”的急躁病多年来一再复发，比如一九九二年以后的泡沫经济，遗患至今。我们总是以为思想解放就好，保守就不好；胆大就好，胆小就不好，那就看看当年人们思想有多解放，胆子有多大吧，结果呢？ 　　有人说，毛泽东当时头脑发热，是受了下边的蒙骗。这是事实，问题在于，为什么从上到下假话如此盛行呢？这里头学问就深沉了。不探讨、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单凭所谓“提高认识、端正党风”是无济于事的。如果现实总是弄虚作假、吹牛拍马吃得开，能指望杜绝假话吗？所以假话说到现在，而且手段逾见高明。假话之可怕，就在于上面听信假话，并作为所谓“宏观决策”的依据，那就足以祸国殃民了。 　　农民，是中国政治、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基石，当年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争取了农民的支持，从而获取了政权。建国后毛泽东最大的决策失误，也是在农民问题上。所导致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制约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他所理想的农业革命的失败，对其政治路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邓小平改革之初最明智的决策，就是支持了责任田制，仅此一举，就把困绕了新中国三十年的粮食问题解决了，为整个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农村的稳定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农村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 　　记得文革中一个老干部对我说过，“党内的矛盾，就是从大跃进开始的。”读过这页历史，我更感受到其中的道理。大跃进是到那时为止毛泽东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或许他不该负全部责任，但至少应负主要责任。他的神圣的权威因此受到削弱。事实证明他并不是永远正确。打倒彭德怀，以后事实证明人家是对的也不准翻身，更难以服众。以毛泽东的猜疑和敏感，则将其放大成一场危机。我不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纯粹是权力斗争，但是我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导致毛泽东搞文革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二者的联系怎么估价都不过份。 　　读过这段历史，我为那个年代敢于舍身为民的共产党人充满了敬意，他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勇气，是任何心存私念的人难以承受的。不少人产生过这样的疑问：饿死那么多人，为何不见老百姓造反，天下大乱？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都能和人民同甘共苦。所谓“特殊化”实际非常有限，而且往往是被夸大的。中国传统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大跃进时期是前所未有的平均主义社会，它对民怨有巨大的化解力。今天，我们尽管可以指责那时种种愚昧行为，但又不得不为那种真诚的理想主义而感慨。 　　我能完成这部不成熟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家人的支持，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关心、鼓舞和启迪。由于父母的帮助，我才有可能采访到众多的老干部，大家都尽力为我的工作提供方便，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援，我将永志不忘。 　　我要特别感谢我情同手足的挚友吉小锋先生，没有他的帮助，我将无法写成这本书。 　　感谢热情接受我的采访的老前辈们，感谢他们提供的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毕生经历沉淀下的经验和观点。 　　感谢我军旅生涯的老战友孙友军先生、岳建功先生和黄锡泉先生，他们用不同的形式给我宝贵的支持。 　　和我的父亲有着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曾经担任着许多重要职务的我的尊敬的老师喻权域先生，一开始就伸出援助之手。他亲笔给我写下的回忆材料和意见长达数万字。他的高尚的人格极大地激励了我，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和史料都得益于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我的朋友和老师胡小伟先生的真知灼见使我得益匪浅，他同时为该书的修订、编排、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谨表深深的谢意。 　　严格地说，写这样的书为我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所不及，种种错误在所难免，我将真诚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修正。如果本书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那段历史的重视和研究，我就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