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的“钱力”与脆弱的权力\\我为什么宁愿“苟”活在苦难的人间

黄光裕案就要开庭审理了，迄今已有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等涉案高官落马。媒体近日又报道，上海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朱影涉入此案，日前正式被刑拘。曾有人评论说，黄光裕案证明了资本的邪恶。如果换一个观察角度，也可以感慨，收买权力其实不难。

一种持平之论说，钱无所谓善恶，关键是人怎么看待它运用它。

黄光裕一度是中国首富，他有的是钱。应当说，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勤劳致富的，这名成功企业家旗下的国美电器为不少企业提供了销售平台，为很多人提供了饭碗。黄光裕的金钱进入商业流通领域后，就变成一种社会资本，这为黄光裕带来了财富，也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福利。在这一面，金钱表现为善。

但金钱作为一种等价物，它可以用于收买，包括该买的和不该买的。不是金钱一定要收买它不该收买的东西，而是掌握金钱的人运用金钱作恶。检察机关对黄光裕的指控，据称主要是内幕交易罪和行贿罪。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具体如何涉及此案，目前缺乏相关信息，难下结论。但这些人大多分布在政法、纪检系统，他们能为黄光裕办的事，大概就是替他的不法情事撑腰。自然，这少不了一桩桩钱权交易。

通过钱权交易，黄光裕买到一部分权力，然后以权制权，达到以小搏大发横财的目的。从时间上看，先有钱之恶，再有权之恶。而在权力作恶之后，金钱也就更加邪恶了。黄光裕有的是钱，而在权力从旁协助之后，资本才可能在邪恶的方向上发展。国家设定的游戏规则，在黄光裕面前有等于无。除了行贿，如果黄光裕被判定有更多罪行，那一定是金钱与权力合谋的结果。

资本之恶，黄光裕是一个例子，华尔街之于金融危机也是一个例子。对于资本的力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孙中山主张“节制”。但在资本与权力的关系上，我看到了中外的某种差异。华尔街出了一批巨骗，这些巨骗逃避了政府监管，自己发了财，投资者遭了殃。美国政府在其中的责任，是“监管不力”，并无官员涉入。而黄光裕作为中国首富锒铛入狱，却把一批大小官员拉下水，完全可以说，权力本身成了金钱作恶的同谋。

黄光裕案提醒我们，必须警惕资本的力量，而政府目前所要做的，就是加强对市场的规范和监管，包括强有力监管资本的流动。而要规范市场与监管资本，必须首先规范权力，对权力运作进行有效监管。从贪官受贿之巨，我看到钱权交易的兴旺发达；从贪官拿钱不多，我又看到权力被贱卖，而在权力被贱卖的背后，则显然是一种权力的“无主”状态。

十年砍柴

云南省红河州新建的政府大楼，豪华气派，仅门前的广场就占地1000亩。如此大手笔没成想带来一个“副产品”——此地集聚的传销人员，拿这个政府新办公楼群作为发展下线的卖点，极尽附会之事，传销团伙以此来骗人相信其行为有“西部大开发”的官方背景。（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

这条耐人寻味的新闻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传销行为是睁只眼闭只眼，原因很简单，传销者多从外地诱骗而来，其利益被损害对本地经济、社会不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而且还可能拉动此地的餐饮、房屋出租、金融等诸产业，若不是舆论反响强烈，政府有关部门没有主动出击的积极性；其二就是公权力在中国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其耀眼的光环无远弗届，从权力大树上扯一片树叶，对一些小老百姓来说，足可以遮风避雨，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不乏处心积虑和权力拉上关系的人和技巧。

古代有一则笑话，京城一个老太太死了，让人写神主，家属要求无论如何和官府拉上关系，但其近亲远亲都没有为官的，题写神主的先生只好大笔一挥:“国子监祭酒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王婆之神主位。”这种曲里拐弯的攀附，看起来可笑，可在中国社会中很正常，原因无他，因为和权力扯上关系，能给人带来实际利益，这也是中国“官本位文化”数千年不衰落的根本原因。

我们只要稍稍留心一下当下的新闻报道，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冒充领导亲属行骗的人，其伎俩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很拙劣，但匪夷所思的是，破绽百出的骗局让许多人陷进去了。这当然不是因为国人普遍智商不高、社会经验不足，而是权力的辐射力太强大，权力带来的孳息太丰厚，权力让人过于敬畏，总有一些人对打着权力大旗的人与事不敢质疑或不能质疑。

以利用州政府大楼进行传销为例，有些附会真是荒诞不经，比如广场上三个大碗的雕塑意味着只能发展三个下线等等。可如此荒诞的解释为什么还能大行其道，会有人入彀呢？留心一下生活中一些小事，就会发现许多人缺乏的恰恰是现代社会文明规则的常识，缺乏起码的逻辑知识，有些事情按照现代社会的一般规则，运用简单的逻辑就能推演出荒谬的结论。与此相反的是，这个社会不乏充满“诗意”的联想，《山海经》里的故事放在今天都会有人相信。比如有人相信一夜暴富可以在自己身上重演，有人相信权力无所不能，于是乎，利用州政府大楼来做传销的创意就不足为怪了。

分析这些怪相，我以为根本的原因是在许多地方，公权力的运行不透明、不公开，公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公权力强大到几乎可以支配社会一切资源，其养在深闺的面目不为人知，而具有强大威慑力。那么这种“神秘性”必然会导致人们想方设法地借用公权力的光环来牟利，而不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难以让普通民众去辨别真相。面对强大的权力宁信其有，不敢信其无，一旦较真，万一碰到的真是某大官的亲属，那岂不是把人得罪透了？这就是有人借用官家名义而行骗的拙劣骗局能一再奏效的原因。再以红河州为例，如果在一个民意能得到充分尊重、媒体监督无所不在、行政部门和官员违法违规能得到及时和严肃处理的社会，老百姓一个电话打给政府就真相大白。但在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许多人没底气敢去找政府来问个究竟，或者说没有这种习惯。而这种习惯之所以难以养成，是现在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让民众并没真把自己当主人，把当官的当仆人，而是相反。

什么时候权力运行公开透明，人民群众能通过各种方式全天候地监督公权力机关，利用豪华的州政府大楼来发展传销下线的黑色幽默就会消失。

凤凰卫视12月22日《总编辑时间》以下为文字实录：

吕宁思：《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又快到新年了，阁下最关心什么事情呢？全球气候变暖、贸易保护主义，还是美国增兵阿富汗。在我身边大都是跟我一样的平庸者，就是香港打工仔一族，所以我们关心的大都是明年能不能加薪。其实不仅仅是草根打工族，既使是那些高级白领、专家、学者，嘴上体面不说，心底下也是念念在滋的。

实话实说：金钱是奋斗的动力

吕宁思：本港词曲作者兼歌手兼专栏家陈颂红最近写的一篇短文有意思，她再次的重复了一个简单的真理“钱是我们奋斗的动力”。他引用郁达夫当年的名句说，“袋里无钱，心头多恨”。据说郁达夫在大学任教的时候，表面上他的月薪是117元，实际上他只有30元落进口袋，这样看来他的恨理应可以翻4倍。也许正是这个缘故，翻查一下郁达夫的教学记录，他在不同大学任职的年期大都是在一年之内，最短的一次只有4个月，为什么呢？很简单，薪水不满意，跳槽。一连串的科学实验证明，如果人们不断的被他的长官和上级以金钱提醒、鼓励，他在面对艰巨任务的时候，会明显的表现出更大的努力和毅力，而成绩也会比其他没有受到金钱提示的人更加出色。

我们中国古代就有故事说，在隋朝，本来被贬官的郑译，他又被隋文帝恢复了沛国公的爵位。更命内史为他写一篇诏书，当时的丞相高颎就跟郑译开玩笑的说，笔干了，写不得了。郑译笑着回答说，不得一钱，何以润笔。文人是讲风骨的，不过付出的脑力，钱照收也是必然的。所以连毛笔都要靠钱去润一润，后世就把润笔说成是作家稿费的同义词了。香港比如说作家亦舒，她也说过人必须要对酬劳感到满意，否则就会心怀埋怨，不能好好的工作。所以亦舒的写作生涯当中，最大的喜事就是加稿费。她直言不讳的说，令她最生气的人就是不给她加稿费的老板，当然令她最愉快的人就是肯加稿费的老板。

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这些最深沉而又极其朴素的命题曾困扰着古今中外多少哲学家、思想家穷其一生的探索。然而正如生命本身是如此复杂而神秘一样，生命的意义更是意识形态无法捕捉而又难以忽视的抽象轮廓。

近日以来，随着见诸报端的大学生自杀事件越来越频繁，心里由最初的惋惜到震惊再到悲哀与反思，继而麻木、生厌。据楚天都市报12月21日报道，“四天前，武汉江夏区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一大三女生，疑因感情问题，在寝室烧木炭自杀”，无独有偶，12月18日，武汉中国地质大学一大四男生寝室内自缢身亡；12月17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女生雨夜6楼坠亡；12月16日，湖北大学一大四学生竟然因找到工作喝酒庆祝猝死；12月15日，江汉大学大三女生宿舍楼7楼跳下身亡。短短半月之内，据不完全统计，武汉高校学生自杀人数至少在10人以上。看到这些血淋淋的生命悲剧，令人惋惜，生命的陨落如此悄无声息却又轻浮得如同秋日悲凉的落叶，当大学生自杀已经不再成为新闻时，可以想象这个社会将面临一种怎样的情感荒漠，当沉重的生命都变得如此轻薄与随意，还有什么能寄托人类文明的信仰？

而最终引起媒体与公众关注的是上海海事大学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的自缢事件，最终挑拨了社会大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但讨论与反思终将结束。随着白布与尘土一起掩埋的年轻躯体尚且尸骨未寒，留下的悲剧与叹息依然存留在这个被诩以高度文明的自然社会中。无独有偶，这些大学生自杀皆因感情受挫、学业失意、就业压力，当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就此陨落，什么都可以成为死亡直接的诱因，然而又有多少人试图从生命本身应有的尊严与仪容去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生命本该是一种高贵而自觉的行为，人类文明自古以来视生命尊严高于一切，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注重生命礼仪、伦理传统的古老国度。自古至今，亡者为大，躯体入殓向来有一套极为严肃的生命仪式，绝不容许任何侵犯与亵渎，这其实反映的便是这个民族对生命本身固有的尊重与敬畏！

然而，随着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率的节节攀升，当大学生自杀不再成为新闻咀嚼的话题时，可以想象，这个社会将面临着一种怎样的制度系统与情感伦常的双重崩溃，更为可怕的是，在我们这个宗教传统向来就严重漠视的民族，信仰危机带来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缺位，将让现代文明衍生出来的“理性经济人”何以承载生命原始的重量？在这个经济文明迅速膨胀、生态环境日益失衡、信息资讯快速消费、感性思维逐渐流失与泛滥的社会现实下，缺乏对生命本身敬畏的躯体将何以承担丛林法则下日益窘迫的生存压力，更别说延续人类文明的传承。

我无意指责大学生选择自杀的深层或表层动因，也不想探究社会体制与教育关怀在青年精神成长下的何等缺位，因为在生命的尊严面前，任何口诛笔伐的言辞申讨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我所寄往的“制度反思与塑造个人内心的强大”以对抗这个日益病态的社会希望能同时进行。大学生自杀固然与整个教育制度、社会压力紧密相关，但是当人性的曙光开始逐渐偏袒经济理性的时候，年轻的学子们，我们是否更需要建构一个坚强的心灵内核用以抵抗现实世界的精神荒漠。当我们夜深人静，暮然回首那远在山村皱纹满布、银丝渐袭的双亲时，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天伦悲剧，我们年轻的孝道当何以承载？相比子欲养而亲不在，就连追悔的成本都已经丧失！

相反，当我们这些整日接受高等教育、城市品位、经济生态以及理性文明等现代化“规训”，并自诩象牙塔之子、社会精英的“高等公民”，在现代都市的繁华中因为找不到生命价值意义而又患得患失的时候，可曾意识到，在所谓“现代文明”还不足以普照、甚至或多或少仍处于蒙昧“迷信”状态下的社会底层民众，对于原始的生命是何等的敬畏？他们偏安一隅，过着极度原始的生活方式，至今仍然对大自然及生命本身保持着原有的敬畏感，尽管面临艰难的生存压力，但他们却隐忍得像路边的小草一样，坚强得如同风中的大树。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卑微愚昧得还没有意识到生命的意义所在，那么如果现代文明的的“规训”是以对生命更加“高贵”漠视的方式让我体认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话，那我宁愿选择愚昧无知，只是因为生命本身弥足珍贵！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接受的教育却连我们本身的生命都没有勇气承担？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脆弱？看看那些整日跟泥土与灰尘打交道的民工，一如长期生存在偏远农村的祖辈一样，他们的顽强与坚韧是如此生机勃勃，死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亵渎的字眼，生命的陨落形式无非疾老而终，除非极度苦闷，否则就算是年轻的压力再艰难贫困，年老的生活再孤寂落寞，他们依然相信朴素的生命法则，宁愿“苟且”地活在这个遍布灰尘与烟霾的尘世上努力而积极地去改造现实，“贪婪”地吸取着人间每一丝温存，即便是再卑微的冷漠。

所以，年轻的学子，当你们还在为感情纠葛、学业失意、就业压力逼迫得找不到现实的出口时，就算没有力气仰望无际的天空，也请驻足沉思脚下的土地，那些厚实的大地就像小时候父辈的肩膀一样宽厚而有力，我们应该在繁华与迷乱当中去努力寻找一种朴素，回归对生命本身原有的仪容与敬畏。在教育与社会制度渐式入微的改革启动之前，最起码让生命的纹理保持活跃的跳动，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也请回望一下远在家乡父母殷切的期盼！

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我之所以选择苟且地活着，是因为我尚且相信人间的温存与善良，就算形如“蚁族”、住如“蜗居”，我依然尊重高贵的灵魂，绝不“心为形役”，就像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伯伯一样，对生命保持天然的敬畏，把希望埋在地下精耕细作，虔诚地相信春天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