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事不足的哥本哈根

成事不足的哥本哈根

英国《金融时报》 社评

2009-12-21

　　奥巴马(Obama)出发前往哥本哈根之前，白宫表示，空洞的协议将比没有协议更糟糕。在气候大会结束之际，巴拉克•奥巴马称哥本哈根共识——除了拳头相向之外，人们想象得到的最空洞协议——为一项“重大突破”。奥巴马在国内外的可信度成为这个可笑结局的受害者之一。

　　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拼凑而成的这项协议不过是目标的表述。它认同了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的科学观点。它呼吁发达国家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以支持穷国的减排努力，但未说明谁出钱、出多少钱、接收方又是谁。这项协议似乎没有让任何缔约国作出任何承诺。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这种结局感到失望。欧洲可能会奇怪自己为什么被排除在外。大会作为一个整体，实在做不到对这个空洞的宣言表示支持，而只能表示注意到了这个宣言。

　　人们纳闷的是，一场总结两年详尽谈判、并以此前十多年多次谈判为基础的大会，怎么会分崩离析，陷入如此的混乱？就好像与会者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在最基本的问题上都缺乏共识。这些国家究竟是不是去谈判有约束力的减排限制的？似乎没有人知道答案。

　　从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混乱不堪。在这方面，对细节的关注让人印象深刻。组织者邀请的与会人数超越其接待能力，当人们抵达时，组织者感到束手无策。与会代表在寒风中排了数小时的长队，这幅场景最能说明问题。组织者计划庆祝一项伟大的全球新协定——但这场派对成了一场灾难，而且他们忘把协议带来了。

　　即便各国政府不能承认，它们也必须认识到，哥本哈根大会比无济于事还要糟糕。如果你将全球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上，就必须拿出成果来，否则政治动力就会消失。将人人皆知的失败宣布为一场胜利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现在的危险是失去前进势头。以后，各国政府必须遵守国际合作的黄金法则：先达成协议，再安排庆祝活动和合影机会。

　　除此之外，哥本哈根大会揭露了前进中的哪些障碍，而什么才是克服这些障碍的最佳方式呢？

　　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全球合作，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全球已经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存量是推动因素。集体行动至关重要。搭便车的问题显而易见，必须得到应对。但最大限度式的解决之道——对温室气体排放施加限制的全球协定——将特别难以实现。

　　即便意愿存在，实施限制也会成为问题，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就充分证明了这点。如果最大限度式的方案能够在明年12月的墨西哥会议前及时恢复生机，那也不错；不过关键在于，不能让这一点成为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我们需要的是更大的务实与灵活态度。

　　美国和中国可以做个表率。在哥本哈根，两国间的摩擦明显可见：美国要求对减排效果进行独立验证，而中国则抵制对其主权的侵犯。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多大的分歧：美国国会和中国一样唯恐失去国家主权、一样提防国际义务。两国都应该以身作则——它们或已宣布单边低成本碳减排政策，或正在讨论之中：美国的“限量及交易”(cap-and-trade)法案和中国的降低碳排放强度举措。国际框架无需拘泥于死板的协议，尤其是不能妨碍那些方向正确的政策。

　　长远来看，大致相当的减排力度是必要的，但判定这一点的方式多种多样。与提前数十年设定量化限制相比，以监测碳排放的有效价格作为合作基础，更容易做到。国际框架应该努力适应这种比较宽松的协作模式。慷慨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是应该的，但应当另行谈判。同样，我们需要将问题分解成易于掌握的较小部分。

　　哥本哈根大会显示了当前方法的限制所在。重新恢复国际合作至关重要。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降低一点要求。

　　译者/何黎

　　来源：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402

哥本哈根的中国尴尬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王之渺

2009-12-17

　　继12月13日中国副外长何亚非表示中国愿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优先让给非洲和小岛国等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使用之后，出席哥本哈根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15日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但与此同时，解振华也澄清了之前何亚非关于中国可能不会获得援助的表述，重申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强调自身是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一部分，而由于历史原因，发达国家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承担更多责任，是中国此前在类似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而此次在哥本哈根，人们似乎第一次如此明确地听到了中国讲硬币的另一个侧面。这一场有关表述的小小风波，是否折射出中国地位和态度的变化？

　　分歧层出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各国期待达成具体共识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两重：第一，不同国家应当做出哪些具有切实可操作性和约束力的减排承诺；第二，富国应当为支持穷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哪些支持。面对所有目标，人们熟悉的模式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排头兵”，带领“穷兄弟”们向发达国家争取援助，促使发达国家承担更多减排责任。而如今，如果把这两重目标分解开来，不难看出，中国已经面临和广大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都远不如它的发展中国家分道扬镳的险境。　　

　　虽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灾难是人们强调最多的全球课题，但实际上，与那些更根本和长期的问题相比，各国在哥本哈根的气候峰会上最大的担心恐怕都更加切近，且各不相同。如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且保持着惊人的发展速度。无论它再怎么坚称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无论像何亚非这样的官员再怎么强调中国仍然有很多地方甚至还没有电，任何一个到过北京或上海的人恐怕都很难被说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应当与非洲大陆上那些最贫穷的人们一样得到援助。

　　与此同时，作为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世界对中国减排的期待给它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要在不牺牲保持整个社会稳定所必需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下，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落实其在大国形象的压力下承诺的减排目标，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面对现实，似乎不难理解，中国已经不再期望从发达国家得到很多援助，而是坚守在减排承诺上给自己留有空间的底线。如何亚非在11日的吹风会上明确表示的：虽然中国愿意主动对减排做出一系列承诺，但绝不接受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资源采取的自主减排行动接受国际核查。而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是否接受国际核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减排目标的实质约束力，仅具有国内约束力的目标对中国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与害怕在减排的压力下失去经济发展机遇的中国不同，那些在现实中看不到太多改变贫穷现状的希望、被全球化经济不断边缘化的最不发达国家，更多地期望抓住气候变化给他们带来的难得的话语权，向发达国家施加压力，争取世界财富分配的天枰向它们倾斜。上周以太平洋小岛国图瓦卢为代表的最不发达国家提出的将全球温度增加上限设置为1.5摄氏度的修正案，使它们与不希望减排标准过于严厉的中国之间的矛盾显得已经十分明显。

　　这种情况下，中国最担心的恐怕不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而是被“穷兄弟”们“排挤”出发展中国家的阵营。发达国家显然希望分裂中国与77国集团，而一旦广大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中国留在自己的阵营内部并不会帮他们给富国更多压力，争取到更多援助，它们也许会觉得，不如把中国推出发展中国家阵营，作为承担这种压力的对象。而这正是中国最害怕看到的：没有“穷兄弟”们的支持，它将很难再坚守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这不仅仅意味着没有了援助，更重要的是要承受严格的减排目标对高速发展中的经济致命的冲击。

　　由此，中国一再向最不发达国家示好的姿态便容易令人理解。在情况尚未恶化到上述对中国最不利的境地之前，它宁愿主动表示自己愿意让出发达国家的援助，同时声称自己要为资助贫困国家和地区做出最大努力。这一外交表述重点上的转变并不代表中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有何激烈变化，而我们从中可以读出的，是已经被置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夹缝中的中国，在哥本哈根努力维持的艰难平衡：关于援助的暧昧态度背后，是中国真正不愿放弃的底线，即减排目标绝不可威胁到经济发展。

　　为此，它不能支持最不发达国家期望的严厉的减排目标；但也是为此，它更不能承受丧失发展中国家地位，接受和发达国家同样的约束。因此，如果在援助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慷慨能够让发展中国家相信，中国留在这里仍是对它们有利的，对中国来说显然十分值得。然而，这样的平衡能维持到何时，恐怕还取决于中国能承受的慷慨最终能否填补它与众多不发达国家之间已经越拉越大的鸿沟。

　　来源：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338?page=2

Christian Charisius/Reuters 上周三，在哥本哈根市政广场上举行的“地球一小时”(Earth Hour)熄灯活动中，一名小男孩骑在爸爸的肩膀上，身后是一个带有互动显示器的地球仪。活动的组织者呼吁哥本哈根市民在当晚统一关灯一小时。

读者来信

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不应避重就轻

2009-12-15

FT中文网编辑：

　　读了《“中国减排不需要发达国家资助”》一文，我有个疑问，即如果把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看作是一个系列发明的集成，这个发明是功还是过？是贡献还是罪过？简言之，西方发达国家150年前应不应该搞工业革命？

　　我认为，以历史的眼光看，它仍然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一个伟大的发明。没有这个发明，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这个发明的成果，从中受益。

　　而且，中国最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也要感谢这场工业革命，也要感谢发达国家后工业革命时代发展的高新技术，包括生物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我们也是受益者之一。

　　 但是，这个发明并非完美，也有副产品，比如环境污染。以历史的眼光看，几十年前对环境问题认识不深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为有这个负面作用，就认为这个发明是一个罪过，发明它的西方发达国家有罪，应该赎罪。

　　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都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和紧迫，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我们要做的，是尽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的事，为这个地球做贡献，而不是总盯着工业革命过程中产生的负面作用，让别人赎罪，别人这些发明的益处，我们就完全不提。要知道，我们不是单纯的受害者，也是受益者。

　　同时，我完全同意：发达国家历史上排放更多，责任更多，应该承担更多减排义务。

　　假如你是地球，正被碳排放窒息着，你关心的是排放总量立刻下降，让呼吸略微顺畅一点呢，还是更关心单位GDP排放的减少，而在总量上继续增加，并且不承诺增加的多少和增加到哪一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所有地球人在同一条船上，没有单纯的受害者。

　　我们这三十年的发展，在碳排放方面恐怕发展得更快，这三十年对碳排放总量的贡献，比不上美国，跟俄罗斯、巴西、印度相比如何呢？

　　再看我们碳排放的成长性。从 2006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了。我们总量第一，还会继续第一，这个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但我们不承诺增长到何时，不承诺增长多少，就不是负责和积极的态度了。如果真心要做，何惧三可？须知我们不是单纯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

　　关于人口的问题比较复杂，我没有想得很清楚。但不论70年代前的婴儿潮或是后来的计划生育，总体来看，是我们政府的失误导致了我国人口不适当的增加，不仅危害我们的发展，也不适当的加重了整个地球的环境负担，我们是否应当为这个失误负一定的责任？

　　有很多人拿农民工说事儿，认为非如此农民不足以有饭吃。在中国，0.1%的富人占有了41%的财富，0.4%的富人占有了社会70%的财富(源自世行报告)，是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有人吃不起饭，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到底是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还是GDP的发展速度问题？

　　在我们上大学的八十年代初期，没有听说过上不起学的，有些困难的同学，靠助学金还能补贴家用。

　　“中国的赶超速度世界第一”，几十年赶上了别人一百年的发展，说明了后发优势，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以及后来发展的新技术，这样快的发展可能吗？如果没有计算机、网络、生物科技等各种发达国家发展的新技术，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吗？我们有受害，就是污染，但也有受益。

　　还有很多人说环保问题是西方的阴谋。图瓦卢（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人口约12000，已有一半，近6000人移居他国了，因为国家正在沉陷。马尔代夫的许多岛屿，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今年怀疑论者在中国很有市场，我以为，不健康的受害者心态是一个原因。

　　低碳发展之路，对中国来说一定压力很大，但未知不是一个机遇。如果敢于正视问题，把分配等民生问题处理的更好一些，将经济结构花大力气作顺应潮流的改革，虽然GDP发展慢一点了，或许人民的幸福感可以不降低，吃不起饭的人还能减少，而且这样的发展能更持续，我们的环境也更清新。

　　世界上的国家都在同一艘船上，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责任，我们才有希望。特别是，自信的人，不要有受害者心态，总觉得别人都算计自己，别人都对不起自己，对自己好的地方，没有感觉。我们生活中都能见到这类人，他们的发展往往不如意，即使他们中有些人，其实挺有本事的。

　　虽然发展中国家排放只占总量的少部分，而发达国家占了排放的一大半，因此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多减排责任，但是对于控制地球温升不能超过2度（我不确定这是临界点，这只是技术问题，先假定是吧），他们不能独立完成这个任务。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可以让地球温升超过2度。

　　所以，我的结论是：

　　1）负责任的国家不应避重就轻，也不该玩数字游戏。首先，应该按排放总量来计算，而不是单位GDP排量减少多少。直接说排放总量增加多少和如何增加，增加到哪年达到峰值，这样的数字虽然难看、难听，但是更真诚。国家跟个人一样，诚实最重要，不要害怕面对问题的关键。

　　2）中国的排放总量不能再增加了（如果实在不能减少的话），我们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就可以促使全球温升超过2摄氏度。

　　3）政治家不仅要有中国的眼光，更要有世界的眼光；政治家不仅要看5年以后，更要看50年，100年以后。

　　4）如果我们下了决心要做某事，何惧“三可”，反倒可以利用“三可”督促、推进和帮助我们达到想要实现的目标。

　　5）放弃受害者心态，总以为别人算计自己，坑了自己，对不起自己，从不想别人的好处，这样的人往往个人发展不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国民多有这种心态，我觉得前景不会美妙。

　　读者：joechen78

　　来源：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281?page=2